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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充分借鉴和利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进行学习和研究的。离开了前人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略作回顾。
中国的出版活动虽然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屈指算来，刚好有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百余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创阶段（19世纪末至1949年）、曲折发展阶段（1950—1979年）、复苏阶段（1980—2000年）、繁荣阶段（2000年至今）。
在19世纪以前，找不到一部专门论述出版史的著作，即使有一些关于图书印刷、校勘、贸易史料的记载也是散见于各家笔记、文集的零篇短文之中。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才有研究藏书、刻书的著作出现。滥觞之作有两部：一是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1897），二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1911）。后来中国出版史和印刷史的研究者大都遵循了这两部书的研究范围和基本思路，然后不断突破和创新。此后出现了孙毓修的《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叶长青的《闽本考》，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1936）等一批论著，分别对出版事业的某一朝代、某一地区、某一形制或某一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考证。这些著作书证详明，立论谨严，重在考据，学术性大为增强。缺点是不够全面系统，尚没有明确提出出版史的概念。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值得述及的著作是192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撰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该书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出版史的第一部著作，全面系统、可信地论证了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对欧洲及亚非各国的造纸印刷业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据现有资料，我国最早一本正式以“出版史”为书名的书是1946年8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全书仅三万余字。
在前10年里，出版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张静庐先生（1898—1969）历时近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辑注，推出了七本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全书共250万字，收录了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7年间出版事业的重要资料，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出版史料。这一时期出版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张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作者在广泛收集古今中外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例证的基础上，提出雕版印刷发明于唐初贞观年间之说，论述了印刷术对亚洲与非洲、欧洲的影响。另外，这一阶段，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长期给学生开设“中国书史”课程，编写了多种版本的书史讲义。其中以北京大学刘国钧先生的成绩最为显著，连续出版了《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等多部著作，其中以《中国书史简编》影响最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书史教材，被图书、情报、编辑、出版、发行各界广泛征引。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萧条冷落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几乎没有出版史学术新著发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这一时期在海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及图书馆学研究院名誉教授、兼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史》一书。该书原名《书于竹帛》（Wr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两方面的空白：一是研究重点放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这正是出版史和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二是作者身在美国，又是用英文写作发表，对宣传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国对世界文化史的贡献立下了功绩。
总体上看，这30年的出版史研究工作虽有发展，但水平提高不大，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中国出版史学科体系。
这一阶段与萧条时期相比，进步十分明显。范军先生编纂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共收录1978年1月至2009年12月共32年间中国内地出版的有关出版文化史方面的论著、译作、资料集等约3500种。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内先后出版了多部以编辑史、出版史、报刊史、印刷史为名的通史或专题研究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树，标志着出版史研究的新起点。
1984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了魏隐儒积30年之久编著完成的《中国古籍印刷史》，重点论述了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古代图书、古籍雕版印刷发展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活字印书的发展三方面内容，对古籍版本的演变规律和刻印特点提出了独到见解。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作者尽量使用自己在北京中国书店工作几十年和70年代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撰工作，到各地访书审定所经眼的第一手资料，书中所附的书影照片为此书增色不少。
198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用英文出版了钱存训的《纸和印刷》（Paperand Printing）。该书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一分册，经多次修订后，于1990年由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译本。该书从中国古代造纸与印刷术的起源与发展，写到19世纪末两项手工艺逐步为现代技术取代为止。内容涉及造纸、印刷全部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及工艺、美学、用途、对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等各个方面，是目前在海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造纸史和印刷史专著。
1986年我国台北学海出版社出版的韩国学者曹炯镇撰写的《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值得特别注意。作者在查阅了数以百计的各类文献并收集了活字、印本与印刷工具等实物之后，得出结论：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均为中国人所发明，尤其是在活字印刷技术的原理和效能上，做出了突破性的进步。“韩国则即时输入之，而与中国并行发展，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智慧，而始创金属活字以印书。”
这一观点代表了韩国大多数学者对印刷术发明这一重大问题所持的学术观点。
198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在中国图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又迈出新的步伐，郑如斯、肖东发编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国书史》《中国书史教学参考文选》《中国书史教学指导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专业教材，被多次印刷，广泛流传。同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被国家教委列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1988年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有关编纂史和编辑史研究的进展。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韩仲民用十年工夫编著的《中国书籍编纂史稿》，该书侧重古代史料，注意把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介绍了一些重要典籍的编纂情况和成书过程，同时介绍了各种学术流派、思想观点和重大事件，在编纂史研究上有开创之功。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张秀民的又一力作——64万言的《中国印刷史》。该书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详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唐初贞观年间印刷术发明后，迄清末近1300年的印刷事业的源流演进，不仅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许多新鲜资料和独到之处，被称为“划时代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可以说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出版史论著，而一进入90年代，以中国出版史为名的通史性专著教材就出版了五部：《中国出版史》（宋原放、李白坚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出版史》（张煜明编著，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出版史话》（方厚枢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编辑出版史》（肖东发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代表性的专题性论著也填补了之前研究的空白：编辑史研究著作有《中国编辑史》（姚福申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籍编撰史》（曹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发行史研究成果则有《中国图书发行史》（郑士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印刷史著作有《中国古代印刷史》（罗树宝编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曹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印刷史通史》（张树栋、郑如斯、庞多益等著，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断代出版史研究则有王子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和宋应离领衔编纂完成的8卷本《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后者紧承张静庐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是一部记录和展示新中国出版事业50年曲折历程及其成就的大型文献资料汇编，为学习、研究新中国出版史提供了一批基本的翔实可靠的材料。在近现代出版史研究方面，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三本论文集值得关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199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编，1993年），《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科研办公室编，1994年）。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研究范围不断开拓，诸多空白得到填补；（2）研究方法多有创新，内容体例各有所长；（3）研究成果形式多样，提供多处发表阵地；（4）研究层次不断加深，纠正不少谬误成说；（5）研究目的日益明确，探讨规律继承传统；（6）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海外学者投身其中。这些成就的取得，已经为编撰一部大部头的通史性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出版史研究就数量之多，进步之大，远胜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其突出成绩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表现之一是有关出版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地方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全国以“中国出版史”为书名的通史性著作已经不下十几部。最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这部通史既是国家社科重点课题，又是众多出版史研究工作者多年成果的结晶。既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又推陈出新，写出了新时代的特色和水平来；既努力有所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又注意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既防止“以论代史”，又防止“以史代论”堆砌史料，做到“史论结合”；既防止以偏概全，在没有掌握主要史料的基础上即做结论，又防止面面俱到，主次不分。在注意这些原则的同时，对所有重大问题，比如出版的起源，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在出版史上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版史，等等，都采用了文化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此外，具有代表性的断代出版史专著有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四卷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肖占鹏、李广欣的《唐代编辑出版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周宝荣的《宋代出版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田建平的《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史金波的《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专题史研究则有戚福康的《中国古代书坊研究》（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7年版），文革红的《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高信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小蛮、王福康的《中国古代插图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张仲民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等等。另外，赵连稳还从史学入手，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历代著名史学家编辑思想的论文，充实了编辑史的研究内容。200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出版志》。2005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对全国研究、编写地方出版史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
表现之二是出版史研究更加微观 、 深入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研究成果的增多：一是对近现代及当代出版业的研究，特别是微观的出版印刷企业、编辑家、出版人的研究；二是对重要出版企业史、出版理念、编辑思想、出版实践、出版成果及其社会作用的研究。在出版人物研究方面，研究已经从张元济、陆费逵、鲁迅、邹韬奋等人扩展到对陈原、王云五、叶圣陶、巴金、汪原放、赵家璧、张静庐、蔡元培等人的出版思想和出版实践的探究。不仅有出版人个体研究，也有出版群体状态研究，蒋广学的《蔡元培新闻出版活动与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9年）、冯大伟的《近代编辑出版人群体概述》，（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邓咏秋的《民国时期编辑和出版人的生存状况》（《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可称其中的代表。200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纂的10卷本出版史文献集《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共收人物54人，以创办或主持过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出版机构、在出版理念或某些重要出版领域有独特建树、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专职或兼职出版工作，并且已经辞世者为主。每个人物的研究资料，选自近百年来公开出版的数千种图书报刊，按本人著述、亲属回忆、研究著作三类依次排列，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我国关于20世纪著名编辑家、出版人的研究成果。在出版机构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承担的《2000年以来美英日法四国出版业现状研究》课题已于2011年完成，正在进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所属十四家出版企业的社史撰写工作。
表现之三是改革开放 30 年和新中国成立 60 年出版史研究的热潮带动发 展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了当代出版史的发展。因此在这两年里，以“出版三十年/六十年”“阅读三十年/六十年”“编辑学研究三十年/六十年”为名的图书和文章群起涌现，促进了当代出版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黄先蓉、张裕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出版行业组织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编辑》2008年第4期），李树军的《三级跳成就市场半边天：中国民营书业30年的历史考察》（《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11期），周正兵、李红强的《中国出版产业资本运营30年》（《中国出版》2008年第8期），宋木文的《改革开放后的三次书价改革》（《出版发行研究》2008年第4期），周百义、芦珊珊的《畅销书出版三十年》（《出版科学》2008年第6期），伍旭升主编的《30年中国畅销书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版）等，都有很强的代表性。与此同时，与阅读史概念兴起相呼应，出现了一些阅读史研究的成果，如王洪波的《30年阅读史：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编辑之友》2008年第6期），张清、胡洪侠的《1978—2008私人阅读史》（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9年版）等，注重从读者角度入手的对出版文化变迁的探讨。
2009年，宋应离、刘小敏主编的《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近80万字，是49位老出版人根据60年亲历、亲见、亲闻而撰写的回忆文章的结集。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新中国60年出版工作发展的历程，描绘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轨迹，有较强的现实感和史料价值。郝振省主编的《出版文化丛书·出版60年》收录了《名著的故事》《编辑的故事》《书店的故事》三本关于出版业的书籍，三本书的作者多是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他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新中国出版业60年间发生的事情、积淀的作品、涌现的人物，留存了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展示了新中国60年出版业的艰难探索与辉煌成就。
表现之四是研究队伍后继有人，以出版史为题的博硕士论文大约有上百篇。
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学校的出版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办学层次不断提高。据张志强等人的统计，截至2012年3月，我国共有41所高校在45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硕士研究生，有6所高校在6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学或类似专业博士生
。本专业的研究生在开展研究时，尤其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以出版史为研究方向，选择研究题目，这就为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后备军和新生力量，也从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论文。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周其厚2004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北京大学邓咏秋200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出版业现代化研究：1800—1949》、杨琳2006年的博士毕业论文《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化研究（1897—1949）》，湖南师范大学易图强2011年的博士毕业论文《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1949．10—1989．5）》，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表现之五是以文化史视角研究出版历史的趋势引人瞩目 。虽然关于出版史与文化史关系的探讨早已有人为之，但真正从文化史角度切入，将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加以分析的具体研究，却是从20世纪末之后才真正开展起来，这也是从多学科维度研究出版史最引人瞩目的方向之一，包括对出版企业自身文化史的研究、出版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印刷史与文化史关系的研究，等等。在这方面广西教育出版社从1999年开始，组织出版了“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对引发出版文化研究热潮功不可没。其中包括李白坚的《中国出版文化概观》（1999年版）、吴相的《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1999年版）、邹振环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年版）、汪家熔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2003年版）、张志强的《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2003年版）、章宏伟的《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从2007年开始，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现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始启动组织出版《出版文化丛书》，规模宏大，分为5个系列：出版文化学术研究系列、出版人物研究系列、重点出版物研究系列、重点出版单位文化研究系列、出版文化文集系列，计有图书30余种，将从出版历史、出版实践、出版机构、出版家等多方面来思考和阐释出版文化。可见，从文化的角度阐述出版的历史，将是未来的一项长期系统性、方向性的研究工程。
表现之六是中国出版史研究吸引了一批外国学者参与其中 ， 国际化的趋势 明显 。择其要者有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周绍明（Joseh P．McDerG mott）、罗友枝（Evelyn S．Rawski）、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周启荣（KaiG wing Chow）、贾晋珠（Lucille Chia）、井上进，等等。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周绍明的代表作《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中译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包筠雅的《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中译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是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的力作，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中译本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论述了中国从周代到清初的书文化，作者的主要兴趣是印本如何在宋、元、明三代于精英圈子的阅读中取代手写本，这些论著的出版再次推动了域外学术界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程。这些外国学者的成果少数使用中文写就，多数已有翻译，还有一部分还未翻译成中文。但是他们新颖的研究方法、独特的视角，从不同侧面填补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空白，并带给中国学者更多的灵感和启示。此外，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将中国出版史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日本东北大学的矶部彰教授领衔获得一项100亿日元资助的重大课题，专门研究东亚出版文化，曾两次召开有多国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在国内也培养了近百位研究出版史的后起之秀。韩国延世大学、出版协会和国学振兴院近年来也频频召开以出版文化和印刷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于2012年6月召开《文本中国》国际研讨会。这些，都必然会打开中国出版文化国际影响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