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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竹木简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不管其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只要认真地加以考察和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们都具有下面这样几个要素：
传播知识信息是出版物的基本职能，知识技能是构成出版物的基本因素。出版物的内容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史都可以在出版物的内容中得到反映。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进步，出版物的内容也逐渐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到系统。例如，世界各民族所留存下来的远古时期的文献，大致都属简单的“记事”“记言”之类的资料，而后来的鸿篇巨制的杰作却只能是社会文明充分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出版物所具有的传播知识的目的性也越来越明确，必须经过复制广泛传播，使公众都能得到才成为出版物，其社会意义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按照出版物内容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它传播的知识信息划分为：①情报性知识信息。它需要快速的更新和传递，并且有较强的针对性。②教育性知识信息。它既要求及时更新，又要有一定的稳定性，需要反复传递，传播面也比较广。③娱乐性知识信息。它的传播范围大小与时间长短，取决于社会时尚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
人类很早就把有声的语言作为传递与交流知识的工具，但语言的传播要受到空间与时间的限制。人们也曾先后使用了结绳、契刻等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一方法只能助记，不能直接表达复杂的事物，而且在传播上也受限制。只有使用图画和文字，才能较精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才能为人们共同理解与接受，因而也才能跨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来传播知识。
出版物的形成不仅需要用来记录知识的符号体系，还需要使用一定的材料将这些符号记录、留存下来，因而人类就选择和创造了种种文字、图像的物质载体。由于文字、图像是平面显示的符号，所以图书的物质载体也都是平面的书写材料。从我国古代来看，最初是在甲骨、青铜等器物上记录文字，同时把文字写到经过整治的竹木材料上，接着又创造出自然界原来没有的重要产品——纸张。纸张薄而轻便，便于书写和印刷，原材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因而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人类生产图书的重要原料。
与出版物相关的科学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刻画、传抄、印刷、复印、用光电或数字技术录入等记录、复制技术，二为搜集、整理、编撰、翻译、策划等编著技术与工艺，这两种技术相结合，保证了出版物的产生，此外还包括出版物的储物技术。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精神内容的物化过程。
出版物材料在所具有的形态上的规定性也是其要素之一，它也有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是编简成册的简牍制，汉代发明了造纸技术后，出版物的装帧形式就逐渐由简策式发展到卷轴式。后来以抄写为手段的复制方式，又被我国人民发明的印刷技术所取代，于是装帧形式又由卷轴式发展为册页式。进入数字出版时代，数字出版物也要具备相应的呈现形式。出版物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使出版物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夏王朝共历17君，延续471年。由于流传至今的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过。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也是可信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说明，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夏王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天的河南和山西等地。农业在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夏人还制定出适合农业发展需要的历书——夏历，它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老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我国至今使用的农历还被称为夏历。夏代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比起原始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夏代是中国出版史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汉字已经开始形成体系，原始的图书典籍开始出现，已经初步具备了出版活动的部分要素。
所谓原始的图书典籍是指正式图书产生以前的文字记录，或者说是档案文书材料。它们虽然不是正式的图书，但又确是当时人某种活动的忠实记录，不是杂乱无章的文字显现，已经具备了图书的某些因素，也可以说是早期出版物的萌芽状态。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诒徵认为，在后世文献中，仍可考证出夏代文献的存在。他指出：
孔子能言夏礼，墨子多用夏政。箕子尝陈《鸿范》，魏绛实见《夏训》。《孝经》本于夏法，《汉志》亦载《夏龟》。《七月》《公刘》之诗，多述夏代社会礼俗，可与《夏小正》参证。《小戴记》《王制》《内则》《祭义》《明堂位》诸篇，凡言三代典制者，往往举夏后氏之制为首。是夏之文献虽荒落，然亦未尝不可征考其万一也。
这一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其他文献判断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如下：
（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竹书纪年》中之《夏记》记载了“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四百七十一年”的帝王世系，迁都八次，建都城七座，先后为阳城、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一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经济、文化、天文的资料，因《竹书纪年》中记载与甲骨文金文相符，成为后世史家研究夏王朝必备之史料。尽管《史记》与《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生活在距今4000年左右。
（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人们经常引用的文字：“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这说明夏商更迭之际，已有典册。
（3）据古籍记载，夏代典籍有《夏书》《夏时》等，《左传》《国语》《墨子》等多次提到《夏书》并引其文，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它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食记载，可见《夏书》在春秋战国时还流行于官府诸子之中，可惜今已亡佚。只有《尚书·甘誓》篇被认定为夏代留存下来的文献。我们可以从后世典籍中，间接了解一些夏代文献的名称，如《孟子·梁惠王下》提到《夏谚》。《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记：夏禹时作乐《箫韶》，启时作《甘誓》，太康时作《五子之歌》，仲康时作《胤征》等。
（4）夏代已总结出天文历法和农业知识。上古时期，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12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还懂得了19年置7个闰月。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夏历以寅月为岁首，不同于殷历和周历。《夏小正》虽是周代流行的一本古农书，但其中也包含着夏代在农牧业生产中积累的一些天象和物候资料。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我们至今所使用的农历，基本上是夏历。
（5）有关夏末地震和陨石的文字记录。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末年有文献记录的旁证。
（6）夏末有太史和典籍等有关文献记载。《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出奔如商。”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夏王朝不但有图法，即图书法令，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收藏、保管这些图书典籍的官员——太史令，终古捧出政府要典，对昏聩的夏桀哭谏，桀王执迷不悟，更加残暴淫乱。于是太史令终古投奔商王。《吕氏春秋》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市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千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不会毫无根据。
在《国语》《战国策》《逸周书》《穆天子传》《礼记》等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夏王朝的资料，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中有关于夏代宗庙建筑的记载：“夏后氏世堂，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堂者，宗庙也。”据此可知后人对夏王朝有宗庙及其宗庙建筑结构及规模的推断。
《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所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著《史通》时，也把这段史料作为夏王朝有书有史的论据。
于省吾经过对甲骨文的详细考释得出结论：“甲骨文祀典中的庙号，二示以前均无可考，而二示和二示以后的先王和先妣的庙号则尚属完备，这是由于有典可稽的缘故。”他还把我国从原始的简单文字记事进入到成文记事，即书籍产生的年代进一步明确：“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商人先公的二示——夏代末期。”
上述文献均为夏代已有图书文献的旁证。上节所提到的，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甲骨文献，说明在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文献的存在。根据文字发展的延续性，我们可以推论，夏代有文献的存在是合理的。另外，殷商时期数以万计的甲骨以及成规模有系统发展成熟的甲骨文本身就可以说明，商代文献已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形成如此规模，所以又可成为夏代有文献的旁证。再考虑到夏朝已有国家，已有宗庙建筑——藏书处所，已有了早期学校教育——编辑使用图书的需求，我们说夏代末年是我国原始文献产生的萌芽阶段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这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