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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西周三代，图书文献刚刚产生，掌管书籍编写、收藏、使用的权力集中在史官手中，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一体。早期文献的内容也是图书与档案混在一起，内容多为鬼神术数、祭祀占卜、帝王的言行记录等，使用的范围很小，原始编辑活动的主体也身兼多职，所以，只能称之为编辑出版活动的萌芽时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学术思想，都有根本的变革。所谓井田制度已渐趋破坏，建立在井田制之上的贵族政治也随之崩溃，农奴与商人都在这个时期抬起头来，社会关系也发生不小的变革。史官制度的崩溃、教育制度的变迁、学术重心下移及学术思想的解放都是编辑出版事业在这一时期形成和草创的重要原因。
上古时代，史官的地位十分显赫，他们不仅垄断所有与文字有关的文献档案工作，还参与最高统治阶层的咨询与决策活动。史官与卜、巫、祀等本是两种性质的官，但在殷商时代，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往往是一身二任。在王权神化的时代，史官（作册）既主管占卜祭祀，又负责记录王事，充当神与人之间沟通的角色。不仅主管宗教文化，也掌握着相当一部分军政、司法、外事等大权。他们在占卜时利用沟通人神之间的法术，对政治决策起参谋作用。
春秋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人类对历史记录的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国家事务的繁杂，史官逐渐从巫史系统中分化出来，具备了新的职能，这个分化过程可能是从殷商后期开始逐步完成的。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主要职能有：祭祀时负责向神祷告；筮；掌管天文星历，推动与农业相关的必要措施；解释灾异现象；负责起草策命；掌管氏族谱系。此外，记录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重大事件已经成为史官的主要职责，这在《左传》中有许多例子。春秋时，史官的记录内容与以前相比，人事的比例越来越大，关于宗教祭祀的记录逐渐减少。
周代各诸侯国都设有史官，开始是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后，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他们注意选用当时有学识的人担任史官。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三兄弟和南史氏也是不畏强暴、坚持直笔、一身正气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
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据《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另据《国语·晋语》记载，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
这一时期的史官主要责任是记录本国大事、编纂史书。“君举必书”这一传统是在春秋时期形成的。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其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韩宣子），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古代著名的史籍《左传》和《国语》相传为鲁国太史左丘明所编纂。战国时魏国史官石申，编著《天文》八卷，齐国史官甘德根据观测记录，编著《天文星占》八卷。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这些史官及其著述成为中国编辑出版史上早期的杰出篇章。
春秋后期，宗法世袭的社会制度被打乱了，一些弱小国家相继被大国吞并而灭亡。许多史官已不能保持原来的禄位。他们掌管的图籍文献也逐渐流散在外。例如畴人，原来是世世代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史记·历书》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论语·微子》记载了鲁国乐官四处流散的情况：“太史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向郯国的国君请教过一些历史知识，因此而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传闻。
这一时期的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公三年》中记录了叔向的一段话：“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那些分化出来的贵族以及从平民、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阶层的结合，使原来的“士”人在数量和地位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对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并以此说服他人，争取民众。这些人纷纷著书立说，于是私人著作兴起。在这些士人当中，有的由于过去掌管过档案和文书，在他自己著书立说时，就使古代统于王室的学术文化向外传播，知识被少数人保存和垄断的现象被打破了，教育向平民普及，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下移”。吕思勉先生论述这一转变云：
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乡（向）之父子相传，以持王公取禄秩者，至此盖多降为平民，而在官之学，遂一变而为私私家之学矣。世变既亟，贤君良相，竞求才智以自辅；仁人君子，思行道术以救世；下焉者，亦思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社会之组织既变，平民之能从事于学问者亦日多，而诸子百家，遂如云蒸霞蔚矣。
我国是世界上形成教育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学校产生于夏代。《孟子·滕文公上》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所教授的知识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明人伦，所谓“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则说明教育的目的是为统治者培养政治人才，教师们则可以充当其智囊团。但目前有文物可证实的学校最早为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中有庠、序、学、宗等文字，并有关于送弟子上学的记载。“教”在甲骨文中构字形状是一手拿一根棍棒打一个孩子，孩子头上已有被打的两个符号，说明教的本意是以棍棒训子，令其遵循长辈的意志。所以《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构成比较完备的学制体系，实行高度垄断，“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仍然坚持。国学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按年龄和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教员由官吏兼任，大乐正总其事，下设若干官员分掌各职。乡学只有小学一级，教员由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兼任，大司徒总其成，并聘用退职的大夫任教师，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以培养掌握统治术的人才为教育目的，以“诗书礼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这一局面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换，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必然发生转变，集中表现为官学的衰落、私学的兴起。官学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王室、诸侯都在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学校。据许倬云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的统计，在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发生战争；在公元前463—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在这样的乱世，要想保持正常的官学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上没落，丧失了进取精神，只迷恋于腐朽奢侈的享乐，失掉了学习的志趣。据《左传·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载：“秋，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悦）学。”甚至公然宣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三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不少官师因国家灭亡等原因而流落民间，导致官学荒废。《诗经·郑风·子衿》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毛诗序》说：“《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能修焉。”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盖学校久废不修，学者散处四方，或去或留，不能复原如平日之盛，故其师伤之而作是诗。”由于上述原因，官学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
官学的衰落不等于教育的中断，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勃兴，开辟了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表明私学之风已起，私学遍及四方。孔子是首倡私学、开创私人讲学的第一位大教育家，他从事教学实践近50年，弟子有3000人之多，对教育问题有十分全面的见解和论述，孔门弟子将其言行汇编为《论语》一书，保存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在中外教育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据载，与孔子同时代的少正卯也创办了私学，竟使孔门私学“三盈三虚”。继之而起的墨子也曾创办私学，并创立了代表手工业劳动者的墨家学派，在当时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并称显学。他在科技教育、逻辑思维的培养和道德意志锻炼方面有突出贡献。《墨子》一书保存了他的教育思想资料，这部书也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教育遗产。孔子的后学如子思、孟子、荀子及墨子的后学如禽滑厘、孟胜等也都聚徒讲学。其他如名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也都从事私人讲学，弟子多至数千人，少者亦有数十人。
孔子以后，官学与私学并重，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双轨制。近人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概括这一转变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到了战国时代，私学更加繁盛。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少人弃商贾而学为士已成一种社会风气。私学发展到一定规模，教学管理也逐步完善。如齐宣王在都城设置的“稷下学宫”，名似官学，实为私学联合体，各派私学大师会聚于此，当时就读的文学游说之士达数千人。他们在学宫议论讲学发表不同的意见。为了管理和组织他们的学术活动，在学宫设有祭酒等领导人员。所谓祭酒，是古代食必祭先、酒必敬长的意思，后用为官名，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荀子当时就任这个学宫的祭酒，他所作的《劝学篇》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业论文。到齐湣王前期，学宫人数多达数万人，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少有的。
当“有教无类”的教育形式取代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后，就为文化的普及、学术的广泛论争及各类著述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上古三代，人类知识浅陋，以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鬼神主宰。于是立术数之法，以探鬼神之意，察祸福之机。早期的文字记录，大都与祭祀、占卜有关。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刑法等成为早期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后又发展为敬天祭祖，《礼郊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殷周之际形成的《尚书·洪范》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所谓“洪范九畴”就是天子用以治国平天下所说的五行说和天人相感的休咎说，对后世的学术思想有极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文化普及的时代。诸子百家，逢时而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梁启超曾以“全盛时代”称道战国学术，其“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有这样的描述：“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各个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生存，忙于战争，根本无暇顾及教育与学术。并且思想的开明也对笼络民心有益，所以从征服民心和顺从民意的立场出发，他们对思想、学术、言论基本上采取了撒手不管、放任自流的态度。有时他们还鼓励这种倾向，以显示自己的开明，增强政权的向心力。加上当时不具备秦汉一统天下后钳制思想的条件，所以就由政治的多元化促生了思想的多元化。正如《汉书·艺文志》上所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思想的大解放在著述的内容上必然得到反映。首先是打破宗教迷信而得到解放。春秋之前相信鬼神，据《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到了春秋之时史嚚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又据《国语·鲁语》曹刿也曾说：“夫惠大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其次是对天的怀疑。以前认为天能降幅，所以敬天，到了动荡变革时代，无论怎样敬天依然是流离死亡，并不见得天会显些什么威灵，因此就对天怨恨起来，怀疑起来，甚至痛骂起来。《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小雅·节南山》：“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鬼神与天，既不足信，于是有人敢于拿人来代替神权，换句话说，就是拿人本主义来代替神权政治。《左传·桓公六年》载：“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到孔子倡自由讲学之风，以“有教无类”为宗旨，中国的学术进一步打破贵族的垄断而得到解放。知识开始向平民普及，战国后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各种哲学理论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形成了以后2000年来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在哲学方面，春秋末、战国初期的三大学派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战国中期以后诸家代表人物，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尹文子、庄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名家的公孙龙、惠施，阴阳家的邹衍，兵家先有孙武后有孙膑。医学方面出现了《本草》《内经》等著作。在天文、历法、史学、地理、农业以及文学等方面，也都出现不少重要著作。这一时期，书籍已具有传播知识的功能，《史记·吕不韦传》中有“诸侯多辩士”“著书布天下”的记载。编辑活动和私人著述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形成了我国古代各派学术文化的源泉，故这一时期为我国古代编辑出版业的草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