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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医学研究院在其题为“人孰无过”（To Err Is Human）的1999年研究报告中披露，由于医院的失误，仅在美国每年就有98 000人死亡。这一报告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震惊和怀疑，起初大家对这个数字存在争议。然而，近些年来，包括医生和医院官员在内的医学界专家已经对此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实际情况远比这一数据更糟:2010年，美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仅仅是政府医疗保险（Medicare）计划中的病人，每年就有180 000人死于不当的医院治疗。颇具声望的 《病人安全杂志》（ Journalof Patient Safety ）最近发表的研究结果更是出人意料，在这项研究中，美国宇航局的一位杰出毒理学家（James,2013）表明，由于错误的诊断和错误的处方而造成的死亡率实际上更高。据估计，每年有210 000—440 000名去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由某种本可避免的伤害导致了死亡。在一个拥有堪称世界顶级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尚且有如此高发的医疗事故，那么，可以想象，在一个不收集和发布此类统计数据的低收入国家，又是何等的景象。
充满着挑战的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以高风险为特征的，在一些社会和国家，有着与医学界如出一辙的案例，这些案例对我们深有启发，但更令人惶恐不安，这类错误往往是由战略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在他们的经济诊断和战略建议中做出的。人们很难想象，误导性的政策建议会给低收入国家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隐性成本。无论是什么，这些成本肯定是极其高昂的，且会对这些国家的几代人都产生叠加的影响。本节将讨论在甄别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基于错误的诊断而配制出的冗长且具有逻辑误导性的政策处方。
为了回答发展经济学中最根本的问题——“贫穷国家怎样才能依据自身的具体背景和情况，启动包容性的增长并且维持这一增长进程？”——经济学家往往过于依赖跨国经济增长回归，假定增长依赖于某些先决条件、制定因素和政策变量。
但这种研究范式却变成了令人失望的反面教材。传统增长理论预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将趋于收敛，然而两者之间的表现却仍然是分散的。尽管我们看到国家间的政策在收敛，但却看不到GDP有收敛的趋势。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大部分证据都是依托于平稳性假定（假设所有在过去观察到的现象在未来仍将出现）。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世界经济的跨国分布可能是多峰态的，在少数“收敛俱乐部”之外，大部分国家往往陷入相似的经济增长水平，看不到未来增长的明确前景（BenGDaG vid,1998）。
在这样的失望中，一些研究人员便得出结论，如果制定的政策和所选择的行动手段是以巴罗收敛性回归的通用结论为基础的，那么，由此得出的政策处方及对回归有效性的预期就一定是错误的（Rodrik,2012）。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研究人员对异质性（每一个国家以及许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家庭的具体特征和情况）的关注可能不够。第三种批评是经济增长研究对于“线性化”复杂模型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传统方法一直专注于经济增长的多元决定因素的独立影响，这导致了复杂的理论模型的线性化。然而，各项影响增长的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要取得某些政策改革的成功，必须配套实施其他的政策改革。因此，有必要采取一种政策互补的方法。
但是，即使在分析中引入了互补性，异质性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不同企业（按规模、位置、所有权等进行分类）的表现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由主导思维模式制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式的政策处方很可能是无效的，甚至会适得其反（不恰当的政策往往不仅花费成本，而且还会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长期恶果）。
这些失望导致了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和探索，然而，此举可谓非一般的挑战。事实上，尽管面对各种批评（比如非结构性，对复杂现实的线性近似，以及最终结果的不够可靠），人们仍然可以证明使用跨国回归的合理性，并指出如果没有使用这样的方法，分析路径将是不明确的。首先，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个人之间，都可能存在与国家之间同样的异质性。换言之，忽视异质性不是跨国增长回归的内在缺陷，这样的不足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类型的回归。其次，对于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如政策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观察的基本单位是国家，除了比较跨国数据的变化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数据可以替代。最后，使用跨国数据进行结构性或非线性估计并不容易，面临的是急速消失的自由度，另外，由于缺乏有效的工具，确定完整的结构模型也实在艰难。
基于这样的思考，关于经济增长的分析达成了新的共识：各种分析方法应该被看作互补的，因此，最优化的策略是明智地将跨国分析与微观和国别研究相结合，而不是选择一种“首选”的方法。以此为基础，通常建议采用一种三步法来进行增长的国家研究：第一，利用跨国比较，营造一个国际背景，对整体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平均影响和某些改革的潜在收益进行估计。第二，利用微观数据，允许异质性在经济体内（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存在，并探讨增长的制约因素在行业/部门或企业的不同层面是如何运行的。为了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增长经济过程及其强化政策，就必须开展更多的实证调查研究，并对投资环境、资产分配、政治改革等方面进行更好的动态分析。事实证明，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大有益处，特别是对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第三，国别分析有助于对因果关系以及政策或制度变化或者外国援助影响增长的各种作用传输渠道进行更好的理解。
这一广泛共识显然推动了我们在确定增长政策问题上的步伐，但它仍然没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工具，以形成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和繁荣。尽管还没有解决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集中力量发展具有最高潜在回报的产业部门这一重要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投向了改善商业环境的必要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