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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vagueness）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麦加拉学派所提出的“秃头”和“谷堆”悖论。上世纪早期，皮尔士（C.S. Peirce, 1902）、罗素（1923）、布莱克（M. Black, 1937）、亨普尔（C.G. Hempel, 1939）等人关注过模糊性，但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在1970年代，对模糊性的兴趣井喷式爆发，达米特（M. Dummett, 1975）、法因（K. Fine, 1975）、赖特（C. Wright,1976）等人都探讨过模糊性。此后，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投身于对模糊性的研究之中，其中很多人是当今的主流哲学家，例如埃文斯（G. Evans）、达米特、普特南（H. Putnam）、赖特、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威廉姆森（T.Williamson）、塞恩斯伯里（R.M. Sainsbury）、夏皮罗（S. Shapiro）、索姆斯（S.Soames）、菲尔德（H. Field）、苏珊·哈克等人。他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争论，从而使模糊性成为当代逻辑学、语言学、知识论、形而上学和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章将探讨模糊性的特征和范围，列示主要的连锁悖论，阐述和分析关于连锁悖论的主要解决方案及其所面临的困难，最后引出关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省。
像“高”和“矮”，“大”和“小”，“胖”和“瘦”，“美”和“丑”，“聪明”和“愚笨”，“富有”和“贫穷”，“秃头”，“谷堆”，“孩子”，以及一些颜色谓词如“红”“黄”“蓝”，都是典型的模糊谓词。一般认为，它们至少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可以把模糊谓词的外延分解成：正外延，由该谓词对之肯定适用的事例组成的集合；负外延，由该谓词对之肯定不适用的事例组成的集合；界限情形（borderline cases），由难以确定该谓词对之是否适用的事例组成。例如，相对于中国人而言，1.5米以下大概属于“高个子”这个谓词的负外延，1.8米以上大概属于该谓词的正外延，而1.6—1.7米大概可以算作该谓词的界限事例，因为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人是“高个子”，也很难说这样的人不是“高个子”，他们或许属于“既不高也不矮”的界限情形。再如，小青蛙是从小蝌蚪演变而来的，在其演变过程中，肯定会有这样的阶段或时刻，我们很难辨别正在演变的那个小生命究竟是蝌蚪还是青蛙，它们正处于蝌蚪和青蛙的分界线上，是“青蛙”和“蝌蚪”之间的界限情形。所有其他的模糊谓词，如“秃头”“谷堆”和“孩子”等，都存在这样的界限情形。
模糊谓词是程度谓词，其意义容许有一个摆动幅度，甚至可以分出“比较级”和“最高级”。例如，不高的，比较高的，高的，很高的，非常高的，最高的。每一次只做很小一点改变，例如增减一毫米，不会影响“高的”这个模糊谓词的适用性：原来“不高的”不会因此变成“高的”，原来“高的”不会因此变成“不高的”。赖特用了一个专门的词——“容忍”（tolerance）来描述模糊谓词的这一特性：它是一个表示改变幅度的概念，该改变是如此之小，以至很难对该谓词的适用性造成影响
。在英文文献中，有时也把模糊谓词称作“容忍谓词”（tolerant predicates）。
模糊谓词的上述特征派生出两个结果：一是该类谓词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确定某个人究竟是高的还是矮的，某个物件究竟是大的还是小的，某个发育中的小动物究竟是蝌蚪还是青蛙，某个颜色斑块究竟是红色还是橘色，因为其间存在难以辨识的界限情形。二是模糊谓词没有预先定义好的确定的外延：既然很多东西属于界限情形，我们难以确定它们究竟是属于该谓词的正外延还是负外延，该谓词也就没有确定的外延了。而清晰概念并非如此，例如数学概念“偶数”和“奇数”，政治身份概念如“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有非常确定的外延。
所谓连锁悖论，就是从明显真实的前提出发，通过一些非常微小因而难以觉察的改变，或者通过一些直观上明显有限的小的推理步骤（little by little reasoning），得出了直观上不可接受或明显为假的结论。连锁悖论（sorites paradox）源出于“谷堆”悖论。英文词“sorites”源于希腊词“soros”，后者的意思就是“堆”，“sorites”的字面意思就是“成堆的东西”。在公元4世纪，有人把“sorites”用于表示一系列推理，叫做“连锁推理”，其中前一推理的结论变成了后一推理的前提，还可以省略掉所有的中间结论，从一系列前提直接推出最后一个结论。连锁推理特别指“连锁三段论”，其中前一命题的谓词是后一命题的主词，最后的结论则由第一个命题的主词和倒数第一个前提的谓词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