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如果说商周是编辑出版的萌芽时期，那么春秋战国可以说是编辑出版的自觉期。编辑出版活动随着文化的勃兴与普及，从自发走向自觉，开始真正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发挥出强大的文化感染力，担负起推动历史进步和维系文化传承的重任。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具有了自觉的编辑出版意识，编辑出版的逐步独立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革新开始显示出强大的动力，编辑出版标准的初步形成、编辑主体性的发挥、书籍的出现同时昭示着出版活动的核心要素已经初具规模，编辑出版活动已经开始真正产生。
孟子曾对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所发生的变化有一个十分简要的概括，他在《离娄下》篇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是西周时期一种重要的文献形式，它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记载周王事迹、社会风情的历史资料。春秋以前的周王室是天下的共主，各诸侯每年都要朝拜周王，参加周王的祭祀鬼神活动，或歌颂祖先，或夸耀战功，著成不少诗歌。这些诗的结集与周代的乐官有关。乐官为了歌功颂德和宫廷娱乐，便留心收集民间流传的或成于士大夫之手的诗歌。王朝的贵族为了充实音乐或别的目的，也写作诗歌，交给乐官。当时诸侯亦各有乐官，掌管本国的乐歌，在西周时诸侯尊奉王室，常派人把本国乐曲诗歌晋献给王朝。这样王朝的乐官就掌握了不少诗歌，并随时增加，随时编辑，经过几百年时间就编出了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势力大减，诸侯不常来朝拜和参加王室的祭祀、征战活动，因此，也就没有那么多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来演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随周王室的衰微也走向衰落。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国史官由王朝委派。到了春秋之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各诸侯国有自己的纪年和史官，并从事历史记载，这样就有了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编年记事形式的文献出现，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两句话既讲明了文献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也说清了这两类文献的先后顺序。
春秋时期，著书立说之风初起，学者们首先遇到是对前代的文献如何继承和利用的问题。但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抄，抄写在竹木上的文字难免不发生散失错乱，不仅文字需要校正，内容上的错误也需加以考辨。造成典籍内容失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文字产生之初形成的典籍里，一些远古的神话传说，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历史写进书中，以致一讹再讹。其次，朝代更替后，后朝对前朝往往极力诋毁，有意歪曲历史真相。据《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看到周初的文献，就提出质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再次，当时人们好古的思想十分浓厚，把远古社会描绘成最理想的黄金时代，这显然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就对“孔子、墨子俱道尧舜”的做法持不同的见解。他说孔子、墨子都称道尧舜，然而尧舜之道已是3000年前的事，孔、墨均无文献可据，谁能确定儒、墨所托的尧舜是真是假。因此，韩非子指出古书古说必定要质之以据，然后才可以相信。如果未经调查研究，有没有可靠的证据，就确定尧舜之道，这是愚蠢的举动。如果不能确定就轻易地依据它，这是欺诬的行为。韩非主张调查研究，强调要以有验证的资料为依据，反对主观臆测，要求以事实立说。在面对传世典籍的记载时，儒家宗师之一孟子也提出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重要观点。这些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早在西周末期，就已出现了对前代文献的校勘、考辨的编辑活动。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校雠家，是周宣王时（前827—前782）的宋国大夫正考父。
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今本《诗经·商颂》仅存《那》《列相》《玄鸟》《长发》《殷武》五篇，仍以《那》为首。此事在《毛诗》“商颂谱”以及“那小序”中也有记载。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校书之事“放于孔子、子夏”。他认为我国真正的校书活动，开始于孔子和子夏。据说《毛诗》《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即传自子夏。《后汉书·徐昉传》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子夏在讲授历史文献时，对文献的考雠、考据就成为一件非常现实的事情了。子夏提倡校书要“择善而从”，不泥古，不迷信，对文本中的差错应该有所发现和改正。《吕氏春秋·察传》载：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己亥本是干支纪日，在先秦的古文字中，“己”与“三”、“亥”与“豕”形体相近，易致混淆。卫人所读史记（史书），就是把“己亥”误作“三豕”的误本。子夏通晓文字形体及史书纪日体例，故能发现问题而加以校正。然而他又不满足于此，到晋国后，又进一步考察史实，准确无误，始成定论。这一事例，是我国校雠史上以灵活性见长的“活校法”的最早记载。
春秋时期，在古籍的编纂整理方面，成绩最为显著的当数孔子，他的实践和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私人著书的风气高涨。众多学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撰写了一大批著名的传世典籍。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还对一些重要的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的编辑、整理，并以其为教科书，在民间讲授。因此，孔子也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著名的编辑家。至此，中国的出版史开始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孔子先世是宋国贵族，后逃到鲁国。宋是商的后代，鲁是周公的旧封地，两国都保存了较多的商周文化典籍，孔子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以此为教材进行讲学。当时流传的主要文献典籍有六种，即《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六艺”，后世又称为“六经”。
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在古文经学和历史的传说中，孔子的主要工作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现在，我们认为，“六经”虽非完全是孔子所作，但他进行了述、删、订、编等不同程度的工作，还是可信的。周予同就认为“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孔子整理文献有他的指导思想，即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
由此可见，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其以“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图2．1 孔子行教图拓片
《诗》《书》《易》等中华元典最早产生于周朝的王宫内，即“学在官府”，是周朝教育贵族子弟与进行文化统治的工具。如作为商周王室文献汇编的《书》，多出自史官手笔，是由王室文化官员汇编成册的；《诗》是“行人”等文化官员所采集，由太师乐官编次而成；《易》的卦画符号和解释经文，也成于西周。但是“学在官府”的西周是一个典籍的集体制作阶段，编辑活动在那时还处于自发时期，进入晚周以后，当“士”逐渐摆脱了相对于王室的附庸地位，赢得个体自觉以后，中华元典才开始了由文化专门家带着学派意识加工整理、阐释发扬的新阶段，而孔子及其弟子的编辑活动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
具体来说，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深浅各不相同，须分别加以探讨。
《周易》是一部占筮书，今传《周易》包括本经和易传两部分，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易传指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谓之“十翼”。旧说易传或易传中的一部分为孔子所作，近人考证，易传七种十篇作非一人，成非一时，其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晚期，故可断定皆非孔子所作。但“从《易传》中保留的不少‘子曰’云云的言论，以及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似可说明其作者当属孔门弟子们。”
孔子晚年学过《易》，《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亦称其“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在《论语·子路》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其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系《周易·恒》九三爻辞，可见孔子曾给弟子讲过《周易》，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有过一些编辑加工。
《尚书》是我国上古誓、诰、命、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汇编。它又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部分。《古文尚书》经后人考订为魏晋间人伪造，《今文尚书》则是传自古代的不完全的《尚书》遗篇，因为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的，故当时称“今文”。《今文尚书》又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原始篇章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谬，编次其事。”指出孔子对《尚书》通篇做过编辑工作。在《论语》中常见到孔子教授并引用《尚书》的记载，可见此话应当是可信的。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另有6篇有目无诗。《风》有15国风，共160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小雅》74篇，大抵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周颂》31篇，多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庙堂乐歌。《鲁颂》4篇，为鲁国贵族歌颂鲁僖公的作品。《商颂》5篇，为商之后人追颂先王、先祖的乐歌。旧说《诗经》300篇是孔子从古诗3000多篇中删选出来的，经后人考证，《诗经》在孔子之前已具现在的规模，故此说不可信，但孔子对散乱的原本《诗》进行过修订还是可信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诗歌在其他地方被引用，而《诗经》里则没有——这是因为在孔子进行整理前，《诗经》已经散乱，孔子可能没有搜集到所有的诗篇。从《论语》上看，孔子常对《诗经》加以评论和解释，这些评论和解释对后世理解《诗经》有巨大影响。
图2．2 唐代写本《尚书》
《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三部书。《仪礼》为记载礼节仪式之书，今存17篇，仅限士礼，据文献记载为孔子所编定，较可信。《礼记》是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今《礼记》存49篇，又称小戴《礼记》，实为《礼记》中的一部分。又有大戴《礼记》85篇，亦取自《礼记》。《周礼》又称《周官》，它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经考证，其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与孔子关系较为疏远。
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诗、礼、乐三者关系相当密切。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中孔子评乐的地方很多，而且相当内行，他亲自编辑整理乐典应当是可信的，可惜今已无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后经孔子整理、修订，成为取其义以行褒贬的著作。纪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历十二公，共242年，简要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等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体现了孔子对历史的看法。
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于他对“六经”的编辑而非著述。正如他自己所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即编，“作”即著。关于“述”与“作”的区别，张舜徽辨析甚明：“凡是前无所承，而系一个人的创造，这才叫做‘作’，也可称‘著’。凡是前有凭籍，而但加以编次整理的功夫，这自然只能叫做‘述’。”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并不意味着对原本典籍一字不改，而是说在传述历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去篡改、歪曲历史事实。但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没有一部史书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性，孔子编辑的“六经”同样如此。他本着“述而不作”的原则整理文献，在教育活动中，却赋予旧文献以新内涵，赋予旧文化以新生命，“以述为作”。所以他在“述”的过程中特别注意选择符合自己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内容。冯友兰指出，儒学系统的形成有赖于这种“以述为作”的方式。“孔丘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他说他自己是‘信而好古’，其实是于‘好古’之中，有他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此种精神，此种倾向，传之于后来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谓七十子后学，大家努力于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
他还举例子说，《易》是儒家所述，《系辞》《文言》等是儒家所作，而《易》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体现在《系辞》《文言》中，而《春秋》与《公羊传》、《仪礼》与《礼记》等亦复如是。“作”的价值远在“述”之上，这是儒家学术赖以成为系统的根本方式：
他所创始的儒家学派，继承、发挥了他的这种精神，把他的理解和体会加入在他所“述”的“古”之中，这就丰富了他所“述”的“古”的内容。后来儒家的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中，他们又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体会。他们的理解和体会又被他们的后学加入他们所“述”的“古”之中，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儒家学派的思想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编辑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大大超过著述了。孔子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效果，主要在于他在编辑工作上的三个特点：
孔子进行编辑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恢复、发扬备受冷落的“周礼”，进而加强周王室的统治，改变“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既要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哲学理念，又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实现自己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服务。这一思想贯穿于孔子的整个编辑活动。例如孔子编选《诗经》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在编写《春秋》时，他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样就达到了“成《春秋》而乱臣罪子惧”的效果。
孔子编书的另一个较为主要的目的是教学，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儒家政治理想的合格的从政人才，他不但要向学生灌输儒家的道德标准，还要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在教授《诗经》的过程中多次提到，希望学生能从中学到一些具体的政治本领，博物多识，善于辞令。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些思想其实也贯穿于他的编辑活动中。
《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对他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自己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物尽量不去提及。在编辑过程中他也是这样，如《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据《公羊传》讲，鲁《春秋》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春秋》时不予记载，只将“雨星”改成“星陨如雨”以结尾。又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云：“宰我问孔子曰：‘昔者予闻诸劳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忘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又如《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再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尧曰：‘夔一足也，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孔子充满理性光芒的编辑思想一方面将“神话历史化”，是对理性的追求，对非理性的反动，是一种先进的编辑思想，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造成了我国古代神话的大量亡佚。
孔子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总结出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即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
孔子认为，在对古文献的编辑过程中应持用疑的态度。他曾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就是说对于史书的阙文要存疑，留给别人思考，不要凭主观臆测独断妄改。在实践中他正是这样做的，如《春秋》是鲁国史书，其中阙误较多，记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有之。孔子整理时一仍其旧，而不轻改。
孔子不仅主张多闻阙疑，还主张无征不信。《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这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宋人杨简解释为：“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无文策可证，无贤献能证。”即在编辑时必须注重考证，如果没有客观证据，即使在主观上再自信也不能下笔。在实践中孔子也是这么做的，从他编辑的《仪礼》及《礼记》中有关他的言行上可以看出，他编的、讲的全是周礼，由于夏礼、商礼文献不足，虽然他能言，但终未编辑成书。
孔子编辑“六经”，使文化知识得以在社会中下层广泛传播，有效地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司马迁就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盛赞孔子编述六经的历史意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虽然出生于编辑出版活动的初始阶段，但由于其卓越的编辑实践以及对后世编辑工作的影响，是无愧于中国最早的大编辑家的称号的。
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文献在类型、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创造性的著作大大超过了资料性的汇编。从编辑角度讲，即是对近人或同时代人作品的编辑大大超过了对古人作品的编辑。一部作品出现后不是像以往那样被束之高阁，而是马上通过编辑传播出去，其编辑周期较以前也大大地缩短了。
春秋末至战国初期，诸子书基本上都是先师去世后，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辑而成的，其内容一般都是弟子对先师言谈的记录，为语录型著作。如《论语》，每章几乎都是以“子曰”开始的。这种语录型著作每句话即为一章，章与章之间不相连贯，并无必然联系，每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其分篇是由于竹简的长度不够，并非人为的归纳，因而其篇目往往以文章开始的几个字命名，并不能概括其内容。
到了战国初期和中期，诸子书基本上仍是先师去世后由其弟子编辑成书。较初期不同的是，在编辑成书之前，诸子已将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初步加工，这就使得每篇的内容颇具连贯性，已不像初期那样只是只言片语了。如《孟子》，其《梁惠王》篇共由23章组成，每章都是通过互相问答将某个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但这时分篇似乎仍然只是限于长度，而未进行有意识的归纳，因而篇名仍暂用每篇开始的几个字。
到战国中后期，诸子大多在生前即将其作品以篇为单位进行编辑传播，待去世后再由其弟子将单行的篇什编辑成书，其性质颇似于后世编纂的大全集。如《韩非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由于以篇为单位独立传播，因而一篇往往只有一个主题，整个篇章都围绕这一主题加以展开论述。同时开始对篇加以归纳，归纳出的主题词便是这一篇的篇名。
在战国诸子书中普遍存在着伪作的问题，几乎每一部子书都或多或少有伪作窜入。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当时的书籍编辑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传抄者不断地进行编辑，因为诸子书的最初编辑者几乎都是其弟子，他们不可能将与先师观点相悖的文章编入先师的著作中。伪作的窜入很可能是有意识进行的，其目的可能是将自己的观点放到别家学派的经典内，以便将来辩论时对自己有利。大约到战国中期以后，伪作开始由个别篇章的窜入演变为整书的作伪。如《山海经》一书，托名为夏禹及益所撰，经学者考证，其实是战国中期以后秦以前的人，综合《庄子》《列子》《离骚》等书，加以扩充而成。
战国末期，图书编辑已经发展到与图书著述同时进行，在这方面，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最具代表性。
《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品，编成于秦王政六年（前241），距秦统一全国不到20年，当时吕不韦（？—前235）任秦相，正在显赫之时，门下有食客三千人，就组织他们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史记·吕不韦列传》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可以看出，吕不韦是该书名副其实的主编了。其编辑目的，主要是“欲以并天下”，为全国统一做思想准备，同时是为了树立并显示自己的权威，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故在成书以后，将《吕氏春秋》悬挂在国都咸阳市门，求有能增减一字者，而无人能改。注过此书的东汉学者高诱认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这一典型事件确实反映出吕不韦当时志得意满、权倾一时的心情，同时也能看出这部书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具有一定质量的。应该说该书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代表了秦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
《吕氏春秋》的编辑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是有明确、务实的编辑意图。《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该书编撰的目的是“欲以并天下”，是对如何治理国家进行的一种探索，是对当时务实疾虚的社会风气的反映。春秋战国后期，随着秦国统一趋势的明朗化，思想界要求统一的呼声也不可避免，儒家、墨家都有相应的思想表现。《吕氏春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即将建立的秦王朝做思想上的准备。作者虽然博采众家，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秦国的政治现实、社会进步服务。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的出发点一个是为了献给当时的秦王赢政，作为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参考资料，从而巩固个人的权力名位；另一个出发点就是作为他个人回顾人生，带一些自我欣赏心理的大工程，即与以养士闻名的四公子争风。
二是兼收并蓄，集众家之长。该书兼诸子之说而有之，超越了传统的门户之见，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据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统计，在该书160篇文章中，发挥法家学说的43篇，儒家26篇，道家17篇，兵家16篇，墨家和纵横家各10篇，名家5篇，农家4篇，小说家1篇，还有几篇学派观点不明显。这大致符合秦国学术界各派的消长情况。由于没有强行做人为的统一，百家学说在各自篇章中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使得该书具有战国末期各派学说资料汇编的性质。《吕氏春秋》编成以后，紧跟着就是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灰飞烟灭，而《吕氏春秋》独存，使得许多珍贵的先秦文化成果得以流传后世。
三是有所取舍，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该书材料丰富，但不乏系统性，一方面全面地反映了各派学术观点，另一方面又没有变成眉目不清的“大杂烩”，可以看出该书的实际主编者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学者。在编选数千食客所写文章时，一个主导的标准就是秦国特有的务实精神，如不是简单地排斥名家言论，但反对不切实际的诡辩；收录不少墨家的学说，但不取它的鬼神之说；引用庄子、列子的宇宙观，却不采用他们那种荒诞无稽的说法。也就是说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编选文稿，不尚空言，反映出编者的编纂态度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在一定意义上，《吕氏春秋》也是吕不韦个人思想体系的一次大总结。这种思想体系不同于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但是又融合了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里的重要内容或者说是精华。
四是编排有序、体系严谨、结构完整。各篇字数大体均衡，这在先秦诸子书中是十分可贵的。由于处于编辑出版的草创时期，战国时期编辑方法十分简单，有的书往往只有篇名而没有书名，即使有书名也不很统一。有的题名为某子，却不是一人一时的著作。许多书都是不分章节。总之体例十分混乱。而《吕氏春秋》是将许多学说的文章编在一起，编辑体例非常整齐而有系统，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总共26卷；每览各有8篇，每论各有6篇，每纪各有5篇，合计160篇。有人认为，从此书的情况分析，有可能当时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编辑班子，负责将众多宾客按各自学派的观点撰写的文章经过集体讨论，然后进行筛选、归类，特别是它成功地使用两级分目法（览、论、纪与篇），为此后大部头书籍的编辑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参考和保证。《吕氏春秋》达到了战国时期书籍编辑的最高水平。它标志着书籍编辑正在走向成熟。
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将其公之于世，使之广泛流传。这在造纸术和印刷术产生之前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出版方式。先秦书籍散亡十分严重，就是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残缺不全或被篡改，而《吕氏春秋》历经2000多年保存完好，一方面因此书为秦人编撰，不在秦火焚毁之列，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曾公布于咸阳门前，抄录的人很多才得以完整保存。如果《吕氏春秋》编成后便被锁于深宫，只有一二部，没有广泛传抄，其命运如何，就很难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