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任职西南联大。1947年回山东大学后历任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所不可缺少的。这也是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
岱宗夫如何? 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诗,共有三首,分咏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这一首是望东岳泰山。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此诗即写于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时,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勃的朝气。
全诗没有一个“望”字,但句句写向岳而望。距离是自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
首句“岱宗夫如何?”写乍一望见泰山时,高兴得不知怎样形容才好的那种揣摩劲和惊叹仰慕之情,非常传神。岱是泰山的别名,因居五岳之首,故尊为岱宗。“夫如何”,就是到底怎么样呢?“夫”字在古文中通常是用于句首的虚字,这里把它融入诗句中,是个新创,很别致。这个“夫”字,虽无实在意义,却少它不得,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齐鲁青未了”,是经过一番揣摩后得出的答案,真是惊人之句。它既不是抽象地说泰山高,也不是像谢灵运《泰山吟》那样用“崔崒刺云天”这类一般化的语言来形容,而是别出心裁地写出自己的体验——在古代齐、鲁两大国的国境外还能望见远远横亘在那里的泰山,以距离之远来烘托出泰山之高。泰山之南为鲁,泰山之北为齐,所以这一句描写出地理特点,写其他山岳时不能挪用。明代莫如忠《登东郡望岳楼》诗说: “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他特别提出这句诗,并认为无人能继,是有道理的。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两句,写近望中所见泰山的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是上句“青未了”的注脚。“钟”字,将大自然写得有情。山前向日的一面为“阳”,山后背日的一面为“阴”,由于山高,天色的一昏一晓判割于山的阴、阳两面,所以说“割昏晓”。“割”本是个普通字,但用在这里,确是“奇险”。由此可见,诗人杜甫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作风,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养成。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两句,是写细望。见山中云气层出不穷,故心胸亦为之荡漾;因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故感到眼眶有似决裂。“归鸟”是投林还巢的鸟,可知时已薄暮,诗人还在望。不言而喻,其中蕴藏着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最后两句,写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会当”是唐人口语,意即“一定要”。如王勃《春思赋》: “会当一举绝风尘,翠盖朱轩临上春。”有时单用一个“会”字,如孙光宪《北梦琐言》:“他日会杀此竖子!”即杜诗中亦往往有单用者,如“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如果把“会当”解作“应当”便欠准确,神气索然。
从这两句富有启发性和象征意义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切有所作为的人们所不可缺少的。这就是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读杜心解》),也正是从这两句诗的象征意义着眼的。杜甫在这两句诗中所表现的力争上游的精神,和他在政治上“窃比稷与契”,在创作上“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正是一致的。此诗被后人誉为“绝唱”,并刻石为碑,立在山麓。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
葛晓音
葛晓音,1946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出版有著作《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山水田园诗派研究》《唐宋散文》《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古诗艺术探微》等。
十年奔走豪门的生涯,使诗人熟知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政治的腐败黑暗;贫病交迫,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被眼前与皇帝咫尺天涯的情景所触动,发为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浩叹,便更觉恳切沉痛。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
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
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旅相攀缘,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
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在杜甫的诗歌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说是最集中地披露诗人一生心事的长篇。这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当时杜甫已在长安旅食十年,虽多方干求,而功业一无所成。到这一年的十月,才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任命。十一月离京赴奉先县探家。安禄山恰在此时反叛,但长安尚未证实反讯,唐玄宗和杨贵妃还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而杜甫从长安到奉先,正经过骊山。十年奔走豪门的生涯,使诗人熟知上层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和政治的腐败黑暗;贫病交迫,又使他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久已积压在心头的政治危机感和大乱将临的预感,被眼前与皇帝咫尺天涯的情景所触动,发为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浩叹,便更觉恳切沉痛。
全诗以还家探亲的过程作为主线,虽然从结构上可分为明志述怀、途经骊山和行路到家三部分,而以咏怀为一篇正意。所以发端开门见山,直陈平生抱负。诗人自称杜陵布衣,亮出私下以稷与契这两个辅佐虞舜的贤臣自比的大志,虽然极其自负自信,却以自嘲越老越拙的口气出之,是饱含着半世穷愁潦倒的满腔辛酸的。但明知许身太愚,仍然矢志不移,又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第一大段正是围绕着这一主旨反复转折,从各种角度层层推复,表白自己坚持既定人生道路的决心。首先从自己已经弄得一事无成的处境来说,反过来表示只要有朝一日志愿能够实现,就甘心为此受苦到老,直待盖棺才算罢休。其次,又强调尽管被同学老先生所取笑,仍不能改变为百姓忧虑的热肠,只能更加激发起拯世济民的慷慨意气。古今之士向来都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处世立身的准则,杜甫却唱出了“穷年忧黎元”的浩歌。这是他的伟大精神之所在,却也正是他不能为众人所理解的原因。由此又自然引出下一层转折: 原来诗人并非没有遁迹江海、潇洒山林以独善其身的出世之想,只是生逢尧舜般的明君,不忍与之诀别罢了。这里称唐玄宗为尧舜之君,固然已不合事实,但玄宗确曾有过励精图治的前半生,盛唐诗人称之为明君,并以生逢盛世为自豪,并不是颂美的虚套。“理齐小狎隐”(王维《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缙》),“逢时解薜萝”(张九龄《商洛山行怀古》),正是穷达出处的原则在盛唐时代条件下的变通。杜甫的青壮年时代在开元年间度过,生逢明君而不甘退隐的思想与盛唐精神的影响有关。所以就是在玄宗已经变得骄奢荒淫的晚年,诗人也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的幻想。这就又转出一层反问: 既逢治世明君,朝廷济济多士,廊庙里有的是栋梁之材,哪里还缺自己这块料呢?诗人又随即自答: 即使如此,其恋阙之心也依然不变,只是因为天性如葵藿之向日,难以改变罢了。“葵”指胡葵,又名卫足葵、吴葵等,是锦葵科的宿根草本,“藿”是豆叶,二者有倾叶向阳的特性,故以为喻。曹植《求通亲亲表》说: “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这里一方面表白忠君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如此汲汲于进取,恐怕难免被人误解为过于热衷名利,因此下面又补充说明其本心可不是像蝼蚁那样为自己营穴,而是要像巨鲸般志在万里,在大海中游息。正因如此执着于人生的大道,又羞于干谒权贵,才会耽误生计,至今埋没风尘。但就是到了这般地步,亦始终不肯归隐,只能愧对巢父、许由,以饮酒赋诗解愁破闷了。这一大段一气五六层转折,跌宕起伏,连绵不断,像剥茧抽丝一样,后一层意思从前一层意思中引出,先反后正,自嘲自解,在回顾往事的万般感慨中倾吐出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出仕和归隐的矛盾也在痛苦的反省中得到解决。最后又轻巧地将散开的思绪再度兜转来,回到了眼前廓落无成的处境。这样抒发感慨,以议论推驳的层次形成意思的回环往复,保持了古诗一唱三叹的情韵,正体现了杜甫以议论入诗而又不失诗味的艺术独创性。
第二大段夹叙夹议,记述途经骊山的见闻和感想。从结构上看似与第一段关联不大。然而从思想感情的内在联系来看,其实是上文所述用世之志的进一步深化。开头先写半夜出发,凌晨经过骊山,用十句的篇幅铺叙一路风高霜严、雾重路滑的情景,并不仅仅是说明时近岁暮、路途艰难的闲笔。这一段写景先从大处渲染出百草凋零、天色阴沉、疾风劲厉的阴寒气氛,又缀以手指冻直竟致为束衣御寒而拉断了衣带都不能结上的这一细节,令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都是从烘托骊宫之外的寒气着眼,衬出骊山华清宫内的暖意,使宫内宫外的苦乐之别形成更为鲜明的反差。同样,在抵达骊山时,才描写充塞冷空的大雾,不仅真切地绘出了冬晓之景,也恰好与骊山温泉蒸气郁勃的景象形成冷暖的对照。这就为下文的“路有冻死骨”,预先留下了伏笔。
骊宫已近在咫尺,连羽林军校军器相碰的声响都能听到。但一墙之隔,何啻天壤。处在这种特殊的境地,诗人自不免感慨万端: 君臣在此只顾寻欢作乐,音乐声甚至响彻云霄,想必是皇帝正在给从臣赐浴赐宴。参加的当然都是冠缨之臣,绝不会有身着“短褐”的平民百姓。此处用“短褐”,与首句“杜陵有布衣”照应,含意相当微妙: 诗人虽然志在“致君尧舜上”,然而连当从臣的份儿都没有,此情此景,不能不勾起他半世不遇的牢骚和愤激。《老子》有“被褐怀玉”之句,因而以“短褐”自称,又暗含“怀玉”之士的傲气和不平。参照下文对“臣如忽至理”的批评,更可见出与宴的“长缨”们其实只是些贪婪庸鄙的禄蠹,真正关怀国事的志士却被排除在廊庙之外。玄宗的作为是否合乎尧舜之君的标准,也就无须明言了。
下面在皇帝的众多赏赐中单挑出分帛一事来议论,暗用《诗经·小雅·鹿鸣》中“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的典故,按照饮宴之后赐帛的礼制,承接上文,顺理成章。从字面上看,是以绫罗与粗褐相对,照顾意思的自然连属;从章法立意看,则是从渲染宫中的暖意着笔,与织帛的寒女相对;而从所选事例的典型性看,又揭示了唐代统治阶级最基本的剥削方法——租庸调的实质。诗人强调这些绢帛是民间寒女辛辛苦苦织成,由官吏们用鞭挞其夫家的手段从她们家中横征暴敛得来的,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层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正建筑在剥削掠夺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之上。皇帝将这些搜刮来的绫罗绸缎分赏群臣,是要他们安邦治国,然而大臣们并不理会此意,皇帝也就等于白扔了这些东西。朝廷虽称多士,却还要一个布衣来向他们呼吁:仁者之心当为国事警惕恐惧!这岂不是极大的讽刺?如果说此处出于不得已,尚须对“君”稍加回护,那么下文明言直指宫中珍宝都进了贵戚之门,便对皇帝更逼近了一步。“卫霍”指汉武帝的外戚卫青和霍去病。卫青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同母弟。霍去病是卫青之姐卫少儿的私生子,其父霍仲孺后来生霍光,是西汉后期极有权势的著名外戚。这里借喻杨贵妃的兄弟杨国忠和姐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等。据乐史《杨太真外传》说: “(玄宗)又赐虢国(夫人)照夜玑,秦国(夫人)七叶冠,(杨)国忠锁子帐,盖希代之珍,其恩宠如此。”下面铺叙“中堂”酒宴之豪奢侈靡这一段,也不是凭空想象,泛泛而论。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可见诗中所写贵戚生活均是史实,在当时有明确的针对性。女主人身笼烟雾般的轻纱薄罗,盘中堆压着甘凉的霜橙香橘,更以貂裘暖客,以驼蹄羹劝食,珍馐美味视若平常,酒肉凡品自然只能任其臭腐了。宫内宫外的寒暖对照,何其分明!这一对照正合时令实景,又从本质上概括了下层寒士贫民与上层统治阶级苦乐迥异的生活感受。至此,诗人不知不觉大声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千古名句,便成为诗情发展的必然。这是从诗人“穷年忧黎元”的一片热肠中自然迸发的浩叹。高度概括的语言使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现象通过眼前情景的对照更加触目惊心,同时又在达到高潮时暗中结上启下,不露痕迹地转回到路上的情景。
最后一段写诗人继续北上、辛苦跋涉的情状以及到家后的凄惨境况。如果说从长安到骊山,着重写山路的艰险,那么从骊山到奉先则主要写水路的难行。这样突出两段路程的不同特点,一则可避免平铺直叙,二则在章法上又正取得一山一水的对应,在以还家过程为主线的顺序记叙中又顾及了结构的对称美。“群冰”句一作“群水”,向来存疑。今知黄河每年封冻前有凌汛,大量冰凌随河水流下。杜甫探家正是入冬季节,这句写的就是这种景象,因此应以“冰”为是。此处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形容泾渭水势浩荡,挟着冰凌从西而下,竟致令人产生恐触天柱折的惊悸之感,句句是实景,又流露出时势将乱的隐忧。景物描写中这类似有若无的暗示,没有象征和比兴那样明确的寓意,因而最适宜于表现朦胧的预感,杜甫常用此法,这也是他对传统比兴手法的创变。
途中的艰难,足见与家人团聚的不易。但倘能与寄居异县、为风雪阻隔的十口之家共受饥渴,纵然历尽千辛万苦,也得到了补偿,谁知一进门就听到幼子饿死的噩耗!这里将途中渴望与家人相见的急迫心情与入门先闻号啕之声的情景衔接得如此紧密,诗人到家先遭迎头一击的情景便在这戏剧化的场面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下文写自己宁愿割舍一哀以强自宽慰,是因为唐代有遵《礼经》不哭丧婴的习俗。这里感情表达虽然较为克制,但上文已将诗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表现得极其突然和意外,又有邻里都为之呜咽的悲惨气氛从侧面烘托,反觉比失声恸哭更令人伤心。一个下层官吏,家里还享有蠲免赋役的待遇,其幼子尚且在秋禾登场时无食而卒,何况一般平民百姓?诗人的可贵正在于能够看到这件事本身的典型意义,由自己徒为人父、不能育子的境遇联想到更加困苦的广大人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针对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而言,不仅表现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从贫困失业之徒和远征边戍之卒的“骚屑”中看到了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这正是令仁者“战栗”的原因呵!这就难怪诗人的忧愤高如终南,像大海般浩茫无际了。如大潮般汹涌而来的诗情在此陡然闸住,使全诗产生了“篇终接混茫”的艺术力量。
魏晋以来,咏怀类诗大多用比喻寄兴的手法,采取五言古诗的体裁,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想。杜甫的这首长篇咏怀诗则吸取建安诗人王粲《七哀诗》和蔡琰《悲愤诗》根据自身经历抒发所见所感的写法,以还家探亲的过程为全篇主线,穿插沿途见闻,把直抒胸臆、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以及对巨大社会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从而为咏怀诗开创出全篇议论与叙事相交融的新形式。其开合排荡,穷极笔力,深厚雄浑,体大思精,只有《北征》可与之媲美。但此诗章法构思较《北征》更为精密,可谓无一字落空,无一处闲笔,而又自然浑成,只见精神,不见语言文字之工,堪称最见杜甫平生大本领的代表作。
施蛰存
施蛰存(1905—200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模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绝不是像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
昔人已乘白云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
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
长安不见使人愁。
这是两首极著名的唐代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代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作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登进士第,累官至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河岳英灵集》说: “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时诗。《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博、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新中国成立后为建长江大桥,这座楼被拆除,准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鹤”,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 “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像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1959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 “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唐宋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记》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作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方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版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 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 黄鹤既已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 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还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悠悠白云”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对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黄鹤楼。
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 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已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
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
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
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
庚公应待月分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曰:“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哪里是哪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做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李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乃律间出古,要自不厌也。”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这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是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作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坏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遨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凤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水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想路线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 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乡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哪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尚书》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 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这首诗是“唐人七律第一”。刘后村以为李白此诗可为崔颢“敌手”。方虚谷说:“太白此诗,与《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波,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胡为亦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出于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词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做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凤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余。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作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确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余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晴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白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像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云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的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赞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志,亦可哀也已。”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模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绝不是像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