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最新章节_肖东发著

第二节
两汉的图书机构及编校活动

一、两汉政府的图书编纂机构

两汉统治者十分重视图书的搜求、典藏和编校工作，设有专管官员及专门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并建立了一套管理制度，加强政府对国家图书事业的控制。相较于周秦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制度，两汉时期显得更为完备，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汉代重要的图书典藏编纂机构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东观及秘书监等。

石渠、天禄、麒麟三阁均为西汉时宫中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都是在萧何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据《三辅黄图》《汉宫殿疏》等史籍记载，萧何建造三阁后，用石渠阁典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用天禄阁、麒麟阁来“藏秘书、处贤才”。汉成帝时，由于政府藏书日益增多，一些“秘书”也存放于石渠阁。

三阁的设立在中国藏书史和图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商、周至秦代各王朝尽管都设有藏书与校书处，但或者比较简陋，或者利用已有的建筑，像西汉三阁这样专门设计建造的图书典藏与编纂机构，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石渠”“天禄”以后便成了皇家藏书之别称，直到清乾隆时期，尚有《石渠宝籍》《天禄琳琅书目》之称谓，足见其影响之大。

不仅如此，三阁还是西汉编校图书和学术研究的机构，兼有“处贤才”之功能。西汉的很多学者都曾在这里查阅资料或编校图书。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曾在这几个机构中遍阅图书。宣帝甘露元年（前53），林尊、周堪、戴圣、假仓等诸儒曾论《五经》异同于此。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宣帝亲自临决。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的大规模校书活动也是在天禄阁进行的。王莽执政时期，著名学者扬雄也曾校书于天禄阁。

从一定意义上讲，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还是西汉时期非常重要的图书之源，众多的图书在这里得到系统的整理后，通过传抄复制等方式流传到民间，既普及了知识，又促进了图书的流通。

东汉以后，兰台和东观开始成为重要的图书典藏编纂机构。

兰台在西汉时为典藏御史台藏书之所，由御史中丞掌管，又设兰台令史六人，他们除负责收藏图书，还要负责监察劾奏百官。进入东汉后，兰台成为最主要的藏书、校书及编纂国史的机构。当时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班超、孔僖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之职，专“掌书劾奏”及“校书定字”。

东汉章帝以后，东观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并取代兰台，成为国家藏书、校书及编纂国史的最主要机构。当时学者称之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极为向往。在东观任职者为校书郎，又称东观郎，因其从事著述，也有称为著作郎的。东观作为东汉重要的校书著述之所，集中进行了这两方面工作：

（1）校定藏书

官府藏书建立后，东汉王朝依西汉故事，不断派员清理校点图书。章帝、安帝、顺帝、灵帝时期，都曾组织人员在东观整理、校定国家藏书，而且规模都比较大，成果也比较丰富。

（2）研究著述

东观也为著述之所。东汉历代的著名学者如班固、贾逵、傅毅、刘珍、蔡邕、曹褒、崔寔、边韶、延笃等，都曾先后在东观尽心著作，史称“著作东观”。东观除了提供图书秘籍资料之外，官府还在人员编制、财粮供给方面，做出了妥善安排。在所有的研究著述活动中，以《东观汉记》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东观汉记》是东汉史官历经一百多年集体编撰的东汉全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编撰工作从汉明帝永平五年（62）开始，直到魏文帝黄初六年（225）才完成，共历163年。期间共有五次大规模的编撰活动，前后有20多位著名的历史学者参与。因大部分工作都在东观完成，故名《东观汉记》。

东汉末年，随着藏书的不断丰富以及校书、著书活动的不断增加，桓帝延熹二年（159），东汉政府创置了我国封建中央政府中第一个主持图书校著的专门机构——秘书监。秘书监隶属于太常寺，既是机构名称，又是该机构最高长官的名称。据《通典》载，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它的设立对中国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秘书监（省）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成为历代定制，各个朝代都依例设立执掌图书的官员，唐、宋以后，虽然官职名称代有更迭，但秘书监之名一直未废，明、清时期才去其名，并入翰林院，历时长达1500余年。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职能也在不断地增加和健全。总的来说，典藏、编校、著述是这些机构共有的三大职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在政府的图书出版活动尚未形成体系之前，这些机构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出版机构的很多职能。编校图书、著述新作，已是出版活动的核心工作。经过整理、编次的图书又经过种种途径颁行天下（如师徒授受、赏赐臣下、刊刻石经等），可以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这样，围绕着中国的图书典藏与编纂机构，两汉政府的出版活动便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汉时期的图书典藏与编校机构也是当时的政府出版机构，只不过较之后世的出版机构，其职能尚未完全具备而已。

二、两汉时期的图书编校活动

（一）西汉前期的编校活动

西汉政权建立后，就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图书编校工作，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由于当时对兵家较为重视，对兵书的编校活动也较多，据《汉书·艺文志》载，汉朝刚刚建立，张良、韩信便大量搜集兵书，共得182家，经删选、编次，定著为35家。武帝时，军政官杨仆又补其遗逸，作《兵录》一书，进奏给皇帝，可惜仍不完备。至成帝时又命步兵校尉任宏校雠整理了全部兵书，并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大类。

除对兵书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校理外，其他类书籍在汉成帝前也有过较为零星的整理。据文献记载，后苍曾在曲台校书，并随手著记，最后汇成一部《后氏曲台记》，这是有关《礼记》的一部校书札记。此外，因孝宣帝很喜欢申不害的《君臣篇》，亦曾令“黄门郎张子乔正其事”。

（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编校工作

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书写在简策上的。由于简很笨重，所以当时的图书多以单篇形式流传。这就容易造成一部完整图书的散乱无序，甚至缺失散佚。据《史记》所载，秦王看到的《韩非子》是《孤愤》《五蠹》两篇；司马迁读《管子》，是《牧民》《山高》《乘马》等单篇。汉代以后，图书得到发展，社会上读书人增多，图书的数量和一书的不同本子也就日渐增多。自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来，政府搜集图书数量增多。又经过一百年的积累，到公元前26年，国家收藏的图书已经“积如丘山”。就在这一年，汉成帝诏令由刘向统领，组织专家学者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并编制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图书目录。这是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刘向（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通经术，能文章，为散骑谏大夫，敢直言。成帝时为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是西汉后期的大学者。刘歆（前53—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的小儿子。成帝时任黄门郎，刘向去世后，继任中垒校尉。王莽篡位后被封为国师。地皇四年（23）因欲劫持王莽东降南阳，事泄自杀。

刘向受命校理图书后，首先组织起一个由各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班子。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个编辑班子按图书的大致内容分为几个类别，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类由刘向亲自主持，兵书类由步兵校尉任宏主持，术数类由太史令尹咸主持，方技类由侍医李柱国主持。这些人在各自专业内都是当时最好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参加是这次文献整理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刘向等人整理藏书大致分以下几个步骤：

（1）广辑众本，编定篇章。刘向等人校书的第一步，是先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尽量搜集起来。根据其校书的记录，他们不但利用大量的皇家藏书，还要借来太史所藏的公家书和大臣所藏的私家书。当时图书大多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刘向等人则要将重复的单篇去掉，并为其编定顺序。如《管子》一书，当时共汇集中外书564篇，最后去其重复，编定为有序的86篇。其他如《孙卿书》（《荀子》），由322篇校定为32篇；《晏子春秋》，由30篇838章校定为8篇215章。经过这番补缺去重的工作，不但提高了书籍的学术价值，也防止了书籍单篇的散佚。

（2）校雠全文，厘正文字。刘向等人校雠的方法大致有两类，即“校”和“雠”。按刘向的解释，“校”就是一个人校读上下，找到谬误之处；“雠”就是一人持本读出，另一人持他本校看，样子像是怨家相对，故名为“雠”。由于在此之前有广辑众本的工作，因而使得这项工作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古籍脱篇、倒篇、错字、衍字现象很多，使得这一工作相当繁重，如刘向校《尚书》时，即以内府所藏古文本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相校，结果发现，《酒诰》脱1简，《召诰》脱2简，文字不同者七百余处，脱字数十个。当时不但要将众本之异一一记录下来，还要择善而从，厘定文字。经刘向等人校定的新本质量很高，现在流传下来的整部的先秦古书几乎都是经他厘定过的新本。

（3）编定目次，确定书名。图书篇章、目次混乱者皆经过重新调整。如校《说苑》《杂事》等书，刘向把“章句相混，上下谬乱”者“一一条其篇目”，使之“以类相从”编定目次，称为《新苑》。当时流传下来的先秦古籍多集篇而成，大多图书有篇名而无书名，后世流传，也多不相同。刘向整理编辑图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图书的具体内容和篇章结构，为图书确定名称。如《战国策》，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所确定的书名，多为后世所因，影响十分深远。

（4）撮其旨意，撰写叙录。每一部书籍在编定、誊写之后，刘向都要撰写一篇叙录，以说明本书撰者生平事迹、全书内容大意及校对、缮写情况等，其实就是后来的提要或内容简介。其叙录写作已具一定的程式化，依次为：①定本篇目，②校定过程（包括书稿来源、总篇数及校定篇数、文字脱误情况等），③作者简介及学术渊源，④对本书的评价。其大要正如《汉书·艺文志总序》所说“条其篇目，撮其指意”，以及《七录序》所说“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5）杀青定稿，缮写上素。刘向等人每校定一部书后，都要完整地抄录到竹简缣帛之上，作为国家的权威版本。刘向在事后对每书作的叙录上几乎都有这样一句话：“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在这里，杀青的意思引申为把校过的书籍写定在竹简上。“可缮写”就是将校定的书籍誊写到缣帛上去。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经刘向等人核定的书籍似乎都抄写了两部保存在宫廷中。

刘向、刘歆父子在编校群书的同时，又相继编撰了综合性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据后世文献记载，刘向在编撰叙录时，除将其随书抄录献给皇帝外，又“别录”了一份并按类汇集起来，称之为《别录》，其后刘歆又将其简编为《七略》。它们之间的关系，颇近于后世的《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这两部书现在都已失佚了，但从后世的辑佚本及《汉书·艺文志》中仍能窥其一斑。不难看出，刘向、刘歆不但为每部书写下了较为科学、权威的叙录，而且已将它们放在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图书编目系统中，其分类体系大致如下：

辑略——总序；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9种，著录图书129家，2926篇，图1卷；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种，著录图书187家，4346篇；

诗赋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5种，著录图书106家，1313篇；

兵书略——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4种，著录图书66家，1375篇，图44卷；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种，著录图书110家，2557篇；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种，著录图书36家，862篇。

总共著录图书6大类、38种、634家，13379篇，图45卷。

刘向、刘歆父子秉持宗经崇儒的思想，根据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开创了六分法的图书分类方法，对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分类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类，最大的特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而形成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优良传统。因此，范文澜对《七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古代文化史。”

刘向等人校书从河平三年（前26）始，到建平二年（前6）止，前后共进行了21年之久。其间刘向于建平元年（前5）去世，由其子刘歆继承父业，主持完成此项工作。无论就其规模之大，还是方法之完善而言，都是空前的，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整理，西汉一代的国家藏书最终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史书称述“汉之典文，于斯为盛”。这也标志着西汉图书编辑出版事业鼎盛时期的到来。东汉荀悦在其《汉纪》中对这次图书整理活动予以很高的评价：“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析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校定的图书，从学科内容和品种数量上看，几乎包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古籍；从分类体系和校勘质量上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宏观上看，《七略》分类体系奠定了封建时期图书分类的思想理论基础，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从微观上看，每一部分都有明确的书名、篇名、作者、目录、叙录、正文和附件，全书结构齐全、字句规范，已明显不同于初创时期的书籍。刘向父子称得上是我国编辑出版工作的奠基人。

（三）东汉对儒家经典的大规模校正——熹平石经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孔子及其他儒家大师所编的书籍，被奉为经典，不仅被统治阶级认定为法定教科书，设立专门的博士官讲授，而且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制定决策的依据。可是儒家经典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受到很大损失，当时极少存世。西汉初年，废除禁书令之时，秦代的博士还有的活在世上，经典的大部分内容依靠他们的记忆记录流传下来，典型事例就是汉文帝时期，派晁错去山东济南请伏胜背诵《尚书》29篇。由于这些经典是用当时流行的隶字记录下来的，故称作“今文经”。还有一些经过秦代“书同文”的改革和后来篆文隶书化的改写而用隶书写定的经书，均归为“今文经”，以区别于先秦留下的以篆文和六国古文写的古文经书，后者的代表作是“鲁壁藏书”。汉武帝时，鲁共工刘余扩展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故居，结果在其夹墙内发现了一批用先秦古文（时称蝌蚪文）写定的《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这些藏书即被称为“古文经”。它们与当时流传的今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就产生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西汉自董仲舒起，今文经立为官学，设五经博士。西汉末年，古文经大师刘歆被拜为国师，朝廷又设古文五经博士。光武帝建立东汉后，取消了古文博士。东汉的官方学术机构基本上是被今文家把持，不再把古文立于官学，但在学术上，古文经并没有被压服消亡，在私学中很有势力。总体来说，今文经学者较为保守，一味讲究遵循“师法”，缺乏创见，他们写出的讲章，不仅烦琐，而且多为废话。而研究古文经的学者，必须兼通古今文，今古对勘，择善而从，才能在字义上作训诂，在章句上作校订，在史实上作考证，所以古文学家大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他们这一套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被称为“汉学”和“朴学”，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献学以及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奠定了基础。

图3．1 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东汉石经的产生是由于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结果，而直接原因是与政治腐败相联系的“私贿兰台令史，偷改漆书经文”事件。汉代既然将儒经立为官学，就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原始依据，这就是藏在皇家藏书楼——兰台里的漆书写本，称为“兰台漆书”，可是博士官及其门徒手中的经书经过辗转传抄，文字已大有差异，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打击对方，“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在这种情况下，蔡邕向汉灵帝提出了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嘉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因始刻于熹平四年（175），故称熹平石经，至光和六年（183）刻成，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有《周易》《鲁诗》《尚书》《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字体一律采用今文隶书，故又谓“一体石经”“一字石经”。《后汉书》对“熹平石经”的记载十分详细，但《儒林列传》说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则显然不对，以致后来的很多著作，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欧阳斐的《集古录目》都以误传误。从现有的出土原物看，足以证明熹平石经只有一种隶书，此后的曹魏石经才是“三体石经”。

“熹平石经”的刊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政府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大规模校正活动，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政府编辑出版活动，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熹平石经”的刊刻是印刷术发明前的一种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它是东汉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出版的概念考察，“熹平石经”的刊刻已基本具备了出版活动的三要素：选编作品、传抄复制、广泛传播，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选编作品自然不用说，石经的底本是从汉代许多版本里精选而来，将最佳的本子刻为正文，而附以他本的异文。如《诗》用鲁诗，而附有齐诗、韩诗异文；《公羊传》用严氏本，而附颜氏异文；《论语》后附毛、包、周诸家异字。在刊刻过程中，还有专人进行校对和监督，可以考证者至少有25人。至于传抄复制和广泛传播，则是通过阅读和传抄石经的人们来完成的。《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正是通过这种“观视及摹写”的方式，石经得以广泛传播，类似于今日网络出版中的“下载”。从石经自身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也已基本具备图书的要素，而且是一部很有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丛书。只不过载体材料是石头，不同于以往的竹木简牍与此后的纸张，它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书”，是一种形制比较特殊的出版物。虽然在“熹平石经”之前，东汉朝廷一直对儒家经典进行“是正文字，整齐脱误”的雠校工作，但要论持续时间之长，整理范围之广，校雠质量之高，影响程度之大，以前的图书编校工作都无法与“熹平石经”相比。“熹平石经”的刊刻与当时民间学者马融、郑玄等人的编辑整理活动相映生辉，标志着东汉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繁荣时期的到来。

其次，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标准本教材，在经学史和教育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东汉政府校正经书，是为了统一思想，维护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和规范性。采用当时盛行的刻石方式，又有其展示性和永久性。铭刻于石，公之于众，既不易再被篡改，又能广为众人阅读摹写，立石者更希望其传之久远。“熹平石经”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刻石者的预期目的，后生学者，都以石经为权威的儒家经典著作。由于熹平石经是政府立于官学的儒家经典的官定本，它的颁布，很快平息了当时极为激烈的纷争，对几部重要经典进行了一次较为认真彻底的订误正伪工作，这在儒风渐衰、章句渐疏、弊陋多端、文字多谬的东汉末年，无疑是非常及时地保证了儒家经典的准确性。不仅当时的太学博士在传经时要以碑校对、防止疏漏，而且较大范围地满足了广大读书人的迫切需求。就是在石碑毁损后，残碑拓片也发挥了校误订伪的作用。

复次，“熹平石经”开我国历代石经刊刻之先河，促使了我国古代石经书籍林的形成。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写本时代，立石经作标准，是校正错讹、整齐脱误、是正文字、促进图书流通的好办法。自熹平石经以后，历代仿效者不绝如缕。此后还有三国魏的“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后蜀的“广政石经”、北宋的“嘉祐石经”、南宋的高宗御书石经、清代的“乾隆石经”，总共有7次大规模的儒家石经刊刻活动，皆仿效熹平石经而作。以“熹平石经”为滥觞的儒家石经还同佛教石经、道教石经、书目石经、格言石经、法书石经等共同构成我国独有的、极为丰富的石刻书籍林，成为中国出版史和文化史上珍贵的文献资料。

再次，从技术角度讲，“熹平石经”的刊刻间接影响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般都认为，启发雕版印刷术的主要技术有二：一是石刻的捶拓技术，一是印玺的钤印技术。而“熹平石经”的刊刻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所以说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的影响。范文澜曾说：“事实上石经拓本已经是五经刊本，只要变石刻为木刻，就成为雕版印刷术” ；钱存训也说“石经不仅恒久而统一地保存了儒家经典的正统经文，同时也导致了后来以木板雕刻儒经，成为官府最早采用雕版印刷术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