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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滞后效应，那就是经济学家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使商业环境得到改善，有助于吸引和留住投资，从而培育竞争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改革来改善投资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促进私人部门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有效途径，因而研究和开发新的诊断工具、产品和服务也就成了为许多重要制度所支持的蓬勃发展的新领域。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些都有利于分析世界银行已经广为接受的营商环境指标（横跨十个政策领域的法律和法规基准）及其企业调查（在一个类似的主题范围内考察企业的经历）。企业调查为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评估（Investment Climate Assessments,ICAs）提供了原始资料。
企业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有这些数据库和工具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激发起了人们对如何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和产业增长以及国家表现排名的强烈兴趣。营商环境指数和投资环境评估尽可能充分地描述了企业经营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因此，它们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和确定优先事项的核心要素。尽管有这些用途，然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往往并不一致，也很难令人满意。如同营商环境指标那样（见第二章），投资环境评估的结果也可能被滥用或误解。
投资环境评估是对一个国家的企业绩效与企业家的观点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投资环境调查所发现的定量数据进行关联。企业会列举出阻碍其成长的各种商业环境特征。通常情况下，在一个抽样调查中，被抽到的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对每一个投资环境维度（如腐败、基础设施、融资可得性等）对于企业绩效的阻碍程度进行从1到4的量化评价，任何一项投资环境维度的高均值评分都可以作为对增长制约严重程度的证据。
但是，事实也不尽如此，人们对投资环境维度的程度理解并不等于这些维度变量对企业增长、经营业绩或企业生产率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尽管企业对其自身的业务流程和经营环境有直接的了解，但是，企业可能还是无法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主要问题的真正根源，而将一个并不太明显的问题表现出的症状错误地当作了一个制约因素。
Ayyagari et al.（2008）的里程碑式的实证调查就指明了商业人士对成长障碍的看法和实际的企业绩效并不一致。这项研究对究竟哪一项商业环境特点会直接影响企业成长进行了考察，其样本是80个国家的6 000多家企业，他们运用企业层面的调查结果和几项投资环境变量的平均报告值对以下项目做出评估：每个由企业报告的商业环境障碍是否真的影响其成长；阻碍企业成长的多个障碍的相对经济重要性；每个障碍是直接影响企业的成长，还是通过强化其他有直接影响的障碍而间接地产生阻碍作用；以及这些关系是否因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企业特征而有所变化。
在来自所有80个国家的企业的总体样本中，企业报告了税收和监管、政治不稳定、通货膨胀和融资是增长的几项最大的障碍。通过观察这些平均报告值的排名情况，这些投资环境调查结果可以为国家级别的政策审议组织提供参考。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投资环境的某个特定维度的平均报告值高于其他维度（也高于其他国家的平均值），那么，这一投资环境变量就被认为对这个国家的增长构成了一个障碍（如表3.2中的黑体字所示）。
表3.2 投资环境感知变量：平均报告值
注:80个国家的6 000多家企业报告的企业成长障碍。报告值区间为1—4,其中1表示没有障碍,4表示重大障碍。
资料来源:Ayyagari et al.（2008）的计算。
但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很快就可以发现，识别企业成长障碍的这种流行方法实际上并不可靠.Ayyagari et al.（2008）细致的计量分析表明，企业管理者们所感知到的某一投资环境变量阻碍企业成长的程度，与这一变量对企业生产率、投资行为和企业成长的实际影响往往是完全不同的。回归分析表明，拥有最大和统计上最为显著的经济影响估值的制约因素是融资、街头犯罪和政治不稳定（如表3.3中的黑体字所示）。换句话说，当企业管理者面对调查时，他们做出的回答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会列出那些他们认为是制约其企业表现的障碍。这也的确不足为奇：在回答调查问卷时，管理人员可能直觉地想到利润或其他的主观因素，而不一定是生产率增长的真正决定因素。
表3.3 投资环境变量的实际情况：企业成长影响估值
注：经济影响估值是指制约因素相对其相关（总体或特定国家的）样本均值的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资料来源:Ayyagari et al.（2008）的计算。
表3.2和表3.3结果之间的相互矛盾，可以利用Bourguignon（2006）提出的具有分解层面的异质性的增长模型来解释。某个特定的投资环境维度Z m 对特定企业i的某个绩效指标yi（如企业生产率、投资或企业成长）的影响确实可以估算出来：
这里的δm是指投资环境变量m的影响弹性，然后我们来看乘积δZ——放松某个特定的制约条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不是制约本身的值或“高度”Z.事实上，放松投资环境的制约的影响估值可能与其被感知的平均值是完全不同的。 [1] 表3.2显示的是投资环境制约因素相对其相关（总体或特定国家的）样本均值的变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估值。因此，影响的估值数据是乘积δmZm,这里的δm是由一个类似方程（1）的回归方程估计得到的。
表3.2和表3.3之间结果的不一致显示了对企业成长障碍的主观感知与制约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之间的差异。政策和制度环境的不同维度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会被误解，而这两张表格之间的不一致所凸显的只是诸多误解中的一支半节。
此外，对制约因素的分析不应该局限于某个独特的场景，其中假定影响在不同国家的弹性估值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表3.3中的估计结果暗示了投资环境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不区分于不同国家或企业特点的。如果真的认为在各国，比如新加坡、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政局不稳定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弹性是一样的，这将是一个非常鲁莽的假定。
在这一点上，研究人员面临着数据的局限性，而常用的分析工具又很难成全他们的想法,Bourguignon（2006）对研究者面临的疑难问题做出了阐释：“难点在于我们会遇到自由度不够的情况。在同一个国家，在给定的时间点，政策环境没有足够的变化——相比政策环境，企业绩效的变动幅度更大。因此，我们没有足够的自由度来对国家内，乃至部门内，以及同一年限和规模类别内的弹性分别进行估算。”
问题在于，如果可用的数据集在不断扩展，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国家政策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还是企业层面的异质性（企业绩效因规模、位置及其他因素而不同），都只能通过令人满意的分析工具来解决。这样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既不实用也不现实。因此，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在融资、司法效率、政局不稳定以及税收和监管这些定义模糊的投资环境变量背后，努力找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
显而易见，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若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提升某个特定制造业的竞争力，从而刺激就业，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异质性是必须要纳入考虑的.Dinh and Monga（2013）的方法与大多数对发展中国家增长潜力的研究有所不同，他们不是将抑制成长的因素制成一个冗长的通用列表（包括腐败、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繁文缛节），而是给出了少数更为具体的、随部门和企业规模而变化的制约因素。他们运用了几种方法
，通过跨部门和企业的研究，甄别出六个制约了坦桑尼亚轻工制造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工人技能，贸易物流，融资渠道，工业用地使用权，投入品的可得性、成本和质量，以及企业家的技术和管理能力。在小企业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土地、投入品、融资和企业家技能。在大企业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土地、投入品和贸易物流（见表3.4）。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坦桑尼亚被确认为具有良好增长潜力的四个轻工制造行业——纺织服装、皮革制品、木材制品以及农业综合——进行了深入的诊断分析。
表3.4 坦桑尼亚案例：聚焦关键点！
资料来源:Dinh and Monga（2013）。
投资环境调查有两个局限性：第一，无法提供那些在一个国家尚未出现，但却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信息（Lin and Monga,2011）。第二，被调查的产业可能与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不一致，要么是因为它们太先进（违背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的产物），要么是因为它们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竞争力（随着国家的发展工资普遍增长的结果）。这两个额外的局限性使得投资环境调查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满足了自生能力的标准，并可以代表经济的真实潜力的企业作为调查样本。
[1] 等式（1）包含了一个限制条件：假定δ m 在所有的企业都是相同的。这意味着企业对政策变量的反应具有同质性。这种简陋的假设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一个丰满的经济计量模型会超越这样的单一反应，对δ系数引入异质性。参见Bourguigno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