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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庆
作者介绍
刘锡庆，1938年生，河南滑县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理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有著作《基础写作学》《写作丛谈》等，主编《中国写作理论史》《中国写作理论辑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及外国等5个分册）《写作学辞典》、《写作技法辞典》《作文辞海》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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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丈夫，有情才能动人心。感情炽热，这可以说是《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色。这篇散文在写法上也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它自始至终，都宛若作者的“自白”。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是著名作家、教育家、语文工作者叶圣陶先生五十多年前所写的一篇名著。它写在“五卅”惨案的当时，发表于6月28日的《文学周报》第179期上。
1925年5月15日，上海的日本纱厂老板勾结反动军警开枪射击要求发放工资的工人，杀害了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5月28日，在青岛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镇压罢工工人的流血事件。这些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巡督无理拘捕一二百人；随后，万余愤怒的群众举行了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聚集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巡捕竟悍然开枪屠戮，当场打死群众十余人，伤无数，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翌日，作者即怀着“满腔的愤怒”，冒着“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赶往肇事地“老闸捕房”，并在那里巡行、“参拜”，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写下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集中而强烈地抒发了其爱国主义的情怀，为“五卅”这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速写了一幅逼真而明晰的“侧影”。这篇散文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及史实的价值，是我国早期的最优秀散文篇章之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愤怒出诗人。”其实，文学作为“人学”，作为人的心灵的探索、感情的表露，没有流荡在作者胸际的内在的“憎”或“爱”的激情，是断然不能动人的。“愤怒”，正是这种激情的一端，是“憎”的感情的极致（它的反面即是“爱”）。大凡文学史上杰出的、不朽的篇章，总是植根于这种强烈的“憎”与“爱”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篇文章，再次印证了这个至理。作者面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血案，有的只是心灵的震惊，感情的郁怒，精神的奋起！请看吧：他跨下车子，全然不顾狂雨的乱淋；他奋疾地行走，任凭泥水溅污自己的项颈、衣衫；他蔑视手枪的颠头、狞笑的开口；他诅咒“微笑”“漂亮”“惶恐”的种种“魔影”，愿他们灭绝、销亡！总之，他“把看见的、听见的”一切暴行、劣迹，都一齐化作了仇恨一齐咽下去——哪怕“如同咽一块糙石，一块热铁”！恨之愈深，爱之愈笃，对邪恶的痛恶必化为对正义的挚爱。他想参拜伙伴们的血迹，用舌头把所有的鲜血舔尽；他全神地注视着这曾经淌过血的土地。希望“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他以热烈、高亢的笔调，称颂了站在斗争前列的、“在露天出卖劳动力”的“露胸的朋友”的伟大；他以惊异、感奋的心情，赞美了“穿着青布大褂”的青年学生的英勇和一般市民（“店伙”）的觉醒……他将胸中的丘壑化作笔底的风雷。诵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作者是非清楚，褒贬分明，爱得热烈，恨得刻骨，跳荡、弥布在字里行间像红线一样贯穿全文的正是他那熊熊燃烧的不可遏制的爱国主义激情！这等文字，不是无病呻吟，不是吟风弄月，更没有丝毫做作藻饰。它是激愤的呐喊，怒火的喷吐，心灵的撞击，真情的坦露。他无心“作”文，而只是听任真情倾泻，“把整个儿躯体”都“融化”在事件的“里头”。正因为如此，他这篇“情动于中”的豪放之作才这样有力地拨响了读者的心弦，点燃了读者感情的烈焰，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
无情未必真丈夫，有情才能动人心。感情炽热，这可以说是《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色。
这篇散文在写法上也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它自始至终，都宛若作者的“自白”。
请看开头的一段，它是这样起笔的：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前面几句，固然有“记叙”的作用，但实际上是作者带着浓重主观色彩的“自白”；从“那里去了”之后，就全然是心理活动的自由抒写了。这种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述自叹的叙写方式，极便于揭示作者内心的底蕴。这是一种很巧妙、很直接的写法，它赋客观叙述以主观“自白”色彩，化精辟议论为心理活动，使文章做到了内外交融、物我合一。这样，随着作者思想感情、内心活动的不间断地发展变化，文章自然而然地写下去，它不仅使读者循着作者的踪迹，恍如置身于风狂雨骤的南京路上，见作者之所见，而且更深一层，使读者和着作者情绪的起伏，感作者之所感，照见了他的心迹。这很有点像电影表现手法上的“蒙太奇”，一个个镜头，一幅幅画面，切入、跳跃，转接得很巧妙；画面上有人有物，有声有色，再加上作者的“画外音”，这样，这段文章就极富于立体感了。
同时，比喻、象征、描摹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
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我开始惊异于他们的脸。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柔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冒出焚烧掉一切的火，闭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生物的牙齿，鼻头不怕闻血腥与死人的尸臭，耳朵不怕听大炮与猛兽的咆哮，而皮肤简直是百炼的铁甲。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以歌咏这许多的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与郁怒！
这是全篇最为精彩的一段文字。它犹如电影摄像一般，把镜头对准了“才来的路”和路上的行人：从“三四个”到“六七个”，到“青布大褂的队伍”再具体落到“穿洋服的”“穿各色衫子的断发的女子”“张着伞的”以及“任狂雨乱淋”的画面，镜头由远而近，由散而聚，直到推出“脸”的特写。作者对于“脸”的描摹是十分着力的，但用的并不是传统的写实手法，而是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的表现手法：状“严肃”，说是“如昆仑的耸峙”，绘“郁怒”，比作“雷电之将作”，传神情，则以“壮士的北地人的苍劲”。尔后，更以夸张的奇想，分别对眼、嘴、鼻、耳、皮肤进行了形象的描绘。这段文字，没有一处描写是坐实的，但又没有一处描写是抽象的。它是非常浪漫的，又是极其现实的。读者借助于自己的想象，可以深刻体味到作者当时的强烈的感受，从而和作者心灵相通。其他，像对“露胸的朋友”的描绘，对各种“魔影”的描绘，也都是采用这样抓着最主要特征的“印象式”的粗笔勾勒，寥寥数笔，却能勾“神”摄“魄”，达到了不以“形肖”而求“神似”的更高的目标，像不是用笔而是用刀镌刻一样，在读者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作者写景，多用“注情于景”，“以景见情”的手法。如在作者眼中，急雨像是“恶魔的乱箭”；驰过的汽车，“猛兽似的张着巨眼”。这使得景为情用，情景交融，透露着浓厚的“主观感受”的色彩，很好地加强了作品的抒情气息。
叶圣陶在写作散文时，是十分讲求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的。他曾在《读者的话》这篇文章中从“读者”的角度对散文作者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主张，一个意思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人的。”鲜明地表露个性，这是现代散文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我们从《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也可以看出：这篇散文，观察是他“自己”的，情怀是他“自己”的，特别是描绘抒发、造语出言的写法也是他“自己”的！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这篇散文，和作者其他散文创作相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它们的不同。这篇文章，就他的全部散文创作来说，是一个新的开拓，大的突破。他的一般散文篇什，无论是早期的《剑鞘》集、《脚步集》里的文章，还是后来的《未厌居习作》《西川集》里的文字，都很讲求隽永闲适的意境，追求淡泊雅致的情韵，呈现出一种纯朴流畅、细腻严谨的风格。但这篇文章不同了，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描写的是“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鲁迅语，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呈现的是高亢、率直的艺术风格。它文势雄放，正气浩然，如骤雨急风，像金钲羯鼓鼓，其语言也是铿锵、壮美的。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使文章染上了浓烈的“诗”的色调；“我满腔的愤怒”这一句的反复出现，犹如一阕乐曲的“主旋律”一般，大大强化了文章表情达意的“力度”；节拍是急促的，句式是简短的，这很合于文章内容所要求的氛围；一些浓缩了的词语的遣用，如“奋疾”“腐心”“温润”“虔敬”等，以及大胆摘引的友人“佩弦”（即朱自清先生，时年仅27岁）的诗句，都使人耳目一新，反映了当时挣脱羁绊、活泼奔放的时代的风尚。特别是作者遣词造句，一贯讲究声调、节奏，具有声音之美，不仅可供阅读，而且能适于朗诵，他在致王力的信中说“此非细事”“声入心通，操觚者必须讲求”。诵议此文，可知他对此是身体力行的。
当然，今天我们来读这篇文章，也感到有不足之处。由于作者当时正处在事件的过程之中，感情十分激愤、郁怒，因此，对事件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消极现象，就不能给以很冷静、很科学、很有分寸的分析与评价。如对一些暂时尚不觉悟、尚未奋起、胆小害怕的人，作者就视为“惶恐”的“魔影”而予以“灭绝”“销亡”的诅咒。这很难说是正确的态度、明智的判断。再如，对街上行人的稀少所表现出的那种鄙夷、愤怒、冷嘲热讽的感情，也是不无偏颇之处的。其实，对这些人，甚至包括“漂亮”“微笑”的人中的一部分，只要他们不是死心塌地的卖国、反革命，也都是应予团结、争取、教育的。这种较为偏颇的认识也反映了那时进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一般通病。从更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当时我们党也正处在“幼年”阶段，政策和策略也都是不够成熟的。所以，我们很难苛求于作者。“五卅”运动，标志了中国革命第一高潮的兴起。尽管作者在一些枝节、局部的认识上存有这样那样的偏颇和不足，但他毕竟是敏感的——他惊异地发现了那“露胸的朋友”的眼睛里所放射出的“英雄”的光，并发自内心地赞颂了工人们的“伟大”和“刚强”；他欣喜地发现了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它灌溉、温润着祖国的大地，行将“开花”“结果”，中国是“有救的”！这正是作者的思想深刻之处！
鲁迅先生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曾这样精辟地指出：“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有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见《鲁迅全集·而已集》）《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就是这样的一篇“怒吼文学”，它生动地表现了“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压迫、反动势力统治下的伟大觉醒，吼出了中国人民“要反抗”“要复仇”的“愤怒之音”，预示了“反抗”与“革命爆发时代”就要到来——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使得这篇散文获得了历久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