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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出版物载体仍以竹木和缣帛为主，间或会有金石等材料。汉代虽然发明了造纸术，并在技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在当时尚未普及。将纸张广泛应用于书写还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形制仍以简牍书和帛书为主。
在《史记》《论衡》等汉代文献中有许多地方都提到竹简帛书，历史上的出土也多有记载。20世纪以来考古也发现了一批秦汉简牍和珍贵的马王堆帛书，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图书形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竹简1155枚。其中有秦代律令及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的“编年记”等。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秦简3万余枚。简牍以木牍居多，形式多样，长宽规格各异，还有异形书判（简），另有少量不规则简或在随意材料上书写的，较特殊的极薄如刨木花上的墨迹。简文字体有古隶书、古篆书、隶中带楷书等。字全部是笔墨书写，字迹工整，运笔流畅。专家认定这些简牍是官署档案文书。里耶秦简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上起承前启后作用的秦王朝有关制度的了解和认识，对秦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汉代简牍近百余年来发现20余次，出土地点包括甘肃、新疆、陕西及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约7万枚左右，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中较重要的发现有如下几处：
有六次发现：（1）1906年至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外长城故垒得汉代木简705枚，其中100多枚可以确切考定具体年代。（2）1913年至1916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又获得汉代木简84枚，在酒泉得105枚。酒泉所得汉简，或称酒泉汉简。斯坦因几次发掘的汉晋木简，均被运往英国，现保存于伦敦英国博物馆。（3）1944年夏鼐在敦煌县小方盘城等汉代遗址获简48枚，现藏台湾。（4）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西汉后期烽燧遗址获木简1200多枚。内容有诏书、奏记、律令、檄、品约、牒书、历谱、术数、医药等。此次发掘还发现了西汉古纸，对研究我国造纸术的起始提供了珍贵的物证。（5）1981年敦煌文化馆在敦煌县酥油土汉代熢燧遗址获简76枚。（6）1990年至1992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对敦煌西北64公里处汉代悬泉置遗址进行发掘，获简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达23000余件。主要是红柳木简，完整或相对完整者约40册。内容主要为汉代诏书、律令、檄文、簿籍、信札、医方、历谱、术数，以及《论语》《相马经》等典籍。其中有大量邮驿文书，史料价值极高。
图3．2 居延出土的西汉永元兵器簿木简
有三次发现：1930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0000多枚，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内容丰富，闻名中外。其中有一份由77根木简编连成策的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的兵物簿，出土时原简编缀形式保存完好。这次发现的汉简被称为居延旧简。1973年至1974年，甘肃博物馆在额济纳河原居延汉简出土遗址再次进行发掘，获简牍19000余枚，是此前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大多为木简，少数是竹简。内容有政策、法令、屯戍活动、纪年简、书简资料等。形式有简（札）、两行、牍、检、符、觚、削衣，以及七十多个完整的册。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等单位组织调查组，沿额济纳河下游，在居延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又获汉简164枚。这两次发现的汉简，习惯上被称为居延新简。
有两次发现：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发现竹木简514枚。内容有《仪礼》抄本7篇，约抄于西汉末到王莽时期，简长54—58厘米，是现今发现最长的简策实物。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前期墓中发现医简92枚，记载药物约100种，其中20余种为本草书中所无，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医学文献。
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出土竹简将近5000枚。墓葬时代为汉武帝时期。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古书，有失传的古佚书，也有传世古书的古本。其中大部分是古代兵书。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太公》《尉缭子》等古书的部分抄本。还有论政、论兵的著作，关于阴阳、时令、占候的著作，篇题为《唐勒》的一篇赋，以及相狗方、作酱法等。2号汉墓中有西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历谱，被命名为《元光元年历谱》，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完整的历谱，能纠正《通鉴目录》以来相关诸书的错误。
有两次发现：其一，1973年至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三座西汉文、景时期墓中出土简牍500多枚，主要内容是随葬遣策。其二，1983年，从湖北江陵张家湾地区西汉初期墓葬中获得竹简1000多枚。内容有汉律、《秦谳书》《盖庐（阖闾）》《脉书》《引书》《算数书》和历谱、遣策等西汉法律、军事、医学、数学等重要文献。其中有两份历谱，一为高祖到吕后期间（前202—前186）的，一为文帝前元五年（前174）的，是我国已发现的历书中最早的。
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简牍实物，我们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简牍的形制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与竹简同样呈细长薄片状的木简也非常流行。竹木并行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因取材的便捷与否有所变化。（2）从出土的实物来看，秦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除了简以外，还有牍、札、策、检、方、两行、觚、椠、符、削衣、笺、檄等。它们都以竹、木为原料，在形状上略有不同，用途也略有区别。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有些并不属于图书，仅仅是一些随葬的遣策、文书、历谱、药方等，但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了解当时书籍制度的实物线索。（3）根据文献记载，在秦汉时期，简册的长度会因出版物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示等级之不同。根据文献记载，一般情况下，书写法律文书都用三尺简，称“三尺法”或“三尺律令”；儒家经典用二尺四寸简；皇帝诏书用一尺一寸简，称“尺一诏”或“尺一”；普通书籍一般用一尺简，称“尺书”或“短书”。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有一部分与这些规定相符合，如上文提到的写有诏令目录的居延汉简属于法律文书类书籍，长67．5厘米，正合汉尺三尺之数；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册，长56厘米左右，与汉尺二尺四寸正相符合。但是，也有一些简牍的长短与上述规定不相符合，或长或短，并无规律可循。这些都说明，汉人关于简册制度的记载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但又不是很严格。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秦汉时期，我国丝织品的生产技术已大大提高，丝织品的种类和产量日渐增多。这就有可能为书写和绘画提供更多的缣帛材料。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远多于前代，在国家的典藏机构中，缣帛图书几乎可以和简牍图书平分秋色。西汉末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稿本用竹简，定本用缣帛，而以帛书为贵。刘向父子整理图书合计13000多卷，可知帛书数量不少。东汉时期，缣帛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古乐府·上山采蘼芜》载：“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东汉前期，班固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国家藏书，图画载体基本都是缣帛。及至东汉末年，帛书数量更为可观。《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东汉初“秘书”主要是“经牒”，虽遭兵燹仍有二千余辆；东汉末“图书”主要是“缣帛”，乱离之际，“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足见当时帛书之多，大小形态也多不相同。
由于缣帛材料不如金石竹木那样易于保存，在战乱中毁坏者又多，因而在历来的考古发掘中罕有发现。不过，从一些珍贵的出土实物中，我们也可以大致窥见两汉时期缣帛图书的形态和特征。
两汉缣帛文献早在20世纪初即有发现。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保存完美的缣帛书信。二信为私人信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某人的信。二信虽不注明日期，但据同时出土文物考察，当是王莽天凤二年至刘秀中元元年（15—56）之间实物。
图3．3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两汉缣帛出版物最重要的发现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意义之重大都是前所未有的。1973年年底到1974年年初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据研究是汉初长沙相国利苍的儿子的墓葬，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墓中出土了大量帛书，经过整理共得26件，总计12万余字。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字体有小篆、秦隶、汉隶和草书。据书体、避讳字和帛书上出现的纪年内容，可推定帛书的书写年代早的可到秦代，晚的属于汉文帝时期。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马王堆帛书出土时大都无书名，在整理时据内容拟定了书名。其中有《老子》的甲、乙两种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上下篇的次序和今本正好相反。甲本不避刘邦讳，大概抄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刘邦讳，估计抄于文帝初。甲本、乙本的佚文，是研究儒家五行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还有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未标书名，字体在篆隶之间，写在半幅的帛上，11000多字，其中60％不见于《战国策》《史记》，显然是司马迁都不曾见过的，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战争的重要史料，对旧有文献如《史记》《竹书纪年》大有订误补缺之功。还有《周易》及卷后佚书五种，比今本多4000余字。另外还有《春秋事语》《刑德》《五星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历史、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图书。这些对研究中国文字的演变和校勘都极为重要。
除了众多的帛书以外，马王堆3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绘制的3幅地图，分别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复原为长宽各96厘米的正方形，具有鸟瞰图性质，全图用黑、青、棕三色绘制；《驻军图》，经复原为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长方形，用朱、青、黑三色绘制而成；《城邑图》，长40厘米、宽45厘米，用彩色描绘城市分布概貌。三幅帛书地图均清晰可见，无文字说明，显示出高超的绘画技术。
墓中出土的帛书和地图，分卷轴和折叠两种形式放置。用整幅抄写者折成长方形，用半幅抄写者卷在一块做轴的竹木条上，同放在一具漆奁中。三幅地图均以折叠形式放在漆盒中。
马王堆帛书和地图的出土在我国图书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我们了解两汉时期的缣帛出版物的内容、形制和用途都提供了珍贵的实证。
结合上述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帛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较之前代，数量可观，种类繁多。（2）地位比简牍尊贵，一般用于一些重要的文献的书写。如刘向校书，定本才用帛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儒家经典，如《诗》《尚书》《礼》《春秋》等，都用帛书，以示郑重和珍贵。（3）形式主要有折叠和卷轴两种。（4）长短随意，大小篇幅没有一定的规格。正如唐人徐坚《初学记》所云：“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出土的实物也能说明这一点。（5）主要应用于书写和绘图，尤其在绘图方面，具有当时其他一切载体不能胜任的优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帛书中，绘画占很大部分。（6）帛书价格偏贵，使用者主要为官府和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读书人都使用不起。西汉桓宽《盐铁论》载：当时中国出一端（二丈）素帛，得匈奴价值几万钱的货物。就是丝织品的产量增多后，价格也不低。据考证，当时一匹帛的价值可够720斤大米，绝非寻常人家所能常用，故有“贫不及素”之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情况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价格的昂贵限制了帛书的使用范围，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如史书所说，“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它们的缺点制约着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现实的需要就促使人们去创造一种既有缣帛之便又有竹木之廉的书写材料。这样就直接催生造纸术的发明。除了价格昂贵以外，缣帛基本具备了纸张的所有优点，所以，在启发造纸术发明方面，缣帛的作用尤为重要。
传世文献的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让我们对这一时期出版物的计量单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竹帛图书的计量单位主要有册、篇、卷。
至今我国的图书文章仍以册、篇、卷为计量单位，这几个名词均来自竹帛并行时期。用竹片写书，一根竹片称简，把若干根简用丝绳或麻绳编起来即为册，也叫通策。通常一策就是一编，也为一篇，所以简牍时期册、编、篇是等量的。先秦以至西汉初期的图书出版物多以篇行，所以《史记》提到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往往称篇名，如《说难》《孤愤》《牧民》《山高》之类，不说《韩非子》《管子》。近世出土的简帛文献往往有篇题，而有书名的较少，可以证实古书多以篇行的现象。
“卷”被认为是缣帛的计量单位。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非有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说，根据之一就是古代书目中计量文献，卷大于篇的居多，也有卷等于篇的，而卷小于篇的甚少。因缣帛的容量比竹简大，故刘向等人编书时，合数篇以成一卷。
随着两汉竹简与帛书的出土，有人提出“卷”并不始于帛书，许多竹书出土时成卷状，而马王堆帛书的存放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折叠成若干幅长方形放置在漆奁下层；一种是卷在竹木条上，故认为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帛书并未形成卷轴，只能说是卷轴制度的发轫阶段。缣帛称卷也沿于简策，卷不是帛书的唯一形式，所以卷与篇的区别不是由载体材料决定，而在于篇是指书的内容和结构，而卷是指书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