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型和开放型婚姻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郑晓园

作者介绍

郑晓园， 1987 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3 年毕业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主修英语教学。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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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与偏见》关于婚姻关系的描写分成两条线：一条线是关于保守型、被动型的婚姻观念的描写，以吉英和夏绿蒂为代表。其中，吉英是作者所肯定和赞赏的，对夏绿蒂作者则有微讽和善嘲。另一条线是关于开放型、自主型的婚姻观念的描写，以伊丽莎白和丽迪雅为代表。其中，伊丽莎白是作者理想的典型，丽迪雅则是作者贬斥的对象。对小说中人物的婚姻态度或褒或贬，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化。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描写的是英国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贵族地主青年宁静的乡村生活，其主线是几个贵族地主男女的婚姻。小说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舞会、家宴、玩牌、喝茶、散步、闲谈及男女婚嫁，表现了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心态。看起来，宁静、舒适、悠闲的乡村生活如世外桃源，然而，当时英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正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着“桃源中人”，激荡着他们貌似平静的思想深层。

英国1688年不彻底的资产阶级“光荣革命”，虽然确立了资产阶级对王权的胜利，但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具体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18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是近代科学革命和社会生产有效结合的结果，这使社会的物质生产形式和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结构也随之重建。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开始形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得以奠定，社会文化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突变。这种文化突变的影响，不仅在物质层面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而且在社会心理层面（价值取向、价值评价及道德观念）都已深入乡村贵族地主的生活中。简·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中借男女主人公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对话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达西说：“一般说来，乡下人可以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就很少，因为在乡下，你四周围的人都非常不开通，非常单调。”伊丽莎白回答：“可是人们本身的变化很多，他们身上永远有新的东西值得你去注意。”（王科一译，《傲慢与偏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引文皆引自此版本）婚姻观念是最能直接表现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心态和深层心理的。在《傲慢与偏见》里，作者正是通过不同青年的不同婚姻观念和行为来反映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贵族地主青年思想的变化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吉英和夏绿蒂是没落的南方贵族地主的后代，她们没有财产。虽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教养，但是要维持她们的社会地位和悠闲的生活，出路只有一条：嫁个有财产的丈夫，最好是有地位的。对她们来说，婚姻首先应考虑的是社会和经济地位，而不是情感需要。她们选中的对象，彬格莱先生和柯林斯牧师符合了她们的这一需要，这在夏绿蒂身上表现得更加露骨。柯林斯牧师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同时又将继承班纳特先生年近两千镑的地产，另一方面又因贵族夫人咖苔琳的庇护、提拔而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有房子，有较好的经济收入，又能进入贵族地主的客厅、牌桌和餐厅，这一切都是夏绿蒂所期望的。虽然柯林斯的极端庸俗和卑鄙是有教养的夏绿蒂所不能承受的，但是为了“给自己安排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第87页），夏绿蒂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柯林斯求婚这一机会，并甘之如饴地享受着婚后舒适悠闲的家庭生活。虽然，夏绿蒂的家庭生活是“一定不把柯林斯放在心上”，“只要不想起柯林斯先生，便真正有了一种非常舒适的气氛”。夏绿蒂的婚姻态度反映了当时贵族地主的保守面，但她不掩饰自己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双重心态，一方面作为家庭主妇，对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十分满意，另一方面对格格不入的丈夫表示了嫌弃。简·奥斯丁通过伊丽莎白和夏绿蒂对待柯林斯求婚的不同态度，批评了夏绿蒂。伊丽莎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柯林斯，因为“柯林斯不能使自己幸福”。夏绿蒂则十分坦白地回答伊丽莎白，“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论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了婚，也能够获得幸福，并不下于一般人结婚时所夸耀的那种幸福。”简·奥斯丁借伊丽莎白的口指责了夏绿蒂的这种庸俗保守的婚姻观：“她竟会完全不顾高尚的情操，来屈就一些世俗的利益。夏绿蒂竟做了柯林斯的妻子，这真是天下最丢人的事！”

对吉英的婚姻问题，简·奥斯丁同样是借伊丽莎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吉英的教养、风度很好，和彬格莱先生很般配，彼此又很有感情，彬格莱先生的社会地位和财产正是吉英的婚姻所必需的。他们是伊丽莎白希望成功的一对。但是达西却因吉英家门户的低微，有一些被贵族地主看来不体面的资产阶级亲戚——律师、商人，母亲和三个妹妹的言行举止不成体统，有失身份，而极力要拆散吉英和彬格莱先生。为此，伊丽莎白对达西的态度和做法极为愤怒，最后伊丽莎白以自己的教养、风度、智慧和知识征服了达西贵族地主的傲慢、偏见，不仅重新撮合了吉英和彬格莱的婚姻，伊丽莎白和达西也克服了门户的障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表明当时社会由于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社会文化的深层，连远离喧嚣城市的宁静乡村贵族地主青年在婚姻问题上也将情感相投作为择偶的重要条件，超越了门第和财产所形成的世俗鸿沟。贵族地主青年婚姻观念的变化正反映了社会文化深层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社会文化最深层最稳定的部分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突变、重建过程的冲击下也开始变化、激荡。这种变化、激荡同时也伴随着旧文化传统积淀的重新泛起，在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矛盾、妥协的心态。这种情况更多地体现在伊丽莎白和丽迪雅的婚姻态度和婚姻心理中。

丽迪雅在择偶婚姻问题上唯自己的情感好恶而定，而且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她最后选择了与没有财产没有地位的韦翰私奔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爱，实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向往。虽然丽迪雅和韦翰结婚既缺钱又无地位，但她并不后悔。她对伊丽莎白说：“要是你爱达西先生抵得上我爱韦翰的一半，那你一定会非常幸福。”丽迪雅的言行举止在贵族地主绅士的眼里是极不成体统、有失家庭面子的。伊丽莎白也为此感到丢脸：“伊丽莎白觉得她家里人好像是约定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尽量出丑。”丽迪雅与韦翰结婚后，她的家庭对他们仍然相当冷淡，仍然看不起他们。然而，正是这个既无财产地位又无品行的韦翰，达西妹妹也喜欢过他，曾想和他私奔。伊丽莎白也曾钟情于他，曾经“满脑子是他的形象”，“一心盼着跟他跳舞”，为了取悦于韦翰，“穿着打扮格外用心”。三个不同类型的小姐都曾爱上过韦翰，这意味着贵族地主小姐在婚姻问题上已经把自己情感上的需要放在重要的地位。

如果说丽迪雅是公开将自己的情感需要作为择偶的首要条件，冲破了贵族地主关于礼仪、言行举止的种种束缚，而受到贵族地主社交圈的鄙视，那么伊丽莎白在婚姻观上的表现则是简·奥斯丁所推崇的理想模式。伊丽莎白以她得体大方的贵族教养，维持了贵族地主的体面和身份。她虽然和达西在门第、财产上有很大的差距，但她在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伊丽莎白曾拒绝柯林斯的求婚，曾一时钟情于韦翰，和达西从冷淡、疏远、和解，到最后结婚，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对情感需要在婚姻关系中的肯定。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反映了英国社会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文化变迁的两重性，即既依恋于过去的贵族地主绅士的风度和教养，又钟情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观念。正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种保守与革命的妥协结合，而不像法国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那样坚决和彻底。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通过婚姻关系的描写所揭示的文化深层的激荡是英国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相妥协的两重性的反映。《傲慢与偏见》作为一部成功的小说立于世界名著之林，其思想意义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