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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仁健
张仁健，1938年生，江苏南通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为北岳文艺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
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后人评价他的诗风近杜甫。《杨柳》是他青年时期的一首春天赞歌与青春恋歌的协奏曲，弥足珍贵。
杨柳青青沟水流，
莺儿调舌弄娇柔。
桃花记得题诗客，
斜倚春风笑不休。
说实在的，对于金元之际主盟中原诗坛的杰出诗人元遗山的诗，我并未广为涉猎，更无深入研究。从常见的各类选本中读到的，多半是诗人遭逢乱离、心系社稷、忧时伤世的“沉郁顿挫”之作。诗人那充满忧患意识的抑郁酸楚的面容，在我的大脑屏幕上是经常和“诗圣”杜甫的面貌叠印在一起的。因此，当我偶然读到并略加玩味《杨柳》这首春日即景抒情的小诗时，就像在诗人庄严肃穆的诗歌圣殿里瞻仰了多种凝重的文物鼎器之后，突然瞥见了一株春意盎然、玲珑剔透的花木盆景，顿觉耳目一新，神清气爽，欣欣然别得一种审美情趣。
《杨柳》是一首描写春景抒发春情的七绝。全诗不用典故，不事雕琢，语言明白晓畅，皆以口语出之，似不经意地随口吟出，却十分耐人寻味。此诗如果被收入《千家诗》中，定会如孟浩然的五绝《春晓》一样广为流布，即使妇孺之辈也能朗朗上口吟诵不辍。
诗题为“杨柳”，但迥别于贺知章《咏柳》一类的咏物诗。诗人并没有在尺幅诗笺中笔笔着墨于柳，工细而精巧地描摹春柳的姿态和韵致，也没有着力借咏柳抒发赏春、惜别、怀人等传统性的骚人意绪。全诗仅以首句“杨柳青青沟水流”对柳略加点染，泛写出春郊即目可见的平常景色：春临大地，沟边杨柳青青，满眼生机。杨柳生性喜水，柳生沟边，早得春意，故分外青碧。这常理所涉的寻常之景由诗人信手拈来，看似平淡无奇，实有匠心暗寓。诗人不避俗俚，“沟水”二字入诗，意在表明所写之柳，并非“谢家”池畔之柳，而是傍沟渠而生的野外之柳，故而全诗所写春色之背景亦可推知是在郊野并非庭园，洋溢于诗中的是一种郊野踏青的自在之趣，而非庭园赏心的人为雅趣。“沟水”之下，着一“流”字，画面化静为动，杨柳之青青与流水之汩汩，可谓有声有色，而声与色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由“流”字揭出。正是：“问柳哪得青如许？为有沟内活水流。”
次句“莺儿调舌弄娇柔”，从视觉上的啼莺之态写听觉上的莺啼之声。以形神兼具之笔活现啼莺的婀娜娇媚之态，则呖呖莺啼的婉转柔和之声便借形传出，唤起人的听觉感知。一二两句，合而参详，实由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句化出。杜诗以一句状写二物，比元诗节省了笔墨，但不无质实板滞之嫌，不如元诗神气灵动富有情韵。元遗山不像杜甫那样直接地写黄莺鸣啼于柳上，而是先以杨柳青青、流水汩汩烘托出春色之浓烈、春意之昂勃，然后将所闻的娇啼之声化为所见的莺啼之状，并做意识化、情态化的生动描绘。在诗人的笔下，莺儿也和诗人一样，充分领略了大好容色，不甘沉默，似乎有意调转如簧巧舌、逞弄美妙歌喉，唱出一串娇柔无比的歌声。这少女般的温馨甜美之歌与流水徐徐的琴音相应和，协奏出春光的动人声韵，柳绿莺黄，交相辉映，点染出春光的迷人色彩。大自然中，生命的绚丽活跃，青春的美好多姿，怎能不使人如痴似狂地陶醉，怎能不使诗人的心头涌动起追求人生、觅取幸福的春潮？
如果把这首诗当作诗人对春天和青春的赞歌来读，那么诗的前两句只能看作是赞歌的序曲。强烈地撩人心弦的主旋律，不是由这两句中的杨柳与莺儿弹奏出来的，而是由后两句中的桃花与“题诗客”弹奏出来的。前两句对柳与莺的点染设色只是为主角的登场、主旋律的弹奏做了必要的气氛渲染和情绪铺垫。“桃花记得题诗客”这陡然转折的第三句，如同电影中的快速推出的近镜头，猛然将诗作咏写的主体形象——桃花与诗人一同推上画面，使读者的视线与思绪因猛然转换而产生一种“柳暗花明”的惊奇之感。
桃与柳本是常相并生装点春色的两种主要花木。咏柳及桃，原属自然联类，屡见不鲜。元遗山的另一首七绝《徘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其八）》：“杨柳随风散绿丝，桃花临水弄妍姿。无端种下青青竹，恰到湘君泪尽时。”便将杨柳、桃花、青竹做对比性的联咏，以青竹的贞节不移、甘受困顿，讽刺桃柳的随波逐流、献媚邀宠。《杨柳》一诗将桃李并列为春天和青春的象征，由此及彼，本是顺理成章，但令人激赏不已的是，诗人以“桃花记得题诗客”一语，既将被人观赏的客体物象拟人化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对应角色，又将抒情主人寻花问柳的执着痴迷的心态从桃花的观感中揭示出来。“记得”二字是此诗的诗眼，绵长的意味和耐人寻绎的味外之旨皆包蕴于此二字之中。“记得”是由现实的感觉所引发的一种往昔贮存信息的反馈，桃花一见今日来此游赏的诗人便能“记得”他是似曾相识的“题诗客”，足见诗人定非首次来此踏春，此番情景无非是他年情景的复现，正所谓“前度刘郎今又来”。着此“记得”二字，诗的时空范畴便由现在延伸到过去，桃花记得“今又来”的是“题诗客”，足证诗人他日亦如今朝，均在游赏时有题诗之举。诗人何以如此痴迷，竟至于三番两次来此游赏并题诗？个中的奥妙，看来桃花是心有灵犀的，读者也可从桃花对应性的举止神态中窥测一二。或许是因为诗人的那种如醉如迷的情态颇使桃花感到傻得可爱，于是便情不自抑地“斜倚春风笑不休”。这精彩的结句，活现了桃花那天真聪颖、娇憨活泼的村姑式的风韵。看来，被诗人屡屡欣赏的桃花也暗自屡屡欣赏着诗人，并对诗人的迷恋情态心有所感，不由会心地发出略带野性的纵情笑声。在诗人的笔下，那启苞怒放、摇曳于骀荡春风中的一树艳丽的桃花，岂不是幻化为一位倚花斜立，笑得全身微颤的如花少女？她那银铃般的串串笑声与莺儿的调舌之声，岂不是合奏成一曲摄人魂魄的青春之歌？如斯画面，如此情韵，怎能不令人做无穷的回味，无边的遐想？
是的，读罢此诗，我那被诗作激活起来的遐想确乎难以自制了。不知怎的，我立即联想起了唐代诗人崔护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艳遇诗《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据孟棨《本事诗》记载，崔护的这首诗是一首纪实性的爱情诗。诗人去年今日郊外春游与一位艳若桃花的农家少女邂逅于门前的桃树之下，双方一见钟情，灵犀暗通。一年后的同日，诗人再度寻访，伊人不见，家门紧闭，桃花依旧，遂题此诗于少女门上，以诗传情，终托此诗为媒，与心爱的少女喜结良缘。在崔护诗中，“题诗客”隐于画面之外，出现于画面之上的是如花的人面和似人面的桃花。始见伊人时，桃花映衬着人面，再访伊人时，人面不见，桃花依旧如人面，含笑于春风之中。此诗中，桃花作为人面的陪衬物象，虽与人面互为比拟，但人面毕竟是人面，桃花毕竟是桃花，两者并未融为一体。在元诗中，桃花带出“题诗客”现身于画面，画面上确无似桃花的人面，但那“记得题诗客”而“斜倚春风笑不休”的桃花，在我的幻觉中总是与跃出画面的人面合而为一——桃花即是人面，人面便是桃花。准确地说，我认为元诗中拟人化的桃花，实质上是人面的象征，是一位青春焕发、天真未泯的乡野少女的象征或“替身”。桃花与“题诗客”的隐曲心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暗示着诗人似乎有过一宗与崔护相近似的难以忘怀的艳遇。只不过崔诗是写初见伊人的喜悦、再访而不见伊人的怅惘，元诗是写屡访伊人的执着与痴迷以及伊人欢快热烈的情感反响；崔诗是以花映人，元诗是以花代人；崔诗是艳情的直露，元诗是含蓄的艳情。当然，我对诗人的所谓崔护式的艳遇，纯属臆测，并无“诗本事”做依据。然而，即使此诗的纪实性无由成立，那也无可否认此诗是由崔诗化育而生的一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艳情诗。
如果我的以上艺术感受不至过分牵强荒谬的话，那么，我认为遗山此诗是作于青年时期的一首春天赞歌与青春恋歌相和鸣的协奏曲！此类诗作，在遗山集中为数不多，但可从中窥探诗人生活与情感的另一侧面，看出诗人作诗的多副笔墨和诗作的多种风貌，因而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