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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活动的出现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发明和使用；人们的现实需要。其中以文字的产生最为重要。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
原始人类在语言产生以前，人类早期的诸多事件无法传播于后世，只能通过集体无意识传递人类某些朦胧的、零碎的共有记忆和经验。缺乏有效的传媒使得人类早期的生活记录几近空白。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序言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文字以其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成为人类文明的基石。书写符号的出现直接为编辑活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并由此改变了人类历史。所以，研究中国出版史，首先要从汉字的产生讲起。
汉字的产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前，大体经历了“有声无言”“有言无文”两个时期。在语言和实物的基础上，又经结绳记事、契刻和图画三个阶段，方才产生汉字。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为了帮助记忆、记录与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通过远古的传说，我们知道在汉字形成以前，我国有结绳记事、契刻、图画等记事方式。这些方式为汉字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1．结绳记事。就是用绳子打成结来帮助记忆。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使用过的一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周易·系辞下传》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明确指出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通过结绳帮助记忆。《庄子·胠箧》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说：“古者无文言，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绳之大小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见，我们的祖先确实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直至现代，结绳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使用，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起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日本人、埃及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2．契刻。就是在竹、木、陶等材料上刻各种记号用以记事，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时双方订约时，把两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刻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序》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是说在结绳记事之后，由八卦、书契代替结绳之政，然后文籍产生了。有些学者认为，八卦就是古代刻木记事的一种形式，其时在结绳之后，文字创立之前。《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使用书契的情况，说这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这种方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深浅表示事情的大小。据说每年吃新米的时候，召集全村老小一起尝新，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基本是备忘用的，留下的只是代表一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所以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某一部分用之既久，约定俗成，让更多的人都能理解后，便可演变为指事文字。
3．图画。是对文字形成最有影响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的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逼真的，使人一看，就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一头鹿。有时，还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时间长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了，只要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的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成事物的一般意义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这样一来，图画就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
我国很多古书上都记载有“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这可能反映了“图”与“书”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对文字形成最有影响的，可能是图画符号（也有人称为图画文字）。我国许多民族的文字中仍保存着图画记事的痕迹。如云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经典——“东巴经”中就有不少图形，“东巴”（巫师）看了就能颂出长篇的诗句，讲出动人的故事。国外也有一些民族长期用图画符号记事，如美拉尼西亚人、北美印第安人和西伯尼亚诸部族等。1849年，印第安人德拉瓦尔族曾送交美国总统一幅请愿书，请求允许他们七个部族由苏必利尔湖迁徙到相邻的另一个湖旁。这幅请愿书就是用图画符号书写的，七个部族由各自的图腾形象代表着：一个是鹤，三个是貉，一个是熊，一个是人鱼，最后一个是海狗兽。鹤被画在最前面，它是领导部族的标志，每个图腾的眼和心都和请愿者鹤的眼和心连接在一起，这表示大家的意愿是一致的，下面画着他们要迁往的湖。
图画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可能转变为象形文字。由图画符号演变为象形文字，有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正如唐兰先生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著，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
这就是原始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前，在甘肃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中发现四个与甲骨文的“马”“日”“人”“鸟”十分接近的象形符号，其所在古文化堆积层距今约7000多年。可也有的学者认为，这四个形体画的成分太多，写的成分太少，可视为象形文字的先驱，还不能称之为象形文字。当象形符号有了固定的形、音、义，就意味着它已成了真正的文字。
4．仓颉造字的传说。我国古代的结绳、契刻和图画符号等记事方法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么汉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流传甚久的仓颉造字的传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世本·作篇》说：“黄帝使仓颉作书。”《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仓颉篇》《淮南子》《论衡》等书中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说得最为具体的当数许慎的《说文解字·序》：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
，万品以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这段文字是汉代人对传说中的仓颉所处的时代及其所任职务、受何启示而创造文字的描述，还回答了他发明文字的方法和步骤，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字”“书”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及所下的定义，同时说明了文字书契产生后的意义和作用。
但这毕竟是历史传说，文字是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它是原始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发明的，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由某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由许多人逐渐创造积累起来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荀子·解蔽》中所言较为接近现实，即“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子认为古时候琢磨、草创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颉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规范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章太炎《造字缘起说》指出：
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减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
所谓“下笔不容增损”云云，或许过分，但他强调仓颉在汉字规范方面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从文献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在仓颉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文字。他的职务均记载为“黄帝的史官”。按此说，“仓颉造字”当在公元前26世纪的黄帝时期，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这一时期，原始汉字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整理。
探讨汉字产生的时代，最有力的证据还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裘锡圭认为：“已发现的可能跟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时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上所刻划、描画的符号。这些符号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形体比较简单，大都是几何形符号，见于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偶尔也见于骨器和石器上。第二类是象具体事物之形的符号，见于大汶口等原始文化的陶器上。这类符号似乎不如前一类使用得普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些陶器上发现了110多个形状简单但很有规则的刻符。在离其不远的临潼姜寨也发现了130余个形状极为相似、略为复杂的刻符，另外在甘肃、青海、浙江也续有发现。有人认为这些刻画符号是与制陶工艺有关的记事符号。根据放射性碳十四法年代测定，时代距今已有六七千年之久。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汉字就有近6000年的历史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些陶器刻符意义不明，尚难断定它就是文字，还是看作刻画符号更为妥当。
195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现出土的陶尊上刻有四个象形文字，这是得到多数学者公认的远古文字。出现陶器符号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
图1．1 大汶口陶尊上的刻画符号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个为“旦”字，第三个为“锛”字，第四个为“斧”字。唐兰认为第一个为“炅”字，第二个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个为“斤”字，第四个为“戌”字和“戊”字（古为一字）。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志。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和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据专家们推断，这种远古文字已不是最原始的文字，在此之前还应有一段较长的发展过程。1987年，文物工作者又在大汶口文化区山东莒县发现16个古文字，刻在10口大陶尊上。这些有字陶尊经测定距今约5000年，也就是说中国有5000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一批刻画文字。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000—4400年，其地点在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范围之内，因此，有的学者释读后，认为是夏代的文字。
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遗址，出土了一批属龙山文化晚期的甲骨文献。字体小如蝇头，笔画细若蚊足，刀法朴拙，字迹清晰。文字行笔先后顺序和重叠关系清晰可辨，不同于线条简单的记事符号。在被清理出的十余个单体字中，可释义的有“人”“万”“大”“元”等字，据碳十四法测定时代比殷墟甲骨早1200年以上，即距今4500—5000年间，在黄帝时代和夏代初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黄帝之史仓颉”造字的远古传说，反映了汉文字萌芽时期的特征。
1988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出土了一批甲骨，其上所刻的符号，个别的形体与河南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相似，似应一脉相承，据碳十四法测定，并以树轮校正，这批甲骨的时代距今约8000年。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也只有7000—8000年的历史。这次发现为探索我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2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龙山文化遗址灰坑中发现一件刻字陶片，有文字5行11字，笔画流畅，排列有规则，相互联系紧密，刻写也有章法，已经脱离了刻画符号和图画文字阶段。据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专家鉴定，距今4200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随着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开工，在湖北宜昌中堡岛又取得震惊考古界的新发现。1993年11月15日，杨家湾遗址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发掘出带刻画符号的陶片8片，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900±260年~公元前3380±145年，距今约6000年，与西安半坡陶符年代大致相当。
贾湖甲骨刻契符号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文字的萌芽状态。河南安阳殷商文化的甲骨文字是数以千计的成体系的文字的成熟阶段。两者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形成阶段。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遗址均出现了向殷墟甲骨文靠拢的陶文，甚至二里冈遗址还出土三件有字的兽骨，其中两件各有一字，另一件有十个字。这样脉络就理清了，殷商甲骨文不是中国文字的源而是一个流。
图1．2 二里头夏代陶文
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有关汉字起源的时代脉络将会逐步清晰明了。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正是我国文字由萌芽向成形实现质的飞跃时期。不仅黄河中游有西安西郊花园村骨刻文字，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青海、甘肃有齐家文化，在长江下游还有良渚文化圈的陶文、玉器上的文字，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相同的字，或在不同载体上，或在不同地域共同使用，如“戊”“炅”“山”“封”“皇”等字，都出于两地以上，笔画结构，惊人相似，至于“五”“七”“十”“廿”等数目字，使用范围更广。这一切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汉字产生距今至少有4500年的历史。
考古发现也说明，在汉字产生之前，书写汉字的工具就已产生。清朝人罗颀在《物原》一书中说：“虞舜造笔，以漆书于简。”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西安半坡陶文中的好几种图案，如人面纹、游鱼图案、米字形纹饰，是用笔或类似的工具描绘上去的，其笔触清晰可见。1959年山东大汶口发现的陶文，有契刻和书写两种，说明当时已经使用笔和契刻类的书写工具了。只是当时的书写工具可能是极其简陋的。如元代人吾丘衍在《学古编》中所说的那样，上古人们无笔墨，以“以竹简梃点漆书竹上”，即用小木棍或小竹棍蘸上颜料书写。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毛笔至少在商朝就已具备雏形了。距今六七千年的陶文，也有不少是契刻上去的。据推测，当时使用的契刻工具可能是用玉石或动物的牙齿制作的。由于当时陶文使用的不是很频繁，这些工具是否是专门用来契刻的，就不得而知了。不论如何，书写工具的出现和丰富，为汉字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并在以后的文献著录和复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汉字的出现和汉字书写工具的具备，为此后的著述、编辑、出版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