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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后果，也许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坏主意的接踵而至，这些主意往往源自其他地方，而且无视时间、地点和环境状况就被接受了（如果不是强加给它们的话）。快速回顾殖民政权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其统治下的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各种形式的Said（1978）所称的“东方主义”，即西方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将其他的社会和文明通过自己的框架和模型进行观察和概念化的一种倾向。尽管偶然也有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殖民经济政策往往还是反映了一种舆论思想，基本上趋于迎合当时主流的西方思维模式，而忽视了每个社会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此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和优化殖民开发或建立技术结构，以支持更广泛的殖民目标（Austin,2015,2010）。
因此，在殖民时期，发展中世界的经济争论往往简单地反映出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主要观点，这自然毫无疑义.Austen（1987）研究了殖民时期非洲的经济史（这是经济发展挑战最艰苦的区域），发现了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
一个流派是从市场（或新古典主义）的角度，采取后来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原则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另一个流派又分化为马克思主义、依赖性和实体主义理论两个分支。正如随后的宏观经济辩论所反映的那样，这两大阵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动机持有极度不同的假设。市场理论者认为经济主体的目标是利用生产要素在特定的环境约束条件下最大化收益或回报，同时最小化风险。结构主义者倾向于关注总体性目标，比如对决定经济行为规则的社会秩序的协调（实体主义），或者是主导和从属社会群体或世界各地与经济控制相抗争的等级体系（马克思主义和依赖理论）。
在分析西非对殖民世界贸易的参与时，市场导向流派的主要支持者Hopkins（1973）解释说，市场体系在世界的那部分地区最初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经济主体不认可市场体系，而是因为可用的国内资源数量不足以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据Hopkins所说，那里的经济发展受限是由于人口密度过低和运输成本较高。因此，在19世纪之前，国际贸易在西非没有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发挥作用，是因为奴隶贸易不但是罪恶的和不道德的，而且只产生了很小一部分的出口贸易，这一小部分贸易“对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利好”。
但在19世纪初期，非洲的经济发展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贸易变得越来越合法，而且越来越密集，因为那些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武力企业家们发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商人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非洲社会的内部动力（非常勤劳的当地企业家阶层的涌现）以及法国作为西非殖民势力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使这种出口生产企业的结构性转变持续了数十年。在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军事技术精细化的提升，加之资产阶级的文化自信，欧洲精英们产生了一种感觉，即他们的生活组织方式代表着权力和进步的双重意义。
到19世纪末期，这一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全面性的经济危机可以解释为经济和政治因素:1860年之后持续下滑的棕榈油和花生作物价格，以及奴隶贸易网络的寡头为了保持对经济的掌控的绝望挣扎。此外，贸易公司的不良商业行为最终鼓励了殖民主义：由于利润下降，垄断行为开始盛行，商业关系变得更加政治化。殖民势力觉得有必要顺应形势，以符合其政治目标的方式，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对这些领土的统治当中。
20世纪初期，殖民势力试图骄傲地彰显其在所占地域的经济中扮演的“建设性”角色.20世纪30年代，它们在欧洲举办了几次大型的博览会，展示当时被认为是殖民成就的各项成果，包括重大公共工程的启动；老生常谈的感恩欧洲统治的观点，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商品贸易）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引领黑色大陆融入国际经济；以及殖民国家具有使多元人群和文化结成“和谐、和平的国家”的能力。正如Hopkins所描述的，殖民主义标志着“一个新型的，从广义上讲，是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化的领土扩张主义阶段”。
为了给殖民主义经济学以有力的辩解,Bauer（1976）也曾经写道：“殖民政府建立了法律和秩序，保护了私人财产和契约关系，组织了基本的运输和医疗服务，并引入了一些现代金融和法律制度。这种环境也促进了外部契约的建立和扩展，鼓励了外部资源的流入，特别是行政、商业和技术技能以及资本的流入。这些契约也使人们了解了新的需求、作物品种、商品和耕作方法，开辟了新的、广泛的商品供给来源。这些变化孕育了一个对物质进步及其保证手段的新的展望：无论善恶，这些契约都推进了那些阻碍物质进步的传统价值观、目标、态度以及习惯的加速消亡。”（p.149）换言之，“殖民主义是‘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它将帮助人们做到以前他们靠自己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Fieldhouse,1981,p.43）。
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显然没有苟同这一评价。他们认为，在19世纪之前，尽管非洲和亚洲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但是基于本地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已经具有了强大的贸易网络。例如,Akinola（1997）就指出“非洲是欧洲的贸易伙伴，而不是它的经济附庸”（p.324），殖民主义促使事态发生了变化。从中间商（像东非海岸的斯瓦希里国家和像尼日尔三角洲国家奥波博国王贾贾这样的商业巨头）手里争夺对贸易的控制便成了一个转折点。事实上，几场旨在抵御欧洲对尼日尔南部、东部非洲和刚果盆地渗透的战争，最初也是欧洲国家为控制贸易而发动的。
随后的殖民地边界划分，以及欧洲消费品在非洲市场的泛滥对前殖民时期工业的扼杀，使得殖民地经济确立了直至今天仍然是非洲经济主导特征的进出口导向。据Akinola（1997）所述：“然而，可可、花生、咖啡、茶叶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被鼓励种植，这样安排是为了确保一个殖民地专注于生产一种主要的作物，例如，可可在黄金海岸和科特迪瓦，花生在塞内加尔和冈比亚，棉花在乌干达。即使在这些区域，仍然有欧洲企业或生意红火的商人和农产品买家，他们在非洲生产者和世界市场之间做中介，捞取了大部分的利润。”（p.325）
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依赖论的理论家们对殖民主义进行了谴责，认为殖民主义是剥削，并且描述了独立前的经济政策是由殖民势力为了自己产生利益而强行施加的策略，并没有激发被压迫地区的发展.Hobson（1902）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关联起来，认为欧洲的消费不足是造就帝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通过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并不断地把利润投入到更多的生产中，西方资本家很快面临的状况是，国内市场已经不足以吸收他们产生的盈余，然后，每个国家集团向他们的政府施压，令其找到新的、受保护的海外殖民地市场。
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现在评估殖民主义经济学时，认为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吸金手段，目的是为殖民资本家生产利润，防止在非洲经济体的资本积累，并且深化这些经济体对这种进口和进口商品的依赖性。
Austin（2010）研究了殖民统治和非洲在殖民时期的行动是如何影响其随后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和制度环境的，通过这些研究,Austin总结了当前对殖民主义经济学背后这一有缺陷的知识框架的共识——不论其支持者的意识形态倾向如何——以及这门经济学的危害作用。他得出结论认为，殖民地政府和欧洲企业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特别是在南部非洲的）制度建设，是要将非洲开发成初级产品出口型的经济。这两种情况都是强迫劳动力的旧经济逻辑在继续起作用，无论是奴隶制在早期殖民地的热带非洲的继续存在，还是利用大规模的土地抢夺促使移民劳动力流动到“殖民者”经济当中。
但是，事情是在不停地演变和变化着的.Austin还指出，产生贫困、福利和结构变迁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殖民者”经济和“农民”经济之间不同的显著特征。“正是那些‘农民’的殖民地有适合生产高利润作物的最好的土地，这里的非洲人民在购买力方面才有很大的改善，并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福利改进。然而，就是在这些国家，殖民统治者并没有直接为经济体攀登价值链阶梯做什么准备，部分原因在于财政上的限制，可能还有对短期经济前景的现实评估。因此，第一代后殖民统治者把控的经济仍然太缺乏接受过教育（且廉价）的劳动力，也没有足够（而且足够便宜）的电力，因此无法成功启动工业化进程。如果国际竞争环境可以支撑的话，后殖民统治者还需要投资于西非乃至整个热带非洲的教育和其他公共设施，以使其更有可能实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显著增长。”（Austin,2010）
对比之下，“殖民者”的殖民地在减贫方面的成绩反而糟糕，尤其是考虑到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等地的丰富矿产资源，但是，它们在结构变迁方面成效显著。“大规模的高压政治形成了白人统治下的经济建设的基础，特别是在南非，利润最终高到足以使一种部分由政治推动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因此，从非洲榨取的劳动力租金使结构变迁水到渠成，虽然这一过程在推进中弄巧成拙，却对种族隔离的瓦解有所助力。”（Austin,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