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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虹，天津人，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教授。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文学研究。1992年担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客座教授。历任中国社科院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外文所研究员。有专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卷，合作），评论集《英美文学散论》等出版。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双城记》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关于革命暴力的描写。那些放火呀、磨刀呀、流血呀、围攻呀等狂暴场面都是作者借着法国大革命的题材对革命暴力的概括，并明显地影射英国的现实。
《双城记》的故事显然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其一是马奈特医生一家的故事。正直的法国医生马奈特受专横的贵族圣爱弗雷蒙侯爵兄弟二人的迫害，被秘密囚禁在巴士底狱，一关就是十八年。十八年后，他被英国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贾维斯·罗立先生营救出狱，与未曾见过面的女儿露西团聚，定居在英国。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他们一家在巴黎陷入革命的旋涡，境况十分危险，幸而有友人悉尼·卡顿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使他们虎口脱险。
其二是以在巴黎圣安东区开小酒店的德法治夫妇为中心，描写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与暴力场面。
《双城记》故事的第一个方面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十八年的囚禁生活摧毁了马奈特医生的健康，破坏了他的记忆。出狱后，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在女儿的护理下，他身心复原，重新开业行医。法国移民达奈先生与露西相爱、结婚，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组成他们这个和美的家庭的还有露西的老保姆普罗斯小姐，她表面上凶悍，实际上对马奈特一家一片忠心。当初营救马奈特医生的罗立先生，伦敦泰尔逊银行的经理，也是这个爱的世界的一员。他口口声声自称是买卖人，好像他只懂得金钱交易，实际上他是一副热心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怀、帮助马奈特父女。在这个世界里，爱的最高体现者是悉尼·卡顿。这个聪明绝顶而又玩世不恭的青年，狄更斯笔下的“多余人”形象，酗酒放纵，生活没有目的，无望地爱着露西。他与露西的丈夫达奈身材相貌酷似，后来巴黎的革命法庭判处达奈死刑，卡顿就利用这种相似巧妙地做了达奈的替身，死在断头台上，终于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意义。全书结束在一种神圣的爱的基调上。
《双城记》的第二个方面是一个充满恨的世界，充满了愤怒、疯狂、恐怖、暴力和复仇。狄更斯本人对法国大革命没有了解，也不掌握历史材料。众所周知，小说中关于大革命的描写，是根据托马斯·卡莱尔所著《法国革命》一书所做的记载。小说有关巴黎的描写都突出了一个观念——复仇。狄更斯自始至终用殷红的血色渲染主题。小说开头，在革命摇篮圣安东区的街道上，洒了一桶红酒。书中写道，人们俯身去喝酒，脸上、手上都染上了红色，一个兄弟还用手指蘸着酒在墙上写下了一个血红的大字“血”，显然在暗示复仇与流血。圣爱弗雷蒙侯爵从巴黎回到乡下，他的马车在路上压死了一个婴儿，这时夕阳照在他的身上，使他全身浸在血色中，既暗示了贵族阶级的嗜血本性，也预示着他将要为他的罪孽付出血的代价。火，也是红色的。乡下老百姓在忍无可忍之下放了一把火把侯爵府烧了，这时作者写道，不仅火苗是红的，连扇起火苗的风也是“火红”的。那一夜的大火是革命暴力的起点。接着，是在泰尔逊银行巴黎分行的庭院里磨刀的场面。在火光下，一群人像魔鬼一样，争先恐后地在磨刀石上磨他们的滴着鲜血的刀子，磨好后又奔回监狱里屠杀。这个场面充满恐怖与荒诞，侧面反映了1792年9月对监狱的清洗。复仇的最高象征是断头台，铡刀下面的一片土地浸透了无数人的鲜血……最后，好像是由于命运的循环，复仇女神式的人物德法治太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在《双城记》中，到处是殷红的血色，突出了复仇的主题。作者在这里只是在一个平面上重复着同一观念，好像在钢琴上连续弹着同一个键子，——酒、风、火、血，都是同一片充满杀气的红色，这种描写没有渐进，没有变化，有时甚至显得做作、夸张。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是在最后，在德法治太太死的那一场。马奈特一家刚刚逃离巴黎，德法治太太就追上来了。与小说开头时洒满地的酒遥相呼应，房间的地板上洒了一片水，德法治太太的两只脚“踏过多少血泊，终于与那片水相遇”。她与守护空房的普罗斯小姐交锋，这个革命风暴中的干将最后败在普罗斯小姐手下，倒在地上的一片血水中。就这样，流血与复仇终于返回到复仇者身上。正如狄更斯在描写德法治太太与普罗斯小姐的搏斗时所说的，爱的力量总能战胜恨的力量。对泛滥全书的仇与恨，狄更斯就这样给予“解决”。悉尼·卡顿的死是爱的最终胜利，普罗斯小姐的搏斗，只是一次小小的预演。
《双城记》中的人物形象也都服从于全书所突出的爱与恨两个概念的交锋。狄更斯对处在暴力中心的德法治夫妇的描写，完全体现他本人关于革命暴力的观念。若与狄更斯对伦敦下层平民的那些有声有色的描写相比较，便可以看出，狄更斯在这里好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描写巴黎的革命群众和乡下的农民。他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不掌握他们的语言，只能让他们阴沉沉地闪来闪去，使他们成为酝酿复仇这样一个抽象概念的化身。对贵族阶级的描写也是如此。在狄更斯笔下，圣爱弗雷蒙侯爵是反动腐朽的贵族阶级的代表：他强奸民女，害人致死，又秘密囚禁知情的马奈特医生以灭口。然而这些也是以最一般化的、概念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圣爱弗雷蒙侯爵在大路上压死了农民的孩子，因此招致自己被杀。这种描写符合我们对贵族的概念，但这个情节的主要功能无非是为推动故事的发展：侯爵被杀，达奈成了继承人，这就引出达奈赶回巴黎等一系列事件，直到最后的高潮。比起狄更斯那些最成功的作品的丰富性，这些情节只能说是机械的编排，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法国贵族，如同对于法国农民一样，狄更斯在描写时似乎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只能诉诸平面上的比喻。在具体描写中他把圣爱弗雷蒙及其阶级比作石像，在圣爱弗雷蒙侯爵被杀的前后，他反复在石像上做文章，其实是在那里简单地重复一个笼统的比喻，通过石像不过表明一个简单的概念，即贵族阶级都是铁石心肠，而传达不出对这个阶级、这个人物的进一步的理解，就像他对革命的巴黎群众只能用一个红色来渲染一样。
《双城记》的故事可谓剪裁得干净，可是它的描写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深度，难免流于干瘪。
攻下巴士底狱在全书中是个高潮，狄更斯赋予这个行动以重大的意义。可是即使如此，狄更斯也好像束手无策，只能用粗线条勾勒出一个很容易想象得出来的场面：怒潮般一拥而上的人群、疯狂的情绪……狄更斯的想象力和语言是那么丰富，好像取之不尽，而在这里却是那么贫乏——他只能在那里数点人们使用的工具！在那里计算时间“三小时！”“四小时！”。只有在攻下巴士底狱之后，德法治去北塔一○五号搜索，作者笔下才有些生气。但话又说回来，即使这样一段比较生动的描写，归根结底也是服从于故事发展的需要。作者并不正面说明德法治发现马奈特医生的秘信的具体情节，而把这一重要发现当作最后的一张王牌摊出来。这样的处理只顾追求意想不到的效果，却大大地减弱了这部分内容的思想意义，而把它降为情节剧中的一个环节。
《双城记》两个方面的内容，如前所述，一个表现恨与复仇，一个表现爱与牺牲。表现恨者，往往堕入歇斯底里，在描写革命暴力时对革命的群众和革命的敌人都缺乏了解。表现爱者，以悉尼·卡顿为中心，则又堕入甜腻腻的感伤主义。像悉尼·卡顿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爬不上去、愤世嫉俗而又玩世不恭的有头脑的青年，英国土壤上产生的多余的人，本是个有典型意义、有潜力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放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上，如果放开手脚，简直大有可为。可是作者拘泥于他的故事框框，把悉尼·卡顿拴在露西·马奈特的围裙上。卡顿对露西那样崇拜，态度那样谦卑，而露西的形象不过是狄更斯小说中那种理想化的“安琪尔”加“洋娃娃”式的女主人公的再版。这样，也就使卡顿失去他原来的思想面貌。如像卡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露西表白感情的那段话，语言是多么矫揉造作！根本原因就在于，那根本不是悉尼·卡顿的语言，不符合他的思想特点，而完全是狄更斯笔下挤出来的。特别是悉尼·卡顿最后上断头台的一段独白，作者企图把它拔高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实际上是夸张的、虚饰的，是典型的悲喜情节剧中的语言和情调。顺便可以指出，这也是为什么《双城记》很适于改编成以悉尼·卡顿为中心的传奇性的情节剧，由浪漫风格的演员大显身手。
以《双城记》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对小说的欣赏是不能离开语言艺术只看情节的。描写法国大革命这类重大题材固然可嘉，可是作品的成就如何，终究还是要看作品中艺术创造的实际内容，而这实际内容总是跟语言艺术分不开的。
当然以上一切并不是说，《双城记》就一无是处。从纵的方面看，《双城记》在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是比较弱的一环，但从横的方面看，《双城记》在英国19世纪反映社会矛盾的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从今天的角度看来，《双城记》中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关于革命暴力的描写。那些放火呀、磨刀呀、流血呀、围攻呀等狂暴场面都是作者借着法国大革命的题材对革命暴力的概括，并明显地影射英国的现实。小说一开头，就把英国与法国做了一系列的对比，寓意是明显的。
法国大革命这场震撼欧洲的历史事件，曾在法国的近邻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反动统治阶级惧怕它，受压迫的人民欢迎它。这场革命对当时的浪漫派诗人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在当时的英国，法国大革命，对于无论是反对它的人，还是支持它的人，都是颠倒乾坤、震撼天地的巨大爆发，对统治阶级尤其是世界末日的象征。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加之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经济萧条和保守党人奉行的反动政策，整个形势更加紧张无比。当时一位作家金斯莱在他的反映工人状况的小说《阿尔顿·洛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社会上到处是暴民，“破坏机器者、饥饿的暴民、农业暴乱分子……”。这重重矛盾使得社会气氛非常不安；对于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的一代人来说，好像那场浩劫马上就要在英国重演。世纪之初有位英国人亚瑟·扬曾著有《一七八九至一七九○法国游记》一书，记述了大革命期间的种种暴行，后来在世纪中叶的英国，就有人著文指出，该书中记载的种种，“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和国家”，并预言，英国的“改革”，“转眼就会成为一场革命”。
这种以为社会矛盾到了一触即发、法国大革命会在英国重演的意识在《双城记》中有充分的反映。狄更斯在他的许多小说里多次暗示，如若照老样子下去，那么威胁社会生存本身的一场爆发终归不可避免。在《小多丽特》中，集中了许多罪恶与黑暗勾当的那幢房子突然倒塌，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在《荒凉山庄》中，象征了统治机器的腐朽昏庸的那家废旧物商店“自发”燃烧……这都是罪恶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必定灭亡的隐喻。《艰难时世》关于工人状况的描写表明，工人的状况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还记得，在《老古玩店》中，一个魁梧的司炉工人呆呆地望着火光，传达出一种力的感觉。相比之下，《荒凉山庄》中整个工业区的一片火光就进一步包含着一种威胁，而到了《双城记》，那远远望去的火光却变成了吞没一切的熊熊大火、席卷大地的革命旋风。如果说，在上述几种作品中，狄更斯即已通过形象对统治阶级提出多次警告，那么《双城记》则更加充满尖锐的危机感，它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场面，具体而形象地预示了英国社会的前景，向剥削、统治阶级指出，像小说中的圣爱弗雷蒙侯爵一样，他们播下的种子也只能结成同样的苦果。这是向剥削、统治阶级发出的一个严重警告。
但这警告也是双重的，既是对准剥削、统治阶级，同时也是对革命人民的一个警告。《双城记》着力渲染革命的恐怖和无辜者的牺牲，好像革命的暴力一旦发动起来，本身便成为目的，好像革命要求每天给断头台供给足够的祭品，甚至起来革命的受压迫者本身也不能幸免，如小说最后暗示，献身革命的德法治夫妇最后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按照《双城记》中的描写，似乎暴力一旦得逞，就会失去控制，使革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双城记》也是对革命人民的警告，提醒他们暴力本身的逻辑会把他们与压迫者一起推向毁灭、同归于尽。
《双城记》所包含的警告的双重性质，很典型地暴露了像狄更斯这样的资产阶级作家在思想上的矛盾。有的同志指出，狄更斯在这里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这样说，自然没有错，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
当时的一批反映工人状况和劳资矛盾的小说，如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南与北》，夏绿蒂·勃朗特的《雪尔莉》等，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成就，但仍难免这方面的弊病。狄更斯本人的《艰难时世》也不例外。这些小说有时在结尾描写劳资“和解”，这种“和解”可以采取不同方式，或是个人之间的感情沟通，如《玛丽·巴顿》；或是通过资方开办福利事业，如《南与北》。如果这叫作“克服”矛盾的话，那也不过是纸面上的“克服”，现实中的矛盾依然如故。
文学史上一些大家在接触社会问题时总是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回避矛盾。如莎士比亚早期历史剧《亨利六世》三部曲中反映了英国历史上的一次农民起义——杰克·凯德领导的农民起义。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在封建诸侯的战乱中不堪其苦，在凯德的领导下起来暴动，杀向贵族老爷，痛快淋漓。可是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民起义没有纲领，没有出路，最后惨遭镇压是必然的，何况农民领袖本身也有很多局限性……也可以说莎士比亚在这里陷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但显而易见，这矛盾是社会历史条件本身造成的，丝毫不削弱作品中反映出的农民造反的那些生龙活虎的场面所给人们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同样，在《双城记》中，狄更斯写出了社会危机的逼近，他看不出出路，拿不出什么药方，就宁可把矛盾留在那里。如果说悉尼·卡顿的爱与牺牲是“解决”的话，那也纯属无聊的空想，是小说中最弱的部分。重要的是狄更斯把问题提出来了。《双城记》中那用火与血的颜色染红的暴力场面对于剥削、统治阶级来说是个严重警告，使他们胆战心惊。这是《双城记》不可磨灭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