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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书籍的载体以竹木和缣帛为主，通行的书籍制度为简牍制度。这也是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中国使用最早、时间最长、应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书籍制度。所谓竹木简牍，就是把文字写在经过整治的竹片和木板上，一根竹片称“简”（也有木制简），将许多根简编连在一起称“策”（册），合称“简策”。加工后没有写字的木片称“版”，写了字的称“牍”（偶尔也有竹牍）。细一些的称“木简”，木质的合称“版牍”，竹木的合称为“简牍”。
竹木简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与甲骨、金石同时，只不过由于时代久远，沉埋地下的殷周简牍早已腐烂，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现在所能见到的简牍实物，最早是战国时期的，它们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现的。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出战国简策240多枚，总计约6600余字，字迹清晰，是目前国内保存最早的一批古简。1981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发现完整的简策70余枚，其余残断，简上共计有4500余字，字迹大多清晰。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辑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写在简策上的。秦汉时，简牍继续盛行，秦始皇批阅竹简奏章，一天要看120斤，不看完不休息。东方朔给汉武帝上书，用3000根简写奏议，由两个大力士抬上殿。西汉末年，刘向等整理编辑政府藏书，多数也是写在竹木简牍上。我国造纸术发明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竹简、帛书与纸并行，一直到公元403年，才由桓玄下令废除简牍书籍。从上古至此，简牍使用的时间达数千年之久，但其盛行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约1000年时间。
图2．3 战国包山楚简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简策分析，竹木简牍的内容可分为祭祷记录、遣策和书籍三大类。
1961年江陵望山1号墓和1981年江陵天星观出土的简策属祭祷和卜筮文，其内容又可细分为三：一是墓主贞问“侍王”是否顺利；一是贞问忧患、疾病的吉凶；一是贞问迁居新室是否能定居长久。这些简策的发现为研究楚国的卜筮情况、揭示当时贵族阶层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1978年随县擂鼓墩出土的简策为遣策——殉葬器物的目录，详细记录丧仪所用的车马兵甲，简文中还反映了当时楚晋两国的关系。有关晋国的情况，历史文献缺少记载，所以这批简策十分珍贵。遣策在出土简策中较为常见。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的简策内容是书籍，书中记录有周公的言辞，初步断定为儒家著作。
先秦简牍书籍在历史上有多次发现，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是西汉时的鲁壁藏书，《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二是晋太康年间的“汲冢书”。晋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人不准盗挖魏国墓（一说魏襄王，另一说魏安釐王墓），发现了先秦竹简书籍数十车。当时盗墓者点燃简策作火把来照取宝物，致使简烬札断，文残字缺，损毁严重。太康二年（281）政府将这批简收归官有，藏于秘府，派荀勖、束皙等人进行整理研究，得古书75篇，统称“汲冢书”。其中重要的有魏国编年史，记叙自夏朝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之间事，被命名为《竹书纪年》；还有叙述周穆王巡行的《穆天子传》。其余各篇在《晋书·束皙传》中有详细记载。
此外《南齐书·文惠太子传》中还提到当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为楚王墓，大获宝物的同时还有青丝编的竹简书，据王僧虔以所得十余简断定是蝌蚪文《考工记》和《周官》。
1995年，我国有关部门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一批罕见的战国竹简，共1200多枚，35000多字，其中最长的竹简为57．1厘米，最短的24．6厘米，涉及80多种先秦古籍，涵盖了儒家、道家、法家、杂家、兵家等诸多学派，多数为今已不传的古佚书。其中《易经》部分为现存版本中最古老者，还有关于孔子论诗的内容。
由以上可知，竹木简牍的内容有儒家经典、编年体的历史书、地理书、科技书。再加上秦汉时的法律书、兵书、历谱等，内容相当广泛，都是正式的书籍。
一部简牍书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大致如下：
（1）刮削整治
用竹木制简牍，首先要经过整治刮削。汉代王充《论衡·量知篇》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就是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成狭长条的简片。“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则是制作木牍的办法。新竹水多，易朽烂虫蛀，所以还须放于火上烘干水分，使其出汁，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整治后的简，就可以用来写字，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表。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后来人们将写定的书稿也称为“杀青”。
在西北干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做简。多取白杨木、柳木、松木为原料，因其色白，质软，易吸墨汁。木简的长短宽窄与竹简相似。较为宽长的木板称“椠”，还有的较宽板称“方”，小木片称“札”，削治成多面柱状体称“觚”。20世纪60年代，陈梦家经过对出土木简的研究推测，木简在“书写之前，似经过一道用特殊液体涂染的手续”，类似纸书的“染黄”，“出土木简表面有光亮，似涂胶质者”。
当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尹湾简牍的鉴定，的确如此。
（2）编简成册
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考订：古《孙子》用缥丝绳编，《穆天子传》用素丝绳编，《考工记》用青丝绳编。考古发现的简牍实物多用麻线或丝带编连。先写后编和先编后写的情况都有。既有用单绳和两道绳串连的，也有用三道甚至四道绳编连的。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
现已出土简牍上的文字，均为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简上文字，多少不一，少的只有几个，多的数十。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分别称为“天头”“地尾”，和今天的出版物非常相似。如果竹简是以两道绳子编连，那么一般不留天地；三道以上绳子编连，则一般都留出空白。有些简牍中还有局部空白的现象，主要是为了特定目的而人为地设置的，如底稿、原稿空出人名、时间等。有的则写满文字，当写定删削后，为了美观，还要等齐。因竹简长短不一，天头一端蹾齐后，再把下端用刀锯截齐。最后以一根简为轴，从左往右收卷，成为一束。有的简册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面的简策少受磨损。
竹简的首简常写上篇名和书名，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题）在下。这种格式虽是仅适应简策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很大。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两宋时期，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与简策同时出土的还多有铜锯、刀等，均是刮削制简的工具，还有的小刀，称“书刀”和“削刀”，是删改简牍的工具，类似今日之橡皮。如果不小心写错了，除了用书刀削去错字，在原位置重新书写以外，还可以用墨涂去错别字，在下面继续书写。
（3）长度内容
因记录内容、使用材料、书写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简牍的长度有不同的规格，一般长度为14—88厘米，用于书写典籍和文书的简牍一般在23—28厘米之间，尤以23厘米者为常见。以出土的战国简牍为例，长沙五里牌楚简长13．2厘米，长沙仰天湖楚简长22厘米，江陵纪南城楚简长64厘米，江陵包山楚简长62—72．6厘米，曾侯乙简长度为70—72厘米。据王国维、马衡等考证，汉简最长二尺四寸（约55厘米），合战国尺三尺，用以写六经、国史、礼书、法令，故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说；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相当于战国尺一尺半，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又有“诸子短书”“尺牍短书”之语。这些长短制度，只是大体存在，并非十分严格。出土实物有的能够与之相合，有的则未能与之相合。胡平生在《‹简牍检署考›导言》一文中，通过对出土竹木简牍的综合分析，提出：“由于简册的使用历经千年以上，各个阶层尊卑有别，因此不能有一种适合不同时代、适合所有阶级的统一的制度。总体而言，简册制度的原则不是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提到的‘分数、倍数’说，而是‘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
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古代地图常常画在版牍上，后来人们称标明国家领土区域的地图为“版图”。大臣向天子奏禀事由，为简洁明了，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长方形小木板上，汉代人称为“奏”或“奏牍”，后来演化成一种玉石或象牙制成的装饰物——“笏版”，并不在上面记事。就像策试、策论、政策等词的原义，也都是由古代考试时皇帝把题目出在一个竹片上引申而来的。
木牍用作书信或是诏令公文，要送传外地，就要加上封缄。上面一块较小的盖板，叫“检”。其上写收件人地址、姓名等，叫“署”。再把两块木板用麻绳或蒲草捆扎起来，在绳结处加块黏土，摁上印章，叫“封”，这块有印记的黏土就是“封泥”。有时盖板的背部隆起，上刻扎绳的槽口，再在绳上加封泥、用印，即为汉人所称的“斗检封”。
（4）书写字体
每一简上所写字数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只有一二字，多则几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每根简只写一行，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行或多行。版牍用以书写短文、文告，一版即可容纳。一尺见方的版也称“方”，“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湖北随县战国楚墓及四川青川县战国木牍两面书写，特殊情况也有横用直书的，如居延简中一份历谱，即横用，自右向左直写。
简上的字体因时代而有所不同。先秦古简，多用古文、篆字。秦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书写便利，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字。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均以隶字书写。汉代沿用隶书，汉简上的字体也多为隶体字。简上的字是用毛笔蘸上墨书写的，写错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再写上正确的字。日常书写习字，发现错字，也随时用水涂抹掉，重新写上去，而不用书刀刮削。武威《仪礼》简上就留有用这种方法处理错字的痕迹。在简牍上，除了文字以外，还发现了多种符号，其作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标点符号和编辑符号，对文字的表达功能起到辅助和强化的作用。按照大致的分类，这些符号有句读符、重叠符、界隔符、提示符、钩校符等。如郭店楚简，就发现其简文已有编辑符号：篇号，作钩形；章号，作墨钉或粗短线；句读，作短横、短撇或小点；重文、合文，作两短横或一短横。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编辑符号，其作用在于突出简文的结构。
从这些符号可以判断当时的编辑工作已经趋于规范，有了自己的一套符号体系。
（5）收卷
编连成策的简可以折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实物除散乱者外，多为卷起的策子，即以最后一根尾简为中轴，向前舒卷，像卷竹帘一样，卷成一卷，然后存放起来。做完这一道工序，才算完成了制作简牍书籍的全部过程。《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保持原来卷简成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医简，有的已散乱，有的还保持卷的形式。其中一尾简写有“右治百病方”，字迹清晰，保存完好，这正是因为卷成卷后，它在中心，受到了外面简的保护。武威《仪礼》最后一简的末尾出现“毋自”二字的反写墨迹，这是前一简上的字墨迹未干，立即卷卷，被印上去的。《仪礼》简每一篇题和篇次并写于第一、二简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最外边。收卷之后，需用包裹包起，或盛以筐箧，以免散乱。居延简中有“书箧一”的记载。《后汉书·贾谊传》说：“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筐箧相当于书帙，一般十卷为一帙。帙一直沿用到纸写本时期。
正因为竹木简牍流行的时间超过千年，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因此其影响也极为深刻和长远。竹木的优点与甲骨、金石相比十分明显：一是取材容易，满山遍野，称得上价廉易得；二是整治刮削工艺简单，方便书写修改；三是可连缀成册，使容量加大，可以书写长篇宏论，既便于文化普及，又利于学术发展，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十分重要的。
直到今天，图书的计量单位仍称“册”，文章的计量单位仍称“篇”，许多从竹、从片、从木的字都与书籍有关，如籍、簿、笔、笺、笈、籀、版、牒、牍、本、札、检、楬、檄、椠、棨等。还有不少词汇成语也反映了竹木简牍的深远影响。如尺牍、三尺法、版图、检署、杀青、汗青及罄竹难书、入木三分、学富五车、汗牛充栋、连篇累牍、断简残篇、怀铅提椠等。在由古至今的编辑出版史上由“版”和“本”组成的词汇更是举不胜举。
图2．4 竹木简牍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书籍都是直排文字由上至下书写，从右到左排列，这种行文格式就来源于简策，未写好的简放在左侧，左手拿来，右手书写，写好的简顺序推向右侧，因而形成从右到左的编纂顺序，即使先编好的简策也就从右边开始，相沿成习。所以发展到卷轴制度、册页制度以后，还要在纸上打出宽窄与竹简差不多的行格。直到今天，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书籍采用这种排版方式。另外，像“赘简”之制与今天的衬页和环衬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写在绢、缯、缣、帛上的文字为帛书，亦称素书。丝织文化起源于中国，为世界所公认。传说公元前3000年，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织丝。虽然是传说，却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人工整治的蚕茧、纺织品残迹和石制或陶制的纺轮。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常见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发现有丝帛残迹。《诗经》等古代典籍中也有许多有关采桑、养蚕、纺织缥丝的记载，可知养蚕织丝已是当时重要的家庭手工业。
帛作为书写材料，起于何时，现难以考定。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据古籍记载，至迟在春秋时代。《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有这样明白的记载，齐景公时晏子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齐景公与晏子是公元前5世纪的人，齐桓公与管仲是公元前7世纪的人物。《论语》中也有“子张书诸绅”之语，子张是孔子的学生，其时已把文字记于绅上。《墨子》中多次提到“书之竹帛”。《韩非子·安危篇》也有“先王寄理于竹帛”的记载。
图2．5 战国楚缯书（局部）
现在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是战国中晚期之交的遗物，即1934年在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发现的帛书，通称“楚缯书”。这件帛书是被盗掘出土的，其出土时间有1934年和1942年两说，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帛书长38．7厘米，宽47厘米，出土时放在漆盒内，呈深褐色，图文已漫漶不清，经复原看出当中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大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有文750字。四周有彩色绘图并标有说明文字254个，其中有帝名、神名、四季名称，用白、黑、青、朱四色绘制，书的四周有12神像，每边3个，代表12个月，每像下注明神名、职司及该月宜禁忌，所画月名与《尔雅》所载大致相同，是一部与禁忌有关的月历书。原件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在子弹库楚墓遗址再次发掘，又获人物帛画一件。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画面上是一衣冠长袍、手拥长剑、乘风御龙的男子，龙下有鱼，尾上有鹤。有的学者认为画上人物是墓主的肖像，画的主题是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天。
1949年在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古帛画，通称“龙凤人物”（或“人物龙凤”）帛画。整幅帛画高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一侧面蜂腰妇人图像，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合掌做祈祷状，其头顶有一龙及一凤。这是一幅描写一个妇人为死者祝福的作品，所画龙与凤，表明正在为死者的灵魂引导升天。
由于丝织品极易朽烂，难于保存，所以古代遗留下来的帛书实物很少见到。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帛书的认识只能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加以推断。20世纪以来，帛书有多次发现，特别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填补了帛书实物的空白。从文献和实物结合来看，可以说帛书的使用在春秋至魏晋之间，约有上千年的历史，而战国至三国则是其盛行时期。
帛，是丝织物的通称。清汪士铎《释帛》中，谓缣帛原有60余种，但其中可供书写者仅有数种：平实无华的白帛，称为“素”，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素”由生绢造成，不经漂染。生丝造成的“绢”，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纨”亦是生丝所制，洁白轻薄，极似“绢”。由粗丝加工织成的“缯”，可能是野蚕丝的成品，厚而暗，但较其他各种素帛经久耐用。与“缯”类似的“缣”，由双丝织成，色黄，质较绢精美细致，且不透水。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更为昂贵。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残帛，上有文字和日期，内容被断定为信件，质料为缣。后人以“缣帛”作为用于书写的丝织品的通称。
帛书与简牍虽然材料不同，但在形制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实物证明，帛书在版牍的影响下，形成帛卷，其后向卷轴制度过渡，到纸写本时达到完善。
（1）行格
帛书无须编联，版式比较自由，如李零所描述的，帛书“不但文字行款想朝哪儿拐就朝哪儿拐（如子弹库帛书的行款），而且可以插附图表（如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刑德》）。这是它和竹简不太一样的地方。相似处，是比较考究的帛书会画乌丝栏或朱丝栏。”
用来做书写之用的丝帛，一般都在上面先画上或织上行格，称界格或栏线。黑色的行格叫乌丝栏，红色的界格叫朱丝栏。文字写在行格之内。每一行格相当于简书的一根单简。马王堆帛书上都是用朱砂或黑墨画浅色行格。整幅帛书行格宽7．8厘米，半幅的行格为2．3厘米。每一行书写6—70字或30字不等。行长的相当于汉尺二尺四寸，短的相当于一尺，与简书的长短正好相配。帛书题记的方式也与简书相同。马王堆帛书凡有题记的都在每篇末行空白的地方。如《老子》乙本的题记：“道，二千四百廿六。”与山东临沂竹简《孙膑兵法》末行之后记明数字的形式完全一致。
（2）尺寸
帛书的幅宽是根据纬线而定。《汉书·食货志下》有“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之说。但出土的帛书或为二尺，或为一尺，与文献记载有所差异。帛书的幅长则根据经线而定。《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汉代制度，一匹完整的帛有四丈长，约合今天的九米多长。现已发现的帛书，多半都是短篇，都是从整幅帛上裁剪下来的。一卷帛书与一卷简书相比，体积大致相同，但卷内所写文字，帛书要多一些。一卷帛书大体相当于简的一篇或几篇。这是由于帛的面幅宽，而且可视容纳字的多少随意剪裁。这时期卷一直是计算书籍数量的单位，同时是计算书中内容的单位。现在，我们已不用卷来计算书籍的数量，但还用它来区分书的内容。
（3）收卷与折叠
写好了的一篇帛书，从后面向前收卷，成为一束，与简牍卷简成卷完全一样。今所见实物，帛卷之外，尚有折叠的方式。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写在整幅帛上面的，没有卷成卷，而是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一个漆奁内；另一种是写在半幅上的，则在2．3厘米宽的竹条上卷成帛卷。《后汉书·襄楷传》记：“于安阳泉水上得神书百七卷，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这是有关帛卷的较完备的描述了，也可称为精装帛书。
竹帛并行，同用于书写，但因两者质料和价格的差异，在使用上也有所不同。
竹简常用来起草稿，缣帛用于最后写定本。应邵《风俗通义》载：“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盖因竹木价廉易于修改之故。竹木有时亦用于写定本，但两者在内容上有所区别。通过古代目录可看得较为清楚。《汉书·艺文志》中有四分之一称“卷”，为帛书。四分之三称“篇”，为竹书。除一部分儒家经典，全部的天文、历法、医药、卜筮著作为帛书，祭祀祖先及神灵、占卜星相之书，通常多著于缣帛。《周礼·春官宗伯·筮人》载：“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杜子春注：“系币者，以帛书其占，系之于龟也。”
帛书多用来记录有纪念意义的文字或重要事件，以示郑重和珍贵。《晏子春秋》中所记齐桓公对管子封赏，正式记载写在缣帛上，而通知诸侯国时是用竹简，《越绝书》载越王勾践与范蠡讨论政事。范蠡建议越王承效先王的高瞻远瞩，如此则饥荒之年，子民亦不至冻馁。勾践说：“善哉，以丹书于帛，置于枕中，以为国宝。”
除上述差别外，帛书的特殊用途还有以下几点：
（1）丝帛多用以绘画。竹木制作的单简宽度有限，只能容纳一行文字，单简编连之后，简与简之间留有缝隙，在简上画图，是很不方便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幅宽面广而又轻软的缣帛用来绘图比简有很大的优越性。前边介绍的几件帛画，就可说明缣帛是极好的绘画材料。
（2）丝帛还可用来绘制地图。古代的地图，多画在木板上，这样的地图很笨重，使用不便。用缣帛取代笨重的木板来绘制地图，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3）绘制简书中的附图。《汉书·艺文志》所收兵书790篇，皆是竹书，而附图43卷，则全是帛书。如《孙子兵法》83篇，有图7卷；《齐孙子》89篇，有图4卷。显然因简牍面积有限，不适于绘图，而缣帛则有足够宽广的面积，适于此用。
（4）练书法。竹简较窄，只适于书写较为扁宽的隶书。而汉代后期出现的各种草书，多是在缣帛上练就的。《金壶记》中有“萧何用退笔书囊”的记载。东汉蔡邑入嵩山写书，“于右室内得素书”。又唐张怀瓘《书断》载，今草的发明人东汉张芝为练出一手龙飞凤舞的草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后世的王献之、张旭、怀素等都有在衣服、被褥上写字的掌故。
缣帛之用于书写，有许多胜于竹木之处。其一是质地轻软，书写、舒卷、收藏、携带、阅读都十分方便；其二是体积小、容量大，还可据内容长短随意剪裁；其三是表面洁白，比竹木更易吸收墨汁，致使内容清晰。最主要的是克服了竹木简牍笨重的缺点，是书写材料的一大飞跃。但它最主要的缺点是成本高、价格昂贵。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丝帛是高级消费品，除贵族外，一般人是用不起也不准用的。所以，它只能与竹木并行于世，但其最大功绩是启发了人们的思路：如何能制造出一种新的书写载体，既具备帛书的所有优点，又价格低廉，不那么昂贵。我国先民经过多年探索，终于在漂丝和沤麻的基础上发明了造纸术。
1．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3．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钱穆：《孔子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
5．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校注》，胡平生、马月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6．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7．耿相新：《中国简帛书籍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8．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1．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思想方面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图书编辑出版事业有何影响？
2．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他的编辑活动有何特点？在编辑方法上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3．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图书编辑出版事业有哪些促进作用？
4．试析《吕氏春秋》的编辑目的及编辑特点。
5．举例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编辑出版的重要图书典籍。
6．什么是竹木简牍？竹木在我国应用于书写的时间？其在内容、形式上有何特点？对后世有哪些影响？
7．试述帛书的时代、内容、形式制度及特殊用途。
学术下移 稷下学宫 百家争鸣 正考父 孔子
祭酒 六经 《吕氏春秋》 竹木简牍 简牍制度
鲁壁藏书 汲冢书 杀青 尺牍 三尺法
版图 遣策 帛书 楚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