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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混血的边境之王》（以下简称《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是中期拜占庭马其顿王朝统治下形成的一部史诗，也是拜占庭文学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按西方研究者的话来说，这是中世纪欧洲与《罗兰之歌》《熙德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齐名的史诗作品。
据史学家考证，这部史诗最早出现在君士坦丁九世（1042年至1055年在位）统治时期。史诗故事的情节主要发生在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的上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有些故事的地点发生在小亚细亚的布鲁斯山脉和幼发拉底河区域。作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辉煌人物之一的瓦西里（有学者将其翻译成巴西勒、巴兹尔等）一世和瓦西里二世时代，无疑为英雄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氛围。因此，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况。对此，B.巴瑞1923年出版的《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第四章有过介绍。J.M.荷西编辑的《拜占庭帝国》1969年版本的第二部分，其中3，4，11，20，27，28和30章也与此有关。卡尔·克鲁姆巴切尔和弗兰兹·谢拉德的《君士坦丁堡：神圣之城图解》（伦敦：牛津大学1955年版）中的《希腊文学：拜占庭》也给我们最出色地描绘了这些诗歌环境的氛围。
我们知道，拜占庭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战火的洗礼。由于帝国的疆域变化频繁（这是拜占庭帝国的特点），使其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例如，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哥特人开始袭扰帝国边境长达数百年。此外，阿兰人、匈奴人也相继侵入边境，抢劫边境居民。查士丁尼一世（全名为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约483—565），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如“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波斯战争”等，使其疆域第一次扩大到超过200万平方公里，重建罗马帝国的抱负得以实现。然而，在他逝世后，帝国内部政变不断，外敌频繁入侵，拜占庭相继受到斯拉夫人、阿瓦尔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伦巴底人等周边民族的围攻。到了7世纪末，帝国北部的保加利亚人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强国，经常与拜占庭军队发生冲突。这一切使帝国的疆域急剧缩小，在8-9世纪时帝国的面积缩减到只有60多万平方公里。
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混血的边境之王译者前言马其顿王朝（867—1056）是拜占庭历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迈克尔三世（856—867在位）统治后期，驯马奴隶出身的瓦西里（Basil）夺取了皇位，建立了强大的马其顿王朝。瓦西里一世（867—886在位）虽然出身低微，但有超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帝国不仅平定了内乱，而且还在与北方保加利亚以及佩彻涅格人和罗斯人的征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他不仅收复了不久前被阿拉伯人占领的南意大利领土，恢复了对意大利全境的统治，而且与强敌保加利亚王国保持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和平。他死后，经过多次的王位更迭，在公元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初，瓦西里二世（BasilⅡ，963—1025年在位）统治时，不仅成功地镇压了小亚细亚军事贵族的叛乱，而且还吞并了亚美尼亚，妥善地处理了与俄罗斯人、佩彻涅格人和西欧人的关系，并灭亡了保加利亚第一王国，使其成为拜占庭的一个省；在西亚、北非以及东地中海，他也都取得了对阿拉伯人斗争的胜利。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再次恢复了强盛，帝国疆域扩大到13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仅次于查士丁尼时代。“公元1025年的拜占庭明显比公元780年时面积更大、国力更强、更加富有。……经济发达，国泰民安，他们忠诚于马其顿王朝和东正教会各阶层，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这个古老的帝国都已重新获得了活力。”
有些学者也把这个时期称为“复兴与胜利”的时代，是拜占庭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总之，这一时期，是拜占庭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强盛与稳定阶段，社会经济和文化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种现实，导致了拜占庭人此时一种独特的时代情绪的形成。一方面，长期以来，拜占庭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和文明世界的中心，而且也是希腊罗马文化正统延续传承者，骨子里有一种正统宗教情结和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因此，此时帝国疆域的再次扩大和社会重新焕发出的活力，导致了拜占庭人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的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自查士丁尼之后拜占庭帝国长期的内乱外患，遭受外族入侵以及各种各样的边境匪帮、境内歹徒的不断抢掠，人们强烈地厌恶这样动荡的社会现实。拜占庭帝国的再次复兴，也使人民渴望长久生活安定的强烈愿望萌发。这两种情绪叠加在一起，马其顿王朝时期的典型时代情绪就出现了，即希望在政治强人治理下长治久安。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基本就是在马其顿王朝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但这种安定和发展的局面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瓦西里二世的去世被看成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帝国又很快就陷入混乱。在内部，各种势力纷争严酷血腥，帝国皇帝走马灯似的替换；在外部，帝国则承受着东西北三方面的军事压力：在帝国的东方，塞尔柱突厥人向两河地区渗透；在帝国西部，面临来自西欧的诺曼人在意大利的扩张；在帝国的北方，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威胁着巴尔干半岛。尤其是西欧对拜占庭帝国进行的持续二百多年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使得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尤其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时，帝国备受凌辱，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克。西方十字军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帕列奥列格王朝（1261—1453）统治的后期，帝国在与周围强国的艰苦斗争中苟延残喘，直至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千年帝国寿终正寝。
《狄吉尼斯·阿克里特》这部史诗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拜占庭文明独特的文化要素。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这部史诗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到有三种文化要素的存在。
第一种是基督教文化要素。拜占庭帝国（395—1453）即东罗马帝国，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帝制国家。拜占庭人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公元325年5月25日至8月25日，在东罗马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宗教会议（尼西亚宗教会议），确立了拜占庭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即《尼西亚信经》。此后，相继举行了四次宗教大会（在381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451年的查尔西顿宗教会议、553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的教区地位不仅得到确认，而且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成为仅次于罗马的教区。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上，阐释了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拜占庭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以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一派宗教后来发展为东正教，即东方正教（也称希腊正教）。直到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彻底决裂。
从这部史诗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因素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史诗开篇的情节中，就有着对基督教上帝和圣徒的热情讴歌。更重要的是，史诗的作者们极为强调基督教对异邦人或异教徒的教化作用。例如，史诗的前三章就讲到，主人公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的父亲是阿拉伯某个部族的“埃米尔”，本是个狂傲不羁、凶狠残暴的异教徒，是当时罗马人的劲敌和血腥的屠杀者。但就是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却最终皈依了基督教。作品写到，一次，他在率众洗劫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近郊的罗马要塞时，掳走了罗马将军的女儿，并爱上她。女孩的五位哥哥从母亲的信中得知真相，遂赶往叙利亚解救妹妹。通过抽签决定，由最年幼的弟弟君士坦丁与之决斗。埃米尔佯装被打败，坦言自己爱上了那个女孩，请求女孩的兄长们允许其婚事，并以皈依基督教和归顺罗马为条件。最终，埃米尔如愿以偿，改宗换教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表面上看，这里是爱情起了作用，但从后面的情节看，是基督教的教义使他擦亮了眼睛，明辨了是非。由此联想到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亚历山大大帝某一天在梦中受到上帝启示，获得了大战的胜利，从而改信了基督教的传说，两者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作者所宣扬的是上帝教化异教徒的伟力。埃米尔由于皈依了基督教，所以才能婚后与爱妻过着甜美幸福而又安定的生活。不仅自己改变了信仰，而且在他的劝说下（或者说在基督教思想的教化下），同是异教徒的母亲和他的族人们也皈依了基督教，并与之回到罗马接受洗礼。而他们的儿子、混血的边境之王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所建立的各种功勋，也是在他对上帝的坚定信奉中实现的。每当大战前夕，都是上帝赋予他力量和必胜的信念。“荣耀归于你，上帝，一切都是你赐予，你那最高秩序中蕴含的智慧无法言传。”像这样的诗句，在史诗中比比皆是。同样，在诗作中，其他任何“奇迹”，都被看成是顺从了上帝的意愿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极为醒目的。因此，可以说，这部史诗，首先是一部基督教文化的赞歌。
第二种是古代希腊的文化要素。拜占庭文化是在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中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拜占庭文明就是古希腊文明的中世纪化。但与古代希腊文明的中心在雅典不同，中世纪的希腊文明是以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形成的。在这个文明传统中，作为希腊哲学和犹太教混合物的思想在斐洛学说中达到顶点。尤其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普拉提诺与坡菲力的学说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拜占庭文明的特色。不仅在文化学理上，就是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希腊文明也一直影响着拜占庭文化。拜占庭文学（尤其是早期的文学）几乎全部都是用从荷马到悲剧诗使用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帝国的末期。据史料记载，在拜占庭的作家中，至少在受过高级教育作家的写作实践中，古典希腊文学的因素具有支配地位。以《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为例，其中不仅包含着大量的古希腊人的思想意识（如肯定享受生活、主张追求爱情、歌颂英雄冒险精神和业绩等），也具有着大量的希腊神话传说（如赫拉克勒斯的巨大功绩、奥德修斯战胜歌妖塞壬以及冥河使者卡戎等），而且写作手法更是继承了希腊的传统。诚如国外学者所说，《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包括“像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一样的传奇故事、像巴尔拉姆或泰阿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的传记一样的传奇人物传、像约瑟夫斯所讲述的约瑟夫故事一样的《圣经》传奇故事，以及像哈里顿的哈伊莱斯和卡尔霍伊一样的刻画一两个历史人物的小说，这些都是希腊文学中确立起来的或多或少带有历史传奇文学色彩的深厚传统。《狄吉尼斯·阿克里特》的作者很擅长这一传统。他清晰地描写了许多亚历山大传奇的回忆。享有国王在场时也可以直言不讳特权的孤独圣人形象，则得到了巴尔拉姆和阿波罗尼奥斯以及其他许多拜占庭圣徒的印证。至于描述性的章节，他娴熟地从字句上借鉴纯粹冒险小说的写法，例如赫利奥多罗斯和阿基里斯·塔蒂乌斯。亚历山大和其他伟人双重血统的观念是希腊化东方传奇故事常见的描写”
。因此，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他们能够恰当或不完全恰当的提及一些古老的诗人——荷马、悲剧作家、品达以及不知名的抒情诗人，为的是更高雅地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了避免细节上的粗俗，这些作家能够选择迂回的表达以代替直接的叙述。他们会用‘我真诚的朋友’代替‘兄弟’；会用‘闪亮的心灵之剑’取代‘争吵’；会用‘马背上的木椅’取代‘鞍子’。这些作家愿意在诗中点缀适度的谐音、押韵和双关语并求得平衡。最后，也可以说，他们是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去直接表达，而是尽可能地让他们有充分学识的听众了解，他们的论述是跟随着被最好的古代演讲理论家所推崇的道路前进的。”
第三种是东地中海地区（东罗马帝国）的世俗文化要素。从史诗中可以看到，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所生活的地区，是在欧洲东部广袤的地域，包括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乃至保加利亚等地区。这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信仰不同和生活方式也不同的民族，他们处在周边各强大帝国和各种地方势力的长期反复争夺蹂躏中。这必然会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形成注重实际的世俗文化心理。注重世俗生活、关注自己日常生活的状况，渴望凭借个人的作为来成就自己的梦想，就成了拜占庭人，尤其是处在边境地区的拜占庭人的典型心理特征。拜占庭人又总是自诩为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我们知道，古代罗马民族就是个非常注重实际的民族。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拜占庭人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与世俗生活中的实际效用息息相关。例如，当时拜占庭实行的军区制，就造就了很多有权势的军事将领和边境贵族。这些军事将领和边境贵族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这一管辖区内普通百姓的生活质量。若一个军事将领或边境贵族不能带来辖区内的安宁和百姓现实生活的幸福，这个地区统治者的地位就不能巩固。这也导致拜占庭人注重世俗实际的文化心理的强盛。而那些能够带来边疆稳定的有为贵族和军事强人，就会被看成是英雄并受到人们的赞美。这种文化上的继承性也表现在写作上。拜占庭的文学一般不太讨论所谓永恒的全人类的主题，例如上帝与人类之间的联系——如同西欧拉丁文化传统那样，而是把宗教情感与世俗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我们看到，与西欧中世纪史诗（如《贝奥武甫》《熙德之歌》《罗兰之歌》等）不同，表现某些战争中双方的激烈战斗、不同派别之间的严酷政治斗争以及宗教上信教与改宗等一些重大的事件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再是写作的目的，而仅仅成为了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英雄气概的一种手段。换言之，他们的作品一般都以一两个主人公日常生活为主，细致入微地描写他们凭借勇气和自己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为英雄的渴望和事业上满足梦想的过程。为君王服务，为宗教效忠都退居幕后。这一点我们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都可以鲜明地感觉到。
总之，诚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拜占庭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的存在，其中希腊传统、罗马传统和基督教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来源不同的流行文化共存共生。”
可以说，《狄吉尼斯·阿克里特》这部史诗充分地表现了对基督教的歌颂，对希腊文化的喜爱，对东地中海地区当时民众典型心理反映三种要素的完美融合，显示出了鲜明的拜占庭文化特色。
《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深刻地反映了拜占庭帝国9至11世纪的典型生活和矛盾冲突，表现了史诗形成时期拜占庭人（尤其是边境地区人们）的思想主张。
首先，在与异教徒的冲突中，史诗体现了用基督教来统一各个民族，从而使不同民族和解的思想情怀。我们知道，帝国建立之后，边境冲突和拜占庭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拜占庭帝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一部帝国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与外族持续不断的争斗史。例如，在《狄吉尼斯·阿克里特》这部史诗中就曾频繁地提及“barbarian”（异邦人）和“pagan”（异教徒）这两个词。这是两个古老的词汇。在古典希腊时期，希腊人用它指称那些说着外邦人的语言而生活在希腊地域中的人。因此，这两个词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贬义。到了希腊化时代，这两个词又专门指称那些生活在希腊文化区以外，思想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较低的外族人。后来的拜占庭人对“barbarian”这个概念重新诠释，他们以其是否为东正教会的教徒、是否为帝国皇帝的拥护者和同盟者作为最显著的区分标志。换言之，在拜占庭帝国的词汇里，“barbarian”和“pagan”是通用的，指那些非基督教徒，或不受帝国统治和支配的人。这样，贬义就更强了。因此，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多次出现的“barbarian”（异邦人）和“pagan”（异教徒）当指那些与拜占庭帝国不合作的周边各民族和国家的人众。他们不断地袭扰帝国的边境，抢掠拜占庭人的家园。可以说，他们正是帝国边境战争不止的原因。如罗马女孩的母亲写信给自己的五个儿子就说：“异教徒来到家园，处女被掠走他乡。/她已与所爱的人分离，她极度哀伤。”这里的异教徒当指以埃米尔为首的阿拉伯人。而作品中描写的三个强盗，即老费洛帕波斯、凯纳摩斯、爱奥那克斯想抢走尤多希娅，结果被狄吉尼斯打败，于是求助异教徒女王马克西莫帮助。这里所说的异教徒，其实就是那些和帝国作对的歹徒。另外，狄吉尼斯与妻子尤多希娅在边疆生活时，外出时曾救过一位被罗马青年抛弃的异教徒女孩，并帮她找回了那个抛弃她的人，使他们言归于好。这里的异教徒没有指明是何种人，仅指那些做坏事儿的人。这恰恰是拜占庭帝国周边民族众多、屡遭外族侵扰和帝国境内歹徒众多现实的真实反映。史诗的作者这样描写，其实隐含着一个深刻的认识：即这些异邦人或异教徒之所以成为帝国的祸害，说到底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是没有信奉基督教的结果。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帝国采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用基督教思想和对上帝的崇敬来统一人心。在这部史诗中，残暴而凶猛的埃米尔最后之所以能够皈依罗马人，虽然最初的原因是他爱上了罗马将军的女儿，但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思想文化对他所起的作用是更主要的。作品写到：皈依基督教和归顺罗马后，他不仅获得了美好的爱情，过上了不再征伐袭扰的稳定生活，而且在其劝说下，他的母亲和族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并与之一起到罗马接受了洗礼，从此他们的生活也安定美满。在史诗前面的“献诗”和最后的“献辞”中，也都充满着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赞美之情，这是因为上帝保佑和庇护了他们。例如在结尾处，诗歌写到：“耶稣呀，全能的王，万物的造主，拯救高贵的巴西勒，这深受爱戴的子孙/也拯救他那如鲜花一样盛开的美丽配偶，以及一切喜爱生活在东正教信仰下信徒。/当你亲临大地去进行灵魂审判的时候，噢，我的上帝，请把无辜者拯救和保护，/用你的右手去把你的这些温顺羔羊放牧。/我们已经从你那里获得了宝贵的生命，请赐予我们力量，敌人面前受你庇护，/所以，我们将赞美你那纯洁的伟大名字，即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本质归一，坚定不移，永不糊涂，/长久无限，世代永恒地把你虔诚信奉。”这种企图用基督教文化来统一社会、安定边境的思想，代表了当时拜占庭人的基本的主张。
其次，作者也表现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只有在“爱”的引导下和睦相处的思想。这部史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是以两个不同民族的冲突为主要情节的作品，虽然拜占庭帝国长期受到异族人的袭扰，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异常尖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阿拉伯人是拜占庭帝国边疆地区安全的长期隐患，也是对帝国统治的严重威胁。如何处理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是拜占庭帝国统治者面临的主要任务。然而，该史诗并不着眼于两个民族间矛盾冲突的描写，没有渲染罗马人或基督徒与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之间的纷争。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两个不同民族间冲突的描写篇幅较少，而更多表现的则是当时边境地区日常生活（如人与自然的冲突、好人与坏人的冲突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此时虽然罗马人与阿拉伯人的冲突还存在，但毕竟已经处在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瓦西里一世和瓦西里二世等人的文治武功，使得外族对帝国的袭扰和侵犯行为减少，导致此时期民族矛盾的相对缓和。在这种情形下，希望民族和解的心理期待也在增强。因此，史诗虽然也描写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但作者的着重点则放在了两个民族如何和解与相处上。
如何实现两个民族的和谐相处呢？史诗依据基督教的原则，把“爱”作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从作品中可以看到，拜占庭的宗教文化中，对上帝的爱是与人间具体的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异教徒埃米尔之所以能够成为罗马人和皈依基督教，起因是他对罗马少女的爱——就是这个横扫罗马大片地域、凶暴残忍的埃米尔，却跌倒在这个少女的美貌面前。如他母亲所言：“成为自己最坏的敌人，只是为了一个罗马姑娘就把一切搞坏。”但恰恰在这里，作者把埃米尔对少女的爱，转换成了他信奉基督教的契机。而埃米尔的妈妈也是因为对儿子的爱，成了她和族人们改宗皈依基督教的起因。在整部史诗中，可以看到，爱的作用，特别是男女之间爱情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埃米尔的爱情化解了阿拉伯人与罗马人两个敌手之间的相互杀戮，而且巴西勒与罗马将军的女儿尤多希娅之间强烈的爱情，也使帝国内部两种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同样，作者主张真爱，反对假爱，尤其是反对假爱之名的“情欲”。史诗中所描写的那些恶人，无一不是没有真爱只有情欲的人，例如，费洛帕波斯、爱奥那克斯和凯纳摩斯就是只有情欲，没有真爱的人。他们看到了边境之王的妻子尤多希娅非常美丽，就产生了占有的欲望，结果才会受到惩罚。而女匪首马克西莫对边境之王巴西勒产生了强烈的情欲，最终得到的也是恶果。这种爱的思想，在拜占庭文化中也是独具特色的。
再次，史诗表现了拜占庭人崇尚个人主义式英雄的心理和文化中强人崇拜的特点。历经千余年的拜占庭帝国，除少数几个王朝，大多数帝国皇帝都是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几个历史上很有作为的皇帝，如亚历山大大帝、查士丁尼一世、瓦西里一世、瓦西里二世等，都是雄才大略者，决定着帝国的命运和兴衰，成为了人们敬仰的英雄。再者，在拜占庭历史上，帝国皇帝中经常有出身低微者，如瓦西里一世就是个驯马奴隶。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拜占庭人信奉实力，崇尚英雄。“几乎毫无例外，拜占庭的叛乱者们并不想分裂或者推翻帝国，他们只是想把他们的意见和他们所推崇的领导人强加于帝国，实际上所有的拜占庭人对帝国观念和基督教信仰都非常执着。”
因为在当时，有能力、有力量、有才干的人物，才能带来帝国的安宁。这样，一些有才干、有力量的人（哪怕他出身低微）在拜占庭非常受人尊敬。上述的社会心理与古典希腊文化相结合，产生了拜占庭文学中对个人英雄崇拜的特点。
《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也堪称是一部“英雄史诗”，它在很多方面都遵循着《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以及《亚瑟王之死》《罗兰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的同样传统，是民族英雄的赞歌。主人公之一的埃米尔，不仅是一位行动上的勇武者，而且也是信仰上的英雄。他的业绩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征服了大量罗马人的土地。诗中写道：“在贵族中有个富有的埃米尔，集谨慎和最高的勇气在一人身上。”“他率队踏上了赫拉克勒斯的土地，摧毁很多城市，使之如沙漠般荒凉，他劫掳捕获了难以计数的大量生灵，……他没有遇到敌人太强力的抵抗，他挥师前进足迹穿过了从查尔扎尼到卡帕多西亚等广阔地方，势不可挡。”不仅武功超群，在史诗作者看来，他更是思想上的英雄。为了所爱的女人，他可以化敌为友，去追求真正的信仰。而一个人能够抛弃自己原先信奉的宗教，主动改弦易辙，去追求更高的信仰，无疑更是英雄式的作为，是真正的大英雄才能做到的。他的儿子，作品的主人公巴西勒·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更是英雄中的英雄，豪杰中的豪杰。作为一个中世纪拜占庭人理想中的英雄，巴西勒一出生就力大无穷。在接受了父亲的系统训练和严格教育之后，他具备了胆识超人、勇猛异常、敢作敢为等典型的中古英雄特征。他的英雄业绩大约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自一人战胜各种猛兽和妖魔。作品中不仅描写了他12岁时第一次打猎就赤手空拳杀死一窝凶猛的黑熊、撕碎飞奔的雌鹿并劈杀了可怕的狮子。此后，他又只身打败了泉水边要抢走她妻子的长着三个脑袋的恶龙，显示出了与古希腊赫拉克勒斯同样的英雄气概。二是他独自一人在与边境歹徒费洛帕波斯、爱奥那克斯和凯纳摩斯等人的战斗中，凭借自己超凡的勇气和强大的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那些歹徒闻风丧胆、落荒而逃。甚至像马克西莫这样的巨大匪帮，也被他一人打得死伤无数，从此再不敢危害边境。三是他具有自省的巨大勇气：他救下了被罗马青年抛弃的女人，虽然帮助她脱离了苦海，却被欲望驱使，强行与之发生了肉体关系。事后，这种行为使他痛苦难言，渴望悔改，并能够把自己的龌龊行为公之于世。他打败了马克西莫后，再次陷入情欲的泥沼，与之也发生了荒唐的性爱。但他很快就产生了羞耻之心，并最终能够受羞耻心驱使，杀死了她。这种精神上的强盛，在拜占庭人看来，更是一个英雄的可贵品质。正是在他独自一人长期征战，才平定了边境地区，并在幼发拉底河边建立起了人间的乐园，从而带来了边境地区长期的稳定与安宁。这些特征表现出了拜占庭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崇尚英雄的情怀。这部史诗从头至尾洋溢着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
在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上，《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明显受到东西方英雄文化的双重影响：“这一史诗的风格颇接近西方的骑士传奇，如《熙德之歌》《罗兰之歌》，也同阿拉伯世界的传统故事有很明显的渊源关系。在这一传奇故事中，可以找到许多与阿拉伯《天方夜谭》和后来土耳其叙事诗中的情节和人物的联系。”
它以两个主人公（巴西勒的父亲埃米尔和边境之王巴西勒）为中心线索写成的。史诗的前三章主要描写的是埃米尔的抢掠的功绩；他获得美貌罗马女孩的经历；他的婚姻生活以及他劝说母亲和族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以后的几章则以埃米尔的儿子边境之王的成长、爱情、婚礼和猎杀野兽、漫游中诛杀强盗匪徒以及建设地上乐园的经历写成。最后以他和妻子同一天病逝并举行隆重的葬礼结束。这种结构，也完全是是拜占庭文学所特有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作者对个人英雄的歌颂的价值取向。
史诗的主人公巴西勒是拜占庭帝国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一个披着东正教外衣的巨人形象。作品中描写，巴西勒是阿拉伯人和罗马人混血的后代。他的母亲是一位罗马将军的女儿，也是一位基督徒。其父是阿拉伯的一个埃米尔。巴西勒的姓“狄吉尼斯”意为“两个民族的混血儿”，而“阿克里特”也是姓，意为“战士”“边境保护者”。如前所言，在他身上，集中了对基督教的虔诚、对爱情与友谊的炽烈渴望以及勇猛无敌、骄傲任性的性格特点。
据专家考证，史诗中所说的主人公巴西勒的混血特点，与帝国皇帝瓦西里一世的出身相似。有人认为瓦西里一世出生在马其顿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中。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后定居于马其顿，并在马其顿长大。因为在当时的马其顿人口中，有许多亚美尼亚和斯拉夫人。因此还有学者认为瓦西里一世即是亚美尼亚人和马其顿人的混血儿，只不过史诗的传唱者将其换成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儿了。另外，史诗主人公巴西勒的特征和才能与历史上的瓦西里一世也相吻合。瓦西列夫在他的《拜占庭帝国史》中说：瓦西里一世“高身材、大力气、有驯服野马的能力”，和史诗中所描绘的狄吉尼斯“身材健硕挺拔”“力大无比”“英勇过人”“徒步赤手空拳降服野马”等情形一致。同样，也有专家认为，作为拜占庭帝国杰出的军事天才并因其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瓦西里二世更可能是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中的人物巴西勒的艺术创作原型。历史上的瓦西里二世生性刚烈、坚毅果敢，少年时代便热心军事。这与史诗所描写的狄吉尼斯“12岁即坚持与父亲和舅舅同出狩猎，与野兽搏斗”相类似。而瓦西里二世善于奔跑的特长，也与史诗所叙述的主人公巴西勒的“健步如飞”，随手捕杀“奔驰的雌鹿”互为印证。瓦西里二世在1025年偶感伤寒病逝，又与史诗中所说的英雄狩猎后沐浴，患了破伤风，无法医治而死的情形也惊人相似。
对此，我认为，《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主人公的原型，可能有瓦西里一世和瓦西里二世的某些影子，因为作为造就拜占庭帝国再次辉煌的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性格特征不可能不在当时的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史诗的传唱者们将他们的故事加入到史诗中是必然的。但切不可以将此部史诗看成是某些帝王的个人传记（所以，笔者在翻译此部史诗时，将Basil不译成瓦西里，而译成巴西勒，以示区别）。因为史诗形成的时间是漫长的，也是众口相传的产物。在流传的过程中，必定有很多其他人物（包括一些边境将军、帝国重要军事将领和民间英雄等）的事迹加入到塑造的此形象中来。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该史诗流传不仅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这是民间史诗形成的重要特征），同时还有大约百余个这类的阿克里特短套曲被传诵，有很多是在14和15世纪以原稿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的。它们都属于拜占庭文学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诗歌中的世界是阿克里特的世界。就连巴西勒的名字也可能来自于东方边境的某个守卫者，甚至来自某个拜占庭东方边境具有支配权的首领。有专家就指出：在马其顿王朝时期，守卫边境的军队是以帝国皇帝给他们世袭的军事土地作为服务回报的。“这个制度很有效；它促进了兵员的招募，因而使个体的人聚集在帝国周围。……此外，帝国还设置一些小的军事区域叫‘卡里色埃’，目的是去保卫隘口——后来这其中的很多事件成为了史诗的主题。每个隘口（也有一些例外）是由一个希腊的将领或将军做指挥官，这个指挥官既是军事的首领，也是行政官。……他们的职责是日复一日地对付异教徒和歹徒们的小规模冲突。最初，阿克里特仅仅是武装定居农民的首领，保护边境的安宁。然而在瓦西里的时代，他们作为独立的武装力量被组织起来。在一系列的战略要地驻扎，驻地中每一个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巴西勒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就是说，很多当时的边境贵族、军事长官等人的一些事迹，可能都集中到了史诗中的巴西勒身上。“当一部传奇故事围绕着一个主人公发展的时候，歌唱者开始用他们手里所有的材料去撰写关于他的歌曲。每个歌者感到，在自己前任的基础上去进行改进，不仅仅是他的艺术的一部分，而且是他在为自己表演，以至于使歌曲进一步发展和变化，直到有人，也许是他们自己中间的人，或许是抄写员就沿着此思路写一直下去。”
总之，史诗的主人公巴西勒·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是一个集中了当时很多拜占庭英雄，尤其是边境守卫者的事迹创作出来的典型形象。他的一生都在为保卫拜占庭的安全与阿拉伯人或国内各种邪恶者进行着无畏的斗争。史诗围绕巴西勒的身世、生活方式和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的描写，揭示了12世纪小亚细亚地区的诸多矛盾、社会氛围以及民族融合的历史特点，也表现了拜占庭民族英雄的基本风貌。
《狄吉尼斯·阿克里特》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现存较为成型的七个版本，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篇幅章节都差异较大。换言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版本，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在不同的地位并面对不同倾听对象的行吟诗人们所演唱的不同的版本，也是后来被处在不同地位的书吏抄录下来的。巴西勒的故事在当时广泛流传，不同的阶层在传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定会打上各自思想感情的烙印。所以，该史诗的版本的众多，恰好反映了拜占庭帝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故事的不同理解。
现存的七个版本中，有六个希腊文版本（其中五个诗体，一个散文体），还有一个斯拉夫语的版本（这个斯拉夫语的版本诗文合一，俄罗斯文学形成时期在基辅流传）。现将几个不同的版本简介如下：
1．特拉比松（The Trebizond）版本（简称T版本）。由3182行诗组成，分成十卷，开始部分已经遗失，中间有少量缺失。这部手稿被写成文字不早于16世纪，1858年被萨瓦斯·劳尼德斯在特拉比松的苏米拉修道院发现。1875年由C．萨达斯和E.罗格朗在巴黎出版。1887年隆尼德斯在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版。原手稿现已遗失。
2．安德罗斯岛（The Andros）版本（简称A版本）也被称作雅典P.P.卡隆纳罗斯版本。这是写于16世纪的手稿。这个版本由4778行诗句组成，分为十卷。这个版本非常完整，差不多是T版本的复制品，以至于可以用它校对其他的版本。1878年在安德罗斯岛被发现。手稿现藏于希腊雅典国家图书馆。
3．格罗塔弗拉塔（The Grottaffrrata）版本（简称G版本）。由3709行诗句组成，被分为八卷；除了第六卷有缺损（有一页被撕掉了），基本完整。这个手稿大约写在14世纪。这个版本1892年被E.罗格朗公司在巴黎出版。哈佛大学的赫尔教授把此本翻译成了英文，并成为欧美文学界研究和学习的范本。
4．牛津（The Oxford）版本（简称O版本）。这是一个由3094行诗句组成的、分为十卷的押韵版本。手稿上有希俄斯岛上的僧侣书吏伊格内修斯·皮特丽泽的署名，他在1670年11月25日完成的时候还在手稿上签了日期。此手稿现藏牛津大学林肯学院。
5．埃斯科里亚（The Escorial）版本（简称E版本）。这是个不完整的本子，仅仅由1867行诗句组成。它的语言与民歌语言有点相类似，但故事混乱和无头绪。诗行有时很短，有时长的像散文的句子。它看起来像是一位老人口述的记录稿。这个手稿被卡尔·克鲁姆巴策尔在1904年发现，1912年由D.C.海思林出版，现藏在马德里的埃斯科里亚图书馆。
6．散文（The Prose）版本（简称P版本）。共十卷。这个版本其实不过是安德罗斯岛手稿的散文版。它在1632年被希尔斯岛的梅罗提奥斯记录下来。1898年在安德罗斯岛被D.帕斯查理斯发现，1928年被印刷出版。现藏在塞萨洛尼基大学民俗学系图书馆。
7．斯拉夫（The Slavic）版本（简称S版本）。这是M.斯佩兰斯基在1922年从两个18世纪的手稿和18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引证的材料组合成的一个版本。两个18世纪的手稿用斯拉夫语被写于13世纪。卡拉姆津所引证的手稿被焚毁于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这是个不完整的版本。这个版本在1922年由斯佩兰斯基出版，1935年被巴斯卡翻译成法文，1941年由彼得·卡隆纳罗斯翻译成现代希腊文。
国外研究拜占庭的学者们认为，可能还曾存在过其他的版本，至少在18世纪还有人见过另外的版本。例如，有文献记载，那时有一个名叫凯撒·达芬特的斯僧侣就报告说他在阿拓奥斯圣山的修道院看到过两个抄本。此外，历史上还有大量的类似巴西勒事迹和功业的歌谣。有人认为，这些歌谣可能是不同史诗版本的来源材料。
本次汉语翻译，我主要采用的是格罗塔弗拉塔的版本，故事情节与G版本大体相同，只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必要的订正。同样，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将它翻译成了相对整齐的汉语诗句形式，并加上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我愿此译本能为中国读者初步了解拜占庭文学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