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先秦时期，很少有图书买卖的记载，图书贸易活动尚未萌芽，图书的商品性也无从体现。进入秦汉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图书的商品性逐渐凸现，书籍买卖活动也渐次开展起来，书籍逐渐以商品形式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终于在西汉末年出现了买卖书籍的专门场所：书肆和槐市。随着图书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书肆在东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上也逐渐出现了依靠传抄复制图书来谋生的专门职业：佣书。这些既是秦汉图书出版事业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过来促进了两汉图书的生产和流通。
秦始皇焚书和长期的战乱使国家与民间藏书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西汉政权建立不久，就十分重视图书的收集和编校工作。尤其是自汉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之后，朝廷和地方藩王的征书活动便逐渐展开，图书贸易也在征书活动中渐露萌芽。据《汉书·景十三王》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又据《隋书·经籍志》载，“汉时有李氏得《周官》。盖《周官》，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这是西汉时期地方藩王用重金向民间购求图书的最早记载。一方献书，一方赐以金帛，而且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这说明图书的商品性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认。汉武帝时期，广开献书之路，“大收天下篇籍”，献书者由朝廷赐赠金帛。有时甚至还以帝王之尊求购图书。据《汉书·张安世传》载，汉武帝“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这些都是早期统治者以金帛奖励购求书籍之事，尚不属于纯粹商品交换的范围，但已孕育着推动图书出版业进入商品流通的萌芽。武帝以后，朝廷征召图书的活动并未中断，汉成帝时期，还曾派谒者陈农出使四方，访求天下遗书。东汉政府建立以后，光武帝也曾“诏求亡佚，购募以金”，大规模地搜求天下遗书。通过这种征求方式，民间流通的图书汇集成国家藏书，政府又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员进行编次校正图书，整理后的图书又通过各种方式流传民间，这对于传播普及文化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这种由民间到政府，再由政府到民间的循环过程也就成为两汉时期图书流通的重要模式。
两汉时期图书贸易正式开展起来的标志是书肆的出现。西汉扬雄在他所著的《法言·吾子篇》中写道：“好书而不要请仲尼，书肆也。”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对这句话解释道：“市陈列百物以待贾，故即谓之肆。卖书之市，杂然并陈，更无去处，博览而不知折中于圣人，则群出杂列，无异于商贾之谓也。”
大体就是说爱好书而不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学，那就不是读书而是开书铺子。这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书肆的记载。《法言》一书写定于汉哀帝时期（前6—前1），由此可以断定我国的书肆最晚应出现于汉成帝时期的长安城中。历史文献中关于西汉末年书肆的记载并不多，这也说明，书肆虽然已经产生，但尚处于零星分布状态，还不是很普遍。进入东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汉光武帝中兴不久，商业逐步繁荣，尤以都城洛阳最为发达。文教事业也随之蓬勃兴起，班固《东都赋》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也能反映当时文教事业兴盛、识字人口增多的现实情况。随着商业的繁荣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为适应需要，城市里的书肆已不是个别的了。
书肆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图书的流通和利用。历史文献就记载着不少生徒到书肆上去看书和卖书。如《后汉书·王充列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王充生于光武帝建武三年（27），约卒于和帝九年（97），从这段记载里可以了解东汉前期的书肆情况。再如《后汉书·荀悦列传》也记载，东汉末年的秘书监、史学家荀悦（148—209）年轻时也因“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又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载，桓帝时期（147—167）任尚书郎的山东宁阳人刘梁乃“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书肆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多出现在商业比较繁荣、文教事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西汉如长安、东汉如洛阳都是书肆的集中之地；二是由民间书贩组成，以谋取利润为目的，销售的书籍品种丰富，既卖儒家典籍，又卖诸子各家的书籍，这也说明书肆已具备了一定的商品经营色彩，只要有货源和需求，什么书都可以陈列于市；三是经营方法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既可招揽读者，又利于贫困知识分子求知自学的需要，客观上起着当时还不存在的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因而受到社会上各类读者的欢迎。总之，书肆是适应民间教育事业普及和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书肆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图书贸易事业的正式开展，在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汉末年（1—8）和王莽的新朝时期（9—23），随着中央太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太学生的数量也空前增多。在这种环境下，在长安太学附近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书籍集市。
西汉末年，王莽执政。出于夺取政权的需要，他采取了一系列网罗知识分子的措施。《资治通鉴》卷三十六载，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5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籀》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前后至者千数。”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聚集，扩大了对书籍的需求。于是，在太学近旁形成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集市——“槐市”。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三辅黄图》对槐市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学）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
，无墙屋，诸生朔望会且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磐乐器，相与贾卖，雍容揖让，论议槐下。
由此可见，设槐市既是王莽文教政策的措施之一，也是太学事业发展的直接结果。与民间贩卖者经营的书肆不同，槐市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定期举行，集市每半月一次；二是参与主体身份比较集中，都是长安太学生；三是买卖物品并不局限于图书，而是包括了“笙磐乐器”以及各地特产等物品；四是有交往论学的功能，所谓“雍容揖让，侃侃訚訚，或论议槐下”；五是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和监督，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槐市。总之，槐市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有着十分浓郁的文化气息。就这样，成千上万读书人云集在一起，一方面进行了学术思想交流，一方面买卖“经传书记”等物品。这不仅对当时的官方教育起了积极作用，更促进了图书流通和贸易的发展。
槐市的盛况并没有存在很长时间，更始元年（23），刘玄所部攻陷长安，王莽政权崩溃，长安太学在战乱中解散，槐市也随之消失。虽然它仅仅存在了20多年，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后代文人学士吟诗作赋，经常提到槐市，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加以吟颂。北周文学家庾信有诗云：“壁池寒水落，学市旧槐疏”。南朝萧统作《讲学碑》提到：“晬玉容而经槐市”。唐代著名诗人卢照邻、骆宾王、刘禹锡等人的诗篇中都曾提到槐市。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的书籍全靠人工抄写，抄写复制过程既是书籍生产过程的继续，也是书籍流通的表现方式。抄写复制是两汉图书传播和流通中普遍使用的方式。汉武帝时期曾置写书之官，其工作就是抄录复制图书。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在用重金购求天下遗书的同时，也曾让佣书人为他们抄写复制。此后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整理国家藏书时，最后也曾抄录成几种复本。在对图书需求渐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以传抄复制图书为职业的人。只不过文献中对西汉时期的佣书人鲜有记载。及至东汉，由于读书人的需求日增，从事抄书之业的人也日渐增多，抄录图书也成为一种足以谋生的专门职业，史称“佣书”。东汉一代，因传抄图书而成名者大有人在。东汉名将班超早年就曾以佣书为业，“投笔从戎”的典故就出自他的佣书故事。《后汉书·班超列传》载：
永平五年，兄固（按：指班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
班超因家贫而“为官佣书”，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图书需求量的增多，政府开始设置专门的抄书岗位，招聘大量的“书佣”来从事图书的复制工作；二是“为官写书”在当时是一种文化人借以谋生的手段，收入还比较可观。
除了像班超这样依靠为官府抄书而谋生的“书佣”以外，还有专门以“佣书”为业，自抄自卖的例子。如安帝时的王溥年轻时因“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又如安帝时的汉中南郑人李郃在洛阳太学求学时，常以佣书自给，后来官至太常，复为司徒。据《北堂书钞·写书》载，当时，还有一些入仕无门的读书人，只好回乡务农，同时把佣书作为谋生的副业。如东汉末期的陈长次，“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赁书，即抄书出售。公孙瓒“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写书”意即抄书。
随着社会对书籍的需求日益增加，书籍的商品流通不断扩大，抄书逐渐成为“佣书”的专业，人数也不断增加，为市场提供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当时的书贩受到商业利润的刺激，还经常携带图书，远出荒郊，前往儒生聚集的地方销售，以致成为书市。
为数众多的抄书人的“佣书”活动，提高了当时图书的再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图书流通和贸易事业的发展，在文化知识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佣书活动是手写复制书籍的出版现象，其写书不是为了自己研习，而是为了鬻而获利，以求生计。这与后来的出版者已无本质的区别。所以佣书人的出现，应视为古代图书出版的一大进步，对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应该看出，抄录图书毕竟是一种效率比较低的图书复制方式，加之两汉时期图书主要以竹木简牍为载体，携带和收藏多有不便。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图书的流通和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虽然两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书肆、槐市以及佣书，但复制技术的落后使得图书的流通还是十分缓慢和有限。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地需求发明一种高效率的复制技术。下面的这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范晔《后汉书·王充列传》注引《袁山松书》曰：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王充为明、章二帝时期的著名学者，蔡邕是灵帝时人，中间相距将近百年，而中土尚无王充之《论衡》。王朗比蔡邕更晚，也要到会稽才能看到《论衡》。当时书籍流通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后，这一状况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
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广泛开展，当时的汉政府与朝鲜、日本、越南、中亚诸国都有广泛的交流。随着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外图书出版交流也逐渐开展起来了。这一时期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
通常认为，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其大规模的传入始于东汉明帝时。自明帝以后，佛教就开始以京城洛阳为中心，广泛流传民间各地，波及今河南、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广东诸省。而佛教的传播，又是与讲经、译经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佛经的翻译也逐渐被传教者重视起来。佛教传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佛经数量的增多和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步繁荣。
东汉初期，佛经汉译的大概只有口授的《浮屠经》与《四十二章经》。其中以后者最为有名。《四十二章经》的译者佛教界通常认为是迦叶摩腾或与竺法兰合译，而学术界则无定论。不过，此书在东汉时即已译出，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这是第一部正式汉译的佛经，具有不可比拟的影响，因而颇受后世重视。
东汉后期，尤其是桓帝、灵帝时期，许多印度及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从事佛教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工作，译出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据《开元释教录》统计，此期共译出佛经292部395卷。著名的翻译者有安息人安世高、安玄，月氏人支娄迦谶、支曜，天竺人竺佛朔，康居人康巨、康孟详等，其中尤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成果最丰，成就最高。
安世高，名清，被认为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译本，共有35部、41卷。南朝梁时慧皎著《高僧传》中记载安世高所译佛经数目为39部。可见，后世记载也多有不同。其后历经散失，现存22部26卷。
支楼迦谶，又作支谶，是第一个把佛教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当时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著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1）《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179年译）。（2）《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185年译）。
在这个时期，一些中国本土信奉佛教的知识分子，如严佛调、孟元士、张少安、子碧、孙和等也都参与或部分参与了译经工作，不过，他们大多居于配角地位，或笔受记录，或提供译经资金、场所和各种生活用品等。总体来说，东汉时期的译经活动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译经工作处于初级的开创阶段，虽然成绩可观，但尚未形成系统，比较零散，不够全面；
（2）译经人员以外来僧人为主，中国僧人或居士只担任辅助工作；
（3）译经工作以洛阳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
（4）翻译技巧尚在摸索之中，多以直译、音译为主，无法保证所译经书的质量；
（5）译经著作中，以翻译作品为主，尚未见到注疏和研究佛经的著作。
两汉时期总共译出多少佛经，当时并无明文记载。以《开元释教录》的著录为基准的话，两汉时期的汉译佛经很可能有200多部。加上当时已传入中土，但尚未翻译成汉文的佛经，两汉时期的佛经数量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佛经的传入和佛经翻译事业的开展，使中国古代出版物中多了佛经一大门类，开启了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的大门，促进了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原的图书典籍也会随着汉文化的广泛流传流布周边地区和国家。从此以后，中外图书出版事业的交流活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