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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许慎《说文解字·序》载，战国时代，诸侯长期割据，从而导致各国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灭六国之后，为了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上，主要采取了统一文字和焚书坑儒这两个重大举措。
殷商以后，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晚周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文化很不适应，也影响了中央政权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对于封建国家的统一极为不利。秦统一后，诏书发至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因此，统一文字就成为秦政权急迫的文化课题。秦始皇于是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周代文字笔画繁复，称为大篆。大篆是太史籀创制的，故又称“籀文”。自平王东迁之后，宗周故地咸阳已属秦的统辖，因而秦人通用籀文。李斯等人整理文字，便以此为基础，又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所谓“李斯删籀而秦篆兴”指的就是这件事。后人认为，“李斯统一文字之举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1）简化和改进复杂的、因年代而写法各异的大篆体，使之成为称作小篆体的文字；（2）把各地区的异体字统一为一个可能至少部分地以秦通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单一的体系（虽然这难以肯定地作出估价）；（3）在全国普及这一体系。”
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颁行全国。为此，李斯编有《仓颉篇》，赵高编《爰历篇》，胡毋敬编《博学篇》。直到汉初，这些书尚被用作童蒙识字教材。与此同时，狱吏程邈获罪入狱，潜心创造出一种更为省便的文字，将小篆回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字形扁平，书写更为流畅，官狱审问犯人“徒隶”时，多用此体进行记录，故称隶书。
《说文解字》中提到，秦始皇时定书体为八种，称“八体”，即大篆、小篆、虫书、隶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其实，后四书是因用途而别，前四种才是不同字体，其中又以小篆、隶书最为流行。秦朝地域辽阔，各地方言差别极大，但有了统一的文字，各地经济文化交往中的语言隔阂便基本克服。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措施，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意义非常深远：不仅有助于消除广阔帝国领域内文化交流的阻碍，还有助于整个中华帝国的政治统一，对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功不可没。对于出版而言，其意义主要在于扩大了书籍的流通范围，使得出版更有效地对社会产生大的影响。
秦始皇主要是依靠法家而不是儒家来完成自己的帝国大业的，所以其治国策略就体现出了明显的法家思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大宴群臣，议论朝政。席间，博士淳于越主张法先王，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针锋相对地指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政治制度的不同源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所以三代之事，不足取法。他痛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向秦始皇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焚书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这一建议，一场文化浩劫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应当明确的是，秦始皇并没有下令焚烧所有书籍，《诗》《书》、百家语仅仅是禁止私藏，博士仍然可以拥有这些文献典籍（秦始皇时有博士70人）；医药、卜筮、种树等实用的科技类图书则被保存了下来；秦国的历史著作《秦记》也没有被烧毁，所以才会有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抱怨：“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于下达“焚书令”第二年又因故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即所谓的“焚书坑儒”。
这次焚书坑儒的直接起因是分封问题，而实质上，它是专制主义封建思想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当时六国已灭，庞大的中国只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秦国进行统治，战国时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已不复存，文化上的专制是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的必然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作用。但秦始皇不是用发扬一种文化来进行文化专制，而只是一味地用焚书坑儒这一野蛮的手段去打击异己文化，结果是使中国文化蒙受巨大损失。其对文化发展的戕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这是对愚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肯定，是一种野蛮的反文化行为，虽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却影响颇大，消极作用很明显；（2）焚书事件造成了文化传承的断裂，使得大量古代典籍面目全非，乃至到汉代出现了大量的伪书，一种书籍又往往有多种版本，使人们不知所从，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混乱局面。
西汉初年，经过战乱的摧残，社会经济、文化一片萧条，百废待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尽快使统治走上正轨，统治者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统治策略。在文化政策上，汉代君臣鉴于秦朝覆亡的教训，也因应情势，改采宽松的态度。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都把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在这种“无为”政治的治理下，汉初社会的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到了汉武帝时，社会经济已呈现繁荣景象。在文化思想领域，各家学说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在秦代最受压抑的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初实行黄老之治而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潜伏了不少社会问题：一是匈奴不断侵扰，和亲政策并不能保证边境的安全。二是诸侯王骄恣，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三是社会因土地兼并而造成贫富不均，富豪田连阡陌，农民则贫无立锥之地。这种“枝强干弱”的局面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大一统的国家也迫切需要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统，文化专制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儒家学说对封建统治的益处逐渐为统治集团所认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执政以后，迫切需要改变以往无为而治的思想。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生。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建议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所谓“五经”即被儒家奉为传习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学者们的主要教材，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成为此后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统治思想。
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设立太学，为博士置弟子50人，其中的学习优秀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政府将学术研讨与仕途紧密结合起来，实质上就是利用学术大开利禄之途。这样，天下士子趋之若鹜，纷纷投身到经学学习和研讨的大潮之中，直接促使了经学的繁荣发展。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采取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改革文化教育的方式，选择了适合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主张“大一统”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而达到了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目的。应该指出的是，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并未禁绝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因此，百家学说并未在汉代得到毁灭性的打击，有些学说甚至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汉代与秦代在文化政策上很不同的一点。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尊经崇儒”就成为汉代的基本文化路线。东汉光武中兴，崇儒之风比起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光武帝重建东汉政权后，礼遇儒生，雅好经典，经常与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此后的明帝、章帝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明帝曾亲自主讲儒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听者盖以万计”。章帝曾亲临白虎观主持今古文经两派进行学术辩论，事后由班固执笔撰成《白虎通德论》四卷（简称《白虎通义》）。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对儒学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解释、传授、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经学在汉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学成为两汉时期学术思想的主干，其他思想学说的发展，也都要纳入到经学的研究体系中去。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的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
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中央官学最重要的是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太学。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在长安城外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与博士弟子员。这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随着经学的不断发展，太学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博士的弟子员在武帝时仅有50人，昭帝时，增弟子至100人。宣帝时200人。成帝末，增弟子至3000人。汉末，太学大盛，增至30000余人。东汉时期中央还设有宫邸学和鸿都学门。宫邸学有两种类型：一是政府专为皇室及贵族子弟创办的贵胄学校，一是以宫人为教育对象的宫廷学校。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主要是招收文学艺术人才，专以尺牍、词赋、字画作为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以高官厚禄，规模曾发展到千人以上。
汉代的地方官学主要是指郡国学，创始于汉景帝末年。汉武帝即位后，令天下郡国均立郡国学校。汉平帝时颁布地方官学制度，下令郡国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设立学校，郡国学校普遍设立。及至东汉，地方官学发展更为繁荣，班固《两都赋》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句子，描述了地方教育发展的盛况。
汉代私学亦非常发达。秦代颁挟书律，以禁私学，但禁而不绝。秦汉之际至汉武帝元朔五年近百年间，汉代教育全赖私学以维持；官学制度建立以后，私学未见削弱，反而与官学相互补充；东汉私学更为昌盛，规模甚至超过官学，有的私学入门弟子与著录弟子达万人之众。这实为汉代学校教育发展一大特色。
总体看来，两汉时期的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突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最高统治者一直把兴办教育当作一项重要的国策来抓，培养的人才也主要为封建统治服务；二是官学和私学并行发展，相辅相成，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三是教育内容以经学为主，不旁涉杂学，在讲授中还重视师法家法，保证了经学的继承性，为后人研究他们的学术渊流及承继关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严守师法、家法，各欲成一家之言，弄得枝叶蔓延，门户日深，遂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烦琐的现象。
西汉政权经六七十年的发展后，进入了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通过战争，南收两越，北逐匈奴，开西南夷，平西羌，西臣大宛，东定朝鲜，疆域空前广阔。这时的西汉王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仅成为当时东亚国力最强盛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盛大国。积极开拓中外文化交流也是两汉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政策。据史料记载，汉朝与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印度以及中亚诸国均有交流。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是佛教和佛教艺术在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东汉明帝时佛教大规模输入中国，从此，中国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尊经崇儒”、发展教育和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文化措施的施行，促进了汉代文化的长足发展，也对出版事业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1．政府重视图书的编校与出版工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由原来的思想流派之一，一跃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百家学说中，儒家最为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非常推崇图书典籍的教化作用，尤其是把儒家的几部经典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想就必然会对统治者的文化举措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两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图书的编校与出版工作。
首先，建立了一批图书编校机构，组织学者在其中从事编辑和著述活动。从西汉初年到东汉灭亡，两汉政府建立的图书编校机构有天禄、石渠、麒麟、石室、延阁、广内、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辟雍、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宣明殿、鸿都、秘书监等。数量多，规模大，同时具有典藏、编校和著述三大职能。两汉时期的很多图书编校和著述活动都是在这些机构中进行的。众多图书编校机构的建立，保证了两汉时期图书编辑与出版活动的顺利开展。
其次，政府持续不断地编校国家藏书。在汉武帝以前，西汉政府曾从实际需要出发进行过几次图书的征集和编校活动。汉武帝以后，大规模的图书编辑整理活动便逐次展开，几乎以后的每一位皇帝都曾组织官员进行图书的编校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东汉光武帝时“宣布图谶于天下”，章帝时又仿宣帝之例召开白虎观会议，东汉末年，又在蔡邕的主持下刊刻“熹平石经”。编校次数多，整理规模大，是两汉图书编校活动的两大特点。这些编校活动具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经学著作成为两汉出版物的核心。儒家学说取得独尊地位以后，儒家所遵奉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也被奉为“经”，对这五部经书的诠释和发挥则为经学。经学是汉代直至清代的官方哲学。两汉文化学术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经学的高度发达与繁荣，表现在图书编纂与出版事业上，就是经学著作的大量涌现，其最终结果就是解经之作愈演愈繁。具体表现为数目庞大，名目繁多，篇幅冗长，内容烦琐。
仅以数量为例，《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就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作就有93家，3000余篇，具体言之：《易》之传有13家，294篇；《书》之传9家，凡412篇；《诗》之传6家，416篇；《礼》之传13家，555篇；《乐》6家，165篇；《春秋》23家，948篇；《论语》12家，229篇；《孝经》11家，59篇。其数目约占《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总数的四分之一。东汉一朝的崇儒之风更加兴盛，经学著作更为可观。这种情况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由于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并未禁绝其他学说的传授，所以，其他学派的著作在这一时期仍能得以流传。从出版物内容来看，这一时期体现出了“儒学为主，众学为辅”的基本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著作一枝独秀、其他学说逐渐萎缩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3．图书编校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准绳。这首先体现在政府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编次和整理活动上。受到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为了“正五经异同”，避免“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从而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自武帝以后，国家组织的图书编校工作的重点几乎都放在了对经学著作的审定和整理上。
其次，还表现在对所有图书进行整理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准绳。两汉政府历来重视对图书的搜集、整理，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那就是以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为准绳，对群书进行“雠校汉家法”式的整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在评定诸家思想时，基本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东汉前期的历次整理群书，也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
此外，这一原则还对当代学者编撰图书的编辑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撰《史记》要上承《春秋》，褒贬皆“折中于夫子”；班固撰《汉书》，坚持“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的正宗之学；许慎也因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而撰写《五经异议》。从汉代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基本上都能看出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
4．教育事业与编辑出版事业相辅而行。两汉教育的兴盛对编辑出版事业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教育事业的繁荣使文化人大量增加，普遍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儒生中的优秀者出而著书，使两汉时人的出版物大量增加，从而出现了中国古代的第二次著述高峰。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使其中的优秀人才有可能对汉代以前的著作进行高水平的注解、阐发、编辑和整理。如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外，读书人增多，增加了对图书的需求量。从最基础的书馆教育到最高层次的太学教育，教材都是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这就对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像《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图书才会应运而生。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整个教育界对图书的种类、载体、复制技术和流通途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造纸术的发明以及书肆的产生，从而促进了图书流通与贸易事业的大发展。
5．中外图书出版交流活动渐次开展。两汉时期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与对外交流的文化政策也对出版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书的出版与交流又在各民族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两汉统一时间近四百年，四方开拓，国威远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格局。这使得汉文化广播天下，既扩大了汉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影响与渗透，又引入了异质文化，充实和丰富了汉文化的内涵。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图书的流通与贸易。从西汉末年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印度的佛经开始被译介到中原，使中国古代出版物中多了佛经一大门类。而中原的图书典籍也随着汉文化的广泛流传流布周边地区和国家。从此以后，中外出版事业的交流活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