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Adama Dahico在其最受欢迎的一件作品里，将非洲大陆刻画成了一个去看病的病人。医生的任务本是治病，然而，尽管语气非常自信，这位医生却给出了严峻但并不准确的诊断，认为病人的不良健康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医生根本不听病人说什么，却开出了一系列药方，范围从治疗债务的药品，到改善经济治理和民主的措施。

Dahico的讽刺作品并不牵强：非洲最高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常常觉得自己总是处于类似的情况下。当他们找到一个似乎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正确战略和政策建议的专家时，他们往往又大受打击。专家的建议通常不是模糊且笼统的，就是过于具体和微观，导致冗长和复杂的政策框架。更糟的是，这些建议通常似乎并没有将最宝贵的货币——时间，纳入政治考虑。对于政治领导人，时间限制确实是硬约束，因为它们往往将已经非常艰巨的政治经济约束复杂化。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时间都是最宝贵的货币之一，必须小心处理。然而，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倾向于忽视那些没有明确、快速的获利机会，也不太可能成为成功的宣传广告的经济发展战略。

对于那些曾经在外国统治下的低收入国家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它们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由外部专家和机构设计的，因此也就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如果不是为了永久统治而做的蓝图规划的话。几年前，在一次为布基纳法索举行的日内瓦捐助国会议上，进行了一场紧张而有趣的交流。许多双边和国际机构的高级代表们与布基纳法索政府成员聚集在一起，讨论该国的发展战略和资金需求。一个来自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主管发言总结了捐助者的感受，尽管被寄予厚望，但是几十年来，该国在结构改革上取得的进步非常有限，他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把布基纳法索比作“已经坐在停机坪上多年的飞机，大家都在等待起飞，却从未发生过”。

该国的经济发展部部长Bissiri Sirima不喜欢被一个国际组织的官员如此挑战，因为他深知这个国际组织僵化的内部程序和沉重的官僚主义。他反应强烈但又幽默地对在场的捐赠方代表说，他们是在以纾尊降贵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国家。他告诉与会者，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他收集了布雷顿森林机构为布基纳法索准备的最重要的框架文件，并汇总计算了作为那些正在进行的计划和项目的条件而施加于他的政府之上的改革推荐方案的数目。这一年所有政府部门的改革方案总共超过500个！他列出了所有的政策处方，从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的措施，到促进电信事业竞争或保护环境的改革。他说：“为了满足你们，布基纳法索政府整整一年每天都必须执行1.5个附加条件！”

Sirima部长还提醒与会者，几乎每天，成群结队的捐赠方代表从华盛顿、巴黎、布鲁塞尔和其他地方到达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的首都），并且往往都没有事先通知。他们来到政府办公室，要求召开会议，并且不是与相应技术水平的管理者，而是与总统、总理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这一持续不变的“即兴外交芭蕾”迫使他本来就不大的团队和几乎各个部的官员，就为了满足捐助者提出的文件要求而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出乎意料的发言为随后的讨论带来几丝谦恭的气氛和基本的常识，这也使那些认为他的政府在改革方面没有取得足够进展的不满情绪平复了些许。

诚然，对于那些需要一个具体的行动蓝图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发展经济学并不总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来源。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宏伟的项目融资（干预政策）到八九十年代的结构调整（自由放任），历经了几十年的模式转变。过去60年来波澜起伏的发展思潮带来的各种令人失望的结果，使得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者们放弃了许多以前认可的办法，而是改为仔细考察证据。知识总是建立在古老的智慧之上，然后通过新的学习来加强。

本章讨论了最流行的政策处方的基本点，这些政策处方是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蓝图。最开始，本章描绘了殖民时期决定经济政策的历史知识背景。然后，回顾了各种发展思潮的兴落，这些思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主导着研究和政策制定。本章还重点提到了一些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分析方面的问题，以及对发展约束的个别研究。发展中国家通常接受和采用了一系列冗长的政策处方，并得到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本章在最后回顾了这些结果，并进行了总结。 W3Pzy7Cufn9H6Lqf5rxm/CWl7on5xRRM/bMahVbnPP5awvjT1eBpRjXkyVBBr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