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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谋瑒
作者介绍
宋谋瑒（1928—2000），原籍湖南双峰县，出生于上海。1946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后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过文化教员和杂志编辑。1958年转业到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1979年调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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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入清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情实在矛盾得很。一方面以未能尽节前朝深自愧悔，另一方面又想于国于民有所裨益，不愿意白死，至少想多留下些作品，来一个“人死留名”。
现在人们知道侯方域，恐怕不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或是在清初与魏禧、汪琬等齐名的大散文家，而主要是因为一部《桃花扇》。而这《桃花扇》又还未必是孔尚任原作，而只是话剧、小说、电影等的改编本，于是，侯方域留给人们的印象，就大体上是个无耻的叛徒，至少也是个无操守的轻薄文人了。实际上这都是有些冤枉的。
平心而论，孔尚任也还没有在他的鼻子上抹上一片白。在《桃花扇》中，作为男主角，他自始至终还是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的。只是到了抗日战争前后，民族意识高涨，为了借古喻今激励知识分子的抗日节操，改编本才将原作结尾的《入道》改成了李香君撕扇，侯方域才变成了灰溜溜的反面教员。这颇有点像同一时期郭沫若同志笔下的宋玉。宋玉其实也未必是无聊文人，艺术家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时会为了某一历史阶段现实斗争的需要而有所变形，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一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是御史、兵部侍郎、东林党人侯恂的公子。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本人又是复社的主要成员，与复社首领张溥交好，曾参加史可法幕府，与左良玉等人也有渊源，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据说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就出自他的手笔。从我们这里要介绍的这一封《与阮光禄书》的风格看，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侯方域的事迹，《桃花扇》中写得相当详细，也比较真实，例如他与李香君的相交始末，就有他自己的《李姬传》可证。他只活了37岁，到顺治八年（1651）出来应试，离他去世已经只有3年了，也未必是“不甘寂寞，热衷功名”所致。了解一点当时情况的人都知道，顺治初文网并不十分严密，对汉族知识分子主要还取笼络怀柔政策，敦促应试，就是主要手段之一。设博学鸿词科的时候，傅山也一度被迫入京都，不能说出来敷衍了一下就是“晚节不终”。何况，满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连皇帝自己有时也说他们是大舜之后，顺治帝亦励精图治，国势大有起色。就是黄宗羲这样的人，不是也写过《明夷待访录》吗？可见由明入清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情实在矛盾得很。一方面以未能尽节前朝深自愧悔，另一方面又想于国于民有所裨益，不愿意白死，至少想多留下些作品，来一个“人死留名”。吴梅村就是一个典型。他悔憾终身，临终前甚至写出“竟一钱不值何须说”这样痛心的话。但他的诗实在写得好，人格也未必很卑下。侯方域也是一样，他的散文也实在写得好，人格也未必是很卑下的。我认为，只要不是像阮大铖那样尽做坏事，即便最终与清廷妥协如侯方域，或者对清廷寄予希望如黄宗羲，对古人都不必过分苛求。
《与阮光禄书》的全称是《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见《壮悔堂文集》卷三。阮光禄即阮大铖，因为他在崇祯初做过光禄寺卿，所以称阮光禄。癸未为崇祯十六年（1643），看过《桃花扇》的都知道，这一年是非常不平静的。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兵部尚书孙传庭战死；张献忠则纵横驰骋于湖南、江西一带，农民起义的浪潮已使得大明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因依附魏忠贤被废斥蛰居南京的阮大铖，力图湔洗，先是通过王将军结交侯方域，希望侯方域能够替他在陈定生、吴次尾等清流领袖人物面前说说好话，被侯方域婉言谢绝。继而老羞成怒，趁左良玉陈兵东下、动机不明之际，公开在朝堂上扬言，左良玉是侯方域勾引来的，企图陷害。幸喜杨文骢报信，侯方域才得以逃离。这封信，就是侯方域逃离南京时留给阮大铖，揭露他的阴谋，指斥他的凶残奸狡的。
信一开头，就提出“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这样一个原则。然后围绕这个原则，层层剥笋，步步深入，剖析阮大铖的无耻嘴脸、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段，彻底暴露了这个有文采的奸邪的灵魂。揭露深刻，但语气却相当委婉，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冷静的态度，丝毫不涉谩骂。在信的结尾，不仅预言阮大铖万一得志将怎样倒行逆施，还预言了后世史家对阮大铖的评价将不会再像他这样客气。这些预言，一一都被后来的事实所完全证实，阮大铖两年后在南京依附马士英迎立福王，得志后果然大开杀戒，周镳、雷祚等就死在他的刀下，并终于迎降清兵，摇尾乞怜，随征仙霞关僵仆而死，落下千古骂名，由此也可见侯方域识见之高。
这封信对阮大铖的揭露是一层层深入的。在不影响立论明晰的前提下，能含蓄处尽量含蓄，能减省处尽量减省。语气一开头也是委婉的，甚至承认他是“父行”，是长辈；“与大人同朝”，是自己父亲的同僚；并且还“相得甚欢”，是好朋友。至于后来为什么又“欲终事执事而不能”，非决裂不可呢？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事，是阮大铖由依附东林而投靠魏党，为士林所不齿。阮大铖也长期以此自愧，一心想学爬上岸的落水狗，抖落身上的水珠充好人，所以侯方域只轻轻地点明一下，“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就完全可以了。这种不明说比明说更有力量，还更能刺中阮大铖的痛处。魏忠贤垮台的时候，侯方域还只有十来岁，信中说到的“大人削官归”，是指侯恂在天启间魏忠贤专政时削官归里的故事，所以说“仆时方少”。成勇、方孔炤都是些很有气节的人，举他们是为了衬托阮大铖的无耻。成勇在崇祯十一年（1638）因劾奏杨嗣昌被提讯，后来又流放到宁波卫，所以信中说“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侯方域提这些往事，主要是想说明他到南京后之所以没有去拜见阮大铖这位本来应当拜见的“父行”的原因，但又不明说，而只重复一句“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这样一字不易地再度重复，使文气更有分量。阮大铖居然不自反省，反而责备侯方域不该“与方公厚”而与他阮大铖薄，那当然只能说是他阮大铖自己不识相。侯方域写到这里又轻轻地加上一个短句：“噫，亦过矣！”为下文留地步，实在是很俏皮的。
王将军秉承阮大铖意旨来讨好、巴结侯方域而遭到侯方域的拒绝，是近期内的事，这当然是更加不礼貌了。“含怒不已”，对于阮大铖这种怙恶不悛的人来说，是意料中事，也是用不着再加解释的。所以侯方域只客观叙述经过，声明“自以为未甚太过”，干脆先承认“无所逃罪”，先放松一笔。
杨文骢在《桃花扇》中是个刻画得很出色的人物，他当时是江宁知县，是接近马士英、阮大铖而又同情侯方域的人。阮大铖想陷害侯方域，幸而有他的通报，能得以脱祸。阮大铖此举纯属阴险的陷害，这是超出常情之外的，所以特用“乃知”一词点出。“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一个长句，是全文语气转折的关键。在此以前，阮大铖的一切“苛责”乃至“含怒”，尚在情理之中，所以侯方域的行文也比较委婉；此句以后，语气便由舒缓转为急峻，听得出愤怒的诘责了。但急峻中仍然冷静，先承认，“仆与左诚有旧”，也承认受熊明遇之托，确实给左良玉写过信，但信的内容主要是劝阻他而不是其他。且左良玉的东下动机如何，究竟“尚不可知”。如果真是“犯顺”，真有野心，那就是“贼也”；我侯方域如果真如阮大铖所诬陷的那样，是要“应之于内”，做他的内应，那也是“贼也”。然后笔锋一转，“做贼”是“稍知礼义”的“士君子”所不为的，而只有那些“昔日干儿义孙之徒”，“日暮途穷”，“计无复之”，才会“倒行而逆施”，干出这种事来。旧事重提，直揭阮大铖的疮疤。阮大铖正是当年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之徒”，“不必仆言之也”的，前边含蓄着不肯明言的却在这里指出来了，但仍然含蓄着，不直接指出阮大铖的名字。“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好像是为自己辩诬，我难道是这种人吗？实际上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句句都落在阮大铖的头上。这种歪打正着的反诘，实在是妙不可言。
紧锣密鼓之后，把对手逼到了绝境，如果一味穷追下去，文气就要显得一泻无余。侯方域写到这里，却由“山重水复”一变而为“柳暗花明”，故意舒缓语气，放阮大铖一条自新之路，提出阮大铖原来还“常愿下交天下士”，“辗转蹉跎”落到这步田地，“乃至嫁祸而灭人之族”，是“甚违其本念”的。故意说阮大铖的“本念”未必不好，从而推论他“未必不悔”，由“悔”进而推论他“未必不改”，由“悔而改”更进而推论他的“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那么，“天下士”对他就“未必不”加以原谅而“接踵而至执事之门”；到那时，我再来“随属其后，长揖谢过”，不是也不晚吗？一连串的推论，一步一步地放宽，直至“长揖谢过”，而结之以“奈何阴毒左计，一至于此”，一笔倒挽，表面上是深为阮大铖惋惜，而实质上是对阮大铖的倒行逆施的更刻骨的挖苦。
最后，轻松地表明自己“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只是痛惜阮大铖已萌生忌恨之心，转而预言阮大铖的今后与身后。“长伏草莽则已”，一辈子不能得志还则罢了，“万一复得志”，是一定要“尽杀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的。那“天下士”当然不会原谅他，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一定不会原谅他，而且恐怕也不会像我今天这样“词微而义婉”了。结尾仍然顾开头，仍然称之为“长者”，并表示不愿在“长者”面前显得“傲”，不屑与言而终于写了这一大篇。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样，就更加显得义正词严，阮大铖将不仅无所逃罪于“天下士”的千夫直指，而且也将无所逃罪于“后世操简书”者的斧
之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