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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政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起点。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国际权力问题展开。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规范与秩序、国家与体系、外交与决策、利益与实力等都和国际权力直接相关，因此也都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
无论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是在当前的政治现实里，国家间的往来互动一直都广受关注。当历史学家或媒体人士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探讨同一件国际事务时，人们很容易误以为国际关系学者从事与历史学者或新闻评论者相同的工作。事实上，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范畴下的一个独立学科，有其特定的、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国际关系学以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将 国际关系 定义为各种国际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个别重要人物等）之间，在某类国际问题领域（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等），通过某种方式（冲突、合作、放任或逃避等），在实现某些目的或利益（生存、权力、财富和荣誉等）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联系的总和。
国际关系学所研究的社会现象非常广泛，如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结束、军事同盟的成立与解体、外交斡旋的成功与失败、国际规则的执行与违反、军事威慑的效率与失效、国际规范的演变与消失、国家的解体与统一、国际经济的增长与危机、国际金融体制的稳定与失衡……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无法穷尽，所解释的现象也不断出新，因此这一学科的发展前景也是无止境的。
国际关系学既是政治学内部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融合、贯通的产物。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学科的分类逐渐细化。在古代，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之间没有明确分界，因此古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很多。现代科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每门学科的知识积累已经非常深厚，一个人所具备的知识能支撑在一个小领域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已十分不易，要在多个领域创造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变得越来越困难。国际关系专业就是在政治学这个大学科中细化出来的次级学科之一，与其并列的学科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方法等。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深化过程和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促使国际关系自身又发展出许多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专业方向，如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心理学、地区与国别研究、外交学等。其中，发展相对成熟、知识系统性较强的是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Security 和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分别是这两个专业的代表性学术杂志，也是国际关系学科内影响因子很高的学术杂志。
国际关系学者经常引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来讨论问题，因此有人把这一学科与世界史研究混为一谈。国际关系研究与世界史研究分别属于政治学和史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史学研究在于发现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而政治学研究则在于寻找人类政治活动的运行规律。在这一点上，史学家与政治学家有着重大的分歧。一般来讲，史学家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因此人们只能了解历史，借鉴历史经验；而政治学家则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由人构成的社会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规律。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究重在发现历史上国际关系的事实真相，而国际关系研究则多是以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寻求国际社会运行的一般性规律。
例子：
人类有文字的文明已有5000年，然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消除战争这种人类所不喜欢的社会现象。国家间的战争有多种多样，如种族战争、边界战争、宗教战争、独立战争等，不一而足。面对各种各样的战争现象，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的研究有显著的不同。前者注重考察每场具体战争出现前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战争的详细进程、相关社会力量和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历史事件，并在此基础上阐发其历史意义。而后者研究的关注点不是每场战争的细节，而是研究为什么国家间会发生战争，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战争，什么条件下可以结束战争，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战争，等等。国际关系学者从国际体系的结构角度，或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或从决策者个人的角度揭示战争规律，这些解释逐渐发展成为有体系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国际关系学者们会在电视、报纸和新闻杂志上对国际时事发表一些评论，因此国际关系研究还常被人们误解为是国际时事评论。事实上，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时事评论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科学研究，后者是新闻工作。国际关系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类。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政策研究的成果是政策报告。国际时事评论则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它仅是个人或组织对国际事件所表达的看法和立场。理论研究需要依照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用事实论证学术观点，政策研究的目的是要提出实现政府目标的政策建议。这两种研究的目的都是让阅读者接受研究者的观点或建议。而国际时事评论则是表达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不在乎读者能否接受其观点和立场。
例子：
1993年，针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笔者在一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愚昧的偏见与冷战对抗的遗风——驳“中国威胁论”》的评论，目的只是想让读者知道笔者认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文章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
同样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现象，笔者于1995年在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研究报告。
该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从逻辑推理和实力比较两个方面证明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国防战略只是防御性的。其目的就是让中外读者都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政策取向，并接受文中的判断。1992—2007年的15年里，“中国威胁论”从军事威胁论变成经济威胁论，再后来变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的淡化表明中国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这一观点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共识。
跨国界的社会现象是包罗万象的，每一起国际事件背后都会有很多引起国际关系学者兴趣的研究问题。具体的研究问题是无穷无尽的，经过长期研究的积累，国际关系学已形成复杂的专业分类。
目前，国际关系学已经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小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严肃的学者对自己小专业之外的国际事务不轻易发表看法，因为外行人很难做出正确判断。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是终生从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小领域的研究，改变专业方向是极少数现象。
以国别和地区为标准进行研究分工是最为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研究所的组织机构都是按地区和国别划分研究领域的。在中国最常见的分类是：美国和加拿大、俄罗斯和东欧、西欧、亚洲、中东和北非、非洲、拉美。在相同国别或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又分为外交、内政和经济不同领域的研究。
冷战后，以问题类别为标准划分研究领域的做法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许多研究机构开始设立问题研究部门，如军控与裁军、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反恐、国际能源与环保、公共外交等。这些小专业的研究内容也十分丰富，因此每个小专业里还要再划分更为具体的专业方向。例如，国际军控与裁军专业内又分为核问题研究、生化武器问题研究、外空问题研究、小型武器问题研究等；国际政治经济专业分为区域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经济制度研究等；国际组织专业分为政府间组织研究和非政府组织研究；等等。
专业研究分工的细化使得每一个小专业的知识不断拓展，如图1-2所示。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已经发展成为一棵繁茂的大树，有根、干、枝、茎、叶。随着国际关系知识的不断积累，这棵树的根、枝、叶会越来越茂盛。
图1-2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
国际关系学的主干是关于国际权力的研究，国际关系学的枝干包括了国别和地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安全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在这些大的枝干上有小枝，小枝上又有小枝叶，例如美国研究的小枝上有美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枝叶。国际关系学这棵大树越长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棵树的根越来越多，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学早期知识来源是史学、哲学和政治学，之后生出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三条根，再后来又生出了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根。随着计算机的应用普及化，采用量化方法的国际关系研究数量逐渐增多，这也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国际关系学新的养分来源。目前学者们正在试图用大数据的方法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是无限的，但是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三大类，即描述性问题、因果性问题和处方性问题，通常也被称为“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
描述性问题 （descriptive question）研究是把国际关系的真实现象描绘清楚。国际关系是人类的现实生活，人们能够体会得到，但却难以全面真实地看清它。正如大象是客观的，但盲人用手摸后所描绘的大象却与真实的大象差之千里。古人也能看到太阳从大地东面升起从西面落下，但却不知地球是圆的，更不知地球在围着太阳转，而误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由于人们只能部分地感触和观察到国际关系，因此对于国际关系现象的理解基本上都有偏差。这就需要专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通过科学方法观察国际关系现象，然后把真实情况描绘出来。
例子：
冷战的两极格局于1991年底结束，此时人们看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国际格局，有人说是多极格局，有人说是单极格局，有人说是格局过渡期、没有格局。这很类似于盲人摸象。经过专业人员反复观察和检验， 1996年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形状描绘了出来，即一超多强。这个一超多强的格局稳定性很强，到2016年已经持续了25年。虽然目前国际格局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但这个转化过程可能需要5至10年才能完成，两极格局才能正式取代一超多强格局。
因果性问题 （explanatory question）研究是对国际现象的发生、延续、演变、结束的原因给出解释，即回答为什么是这样。人们能够容易地看到事物的表象，却难以看到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世界霸主地位很少能持续超过100年。自20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权力转移的解释已经很多，如实力不均衡发展说、海外过度扩张说、制度创新说、帝国自恋说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缺陷。引发一个国际事件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对一个国际事件做出因果性解释，需要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和检验。
例子：
分离主义是一个普遍现象，冷战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都分裂了，同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分离主义现象。20世纪90年代出现台湾分离主义时，当时最流行的因果解释是，台湾要“独立”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经济水平低于台湾。然而到了90年代末，大陆的经济水平超过了台湾，但台湾的分离主义却更加严重。随之产生的新解释是，大陆没有实行与台湾一样的民主制度。然而法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甚至美国这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内部也有分离主义，加拿大的魁北克和英国的苏格兰甚至举行了全民独立公投。这些事实使政治制度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后经学者们研究发现，台湾分离主义的根源是台湾人的民族认同发生了变化，即台湾绝大多数人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台湾大学民调数据显示，1992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只占总人口的17.6%,2002年升至41.2%,2012年升至54.3%, 2015年再升至59%；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从25.5%降至9.2%，再降至3.6%，后又降至3.3%。这种民族认同说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不仅适用于解释台湾分离主义的发展，而且适用于解释世界各国的分离主义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因果问题是：民族认同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处方性问题 （prescriptive question）研究是就改变某种国际现象提出方法。如果说描述性研究和因果性研究都是发现性的研究，那么处方性研究则是发明性的研究。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都可以涉及处方性问题，但更多的是政策性研究。在现实的国际生活中，国家之间有着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时还会激化成为军事冲突。因此，许多处方性研究都是研究如何化解国家间的冲突，如何促进国家间的合作。解决同一问题的方法有多种，但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效果却是不同的。因此，处方性研究成果的使用效果成为检验研究成果水平的主要标准。
例子：
中国政府于2005年提出了促进“和谐世界”的外交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具备较强的软实力，于是2006年起中国学者开始研究如何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关于如何提高软实力的建议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同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却不尽相同。目前看来，建立孔子学院所产生的效力较小，甚至被西方媒体污蔑成是文化侵略；而对苏丹和缅甸问题进行斡旋并派军队参加国际维和所产生的效力就比较大，改变了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在非洲事务上不负责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