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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必需工具。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是对社会信息的交流与分享，而这种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符号、通过有形的形式才能实现。编辑活动正是对符号的组织、建构，对无形精神文明的“有形化”活动。编辑活动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息息相关。编辑的原始意义是收集简册并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并编连成书。编辑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在古代常常是著作方式的一种，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甲骨文书、青铜器铭文等原始的图书典籍。在这些原始图书典籍的形成过程中，已经凝结了人们的编辑活动。只不过这种活动还不是后世正式的编辑活动，而是一种编辑活动的原始形态，所以我们称之为原始的编辑活动。编辑与出版活动紧密相连，有了原始的编辑活动，就有了原始的出版活动。
有图书载体，就有编辑活动，在分析图书和编辑的起源这一问题时，除上述的文字、图画符号、各类物质载体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编辑活动的主体：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图书编辑家之一就是周宣王的史官太史籀。
在甲骨文、金文和早期典籍中，“史”字出现频率相当之高。如卜辞中就有“贞，令我史步”“才南土，告史”“方祸象取乎御史”“利令、佳太史察令”等。作为职官，三代之际，史也有人数增多、分工更细的发展过程。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史、太史、内史、贞人、卿史、作册，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究竟“史”为何意？作为职官，其职责包括哪些方面呢？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史”是个象形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解释。清代吴大澂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筴之器；马叙伦说是笔。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就是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
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说：“然则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周六官之属，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可见，“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另一个名称是“作册”，即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王国维对“史”的解释不难在先秦的典籍中找到大量旁证。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多处记载了“史”和“太史”的活动，如《金縢》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其他典籍谈到史的还有《礼记·曲礼上》：“史载笔。”《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为书。”《国语·周语上》：“史献书。”《周礼·天官冢宰》：“史掌官书赞治。”《礼记·月令》：“太史守典奉法。”《国语·楚语上》：“史不失书。”
综上不难看出史官职掌秉笔、执简、掌书、为书、献书、守典、奉法、决狱、册祝等事务。据《周礼》《礼记》等书所记：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由此可见，史官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是掌管图书档案之专职人员。他们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从事宗教祭祀占卜活动，兼管奉法决狱事务，甚至还要到民间去采风，收集诗歌和音乐，回来后进行整理加工。他们积累掌握了大量文字资料，修史编书的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他们最早参与了图书编辑或编纂活动。《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可见在周朝时，史官有时与典籍一起，被当作封赐物的一种。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真实的反映。在我国早期文献中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7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所以站在史官立场上，斥责统治者迷惑淫乱。这种逃亡大都有携带图书情报弃暗投明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斗争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编纂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户籍等投奔新朝，既反映人心向背，也加速了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
上古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对晋大夫籍谈说：“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因籍谈的九世祖为晋大夫，掌管晋国的典籍，他的后人便因官而姓籍氏，籍谈虽然继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周王室赏赐晋国的史实，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出处。
尽管目前见不到商周时期的竹木简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近百年来发现的甲骨文史料，来分析在商代便已产生的原始编辑活动。探讨最原始的编辑出版工作，可从它是怎样生产制作的、原始的文献编辑出版活动包括哪些内容、是如何进行的等方面入手。
殷墟出土的龟甲经动物学家鉴定，不是人工饲养的乌龟，而是产于我国江湖中的胶龟（仅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和陆地龟（广布于中国各地），还有产于我国近海中与马来西亚半岛海龟同种的罕见的大海龟。也就是说，出土的大龟甲是专门进贡给商王作占卜用的，在刻辞中“氐（致）龟”就是进贡龟甲的记载。我国自古就传说龟“通神灵”，能活“千年”，称之为“神龟”“灵龟”。商王朝统治者最为迷信，所以大量使用龟甲作占卜材料。
占卜的龟甲和兽骨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呢？据《周礼·龟人》《史记·龟策列传》等文献，结合龟甲实物可知：首先要将龟的头、脚、内脏剔除，然后将甲壳从背甲和腹甲联合处（称甲桥）锯开，使平整部分留在腹甲上，将凸出部分锉平。最后刮去表面的鳞片和胶质。背甲是拱形的，表面又凸凹不平，作占卜用必须从中锯开，并将中脊凸起部分锯去，在甲片的中部钻一孔。整治后的背甲形状像鞋底。
用牛的肩胛骨占卜，首先将皮肉剥去洗清，然后将骨的顶端从反面锯去一部分，最后还要将反面凸出的骨脊刮平，使整个骨面平整。
甲骨经过一番砍、削、锯、锉、磨等整治后，就可以在反面进行凿钻。首先用青铜凿子凿出一个个长约一厘米左右、口宽底窄梭形的斜槽。在紧靠槽边处再钻出一个个比槽稍小的圆穴。凿钻都不能穿透骨面，只凿到距骨面最薄处。凿钻而成的槽穴排列整齐而有规律，数目根据甲骨大小和需要来定。目前出土的最大的一块龟腹甲，长43厘米、宽35厘米，有凿钻加工的200多个槽穴。
经过凿钻的甲骨由掌握占卜的史官贞人保存，需要占卜时取出，用火炷烧灼钻穴，根据卜兆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横斜来判断凶吉。占卜以后把占卜的时间、卜人的名字、卜问的事情及占卜的结果、占卜的应验与否等刻到卜兆旁边。多数甲骨文字是用刀刻成的，有些卜字则用锥状工具划成。有的史官在刻写细小文字时，先在甲骨上涂色，以便字画的观察与掌握，刻后擦拭。有的字画内填入颜色，十分醒目。有的甲骨文甚至镶嵌绿松石作为艺术装饰，近似于今天的豪华精装本。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中，还发现不少甲骨文是用朱笔书写的。在此之前的1932年第7次发掘，曾出土一片字陶，上有一墨书“祀”字，锋芒毕露，证明殷代已有毛笔。这从甲骨文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可以得到证明。
卜辞如果一块甲骨容纳不下，可以刻在若干块甲骨上，1973年在安阳小屯南地就发现过这种成套甲骨。1936年殷墟第13次发掘，在127号坑中，发现有许多背甲被加工成有孔的椭圆片。加工后的鞋底形背甲为什么要在中间钻出一个圆孔呢？有人断定就是用来穿编绳的。发掘出的龟片长短不等，穿上编绳后，从侧面看去，与甲骨文的“册”字十分相似。
至今在甲骨文中收集到的“册”字写法共有58种，基本笔画不外横二竖三、横二竖四、横二竖五。竖有多种，横都是二，说明两编不变，恰与成套甲骨的形式吻合。在127号坑内曾出土一块卜甲，记有“三册、册凡三”字样，表明这套甲骨共9块，分三册编集在一起。董作宾也曾在一梢上有孔的甲骨尾尖，发现“册六”，另一甲尾尖有“编六”二字。这些实物都有力地证明了编辑工作至迟在殷代已经开始。
甲骨卜辞中有册有典，《尚书》中也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人认为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形式的体制，它们的区别与史官职掌有关系。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典为大册，而册与策通。典可能是同一类册的集合，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总集一类的书籍形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根据多年来的考古研究，我们可以认定甲骨有固定的收藏处所，不仅十分集中而且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收藏，是为王室服务的。尽管在河南郑州、洛阳也曾发现过带字甲骨，但仅一二片，远不能与安阳小屯的殷墟相比。西周甲骨也集中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西周前期的政治中心周原。其他几处恐为方国贵族使用遗物。
在1928年前安阳小屯村民私掘阶段，常有一坑数筐或数车甲骨的成批发现。到科学发掘后，甲骨的储藏情况就清楚了。以1936年发掘的殷墟127号坑为例，该坑为圆形，口径1．8米，底径1．4米，坑上口距地面为1．7米，坑底距地面约6米。从坑口以下0．5米到2．1米约1．6米的厚度，储存甲骨17000多片，显然是殷人有意识存放甲骨的档案库。1973年在小屯南地、1990年9月在小屯北地以及1977年在周原，甲骨都是成坑集中发现的。根据建筑地基和柱下石础等判断，这些坑穴基本都在王室宗庙宫室附近，有些甚至在遗址圈内，属于宗庙的一部分。卜辞中也有“大甲宗卜”“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大庚宗卜”“祖乙宗卜”等记载。这些卜辞中的“宗”，即宗庙。大甲、父丁、大庚、祖乙为商王庙号，“大甲宗卜”即在大甲宗庙占卜。这与古代典籍中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周礼·龟人》载：“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史记·龟策列传》：“高庙有龟室。”刘宝楠《论语·公冶长》注：“凡卜皆在庙，故藏龟亦于庙。”可见商、周王室在宗庙占卜之后，所刻卜辞也藏在宗庙的“龟室”之中。
殷商史官对甲骨文的管理是很有条理的，甚至可以说已形成严格的制度。主要表现在分类方面。
1．甲骨与其他文献严格分开。虽然殷商除甲骨文外，还有其他类型文献，但除偶然发现一块玉版外，从没有泥陶、竹木简牍、帛书或其他文字载体羼入。
2．甲骨在地下埋藏可分为四类情况：储存——有意识地保存甲骨；埋藏——大量甲骨集中一处深埋；散佚——散落遗失的零星甲骨；废弃——一些习刻、仿刻的文字或废卜辞与陶片、兽骨、人骨、灰烬等混在一起。
3．储存和埋藏的甲骨中，刻辞的甲骨与备用的甲骨是分开的，龟甲和兽骨不相混杂，而备用的甲骨又区别为原料和成品分开储藏。
4．刻辞甲骨，除废弃者外，甲与骨分别以时代为序。同一时期的刻辞存放的地区也比较集中。
5．从刻辞内容看，一类是记事刻辞，占少数，一类是卜辞，占绝大多数。有些刻辞内容较多，需几块才能刻完，形成了成套甲骨。成套甲骨是集中储存的。
6．记事刻辞所用文字都非常简练，最简单的只有一个字，如“雨”。所用材料和部位也比卜骨差一个等级，如甲桥、甲尾、骨臼或骨面下部。
甲骨文已经具备较为固定的行文格式，可以说，已经有了最为原始的一套“编辑规范”。在甲骨文中，不少宽度较大的文字，例如“虎”“犬”“豕”等，已经由于直行排列汉字的需要改变了字形的方向——由横向变为纵向，字体明显变瘦。甲骨文中有少数横行排列的文字，但是仅仅限于单行的文字，并且很多情况下是出于卜辞和兆辞相互配合的需要。字行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从右至左，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汉字的这种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的行文格式在甲骨文时期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并对后世的出版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殷周王室专门置史官制作、管理文书，严格制度，分门别类地典藏文籍，目的还是有效地使用这些书籍，并非只藏不用，只不过使用范围限于王室贵族和史官。
1．反复使用历书。由于一切祭祀、朝觐、会盟、征战等军国大事，均先由史官占卜吉凶，这就需要制定完善历法，经常使用历书。从甲骨文反映出的天文、历法资料来看，商朝的历法是比较先进的，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据卜辞可知，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个月有大小，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加起来只有354天，所以要采用闰月调和一年的天数。在早期卜辞中叫“十三月”，为“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就改进为“年中置闰”法，与现在的农历一样了。
见过甲骨卜辞的人都知道其特点是开头用干支纪日。其实一条完整的卜辞，都记有月份，一般记在卜辞最后，少数将月份记在卜辞当中，纪年月用数字，纪日用干支。
干支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60个单位，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用来纪日，一直使用到近现代。甲骨文中有一完整的干支表，不是卜辞而是备查的“历书”，是史官们占卜时查日期用的工具书。历书的使用在卜辞中处处可见。
2．频繁省视验证。殷商的统治者对甲骨的利用是因为他们敬畏神灵，事事都要通过占卜来预测凶吉，不断地祈求祖先们保佑。商王有时与史官一起作判断，事后也经常亲自省视卜辞记录，加以验证，然后在骨臼处刻上省视者、日期及验证结果。一个完整的卜辞包括验辞。他们十分重视应验与否，应验的卜辞内容正是其治理天下的依据，这就是殷周王室利用甲骨文、重视甲骨文的原因。《尚书·盘庚》是商王盘庚动员贵族必须迁殷的文告，其中提到先王迁徙的史实，就是利用了记载先王事迹的甲骨文献。
3．查阅参考引用。因为史官掌管图书典章及占卜之辞，所以王室诸侯遇有大事，或亲自查阅文书，或询诸史官，史官或当时回答，或经过查阅典籍，引经据典，谏君诫臣。周代史伯是位很有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称得上是有预见的政论和史论。《尚书·金縢》载，周公作册毕，“乃纳册于金縢之匮（柜）中”，周成王“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周代已有王室宗庙藏书、太史府藏书与盟府藏书三类。王室宗庙收藏的是《大训》《河图》等重要文献，供周王专用。太史府藏书依周代的史官制度分类保管，据《周礼》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典，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式、军事事务、法律条文、手工建筑，分类收藏，各自保管，总的由大史掌管，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也按各自职责分工收藏有关的文献资料。盟府藏书则分别由王朝与诸侯两级收藏有关盟约等专门文书档案。若要查阅，则需要开府库。《左传·定公元年》载晋国会集诸侯国代表于狄泉打算增筑成周城墙，当意见不统一时，都以“践土之盟”来作证辩论。负责施工的晋国官员对宋国大夫说：“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意为：晋国管此工程者新上任，你可先接受任务，待我回去，到原来的盟府查阅一下有关文件，以便搞清情况再做决定。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经过整理加工、集中保存、以备查考的殷代典册虽然具有书籍的某些功能，但多数还不是正式的图书，因其内容主要是占卜的记录，即档案原件，多数未经复制，也不向公众传播，故只能归为档案编辑活动。殷周时期也有早期的史书和诗书的编辑与编纂活动，参与其事的是一些史官、采诗官、乐官等文化官员，载体材料以竹木简牍为主。但由于商周“学术统于王室”，著书、编书、藏书以及利用书的权利把持在少数王室诸侯史官等贵族手中，范围极为有限，所以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只能被称为原始的编辑活动。
1．肖东发等：《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4．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6．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校注》，胡平生、马月华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8．肖东发、仝冠军：《图书起源五说》，《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4期。
9．仝冠军：《论简牍不晚于甲骨出现》，《出版发行研究》2003年第2期。
10．肖东发、仝冠军：《论中国出版的起源》，《出版史料》2003年第2期。
1．我国文字产生于何时？经过哪几个阶段？如何分析“仓颉造字”的传说？
2．构成出版物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推论我国原始典籍出现于夏代有何依据？
3．商周时期的原始图书典籍的载体和形式有哪些种类？
4．试析甲骨文书、青铜铭文和玉石刻辞的内容和价值。
5．为什么说竹木之用于书写并不比甲骨、金石晚？其依据何在？
6．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有哪些名称？其职责范围是什么？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与图书编辑有何关系？
7．为什么说编辑活动在殷周时期就已产生？原始的文献编辑管理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仓颉 造字 甲 骨 文书 殷 墟 甲骨 周 原 甲骨 青铜 铭文
金文 利簋 毛公鼎 史官制度 石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