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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秦时期相比，秦汉时期的图书数量大幅度增多，编纂领域不断扩大，优秀著作大量涌现。西汉末年刘歆编纂的国家藏书目录《七略》，共分6大类，38小类，634家，总共著录图书13379篇，图45卷。班固《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把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范围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先秦与西汉时期的著作总数至少应为13000余卷，数量相当可观。清代姚振宗撰《后汉艺文志》，将东汉一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后附佛、道二录，实为六大部。共著录东汉图书1100余部（约数），2900卷（约数）。考虑到图书的亡佚等因素，东汉时期的图书数量很可能不止这个数目。从《后汉艺文志》著录中可以看出，东汉一代的图书，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比西汉丰富，并且有以下特点：（1）经书数量急剧增加，这是东汉经学大盛在图书目录上的直接反映；（2）史书大量出现，且种类增多；（3）佛学书籍产生。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类图书。由此可以推算，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至少有2200余部16000余卷。考虑到图书亡佚等原因，实际图书数量要远多于这个数量。
前人图书目录中所著录的两汉时期的图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先秦时期已写定的图书，但大多数都经过两汉学者的编辑整理；二是汉代人对先秦古籍（尤其是儒、道两家图书）的注解阐释之作；三是汉代时人的其他著作。从数量上讲，后二者远远大于第一类；从内容上讲，后二者中有相当多的图书都具有“发凡起例”的开拓性质。所以说两汉时期编辑出版的图书兼有总结前代和开启后世的两重功能，确实具有继往开来之特征。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文化学术事业的高度发展和繁荣，同时印证了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撰、出版活动的繁荣景象。
图书编辑出版与教育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公元前8—前7世纪，我国就有了供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即周宣王时的太史籀用大篆编写的《史籀篇》。这也可以称为我国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教科书。
秦汉时期，我国识字课本的编辑出版出现了一个高潮，并为汉代字书的大量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始皇时期，为了统一全国文字，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汉字的定型和规范化工作，将籀文简化，创作小篆，并参照《史籀篇》着手编写统一的识字课本。由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都用小篆书写，向全国颁布。《史籀篇》因此废读。
秦始皇统治时期不长，李斯等编写的识字课本使用时间也很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朝建立就将秦时使用的课本进行了改编。“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经过改编的《仓颉篇》，共有3300字，用隶书书写，成为汉代闾里通行的识字课本。以后历代史书均见记载，到《宋史·艺文志》才不见著录，估计《仓颉篇》在南宋时期已失传了。
根据几次发掘出土的《仓颉篇》，综合起来，可以了解到两千多年前识字课本编写上的一些特点。
（1）四字一句，采用押韵方式。《仓颉篇》基本二句一韵，有的章内还有一韵用到底。如第一章开头两句，“仓颉作书，以教后嗣”。所押的是之韵，集之部字。第五章几乎全押之韵，也都取之部字。这种采用句短押韵的编写方法，要经过一番精心选字编句，以适于学童朗读，便于背诵。
（2）将形近的字编在一起，采用部首相同排字方法。如“开闭门间”，都属“门”部，形近，而字义又都同门字有关。这样编写，便于识读、理解和记忆。
（3）注意到词义相近的字，采用归类编排。如：“囷窌廪仓”。囷是圜廪，窌是地窖，廪是藏谷的，仓是藏米的。这些都是用来储存粮食的。把近义的（或反义的）字排列成句，增强学童对周围事物的理解，符合教材编写原则。
（4）不属于近形、近义的，则按词性同类编排。如“而乃之于”都是虚词，编成一句，从教学角度来看，便于教者讲解，也便于学者理会。这样的编排，使实词与虚词分开，说明汉代在学童学习阶段，已要求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语法知识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和文字也发生了不少变化，秦代和汉初所作的《仓颉篇》，到了汉宣帝时，就已经需要请专家来解释了。因为许多古字、古音已不太为西汉中后期的人所识，解释古字音义的工作是十分重要和非常严肃的事，也是汉代学术界的一大特点和贡献。
这种解释工作又称“训诂”，根据《毛诗正义》的说法，“训”的意思是“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即用形容或描述的方法解释需说明的字辞。“诂”的意思是“古也，古今异意，通之使人知也”，也就是用现代通行的语言解释古代文字。为了解释《仓颉篇》中的古字，汉代学者杜林、扬雄等把读音和含义注在正文之下，分别编写了《仓颉训纂》（二书同名），这两部书也早已亡佚了，但清代学者从古籍中辑出片段，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内容，如“餔，夕食也；谓申时食也。”“驶，速疾也。字从马，史声。”“圂，豕所居也。字从口，豕在其中也”。“贸，换易也；交易货为贸也。字从贝、卯”。当把这类注释抄集在一起时，就成了专门的字书。
除了《仓颉篇》外，汉代学者还编出一批识字课本，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1篇，史游的《急就篇》1篇，李长的《元尚篇》1篇等。其中流传时间最久，并且一直保存下来的是《急就篇》。因为古代不少著名的书法家都曾拿它作练字的范文，如钟繇、王羲之、赵孟頫等都有写本。其他的识字课本早已亡佚无存，只有少量的辑本。
《急就篇》属于初级识字课本，它按类罗列一些生字而不加注释。如它开头的几句话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日用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这几句可谓前言，接着是三个字一句的古人姓名，之后讲“姓名讫，请言物”。下面便是七个字一句的韵语，其中包括布帛、粮食、果木、衣被、器用、饮食、形体、武备、车马、庐室、牲畜、禽鸟、疾病、医药等各种名词。其次就是官职和法律，最后以四个字一句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等十余句韵语作结尾。可见《急就篇》是没有注释而由老师领读并解释的识字课本。
比较起来，《仓颉训纂》更像字典，它的说解字形，可谓开《说文解字》的先声。而《急就篇》和不带注释的《仓颉篇》不过是生词表，但它仍然具有字典尤其是辞典的某些特征，至少它把词目列了出来。而其所列名物，如“鸟喙附子椒芫华”“款冬贝母姜狼牙”，则与《尔雅·释草》有某些相似之处。
我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不分字典、词典，统称为字书，直到清代《康熙字典》问世才有“字典”一词出现。中国第一部以训释字义和词义为主要内容的词典，成书于秦汉之前。两汉时期，在经学昌明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字学、训诂学的学科体系开始确立。与之同时，我国字书的编辑出版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文字之学在汉代被称为小学，《汉书·艺文志》将它归在经学范围内，属于经学的一部分。两汉时期的字书数量究竟为多少，至今尚无明确的统计数字。《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小学图书有10家45篇，数目虽然不多，学术价值却很高，编撰体例也颇多创新。另外，我国第一部以训释字义和词义为主要内容的词典——《尔雅》编定于此时。西汉后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东汉一代在字书的编撰方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分析字形、探讨字体结构源流为主要内容的字典——《说文解字》，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词语、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尔雅》为周公所作、后来孔子及其弟子作过增补，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孔子的弟子解释六艺五经的训诂，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秦汉间学《诗》的人纂集的《诗经》博士的训诂之书，第四种观点则以为《尔雅》“大抵小学家缀辑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最后一种观点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此书既非一时所作，又非一人所作，而是从春秋战国时开始纂辑，至汉代才定型成书。
《尔雅》原为20篇，今存19篇，佚《序篇》1篇。从其内容的类别来看，又可分为如下六类：第一类是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有《释诂》《释言》《释训》三篇，《释诂》是解说古字的，《释言》是释秦汉间文字的，《释训》是解释叠词的；第二类是有关人事和生活器用名称的，即《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第三类是有关天文的，有《释天》；第四类是有关地理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第五类是有关动物的，有《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第六类是有关植物的，有《释草》《释木》。由此可见，《尔雅》还可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带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辞典，对后世类书的出现和发展有直接影响。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和编辑家。历任郡功曹、洨长、太尉府南阁祭酒等职。据清人考证，大约生于明帝朝，卒于桓帝时。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已佚）《孝经古文说》（已佚）等。许慎在编辑出版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说文解字》。许慎撰《说文解字》大约始于永元八年（96），成于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病中，才让他的儿子许冲献给朝廷。其间共历22年，可见用力之久，研究之深。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部首分类检字的字典，共14篇，后有许慎的叙，“述其著书之意”。全书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解说之文凡133441字，几乎囊括了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所有汉字。全书按部首分类法编排，对所有的汉字的音、形、义进行全面分析和解释。这是一部体大思精、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著作。它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重要成就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说文解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字典。在《说文解字》之前，我国字典一直处在萌芽状态，如《仓颉篇》《爰历篇》《急就篇》等都未脱离识字课本的功能，仅仅是字典的雏形。至于《尔雅》，虽然产生年代较早，但它不仅收字少，说解也没有《说文》详细，不能算完整的字典，更确切地说，《尔雅》是一部词典，能称为中国第一部完整字典的，只有许慎的《说文解字》。
（2）《说文解字》首创部首法。《说文解字》按照“六书”原则，将9353个汉字按540个部首编排，每个部首下都统摄若干个文字，每个文字都用小篆写成，然后用汉隶解释它的形音义。《说文解字》所发明的这种“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分类法对我国字典发展影响最大，后世以部首分类的字典在各种分类字典中所占比例最大。直到今天，《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仍然使用部首分类法，所以说，《说文解字》影响中国历史达数千年。部首分类法的创立，使辨明每个汉字变得较为容易。只要看到某个汉字属于某部，就可以大致了解它的属性和类别。如部首“广”表房舍，因此可以判定库、府、庭等字都是房屋一类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避免误认、误读和误写。
（3）集中、系统地阐述并应用了“六书”理论，为后来文字学的研究提供了钥匙。我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文字学研究中，归纳出了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称“六书”。“六书”理论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成熟于汉代。不过，在许慎以前，只有“六书”和“象形”“指事”等名目，而没有具体的解说。至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方统一“六书”名目，而且一一下了定义，并用“六书”理论具体地分析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汉字，在书中对每一个汉字都注明或“象形”或“指事”或“从某，从某”或“从某，某声”。可以这样说，到许慎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六书”理论才算成熟。
（4）《说文解字》具有严格的训释体例，在字典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在分析解释汉字时，一般都是先解释其义，次训其形，后训其音，有别字或他说者则补充之。如“元”字篆文下云：“始也。从一，兀声。”段玉裁注说：“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也。”《说文解字》的这种训释格式和方法，大多为后世的辞书所遵循，影响相当大。
（5）《说文解字》保存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反映了许多古代社会历史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如《说文》中有关书写材料的字均为竹头：简、策、篇、簿、笺、籍等，说明至许慎时纸尚未普遍应用。又如《说文》中女分所摄之字，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线索。凡是姓氏都带女旁：姜、姚、嬴、姬等，是母系时代给文字打上的烙印。
（三）《方言》
《方言》，13卷。西汉扬雄撰。扬雄（前53—18），字子云，成都人。他一生著述宏富，计有《仓颉训纂篇》《太玄》《法言》《方言》以及众多的辞赋。
《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是一种轻车的名称，古代天子使者都乘輶轩，故将使者称为“輶轩使者”。周秦时，天子常于八月派輶轩使者往各地求访求搜集方言、习俗、民歌民谣，回来后加以整理，藏于密室之中。于是扬雄便把其作品命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后简称为《别国方言》或《方言》。
扬雄编辑《方言》是亲自调查搜集资料，访求来京的各郡国孝廉及卫士，然后进行补充增订，积27年之久从不间断。另一种资料来源，则来自前人的各种著述。
《方言》的编纂体例，有以下特点：
（1）篇章体例。《方言》虽没有标明门类，但实际上是按《尔雅》模式编排的，如卷4释衣着，卷5释器物，卷6释人及感觉行为，卷8释鸟兽，卷9释兵车船，卷10释虫，其他各卷释动词、名词及形容词。
（2）释词方式。其一是先举出一个词，作为话题。然后逐一说明其各地的不同称谓，如卷八释“猪”云：“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其二，先举出一组同义词，作一共同释义，然后分别辨析，指出何字为何地方言。如卷一“悼、惄、悴、慭，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汝谓之惄，秦谓之悼，宋谓之悴，楚颍之间谓之慭”。
（3）说解术语，对普通话和古今方言都有专称。“通语”“凡语”“凡通语”“通名”“四方之通语”等表示不受地域限制的西汉通行的普通话和官方语言；“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是表示因地域关系语言发生变异的各地方言；“某地某地之间通语”表示通行区域较广的方言；“古今语”“古雅之别语”，表示古代不同的方言；“转语”“代语”，表示因时地迁移，声音转变而产生的语言。此书所记包括了十分广阔复杂的大大小小的方言区，有古国如秦、晋、吴、越，有州郡县如幽、汝、南、颍，有山川如岱、江，有民族如朝鲜等。
《方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言辞典，其影响极大。《方言》和《尔雅》是古代最早的两部同义词典，《尔雅》汇其同而略其异，《方言》既明其同又辨其异，主要是别其空间之异及时间之异，视野比《尔雅》广阔得多。在训诂上的价值，可使人们据之以解古代方言之义，对于阅读先秦两汉古书十分重要。
两汉学术主流是经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由原来的思想流派之一，一跃而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典籍也被奉为“经”，对这五部经书的诠释和发挥则为经学。“经”与经学之间的关系，周予同曾作过解释，他说：“经与经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所谓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
两汉文化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与繁荣，表现在图书编纂与出版事业上，就是经学著作的大量涌现。
经学著作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的文化政策与学术风尚紧密相关的。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员，传授儒家经典。博士弟子员中学习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政府将学术研讨与仕途紧密结合起来，实质上就是利用学术大开利禄之途。这样，天下便靡然风向，趋之若鹜，攻读经学。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言：“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这样就势必导致解经之作愈来愈多，也愈演愈繁。具体表现在数目庞大，名目繁多，篇幅冗长，内容烦琐。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对汉代经学著作进行精确的统计。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其中“六艺略”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就有93家，3000余篇，其数目约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除此而外，民间肯定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经学著作。如果再把东汉一朝的解经之作计算在内的话，数目当会更多。
两汉经学著作的名目十分繁杂，略举其端，则有“传”“内传”“外传”“故”“解故”“解诂”“说”“说义”“记”“章句”“注”“笺”“释”“解”“解说”“条例”“训旨”“同异”“训诂”“微”“通论”“异义”等，不一而足。其名目虽然繁多，但其内容都不脱对儒学经典的传注解释。可见当时学者在经学著作的名目上是如何大做文章的。
两汉经学著作的另外一个特征是篇幅冗长，内容烦琐，引申演绎和牵强附会的成分很多。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曾斥责这一情况说：“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则对烦琐经学产生的原因与结果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当时学者对经典的传注解说之作，动辄可达数十万言。如桓谭《新论》所记：“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景鸾“著述凡五十余万言”。郑玄“所注凡百余万言”。真可谓是叠床架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莽时期，为了改变经学著作烦琐冗沓、废话连篇的状况，便开始有意识地删节五经章句。于是“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可见删减工作之不易。即便是经过删节的著作，字数仍然很多。光武帝即位后，也曾颁布诏书，以“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但未见其果。东汉时期的很多著名学者也力图跳出章句之学的藩篱，博综兼览，兼通数家。一些博士弟子员也不为师法、家法所拘囿，对章句进行删减。如桓荣从朱普受《欧阳尚书》四十万言，因其繁复，删减为二十二万，其子桓郁又在此基础上删定为十二万。虽然如此，东汉一代，终未能改变经学著作内容烦琐的局面。
两汉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史学大家，史学著作不但在数量上较前代有显著增长，而且在编纂体例上也有许多改变和创新，对后世的史学编纂影响十分深远。
相较而言，西汉时期的史学领域尚未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史学出版物数量比较少，史书的地位也不是很高。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将西汉时人的史学著作如《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史记》）、《续太史公》《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都一律附于六艺类的《春秋》家之后。这充分说明了西汉史学著述还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不过，司马迁《史记》的出现却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所创用的纪传体在此后二千余年一直沿用不替，而且作为正史而成为中国史学著作中最权威的体裁。《史记》的非凡成就和巨大影响足以让西汉的史学领域光彩顿生，光照千秋。进入东汉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学出版领域开始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学家辈出，远比前代数量为多，诸如班彪、班固、刘珍、蔡邕、荀悦、应劭等，都堪称一代史学名家；二是史书类别较先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抄、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其中有很多体裁具有首创之功，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三是史籍数量也很可观，仅据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196部，而且其中有为数不少的优秀之作，其中以《汉书》和《东观汉记》最具代表性。东汉史学著述的繁荣使得史书地位迅速提高，在其后魏晋时期的目录书里，它已从经书的附属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经书的一大部类。
司马迁（前145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他曾想编一部史书，将春秋以来的史事详细地记载下来，虽然未能完成，但为司马迁后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10岁时便从师孔安国，成年后多次出游，考察古迹，搜访遗闻，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父亲去世后，他继任为汉朝的太史令。天汉三年（前98），他因上书为投降匈奴的将军李陵讲情而被处以腐刑，并投入狱中。出狱后，司马迁含垢忍辱，经过近十年的奋斗，写成了闻名中外的史学巨著——《史记》。
《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等，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记载着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将近三千年的中国历史。司马迁去世后，《史记》亡佚了几篇，今传本《史记》是经后人褚少孙等增补的。《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誉《史记》“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史记》一书代表了两汉时期史书编辑的最高成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体现出来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是中国出版史上的珍贵遗产，对后世的图书编辑尤其是史书编辑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在写作体例上是相同的，都属于传记性质，它们的区别只是被记述人的身份不同。这一写作体例是司马迁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革新而创立的。在司马迁之前已有“传”这种写作体例，它是被用来记事立论及解释经书的，如《左传》《公羊传》。司马迁则用来专记一人的事迹。表又称年表，是用表格的形式将历史上重大的事件或人物表示出来，以便查检的一种写作体例。据桓谭《新论》介绍，它是依据先秦的《周谱》而创立的。书是用以记载某方面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专题史料体裁，它是完全由司马迁所独创的。
司马迁在《史记》的编纂体例上有因有革，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种新的史书体例既有纵向的记载，又有横向的描述，既反映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又描绘了历史上的突出人物。它一改以往史书单线索描写的方式，而是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地展现历史的原貌，使人们既能从宏观上总结出历史规律，又能从微观上进行专题研究。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使得《史记》的编纂体例成为中国历史写作的主体方式，《史记》本身也成为“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的传世佳作。
《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元年（前206）起，到更始二年（24）止，包括王莽新朝在内230年的历史，它是由东汉前期的著名学者班固编撰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市东）。其父班彪曾续司马迁《史记》而作《后传》65篇。班彪去世后，班固继续编撰，结果被人告发私编国史而入狱。经其弟班超伏阙上书，汉明帝不但赦免了班固，还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一面典校秘籍，一面编撰国史。又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班固去世时，《汉书》已大体完成，余下的《天文志》及八表由其妹班昭及学者马续补写而成。
《汉书》是依照《史记》体例编撰而成的，共100篇，其中帝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班固在继承《史记》编纂体例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其变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时间上以某个封建王朝的兴亡为纪事断限，这更利于反映历史中某段时期的全貌及历史规律。在此以后，一个朝代灭亡以后，代之而兴的王朝为其及时修史逐渐成为传统。
（2）将本纪演变成编年史。在《汉书》中，本纪虽然仍以皇帝为纪事主体，但在内容上已从皇帝个人向国家大事侧重，更带有编年体大事记的性质，使纪传体史书纵向描述稍嫌薄弱的缺陷得到补充。
（3）对“志”（《史记》中的“书”）这一由司马迁独创的体例加以丰富和完善。班固在《汉书》中增加了《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三志，其中《地理志》完整地介绍了西汉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地对郡县分布、人口统计作科学的综合记述。《食货志》记载经济方面的史料。《艺文志》则按刘向、刘歆校书时的科学分类，对当时的学术渊源及著作加以记载，为文献学和编辑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经班固丰富后发展的《汉书》十志，全面地提供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制、刑法、天文、地理等方面兴废沿革的资料，使纪传体史书对历史发展的横向描述更加充实、完善。
《东观汉记》记事起于光武，终于灵帝，是承袭《史记》《汉书》纪传体体裁，由东汉史官集体编撰的东汉一代的国史，在唐代以前，它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
班固、蔡邕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先后参加了《东观汉记》的编撰工作，其撰修过程是从明帝永平五年（62）开始，一直延续到魏文帝黄初六年（225），历时163年。《东观汉记》分本纪、年表、志、列传、载记等五个部分，材料十分丰富，实为东汉一代史料的汇总，是继《汉书》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断代史。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者，主要素材都取自《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记此书为143卷，可惜后来失传了，清代始有辑佚本。
我国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一批科技书籍，在秦始皇发布的焚书令中，曾言明医药、占卜、种树之书不在禁毁之列，因而这些书在汉代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汉代科技书籍的大量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可以看到，刘向、刘歆校书时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其中两类都与科技有关，即数术和方技。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这两大类当时共著录146家、3400多卷，其中包含了不少西汉的科技书籍。从近年来出土的竹简、帛书可以看出，占云气书、阴阳五行、刑德、日书、医书等占了很大比重，可见这些书在当时非常流行。现着重介绍其中的医书及数学书。
据考证，现存医书中《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都是两汉时期的作品。《难经》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它用问答体裁总结了当时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神农本草经》估计也成书于东汉，共收录药物365种。由于这些著作经后人辗转传抄有所增订，因而很难考证其成书时的编撰体例。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了92枚汉代医方简续，是留存至今的西汉时期的一部完整医书。该书体例是一病一方，每一条都列有方名、病名、药名、分量、炮制方式、服药方法、禁忌及反应等，除针灸禁忌部分外，关于医学理论性的内容很少，很可能是当时某部医书的读书笔记和医疗实践记录。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也曾发现三篇西汉医药方面的帛书，上面记载着经脉和灸法。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医书。
汉代在数学方面产生了不少著作，其中以《许商算术》和《杜忠算术》最著名。许商（前32—8），字长伯，长安人，曾任将做大臣、大司农等官，精通历法，善于计算，著《许商算术》26卷。杜忠时代与许商相近，著《杜忠算术》16卷。遗憾的是，这两部数学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
大约在东汉初年，产生了中国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它共有246道应用题，按数学性质分成九章，这九章分别是：方田（田积）、粟米（比例）、衰分（比例配分）、少广（开方）、商功（体积）、均输（税率）、盈不足（盈亏与比例）、方程（多元一次方程）和勾股。对于各类应用题，《九章算术》都列出其解法，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数学定理和公式。
1984年在湖北江陵附近的张家山汉墓里发现了一批西汉早期竹简，其中有《算数书》残卷，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数学著作。它将算术题分门别类地归纳在几十个小标题之下，应用题以题意命名，如《金贾》《税田》等，算法类以性质命名，如《相乘》《合分》等。其编辑方法与《九章算术》相似，但年代要较之为早。
此外，西汉在天文学方面还有《甘石星经》《灵宪》《浑天仪图注》等，在农学方面还有《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重要著作。遗憾的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后人对这些科技书不甚重视，因而失佚情况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