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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几乎每一个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毕业的学生都能够对林毅夫教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很自信地从容道来，就像每一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都会对人力资本、理性预期稔熟在胸一样。作为林老师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对林老师的思想观点与方法论已完全了然于心，以至于为了赶作业而没有去听林老师2003年冬天在芝大的演讲。现在想来，我的这种“自负”大概是因为自己曾在林老师的“中国经济专题”和“发展经济学研讨”课程上的成绩还算不错；大概也是因为自己曾采用林老师英文版的《中国的奇迹》作为教材为伯克利大学的本科生主讲过一学期的“中国经济专题”课程；大概还是因为自己曾花了较长的时间向林老师、鞠建东老师学习，合作写论文。就连我的经济学启蒙恩师、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在书评中都说，对毅夫的观点熟悉得、同意得“下笔甚难”，更何况作为林老师嫡传弟子的我。
然而从中心毕业整整两年以后，当我翻开林老师所赠送的图文并茂的《论经济学方法》和《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书时，就立即被这套系列丛书的“总序”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其中关于林老师从芝大求学以来20年研究心路的自述。也许部分是因为林老师当年在芝大求学四年也是住在这同一栋国际公寓里吧，马上就要进入三年级开始独立研究的我，读着读着便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原来林老师博士三年级的时候开始也是“以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中国的问题的”，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不这样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中国学生数理功底很不错却写不出好的论文，我自己的一篇关于增长与发展问题的投稿不久前也被一家国际杂志用三篇很长的审稿报告给“枪毙”了，而林老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和《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那两篇数学并不复杂的论文却会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文献？林老师做研究写论文的“核心硬技能”是什么呢？为什么林老师的《中国的奇迹》会被翻译成六七种语言，自动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经典教材？显然林老师的一贯分析工具就是我在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凯文·墨菲（Kevin Murphy）两位教授的中级微观经济学（ECON301）课上所学的芝加哥独特的经典价格理论，林老师的很多时事政策分析隐约间好像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开创的那种应用价格理论导向进行宏观政策分析的“拳路”，可是为什么林老师会得出与主流理论不一样的结论呢？芝加哥那么多价格理论的宗师都说激进改革比渐进改革好，企业私有化是唯一出路，而林老师居然会不同意，“胆子”可真大！看到这里很多研习会（workshop）上的演讲者被台下的教授们批得体无完肤的尴尬相，我的心里不禁要问：林老师这种学术自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又岂止徘徊过十次！然而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始写二年级的论文，真的要正式地从过去平均成绩点数（GPA）崇拜的课堂学习“转型”到论文发表崇拜的独立研究了，我是应该系统地好好反思自己的“发展战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可千万别闯进没有“自生能力”的研究歧路。不止我，还有许多同学也在急切地阅读《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原因吧。在重温林老师的这些“对话”时，在芝大求学的这两年的点点滴滴也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涌现，这才发现以前在很多地方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林老师的一些话。这里就不揣浅陋地结合自己在芝大的学习感触和同学们聊一聊我的读后感吧。
在中心毕业的学生中，我大概是属于那种数理倾向比较严重的一类，对经济学中一个个美轮美奂的经典模型痴迷地有些“顽固不化”，要是在自己的论文里突然发现能用上一条在实变函数课上学到的定理就会兴奋地跳起来，套用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教授在2004年国际计量经济学会演讲的最后一句话：“这真是太美了！不是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教授在其《宏观经济学》前言中充满遗憾地回忆，当初在他仍苦苦挣扎于凯恩斯静态宏观分析框架时，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却已大踏步地学习并系统地引入了动态优化这一整套数学分析工具，进而占得了研究上的先机。通观来自印度、欧洲、拉丁美洲、日本甚至土耳其等非美国本土的主流学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大师，他们有几个人不是数理建模的高手并以此出道的？就此我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辩论，但只限于在好友之间。辩到激烈处，我会颇为“撒泼”地来一句：“你说的这些基本上也都是林老师和我说过的。”然后再不无炫耀地引经据典地搬出一大堆诺贝尔奖得主的方法论自述，从他们的生日开始讲起。基本上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看着我“蛮横”的样子无奈地笑着摇摇头不说话了，可过了几天又开始和我辩论。林老师和中心的其他几位老师，包括复旦大学的韦森老师对我的顽固与“不悟”倒没有绝望，苦口婆心地一再提诫我更要重视经济学思想本身与实证研究。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是很有保留意见的。
然而在芝大上了两年课以后，我才慢慢地更能体会林老师在《论经济学方法》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在上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时，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ECON301的价格理论I课的每周作业是贝克尔教授和墨菲教授各出一道长题，题目中用文字交代一些经济学问题或者社会现象的背景知识，从恐怖主义到健康问题，从国际贸易到贩毒和住房问题，从投资到经济增长，什么都有，然后接二连三地问一堆问题。每个周二傍晚出题，当周周五上午交作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完成作业而熬夜就是在第二次作业的那个周四。怎样分析这些现象，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完全由自己选择分析方法，而我总想把问题抽象成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来求解，取怎么样的假设显然也得完全由自己定夺。可是经常是好不容易使建好的模型能够回答第一个小问题a，却突然发现很难再用这个模型来回答第二个小问题b，不是求不出解析解就是出现太多不合理的多重解。只好回头修改我的模型，然后不得不再另加一些技术性假设，当然还需要再配上为何做如此取舍的经济学理由。如此反反复复，最终发现窗外已经发白，而自己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求解问题f时出现的那12条非线性方程和12个未知变量，心灰意冷地继续写道：“假设这个系统的解是存在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我将近25页的作业发下来，10分我只得了3.7分，助教的批语是我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型的效用函数，而忽略了分析非同位（non-homothetic）偏好这一重要情况。于是我“耿耿于怀”地去仔细对照那将近20页的标准答案。读完后我真的完全惊呆了：真没想到这么一个个二维平面分析图会那么厉害，所给的分析全是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变相综合，所用的也全是诸如正常商品（normal goods）这样的通常假设，没有太“漂亮”的数学，但是在逻辑上分析得明显要比我的模型完整得多、严密得多、深入得多，也更加具有一般性。虽然我的数学建模能力属于菜鸟级别而且时间太紧，但是对比之下，我突然深深地觉得自己有些领悟了真正的价格理论的美感和经济学直觉的巨大力量，竟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其实回头想想第一次读林老师《中国的奇迹》的情形，我是花了一整天就读完了，当时心中最大的感触是这本书在逻辑上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让人欲罢不能，完全可以归纳为一个逆向递归的动态优化的数学结构，这在我读过的中文经济学著作中是多么稀罕和久违的感受啊。现在才意识到这原来竟是一本林老师他们自己给自己出的ECON301的作业，然后运用价格理论进行分析的习题答案！亲自比较和欣赏过由价格理论的真正旷世高手所做的缜密分析之美后，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国内林老师和张五常等教授总是那么推崇价格理论
，那么强调“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替代）效应”！《与林老师对话》系列丛书中林老师在回答学生关于经济学分析语言的提问时说道：“我认为（文字）语言也可以很严谨，只是大部分人用得不严谨。标准都是一样的，无论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都要求内部逻辑一致，一环扣一环，而且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又说道：“数学的严谨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间有一定的替代（trade-off），为了严谨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对此，以前我只是在原则上同意，现在则是从心坎里认同了。大概国内还有不少人想当然地误以为价格理论就是散发着芝加哥古董气味的杂文式的那种毫无数学难度的落后文字叙述呢。在国内，像林老师这样真正在价格理论上很有造诣并能将之运用到严格的学术分析中去并在世界顶级杂志上有所发表的经济学家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能够有幸真正认识到价格理论既玄乎却又真实的“内功”力量的学生实在是太少了，至少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看，这大概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国内学生“自选择”地那么规避和反感非数学语言的分析而多少有些盲目地倾向于数理模型了。在上查波利·皮埃尔-安德烈（Pierre-Andre Chiappori）教授的价格理论III时，这位能弹一手好钢琴的数理实证都很过硬的法国经济学家有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经济学推理往往要比数学推理难得多也更具挑战，因为后者在推理过程中只依赖于数学运算法则，而前者则需要深厚的经济学直觉以辨别思维过程中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特别强调对经济学直觉的培养，并提到芝大的老师们对于这方面的训练高度重视。
千真万确，即便是很“数理”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这太让我惊讶了。很清楚地记得教授价格理论II的菲尔·雷尼（Phil Reny）教授在运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证明纳什均衡存在性的时候，有个学生提问说，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函数，我再用不动点定理当然很容易，可是这个函数到底是怎么构造出来的呢？结果雷尼教授当场就用完全直觉性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了这个复杂无比的函数的构建过程，令我们瞠目结舌。我也一向喜欢宏观。教授收入理论I的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Fernando Alvarez）教授是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的高徒，明大一年级博士课程中实分析和泛函是必修课，对数理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可是我真没想到阿尔瓦雷斯教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The intuition behind this equation is...”，考试的时候也是出这样的题，要求对运算结果给出经济学直觉解释。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教授给我们上收入理论II，他是个只花了两年时间就获得芝大经济学博士的神话人物之一，他认为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学著作，该书特别重视实证检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其分析理路竟然也是价格理论！在第一节课上，他在屏幕上给我们演示了一只可爱的玩具猴子，问我们：“Is this a model or a real monkey？”然后继续说我们需要这个模型，因为它的好处在于易得，给小孩子玩的时候没有危险性，等等，既然是模型，我们就需要抽象掉一些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并不重要的东西，然后指了指这个玩具猴子的某个部位，我们大家哄堂大笑。你说，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怎么会忘记模型与现实的异同点和建模的原则呢？
深深陶醉于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等诺奖大师的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公理化的美感之中，我曾经很纳闷林老师为什么总是那么坚持“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论，也一直琢磨着为什么年逾七旬的贝克尔教授每个星期都能自己想出一道在数学上看似“简单”却把我们所有人都折磨得半死的新问题，现在回头看看ECON301的习题风格，就已经使我悟出一些道理。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教授说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所装的分析工具已经非常五花八门了，但是研究的问题有趣的往往少得可怜。哈佛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教授和墨菲教授两人都是贝克尔教授的高足，前者与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是当今文章发表速度最快的三位年轻经济学家，这些明星们似乎有写不完的题目与超人的分析写作速度，让我实在不得不相信他们的确都已练就了一套林老师所说的那种“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真功夫。我是实在太想学学这套硬功夫了，但是这又岂是一项易学的外家拳脚！下学期我受宠若惊地应邀给贝克尔和墨菲教授当助教（TA），说实话这要比当其他数理技术要求较强的课程的TA更让我觉得心里没有底。于是现在暑假里便常常读贝克尔教授的专栏文章，这才明白ECON301题目的背后原来是蕴含着他长达20年的为《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当特邀专栏作家时捕捉问题的经验，更不必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价格理论“内功”修为了。即便如此，最近听以前的TA说，贝克尔教授和墨菲教授自己也承认，每周出一道题对他们来讲也是很费脑筋的。我心里终于有了一丝的平衡感。
林老师“语录”中有一句话：与接近制度稳态的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的、重要的，且未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出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座“金矿”。我现在也深信自己脑海里永远都走不出中国经济的背景，在卢卡斯教授的经济增长课上的讨论中，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就讲到中国的制度背景，在写论文的时候一联系到现实经济也必然是中国的问题。撇开纯理论研究不说，以我个人愚见，在做中国问题方面的研究中无论哪个分支都要求对现实经济与制度结构有良好的把握，而在做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劳动力经济学研究时，中国经济学家的优势似乎更加明显，因为在分析方法上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并不需要花大力气去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的主要是对制度中性的计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收集数据与整理问题。而在做宏观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虽然现在的国际比较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如何从本国的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好的问题并正式地表达出来，在方法上显然更具挑战性，拉丁美洲、印度和欧洲的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为此做过很多努力，但成功的似乎并不多。所以，虽然听起来林老师的“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更容易直接上手，但我自己的感觉是对于不同的经济学分支而言从技术难度和要求上来看是有挺大差异的。国内有很多同学和学者，包括不少中心毕业的学生，经常把林老师的“从经济现象出发提出问题”的方法论完全简单地等同于“放弃数理建模”或者“放弃理论研究”，我认为这也是对林老师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在《与林老师对话》中以及平时的授课中，林老师都一直非常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数学训练的必要性，他批评的只是主流学界“盲目迷信权威和为数学而数学”的倾向。林老师还认为，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形式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研究方法规范化而经济学内容贫瘠化的必然结果之一，而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在规范化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个人觉得，国内目前在理论经济学方面，若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相比，其实真正有能力“滥用数学”的人恐怕要比没有能力“使用数学、欣赏数学模型”，却又盲目拼命抵制数学的人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能走极端，重视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加强数学训练。
其实对于“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林老师更想强调的是理论的开创性问题而不是技术上的易处理性问题。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说，经济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结构很优美的而且曾经也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被不断地摒弃和推翻，基本上不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内部逻辑上不自洽，而是因为这些模型与理论未能足够好地解释一些新出现的重要现象。来芝大学习以后，当渐渐亲眼看到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教授、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教授等理论经济学大家对具体实证问题极其重视的态度时，我对这一点也越来越认同了。以前，我总是觉得经济学纯理论的使命就是提供逻辑思维的参照系，就像理论物理学模型一样，既然只是参照系，做逻辑推理时就不一定非要总是考虑对应到现实，那样不是太碍手碍脚了吗？说不定理论突进的速度会在某些时点上超越现实的发展速度呢！就像有位诺奖得主给过的比喻：一万年的时间在现实中是多么漫长，可是在人脑中对这个时间长度的跨越只需要不到几秒钟就能完成了。在自然科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固然有很多，即便是经济学中的“欧元”与“期权、期货市场”不也是因为先有几个诺奖得主的理论而后才从现实中构造出来的吗？这是演绎思维的魅力。
我觉得，如果说博弈论以及高度相关的机制设计和契约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甚至是计量理论等纯理论研究中的演绎推理倾向于逻辑上工具理性的先验主义的话，那么“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则更像是一种归纳思维的经验主义，就更像是很多实验物理学家的工作。如果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学新理论而不只是解释个别现象的假说，我想这似乎就更需要敏锐的类比能力、良好的概括能力以及大胆的想象力，就像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人将不对称信息引入经济学、凯恩斯创立革命性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体系那样。
林老师很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本体就是“现实经济问题”而不是现有的理论模型本身，这也正是他经常引用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并主张研究者心中要“常无”的原因。林老师还特别倡导研究中国问题的潜在重要性，这不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林老师根据自己亲身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策以及经济学科学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坚信中国经济问题有很多新颖之处和特殊动态，并且相信中国经济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所以其经济问题也会成为国际性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则主要取决于所研究和解释的问题和现象的重要性。这正是林老师主张在研究“规范化”的前提条件下要“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有很多经济学家赞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完全赞同
，但我坚信这些都是林老师从事严肃科学研究后得出的因而自己也全心信奉的结论，而且作为林老师的弟子，我个人还觉得林老师的这一系列“内部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内生于”林老师本人在所有经济学家当中乃至在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那种少有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舍我其谁”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林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在《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中提到的很多观点与主流经济学界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林老师总是很自信，在芝大纪念D.盖尔·约翰逊讲座的首场演讲以及无数其他国际性的研讨会上舌战群儒，在国内也会与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进行学术辩论。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学者仅仅是因为林老师的观点与主流意识
不一样就引经据典地批判林老师的观点，这恰恰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让我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偶尔还很气愤。林老师曾多次严正指出“不能用一个经济学理论去推翻另一个经济学理论，只要内部逻辑自洽，只能用该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强弱来判定，比如运用计量方法来量化现有理论假设的推论与现实数据的拟合度”，这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我觉得，不尊重现有的理论和权威是无知和狂妄的表现，但是依据自己规范和严谨的研究，敢于在权威面前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坚持己见则是需要惊人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力的，是令人敬佩的品质。在这一点上我真的很佩服林老师，也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与林老师对话》中也有学生问林老师如何将自己的学说融进主流的问题。事实上，别人不说，单说那些在芝大毕业或任教的很多诺奖得主的观点，现在看来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了经济学主流，但实际上我仔细一想，弗里德曼、贝克尔、卢卡斯、西蒙、布坎南、斯蒂格勒、马科维茨、舒尔茨、芒德尔、科斯、普雷斯科特等，他们哪一个不是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搏斗中奋力冲杀出来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创立了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并担任过美国统计协会主席的阿诺德·泽尔纳（Arnold Zellner）教授
，我相信他是很有可能拿诺贝尔奖的。他给我们上实证分析I的时候总是提到贝叶斯计量经济学在主流计量学界遇到的阻力以及他与别人的论战。他也是林老师当年的授课老师。这样一想，芝大有很多权威和离经叛道的人，并且他们经常是同一个人。林老师在《与林老师对话》中叮嘱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跟着主流意见人云亦云”，现在想想真是中肯之至啊，因为这对于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常常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大概在这一点上林老师也深受他在芝大的老师们的影响吧，我猜。
我是个喜欢和老师对话的学生。到了中心以后，我以只有当学生才有的“特权”几乎闯遍了所有老师的办公室去与老师“对话”，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或者没学透的东西。中心的老师大都喜欢与学生对话，而其中林老师无疑是最愿意与学生对话的老师了。课前课后自不必多说，对于研究生们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研习会、理论宏观研习会、中心研究生学刊的研习会，林老师虽然极忙，但总是尽量抽时间参加，大家也总是围着林老师问个不休，结果不知不觉到了半夜，林老师就请我们去吃夜宵，边吃边接着对话。有次下大雨，可所有的研究生还是都主动地参加了“对话”，林老师看到了很高兴，掏出钱包对我说：“王勇，你去给大家买一些棒冰来吃。”林老师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虽然不是当着我们的面说的，但大家觉得林老师都说我们是“天下英才”了，于是就很兴奋地更想“与林老师对话”了，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家的研究热情空前高涨，在国内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地方的研究生会像我们这样幸运了。《与林老师对话》只不过收藏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不必再去赘述这种师生对话能如何促使教学相长，使我们学生学习更加主动、有针对性，等等。单就培养学生研究与思考的兴趣以及自信力，提高学术辩论能力，训练竞争思维速度就很值得大力提倡了。尽管师生对话的教育形式古已有之，但是在国内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不多见。刚到芝大上课，我发现这里的老师上课有一个共同点：喜欢邀请学生问问题。经常是开始上课前老师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讲着讲着又满怀期待地问一句。要是学生不问，老师就会反过来问学生问题。有时候我甚至感觉老师在“挑衅”我们学生，特别是墨菲教授和查波利教授。问题问了没多久就催促我们回答，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觉得上课这么跟不上老师的思维节奏，见一时没有学生回答，老师就说：“Come on，guys！This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别的学生怎么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是脸上发烧低下了头，觉得自己好像侮辱了芝大经济系学生这个身份似的。卢卡斯教授曾回忆上弗里德曼教授的价格理论课时的情形，说他上课经常就时事公共政策提出问题，并常常将某一个学生“套牢”，不断地追问，直到把这个学生“逼得”心服口服为止。要是这位学生说“好吧，让我再想一想”，弗里德曼教授就会说“那就现在想吧”。卢卡斯教授分析道，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学生的思维进展情况完全暴露，而作为老师的弗里德曼，其实其思维也是完全暴露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现在想想，在中心的时候，当我们与林老师对话时，总觉得自己会在双人思维“决斗”中处于下风，哪怕之前觉得自己已经很有道理了。现在我才终于明白，林老师在平时的学术讨论、演讲尤其是辩论中的那种充满自信的“杀手风格”大概也是在芝大学生时代在与他的老师的对话中训练出来的吧。一问，果不其然，林老师曾对我说，他对学术研究的真正自信力最早是在上贝克尔教授的人力资本课时形成的，因为在那门课上，林老师几乎垄断了所有作为学生与老师的对话权。
上学期我应邀给南希·斯托基（Nancy Stokey）教授当收入理论III的TA，每周都要给比我只低一级的博士生讲解习题。那群自信的个别还挺“嚣张”的学生经常会问一些比较难的问题，而我必须短时间内做出回答，真够有挑战的。学期结束时，我感慨地对斯托基教授说觉得自己在准备和讲解过程中对很多习题的理解比以前都大大加深了，讲解与回答问题的能力自我感觉也有了提高。斯托基教授听了，也告诉我说：她也很清楚地记得当初她在哈佛大学当高级宏观的TA时，最担心的就是遇到如今已是哈佛校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下面的提问和对质，因为萨默斯当时可是全校的辩论比赛冠军，无论怎样辩论，好像萨默斯总是处于胜利的上风地位。啊，斯托基教授现在无论是上课还是做演讲都是如此挥洒自如，女教授的典雅气质更是芝大女生们崇拜的偶像，原来她也是这样慢慢地锻炼出来的。芝大研习会的恐怖和残忍算是出了名的，去年冬季一场接一场的求职演讲，研习会上汇集了当年应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其中还有不少人被下面的老师盘问得十分被动，其实再有名的教授也常常被问得十分没有面子。有时会想象，如果有一天自己面对这些老师们做报告那会是怎样的狼狈相。为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选修卢卡斯教授的经济增长课程时，我鼓足勇气报名第一个做论文报告。后来卢卡斯教授成了我二年级论文的指导老师，事后他对我说，那次报告你一点都不紧张嘛。我心里想：你哪里晓得那是我装出来的。就假装你是林老师，而我是在中心的发展与转型经济学研习会上做报告。当然，这次我报告的只是别人写的已经发表的文章，即使文章出现逻辑问题我也无须承担责任，台下也只有一个老师；真要是同时向多个老师报告自己写的文章，那可就又远远不同了。
现在我相信，学生与老师对话，对学生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综合训练，对老师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挑战。据我的悲观估计，在当今国内，愿意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大概已不算很多，敢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更是少见，而善于不断地与学生学术对话的老师恐怕还要少，至于乐于不断地与学生进行学术对话的老师……林老师是一个。突然我又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知中心的师弟师妹们，还有所有通过《与林老师对话》而与林老师“对话”的读者同学们，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