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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削减贫困的障碍及先决条件清单上，出现最为频繁，也是常常在文献中被突出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获取融资的局限性。如同前面所讨论的挑战，金融部门的薄弱制度发展也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银行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产生了要求改善国内和国际金融法规及监管的呼声。
货币显然是家庭和企业必不可少的一种商品。在调查结果中，它也似乎是限制创业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此外，银行家和金融家是公认的恶棍，其贪婪和短视的倾向使得企业家无法指望在价值创造启动期得到他们的帮助。在White（2011）编辑的有关银行家和金融家的笑话中，她叙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银行家们能帮助你解决的是，没有他们你就不会有的问题。”她还讲述了一个男人去见他的银行经理的故事。他问道：“我应该如何开始做一笔小生意？”经理回答说：“从大的开始做，等待6个月以后……”
毫不奇怪，普遍存在于低收入国家的薄弱和欠发达的金融系统，被认为是增长和减贫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至少自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起，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所起作用的讨论就已有许多。约瑟夫·熊彼特、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以及其他人把银行称为工业化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引擎。继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众多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即金融部门所能协调的信贷金额是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金融并不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是推动增长的动力，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对该问题的经济研究结论，概括来说就是：一个健全而运作良好，并拥有深度和流动市场的金融部门可以提供支持经济增长和减少增长波动所必需的信贷资源。
这里再次指出，尽管做出这样的判断的理论推理似乎相当强，实证分析却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事实。理论推理如下：经济繁荣，作为改善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生产率的追求和结果，在理论上取决于对生产性资产的有效和最佳利用，以及让尽可能多的人口参与这一过程。因此，有效的金融中介对于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是必不可少的，它们鼓励手握余款的储蓄者（可能是国内或国外的家庭和企业）以最佳的成本提供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还应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以确保这些资金由金融系统分配给最具生产力的使用方式，并将风险和流动性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使企业能够创造价值和有效运作。储蓄者和投资者都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金融系统可以帮助他们减轻风险或对其加以利用。否则，储蓄者通常无法选择与他们个人风险承受能力最相匹配的投资项目——除非付出高昂的成本，而在无法把他们的钱汇集起来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利用投资规模来增加回报（Stiglitz,1998）。
DemirguçGKunt and Klapper（2012）对金融系统减贫能力的共识作了很好的总结：“运转良好的金融系统都服务于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为有各种需求的人提供储蓄、信贷、支付和风险管理产品。一个普惠金融系统——通过众多渠道提供不设置价格或非价格使用限制的金融服务——尤其可能施惠于穷人等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普惠金融系统，穷人就必须依靠自己有限的积蓄投资于教育或成为创业者，小企业也必须依靠自己有限的盈利来追求有前途的成长机会。这有可能导致持续的收入不平等和缓慢的经济增长。”
但实证研究趋于表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并且会由于其他许多因素而变化，如国家的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现有的法规律制.Cecchetti and Kharroubi（2012）探讨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不论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增长率如何，[金融发展都有益于经济增长]是真的吗？或者，一个臃肿的金融系统会像一个吃得太多的人那样成为经济其他部分的包袱吗？”（p.1）通过对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样本研究，他们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在达到某一点之前是好的，在那以后它会成为增长的累赘。此外，当聚焦于发达经济体时，他们还明确表明，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是不利于总的生产率增长的。
这些发现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金融机构的类型，它们的建立和扩张所依赖的标准，它们在其特定市场中运作的规则，甚至它们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包括将家庭和企业的储蓄转化为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的工具、监测投资和分配资金的工具，以及定价和疏散风险的工具，确实都应是政策考虑的关键因素。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中介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它可以是积极的（如提供信息和流动性），也可以是消极的，甚至威胁到整个经济（如过度冒险行为、对不良事件的传播与放大以及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尽管分析各种银行结构相对优势的文献浩大，但作为一个整体，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就各种类型的金融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优势和劣势达成共识。在这里，金融结构被定义为金融系统的组成及其在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中的相对重要性。
研究人员在基本的重要政策问题上也没有太多的共识：各种类型的金融结构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它们为什么可能会在不同的国情下促进经济的增长？文献中存在这些缺陷的原因在于，其对实体经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以及与其相应的金融结构需求的忽视。了解金融结构的差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必要的，它可以为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努力加强它们的金融系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
经济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往往比银行更活跃（Goldsmith,1969;DemirguçGKunt and Levine,2001）。文献的焦点集中在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上，即以市场为基础的或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结构，哪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基于银行结构的支持者认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收集和处理信息上有优势，而金融市场对事前收集信息和事后监控借款人（或股票发行人）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激励。因此，金融市场无助于缓解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结构应在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有更好的表现（Grossman and Hart,1982）。
毫不奇怪，那些偏爱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系统结构的人，更关注大银行所产生的问题。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可能涉及一些对企业影响巨大的中介机构，它们可能损害经济的增长（Rajan,1992）。而且，银行在本质上倾向于谨慎行事，所以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可能会阻碍经济创新和经济增长。此外，人们通常认为金融市场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丰富和灵活的风险管理工具，而银行只能提供基本的风险管理服务。
关注银行结构的经济文献倾向于考察是竞争性的还是垄断性的银行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些作者认为，垄断性银行可能会从企业中提取太多的租金，支付较低的存款利率，从而导致更严峻的信贷配给，这对经济增长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也有人认为，垄断性银行有更大的激励去收集信息，筛选和监控借款人，并与借款人形成长期的关系，因此，投资项目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融资。在竞争性的银行部门，借款人可以更容易地从一个贷款人转到另一个贷款人，因此，银行可能有较少的动机和能力与借款人或贷款人形成这种长期的关系。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初创企业和新企业是特别有价值的。对该问题的实证结果还远远没有定论。一些研究表明，银行业的集中性与其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ck et al．,2007）。其他人发现在银行业更集中的经济体中，新企业的增长速度更快，而老企业则受益于更具竞争性的银行结构（Petersen and Rajan,1995）。
尽管其结论不同，这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实际上采用了一个相似的研究视角。他们通常从考察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点出发，然后讨论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研究人员采用这一视角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兴趣在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如果该考察与对金融结构是如何确定的考察相脱离，那么它就不可能恰当地确定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对银行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银行业的集中度时，不同规模银行的分布及其经济意义这样的重要课题却被忽视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小企业作为发展中国家商业运作的主导形式，通常难以从大银行那里获取贷款，这表明银行的规模对银行业的分配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些研究探讨了影响决定金融结构的机制。例如,Rajan and ZinG gales（2003）用利益集团理论来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中金融结构的差异。其他人则强调了法律制度在决定金融结构中的重要性，认为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及有效的实施对金融市场的运作比对银行更为重要。因此，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对于一个法律体系薄弱的国家是有其优势的。然而，这种逻辑并没有解释以下事实：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在具有类似的法律起源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国家，金融结构亦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变化。事实上，任何有效的金融发展理论都应在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考虑金融结构的内生性。
综上所述，现有的许多文献采用供给侧的方法，从考察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点出发，然后讨论不同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金融结构实际上被视为无关的，实体经济的特点也被忽视了。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需求侧的方法是同样重要的，它以分析实体经济的特点和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为起点。这种方法转变的原因非常简单，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应由一个重要的标准确定：金融结构是否可以最好地调动和分配财政资源，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实证研究表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即便是工业化国家，其证券市场实际上能为企业提供它所需的大部分融资.Mayer（1990）的比较研究专注于八个发达国家的产业融资，在企业融资替代理论的背景下对这些模式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其证券市场平均净贡献率接近于零，凸显了股市的不足。这并不意味着股票市场扮演了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通过提供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而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或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再分配，如企业收购，来提高生产率。但在企业融资的总体上，它们的作用似乎有限。相反，大多数外部融资来自银行。”（p.325）
金融结构的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在经济发展中履行其基本职能的效率：一是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相对重要性，二是不同规模银行的分布。银行是低收入国家中金融中介的主要形式。它们调动储蓄、分配资本和分散风险的机制与金融市场是非常不同的。因此，银行和市场的相对重要性构成了金融结构最重要的一面。在银行之间，大银行做生意的方式明显有别于小银行，这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特别是贷款服务的渠道，有一定的影响。
长期以来，银行一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核心。但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遍的腐败和银行倒闭潮的冲击，以及往往紧随其后的金融抑制政策的影响，银行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破灭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多有影响力的发展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9）改变了其政策建议，主张同时使用证券市场和银行促进增长。事实上，按照“华盛顿共识”框架设计和实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的中心就是拆除传统的发展融资模式（基于银行的系统、定向信贷、公共发展银行、封闭的资本账户、利率上限和积极的货币干预），这种模式是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
资产非常有限的小银行不可能提供大额的贷款，因为集中投资将迫使它们不得不承担更高的风险。因此，小银行只能做小额贷款。大银行有能力做更大额的贷款，并更好地实现风险分散。由于贷款的交易成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同贷款规模无关，大银行更喜欢向大企业而不是小企业贷款，这是可以理解的。大银行往往远离小企业，而着眼于大企业，小银行则专注于小企业贷款（Jayaratne and Wolken,1999）。这种专业化表明，除了对银行和金融市场匹配的了解之外，不同规模的银行的分布可能是理解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大银行及规模较小银行的分布对银行业的表现会有很大的影响。
新的金融结构标准模型，已作为传统智慧，旨在反映金融发展的迫切性。它一直受到发达经济体中所出现的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影响。至少在导致转向另一个极端的2008年大衰退之前，这些发达经济体已从基于国家银行的金融系统转向开放的资本市场。其后，美国和欧洲的保守政府突然转向并采用新的法律法规来遏制金融市场并对银行实行国有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金融业改革，期待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降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提升增长率，并创造就业。这些目标基本没有实现。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发生了几次金融危机，并且对生产部门的大企业以及一般的中小企业的投资在下降。这是影响持续增长和贫困减少的一个主要问题（FitzGerald,2006）。
最近的分析研究中,Lin et al．（2013）的结果表明，在促进金融交易时，金融体系中的每一种制度安排对调动储蓄、分配资本、分散风险和处理信息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实证观察表明，随着一个国家变得更富有，股票市场相对银行会变得更加活跃，小企业无法进入股票市场，并且一般来说较少可能通过大银行的贷款获得资金（见图2.4）。
图2.4 股票市场、私人信贷与GDP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对这些典型事实的解释在于要素禀赋这一关键概念，它本身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决定了支持它们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金融系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取决于它把财政资源分配给在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中的高效企业的能力。换言之，经济发展每一个阶段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在实际部门中的最佳产业结构，这反过来又构成了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分布和风险特征的主要决定因素，从而隐含地指出了在该阶段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制度安排。因此，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内生决定的对经济最优的金融结构。
理由如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一个经济体都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即相对丰富的多种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它内生决定了该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见图2.5）。不同行业中的企业在企业规模、风险和融资需求上都是不同的。因此，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系统地不同于同一经济在另一阶段的需求。只有当金融结构的特征与经济的产业结构相匹配时，金融系统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基本功能，并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因此，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一个最优的金融结构。当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路径时，将导致金融系统效率的降低，并阻碍经济的发展。虽然规制和监管不力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但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会降低金融资源调动和配置的效率。
图2.5 最优金融结构的动态变化
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在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经济中，资本市场和大银行占主导的金融系统将更有效地分配财政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在以风险较小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最优的金融结构将以银行，特别是地方性小银行占优势为其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任何一个国家的最优金融结构都会随之而调整。
剩下的主要挑战是选择适当的政策框架，以发展可持续和有效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政府可发挥其重要的作用。股票市场和银行都需要政府制定法规和实施监管，以减轻内在的道德风险，减少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危害。虽然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和由此导致的最优产业结构是塑造其金融结构的最根本的力量，但是政府的政策也会影响到金融系统的实际演变。事实上，一些曾由政府推动的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是导致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偏离其最优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一个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其金融结构将偏离其最优路径而把稀缺的资本投入政府的优先部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金融抑制”就是这种发展战略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一种特别昂贵的隐性扭曲保持警惕：那就是复制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而非充分考虑其国家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点。正像良政治理的认知指标一样，金融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而非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