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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B. Russell）可能最先考虑了这一问题，主要针对逻辑—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他认为，一个悖论解决方案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让悖论消失；让数学尽可能保持原样；非特设性，即此方案的提出除了“能够避免悖论”这一理由之外，还应该有别的理由。
苏珊·哈克对悖论解决方案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这种解答应该给出一个无矛盾的形式理论（语义学的形式理论或者集合论的形式理论，视情况而定），换言之，它能够阐明哪些表面上无懈可击的推论的前提和原则是不能允许的（形式的解决方法）；另外，它应该解答为什么这些前提或原则表面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上却是有懈可击的（哲学上的解决办法）。很难精确地说明对这种解释的要求是什么，但大致说来，这种解释应该表明被拒斥的前提或原则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这就是说，这些缺陷不依赖被拒斥的前提或原则导致悖论。要避免那些所谓的解决方法——这样做尽管很难，但却很重要——这些解决方法简单地给违法的语句贴上标签，这种做法表面上振振有词，实际上一钱不值。更进一步的要求涉及一种“解决方法”的范围：这个范围不应该大到削弱我们需要保留的推理的程度（即“不要因噎废食”原则）；但这个范围必须足够大，以至可以堵死所有相关的悖论性的论证（“不要从油锅里跳到火坑中”原则）……
也有人不同意其中某些要求，特别是“非特设性”这一条，例如冯·赖特（G.H.von Wright）认为，矛盾律和排中律是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最高准则。假如使用某个短语或词去表示、指称某个事物时导致矛盾，这就是不能如此使用这个词或短语的理由；假如从某个悖论性语句或命题能够推出矛盾，这就是该语句或命题不成立的理由。通过对说谎者悖论和非自谓悖论的详细分析，他指出：
悖论并不表明我们目前所知的“思维规律”具有某种疾患或者不充分性。悖论不是虚假推理的结果。它们是从虚假的前提进行正确推理的结果，并且它们的共同特征似乎是：正是这一结果即悖论，才使我们意识到（某前提的）假。倘若不发现悖论，该前提的假也许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知——正像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分数不能被0除，除非他们实际地尝试去做并得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
在综合前人意见的基础上，我认为，一个合适的悖论解决方案至少要满足下面三个要求：
（1）让悖论消失，至少是将其隔离。这是基于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思维中不能允许逻辑矛盾。而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所以仍然是不好的东西，它表明我们的思维在某个地方患了病，需要医治；或者说，我们的大脑“计算机”的某个程序染上了病毒，如果能够直接杀毒，把病毒歼灭，最好；如果不能，至少需要暂时把这些“病毒”隔离起来，不能让其继续侵蚀其他健康的机体。
（2）有一套可行的技术方案。正如张建军指出的：“悖论是一种系统性存在物，再简单的悖论也是从具有主体间性的背景知识经逻辑推导构造而来，任何孤立的语句都不可能构成悖论。”
因此，患病的是整个理论体系，而不是某一两个句子，“治病”（消解悖论）时我们既不能“剜肉补疮”，更不能把“病人”治死，即轻易摧毁整个理论体系，这不符合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以最小代价获最大收益”，后者要求我们在提出或接受一个新理论或假说时，要尽可能与人们已有的信念保持一致；假如其他情况相同的话，一个新假说所要求拒斥的先前信念越少，这个假说就越合理。于是，当提出一种悖论解决方案时，我们不得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需要出发，小心翼翼地处理该方案与该理论各个部分或环节的关系，一步一步把该方案全部实现出来，最后成为一套完整的技术性架构。
（3）能够从哲学上对其合理性做出证成或说明。悖论并非只与某个专门领域发生关联，相反它涉及我们思维的本源和核心，牵涉的范围极深极广，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应该明白，技术只是实现思想的工具，任何技术性方案背后都依据一定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本身的依据、理由、基础何在，有没有比这更好更合理的供选方案等等，都需要经过一番批判性反省和思考。若没有经过批判性思考和论战的洗礼，一套精巧复杂的技术性架构也无异于独断、教条和迷信，而无批判的大脑正是滋生此类东西的最好土壤。
至于通常特别看重的“非特设性”，我不再特别强调。它是上面提到的技术可行性和修改理论的保守性策略的应有之义。一个解决悖论的方案，如果除了消除悖论这一个理由之外，还得到许多其他经验的、直觉的等理由的支持，这当然是好事情。一个新理论得到的支持越多越好，并且它对已有理论的伤害越小越好。不过，假如有人认为，悖论是我们思维中的“癌症”，不治愈它就不能挽救我们的理论体系，必须“下猛药”才能“治重症”，也未尝不可，只是需要对这一点做出哲学论证，并提出相应的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