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思潮与滞后性

随后，那些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们将殖民主义经济学放大，并且进行了辩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它提出，发展的良性循环基本上依赖于单个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大小之间的相互作用（RosenG steinGRodan,1943）。具体来说，它假定只有在市场规模大到足以使生产率优势弥补高工资支付时，现代生产方法才会比传统系统更高效。

但市场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这些现代技术的应用程度。因此，如果现代化可以在超大规模的情况下启动，经济发展将是自我强化和自我维持的。否则，国家将会无限期地陷入贫困中。早期结构主义者受到RosensteinGRodan著作的启发，非常强调结构变迁的重要性，虽然这是正确的，但他们将其不足归咎于市场失灵，并且提出利用政府干预来修正这一点，然而许多干预并不成功，最明显的是进口替代战略。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尝试缩小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距，这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没能找到差距存在的原因。他们将低收入国家无力创建高收入国家的先进产业归因于市场的僵化。在此假设的基础上，他们力推内向型政策以建设这些产业，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虽然补贴和保护在一段时间内使一些国家取得了投资引导的高增长，但是，这一战略伴随着高昂的扭曲代价，在中长期不具备可持续性。而这种方法自然也不能帮助它们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到了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思潮的势头逐步转向自由市场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并强调政府失败。它的主要政策框架便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1990），它通过广泛考察经济体的总体运作及其市场、制度、资源分配机制以及监管和激励体系等方面来间接地进行结构分析。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的支持者们认为恢复外部和国内的平衡是启动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必要先决条件。他们的政策处方——宏观经济稳定、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也往往会导致经济混乱和社会局势紧张。其结果充其量不过是充满争议的，有些人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

“华盛顿共识”将政策的钟摆指向市场原教旨主义。通过痴迷地关注政府失败而忽视结构问题，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将自动地创建自发势力来纠正国家之间的结构差异。然而，从外部性和协调角度看，市场失败是结构变迁的必然。在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政府推进，刺激这一变革的自发过程将会太慢，甚至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即使是“华盛顿共识”的“扩增版”，也忽略了这个事实。 “华盛顿共识”还忽略了另一点，即在发展中国家中的许多扭曲现象是一种次优的安排，是用来保护那些在该国结构主义者的优先部门里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不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取消这些扭曲可能会导致这些企业的崩塌、大量的失业以及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担心这种可怕的后果，在许多国家，政府又推出了变相的保护和补贴政策，这种做法相比旧的方案效率更低。

由于持续的贫困，也因为发展中国家没能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国际援助团体将他们的工作转向对人道主义项目的援助，比如直接投资于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卫生。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服务的交付仍然令人失望，这便使得提高项目的成效成为一个新的重点。麻省理工学院的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率先利用随机对照试验对此进行了研究.Woolcock（2012）评价了发展思想从早期的结构主义/“华盛顿共识”向基于项目或部门的方法的演变，将其形容为从“大发展”向“小发展”的转变。了解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尽管如此，这是否真是通向经济繁荣的必经之路，仍然值得怀疑。毕竟，为数不多的几个缩小与美国差距的经济体，并不是通过小微的项目开始其发展历程的，而是源于宏大的创意。

减贫致富，攀登繁荣之梯谈何容易：从1950年到2008年（大萧条之前），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成功地将它们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以上。在这28个经济体中，只有12个是非欧洲和非石油出口国。这么小的一个数字是发人深省的：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的状态。然而，迄今为止，从不同的发展思潮中涌现出的各种政策框架仍不能交付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们在诊断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原因方面是无效的。另外，除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甚至援助者失败之间的摇摆不定，这些政策框架还反映了其制定者在分析问题上的滞后性：他们都是甄别出无穷多个限制增长的障碍，然后总结出一个冗长的政策建议清单（见表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