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朱虹，天津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教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92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社科院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外文所研究员。有专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说艺术》，评论集《英美文学散论》等出版。
比起《呼啸山庄》的辉煌和《简·爱》的激情，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显得平淡，但实际上安尼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不仅创造性地利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在其中蕴涵了自己最深层的感情体验，是极有深度、极有感染力的女性小说。
安妮·勃朗特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生于1820年，1849年还不到30岁时便离开人间，葬在海边的斯卡伯勒。
在三个姐妹中，安妮常常被人们忽视，或只是作为她的两个更有名的姐姐的一个陪衬，只有50年代以来才开始受到重视，英美陆续出版了她的传记和专门研究。
比起《呼啸山庄》的辉煌和《简·爱》的激情，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显得平淡，似乎只不过是作者自己短短的一生的写照。实际上安妮在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里不仅创造性地利用了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还在其中蕴涵了自己最深层的感情体验。《阿格尼丝·格雷》是极有深度、极有感染力的女性小说。
安妮是勃朗特家族那六个天才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出生后不到两年母亲便去世了。姐姐们相伴相随地去了专门接纳穷牧师的女儿的慈善学校。小安妮留在家里与姨妈做伴，而姨妈是个宗教狂。安妮从小就是个内向的孩子，后来她的姐姐夏绿蒂在给两个妹妹作的“生平小记”中说安尼生性“敏感、矜持而忧郁”。安妮16岁那年一度与夏绿蒂相伴就读于鹿头学校。但不足一年便离校去做了家庭女教师。这是当时受过教育的贫穷少女唯一的出路。安妮在三个姐妹中当家庭女教师的时间最长，受的苦也最多。从1841年到1845年间，她在罗宾逊一家任教，她的哥哥勃兰威尔于1843年也到该家任家庭教师。正是他的到来以及他与女主人的感情纠葛引起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解雇，名誉扫地，酗酒，堕落，死亡。所有这一切都给年轻的安妮留下痛苦的记忆，并成为她日后创作的材料。《阿格尼丝·格雷》描写了家庭女教师的苦处：傲慢的主人，娇纵的孩子，势利眼的仆人……使得初次涉世的少女备受屈辱，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根据作者自己任家庭教师的痛苦经验写成的。安妮的第二部小说《怀尔德菲庄园的房客》几乎是英国小说中最早描写男性的酗酒、暴力与堕落的大胆试验，在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下，出版后舆论界颇有微词。而显然，安妮之所以能写出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罪孽场面，是跟她目睹哥哥的堕落分不开的。
《阿格尼丝·格雷》的意义远不限于描写家庭女教师的遭遇。安妮的这部处女作完成于1846年。1846年4月，夏绿蒂给出版者写信通报三部小说即将问世，指的就是她自己的《教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阿格尼丝·格雷》，像许多当时的小说一样，是通过女主人来叙述的，特别适于表达女性的内心世界。一般评论往往只注意到作为家庭女教师的阿格尼丝，而忽略作为女儿的阿格尼丝。其实在这部小说中，我们首先是通过作为女儿的阿格尼丝的眼睛，看到作为一家之长的格雷先生的无能与刚愎自用，以及他为全家招来的灾难。这个问题在许多当时和稍早些时候的小说里都有所表现。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劝导》等都诉说着那些没有见识、没有本事的父亲们为女儿们带来的灾难。《阿格尼丝·格雷》的整个故事布局就是建立在老格雷先生的糊涂无能上。故事一开始就表明，是这位不负责任的家长的盲目投资把全家拖到赤贫的边缘。拯救家运的使命则落在理应被他保护的格雷太太身上，这个当初为爱情牺牲一切而已人过中年的女人现在不得不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小女儿阿格尼丝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出外谋生的。安妮·勃朗特本人在这里好像是不露声色地对女性所做的牺牲的价值提出质疑。我们要知道，当年勃朗特太太就是丢下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下嫁穷牧师勃朗特先生的，并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为他生下六个孩子后死在荒凉的约克郡的山村。不仅如此，在活下来的四个子女当中，唯有儿子勃朗威尔是父亲的宠儿，全家的资源都倾注于他的艺术教育上。结果他一事无成，而女儿夏绿蒂、艾米莉和小妹妹安妮则不得不为生活而四处奔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格尼丝·格雷的故事中，只有在老格雷先生这个绊脚石去世之后，格雷太太才终于有声有色地办起女子学校来。作者似乎把自己和姐妹们长期以来所怀抱的办学理想凝聚在小说的光明结尾中，而这个光明结尾必须扫除“家长”的障碍才得以实现。这样的描写当然不是偶然的，其中显然有作者自己心声的流露。应该说《阿格尼丝·格雷》绝不是一般地利用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这其中还有她作为女儿在孤独压抑的家庭生活中对当时传统家庭的观察和抨击，在平易的叙述中蕴涵了女性主义的朦胧意识。
《阿格尼丝·格雷》描写了同名女主人公离家到富人家里当家庭女教师的故事。这里自然有作者对暴发的、缺乏教养的富人们的观察，有对儿童德育问题的思考，还通过一个轻浮少女的悲剧表明，金钱与权贵结合的婚姻实际上是以牺牲女性的幸福为代价的。但《阿格尼丝·格雷》不仅是在述说一个单纯善良的少女在粗俗而又冷酷的环境里苦苦挣扎，阿格尼丝的生活里还有一线光明，那就是她对当时的牧师韦斯顿先生默默的恋情。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孩子是不便于主动表达感情的：对于她们来说，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男士向她们求婚，而别无其他。她们的手脚被社会对女性行为的规范捆得紧紧的。这种困惑触及女性内心最神圣的秘密，就连自己也不愿对自己承认。我们在当时的许多作品中都看到了对这类情况的侧面描写，正因为它是一种难以启口的心声，一个没有名字的问题，所以也少有正面描写。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班纳特发现自己判断错误、出于偏见而盲目地拒绝了达西先生的求婚，可是事到如今，她只有暗中懊悔，却一筹莫展。一反她一贯的聪明伶俐，伊丽莎白现在也只能默默地等。一般认为，《傲慢与偏见》的结尾比较乏味，就是因为伊丽莎白变成了一个被动的角色。最后，当达西再次求婚时，她赶快抓住机会，匆匆接受了达西的求婚，故事也就结束了。凭她的伶牙俐齿，伊丽莎白接受求婚时竟没有得到任何施展口才的机会，而只是由作者匆匆交代的。至于伊丽莎白的姐姐吉英，那就更退了一步：在被彬格莱先生冷淡疏远之后，她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的痛苦失望，连连表白自己没有动心。可是一旦彬格莱前来求婚，吉英立刻答应了。这类描写在当时的小说比比皆是。或许可以称它为“等待的艺术”。它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完整，而且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妇女行为规范与文化氛围的压力下，这些默默苦等的女孩子不敢正视自己的心。于是，人物的困惑变成了作者的困惑。于是，女性的那种没有名字的痛苦在作家笔下只有戏法式的解决方式。因此哪怕在像奥斯丁这样第一流的作家笔下，也会出现这类令人尴尬的叙述空白。
大作家大手笔没有解决的艺术难题，恬静矜持的安妮·勃朗特竟然做到了。在默里一家做家庭教师的苦闷日子里，阿格尼丝·格雷爱上了好心而又有教养的乡村牧师韦斯顿先生是必然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阿格尼丝没有爱的权利，更何况她侍奉的那位阔小姐罗莎丽还正在拿着那个年轻人作感情游戏呢。阿格尼丝的内心矛盾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作为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女主人公，她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就没打算隐瞒任何事情，以便那些喜欢这本书的人得以仔细地看一看一个同类的心灵”。她又说，“但是，有些想法尽管可以让天上的安琪儿们知晓，却不能向世人公开……”其实，在她这样说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灵敞开给世人了。她这部自述实际上就是她的痛苦而曲折的感情历程。阿格尼丝不断地向读者表明心迹，承认她现在变得注意服饰，喜欢照镜子，“尽管端详的结果从来没有给我带来安慰”。阿格尼丝虽然在默里一家身居末位，听人使唤，但她的思想感情却海阔天空：她写诗，她幻想，她忧伤。甚至她从小接受的宗教熏陶也融入了自己隐秘的恋情。当默里小姐声称自己的“箭”已经“射穿了他的心”时，可怜的阿格尼丝的心发抖了，她的内心在呼唤：“上帝呀，制止这个灾难吧”。她想起了《圣经》里那个只有一只羊的穷人和有成千只羊的富人的故事。后来，父亲去世，阿格尼丝回家奔丧，但她不得不承认，心里挂着的还是韦斯顿先生。每次有人敲门，或者有信件到来，阿格尼丝总难免要失望，哪怕是姐姐的来信，因为没有等到她期待的音信。过后，她又自责：“难道事情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由于信不是那个关系相对疏远的人写来的，竟会致使我在收到我唯一的姐姐的来信时也会感到失望吗？”阿格尼丝不断地自我剖析自我表白，让我们看到一个少女的心灵与妇女行为规范作挣扎的轨迹和对幸福爱情的向往，让我们看到那“等待”的“艺术”的心理内涵。正因如此，《阿格尼丝·格雷》虽然也以幸福的婚姻结束，但它不是浪漫故事，而是具有丰富的心理深度与大胆自我暴露的女性小说。
可喜的是，我们的文艺界也开始注意安妮·勃朗特的《阿格尼丝·格雷》，近几年来陆续出版了几个译本，如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本和1994年南京译林出版社的译本。希望读者自己去寻找该小说中隐含的教益和宝藏。但愿读者宽容而温情地对待这个“默默无闻的人叙述的陈年旧事”，因为作者安妮·勃朗特和她的人物阿格尼丝·格雷有时好像重叠起来，“把对最亲密的友人都不愿披露的事忠实地展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