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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是家族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故新出土的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况的叙述上不惜笔墨。尤其是唐代的大姓和望族更是如此，在唐代政治经济中心的两京地区乃至全国，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姓门阀之间相互通婚的密闭式婚姻圈，而且越到后来越兴盛，越是大姓中的名支著房，越重视与门第名望相对的族姓结姻。这种风气对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走向乃至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山东士族，“它是婚姻性的产物，不是政治性的产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点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这样家族的子女，自幼受家族文化和道德礼教的熏陶，兼具文学才识，上对长辈以孝悌为事，下对后代成长亦至关重要。如《唐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袭安平县男□□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金）墓志铭并序》：“夫人属为宗妇，能先意承志，敬无违德，礿祠蒸尝，吉蠲为饎，斋明盛服，奉而荐之。居常则秉礼蹈道，弗自暇逸。故能事伯叔敬，友同等和，抚甥侄慈，接姻戚义，下逮支庶，弗略幼贱，致其忠爱，加之敬慎，故中外叹誉。……夫人常读《孝经》《论语》《女仪》《女诫》，尤好释典，深入真空。”而其卒时，“无珍华之服，无匹帛之积，唯手写诗赋旧衣而已”
。这是典型的名门望族的女性，这样的事例在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中还有很多。在唐代士族婚姻中，有时门望比官宦更为重要。李仲言所撰的《李士华墓志》就重点记载李氏与王氏的婚姻情况：“我祖姑臧公，咸彰闻于天下。当时第百氏，俾居实品。故以我族及山东他族凡五为天下甲氏。其后相婚姻，率俭德为常。故世世有令闻。大凡人物中各世其家实。关中诸族以声华富贵为实，山东五姓以俭德婚姻为实。苟能修其实，则无坠祖先之业也。谨按公王父母至于公夫人及子妇，咸太原王氏女。娶于四世，姻出一门，论者以盛。又宗姻中有以男女婿妇于权富家以市其财官，公居下位，冠高门，故以是为求者比比焉，公率不肯。夫嗣姻婚，修俭德者，其族以为光其祖矣。”
李氏与王氏四代姻出一门，可见唐人大族尤其是山东士族门阀内部，对于世代婚姻的崇尚，这形成了唐代家族与婚姻文化的重要特征。
我们还可以列举虽为宰相而非以礼仪传家者婚姻不幸的事例作为反证，以说明唐代望族对于家声的重视。
一是郑鲂妻卢氏之妹适科举得志者武翊黄。新出土李景庄撰《唐故仓部郎中郑公卢夫人合祔墓志铭并序》记载：“妹适武翊黄，翊黄以恃科第强傲，纵仆妾不法轻妻，贬谪遐徼。妻竟离，衔冤入道，人皆叹其妻之不辜而怒翊黄一无士行。”
武翊黄颇有文才，是通过科举进身且非名门望族的人物，其品行不佳，故为士族甚至社会所不齿。一般情况下，碑志文体直接批评戚属的文字极为少见，这段文字对科举得志者进行批评，也包含从阀阅的视角对家族婚姻的考量。因为墓志撰者李景庄与卢氏、郑氏联姻，都属于望族联姻，而武翊黄虽然是宰相武元衡之子，但与重阀阅的山东士族完全不同。武翊黄虽颇有文才，工诗文书法
，但因纵仆妾不法侵妻而被流窜
，他的行径不仅为当时名门望族所诟病，也为整个社会所不容。
二是太原王庆诜女武则天时逼嫁于酷吏来俊臣。该女先嫁段简，因有美色，被来俊臣逼嫁。由此，卫遂忠公开搅乱宴席，致使王氏家族蒙羞，结果王氏女自杀。对此，史书颇有记载
，而新出土《大唐故朝议郎行罗州司户参军上骑都尉太原王府君（庆诜）墓志铭并序》则记载较为隐讳：“君无嗣，长女适同州司户参军陇西李先。次女先亡。次适清河崔兴嗣。次适左卫率府仓曹参军陇西李美玉。”
仅用“次女先亡”一笔带过，亦旨在维持家声。
我们集中到文学方面来考察，也可以从中看出唐代文学家的成长，母亲的教育及母系家族的影响也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继母教子与寡母抚孤则是唐代贵族家庭教育的特殊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众多的文学家，如韦承庆、颜真卿、元稹、杨收、李景让等。再从最近出土的韦应物家族六方墓志记载的婚姻情况考察，可以看出韦氏与裴氏、杨氏、元氏联姻，对韦应物及其子孙文学传承的影响。由韦应物的家族婚姻圈，还可以探讨中唐文学家杨凌、杨敬之、柳宗元等人的文学渊源。
新出土唐代墓志值得称道者尚有以下两种类型：鸳鸯墓志、合祔墓志。这些墓志具有鲜明的家族特点。为了论题集中起见，本节将重点放在诗人墓志中的鸳鸯墓志、合祔墓志和迁葬墓志进行考察。这些墓志为我们多层面了解唐代诗人的家世、婚姻、家庭、子嗣等情况，以及各方面的文学渊源和传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典材料。鸳鸯墓志和合祔墓志最能直接地表现出唐代人物的婚姻关系。
所谓鸳鸯墓志，是指同时出土的夫妻二人的两方墓志，这样的墓志，历来受到收藏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如于右任搜集的三百一十八种墓志中，有七对夫妻的墓志，于是以“鸳鸯七志斋”作为自己的斋名。后来三秦出版社出版了《鸳鸯七志斋藏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鸳鸯墓志的原因，一般为夫妻一方先卒，葬时有志，待合葬时另刻新志，旧志附置新穴。又或卒者祔葬旧穴，葬时新制墓志，形成一穴两志；或夫妻分葬两地，各有墓志；或一夫多妻，卒葬时间不一，葬时各有墓志。……两志合二为一，所记人事、子嗣、葬地互证互补，对了解志主家世大有裨益。”
洛阳新出土的唐代鸳鸯墓志，郭茂育、赵水森曾加以辑录，编成《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共收拓片图版八十对，其中唐代鸳鸯墓志最多，有七十对。因为该书限于洛阳一地，不是唐代墓志全貌，故笔者再加搜讨，制作《新出土唐代鸳鸯墓志一览》，得三百二十七对，因篇幅较长，且还需进一步考索与统计，故暂不收录本书中。唐代的鸳鸯墓志，保守估计，也应不少于五百对。
新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中，鸳鸯墓志有十四对二十八方，计为：王之涣及其夫人李氏墓志、裴光庭及其夫人武氏墓志、韦应物及其夫人元蘋墓志、崔泰之及其夫人李氏墓志、崔翘及其夫人卢西华墓志、韦济及其夫人卢氏墓志、李岘及其夫人独孤氏墓志、吕渭及其夫人柳氏墓志、徐放及其夫人元氏墓志、崔元略及其夫人李氏墓志、裴夷直及其夫人李弘墓志、姚合及其夫人卢绮墓志、杨收及其夫人韦东真墓志、卢士玫及其夫人崔氏墓志。
今以《韦应物墓志》为例，略作说明。该志出土时，夫人元蘋墓志也一并出土，还同时出土了韦应物之孙韦庆复墓志，以及韦应复之母裴棣墓志。这样，作为唐代士族之一的韦应物家族的家世及婚姻状况就清晰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从中也可以窥见唐代门阀士族虽逐渐衰落，但高门大姓矜阀阅、重门第的社会风尚并没有消减。在士族传承的过程中，婚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与韦氏联姻者大多是当时的高门大姓，韦应物出生的京兆韦氏逍遥公房，是唐代最为显赫的士族之一，故韦氏墓志在这方面的记载颇为慎重。为了士族传统和家风的传承，不仅婚姻所选择的对象非常重要，而且家族中女性的文学修养以及相关的家庭教育作用也非常重要，这在韦应物家族的墓志中，都有明确的表述。韦应物所撰《元蘋墓志》称：“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
可见元蘋在家中自觉地担负起培养和教育儿女的任务。韦应物之所以在为官时能有淡泊的心境，以及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与妻子元蘋的辅佐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唐代有祔葬的习俗，夫妻祔葬时，有时也撰写合祔墓志，与鸳鸯墓志不同的是，合祔墓志是同一方墓志记叙夫妻二人的事迹。新出土唐代诗人的墓志当中，合祔墓志有卢粲所撰的《李贤及妃房氏合葬墓志》，卢荛所撰的《唐故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赠礼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荥阳郑府君（居中）及清河崔夫人合袝墓志铭并序》。李贤是唐高宗第二子，颇有文才，且有诗作传世，卒后赠雍王，又册赠章怀太子。他的墓志新出土有两方，一方是《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一方就是与妃房氏的合葬墓志。两方墓志都侧重于记载其政治经历，颇有助于了解唐代宫廷文学产生的背景。郑居中开成二年（837年）十月卒葬时由高锴撰写墓志，开成三年其夫人清河崔氏卒葬时又由卢荛撰写了合祔墓志，这两方墓志同时出土，对于了解唐代的祔葬情况颇为有用。因为前有郑居中的单独墓志，故合祔墓志记载郑居中的事迹就较为简略，而记载崔氏较详。前者记载郑居中的立身行事，重在早年仕历和晚年隐逸的叙述，以突出其学道经历和道学影响，后者则叙述郑居中和崔氏组绶辉华、前后相照的衣冠贵族的家世，以及崔氏作为闺门阃仪而在教子传家方面的典范作用。郑居中的诗多已散佚，《全唐诗》只字不载，《全唐诗补编》亦仅收“云山游已遍”一句
。白居易《三月三日祓禊洛滨诗序》中有“前中书舍人郑居中”
，与裴度等于开成二年三月三日合宴于洛水舟中。郑居中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探索这位诗人的立身行事和文学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
家庭是家族的基本单元，婚姻与夫妻构成了家庭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从夫妻关系层面考察墓志的撰写者，则出土文献中既有丈夫为妻子撰写墓志，也有妻子为丈夫撰写墓志的情况。这样的墓志，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如果从传记文学层面考察，这些墓志更注重性格刻画和情感表达。
新出土文献当中，丈夫为妻子撰写的墓志很多，这类墓志表现夫妻感情往往非常真挚，以真挚的感情驱动文笔而写出来的墓志，是非常感人的文学作品，应该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而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地位，同时这些墓志更赞颂了妻子的美德，在道德价值观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迄今出土的这类墓志，总数不下于百篇
。其中诗人为妻子撰写的墓志在这类墓志中最为突出，笔者搜集到七方：韦应物所撰其妻元蘋墓志、徐峤所撰其妻王琳墓志、韦济所撰其妻刘茂墓志、李岘所撰妻独孤峻墓志、杨牢所撰其妻郑夫人墓志、卢载所撰其妻郑夫人墓志、唐宣宗所撰仇夫人墓志。这类墓志的突出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类墓志通过亡妻之痛的表达，以增伉俪之重。这以韦应物所撰其妻元蘋墓志
最为突出。《元蘋墓志》最感人之处，在于流露出作者的真情，而这种真情又是通过两个情节所表现的，一是其女儿的感受：“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天乎忍此，夺去如弃。”二是韦应物自己的感受：“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况生处贫约，殁无第宅，永以为负。日月行迈，云及大葬，虽百世之后，同归其穴，而先往之痛，玄泉一闭。”铭文又曰：“懵不知兮中忽乖，母远女幼兮男在怀。不得久留兮与世辞，路经本家兮车迟迟。少陵原上兮霜断肌，晨起践之兮送长归。释空庄梦兮心所知，百年同穴兮当何悲。”这些感情也可以通过他的悼亡诗得到印证。《出还》诗云：“昔出喜还家，今还独伤意。入室掩无光，衔哀写虚位。凄凄动幽幔，寂寂惊寒吹。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咨嗟日复老，错莫身如寄。家人劝我餐，对案空垂泪。”
清沈德潜评“幼女”二句：“因幼女之戏，而己之哀倍深。”又诗末评：“比安仁《悼亡》较真。”
再如《伤逝》诗：“染白一为黑，焚木尽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回。结发二十载，宾敬如始来。提携属时屯，契阔忧患灾。柔素亮为表，礼章夙所该。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一旦入闺门，四屋满尘埃。斯人既已矣，触物但伤摧。单居移时节，泣涕抚婴孩。知妄谓当遣，临感要难裁。梦想忽如睹，惊起复徘徊。此心良无已，绕屋生蒿莱。”
明袁宏道评曰：“读之增伉俪之重，安仁诗讵能胜此。”
再如，李岘撰写其妻独孤峻墓志，抒发了这样一段感叹：“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南华雅尚清节，素有令闻，奉上而恭慎克修，御下而慈和必洽，贞顺之道，造次不渝。呜呼南华，年在未笄，仆才登弱冠，移天去族，百两来归，以专壹为心，以善从为行，一自合卺，二纪于兹，言无不同，意出皆合。或芳春令节，寻胜事于郊园；或暇日多闲，时屣步于庭砌。食皆同味，行必于飞，所期积善之征，将同偕老之志，如何朝露溘尽，芳兰忽摧，彼苍不忱，歼我良妇。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至若虔诚道妙，深信法源，悟真谛于无为，了世情之如幻，前后际断，是非境如常修，解脱之因，不着绮罗之色，此又宿植之智也。恨茗华之不驻，痛松槚之长秋。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这段文字重在突出夫妻诚恳真挚的情怀，故而抒情色彩极为浓厚。简短的一段文字，就用了七个“呜呼”的感叹，而独孤峻清节令闻的声望、恭慎慈和的品格、夫妻和合的行为，也在抒情中流露出来。值得重视的是，在抒情中穿插细节的描写：“或芳春令节，寻胜事于郊园；或暇日多闲，时屣步于庭砌。食皆同味，行必于飞。”生活的情趣，真挚的情感，都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量。
其次，这类墓志可以反映出唐人婚姻形态的一些侧面。一是士族婚姻，二是夫妻关系，三是婚外表现。
就士族婚姻而言，韦济所撰其妻刘茂墓志
就是如此。韦济出于唐代望族，京兆韦氏当时谚称即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故韦济撰写其妻墓志，重在叙述自己族望之隆，“四代宰司，父子相继”，“西京帝系，南渡衣冠，人物礼乐，雅论推美”，韦氏婚姻重士族，重旧姻，故韦济所娶实为“先妣之犹子”。这样的墓志，是士族婚姻的普遍写照。
就夫妻关系而言，卢载所撰其妻郑夫人墓志，叙述夫人安穷居贫的生活，既有称赞，又是悼念，还暗含愧疚之情，并且突出文学上的相互唱和，“嵩峰伊流，弥在约中。静而不孤，唱必来和。虽不敢学古，亦其自得之心焉”
，这样的夫妻真是难得的文学知音。参以卢载自撰墓志：“擢拜兵部侍郎。虽祗命来赴阙庭，而脚疾不任朝对，遂自揽分，聿来成周。其意实欲行答崔之言，渐图山水之娱，以终残年。家贫命屯，有逾塞鱼鸟之思切于游飞。人多溺常而莫能信，怀抱惆怅，每嗟道孤。其他巨细百艰，心至善而迹至乖。阴可以质诸鬼神，明及或阙于形见者，亦甚有常。”
则其官至兵部侍郎时，仍因脚疾不能朝对，故转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其时仍自困穷。而撰写其妻墓志时，官止为黔中观察推官，家境可想而知。卢载和其妻的两方墓志，都属于唐代墓志的特殊类型，一是自撰，一是其夫所撰，世间至亲莫过于此，故文学色彩也最为浓厚。
就婚外表现而言，杨牢所撰的郑夫人墓志则是另一类婚姻的实例，志云：“在夫家凡十四年，于晨夕侍问，鲜及庭砌，未尝出行。去家仅逾年，夫人之姊既寡，告别适淮海，以车舆召夫人，语分离。夫人辞曰：‘某闻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门，今姊虽远诀，且束于圣人之教，不得尽私爱，不敢往。’其姊竟不能强，遂就其家而诀去。牢年三十，在洛阳，尝于外有子，既龀夫人未之名，一旦为侍婢失语所漏，方甚愧恐。夫人曰：‘久以君无男用，忧几成病，今则□□当贺，奈何愧为？’因以锦缬二幅赏侍儿能言。不弃隔我子于外，蚤令知母恩。内此婢，遂收养之。其爱抚之道，非亲戚莫知。”
杨牢为其妻撰写的这段文字，情感非常复杂，既表现出妻子内向的性格，又赞扬其接纳在外所生之子的度量，最后写出因性格软弱而惧不寿因以信佛的情况。这种表现，在杨牢是视为妇德而极力表彰的，如果放在现代，则显得有些怪异。因而这样的墓志，不仅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而且是唐代婚姻形态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对于唐代女性进行心理学研究的绝好素材。
再者，这类墓志重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徐峤所撰《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琳）墓志铭并序》
，文采斐然，气度不凡。该志叙述主体虽为女工之事，然前段先总写其惠穆柔婉之性格，再言自然造微之女工，更叙事奉舅姑之温和典丽，最后描写其持家之勤俭、父母之孝悌、夫妻之情笃。全篇用骈体之笔法，贯散体之文气，故而大开大合，错落有致。撰者徐峤是唐代著名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而此志却让颜真卿书丹。其时徐峤五十余岁，真卿三十余岁，颜为徐之后辈，盖徐之托颜，亦为徐对颜之器重，颜亦不负所托，于此显示了独特的书风，因此该志的出土，实为稀世墨宝重现。徐峤撰文与颜真卿书法有相得益彰之妙。志主、撰者、书者珠联璧合，更使得王琳的女性形象和性格跃然纸上。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我们再以唐宣宗所撰《仇夫人墓志》为例加以分析。墓志题为《故南安郡夫人赠才人仇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御制。”
这是一篇特殊的墓志铭，作者为唐宣宗，唐宣宗也是一位诗人，《全唐诗》存诗六首。这篇墓志主要叙述后宫夫人的行止以及宣宗的哀悼之情。陈尚君称：“通篇自称吾而不用朕，讲宠爱而不轻薄，述伤感而动真情，与他的臣僚对妾的轻狂大不相同。史籍中对宣宗的特异处颇有称述，这篇墓志也显示出他的不同凡响。”
仇氏以难产而卒，终年二十四岁，死后才赠才人。才人是宫妃的一种，唐玄宗开元以后，后宫制度有皇后、三夫人、六仪、四美人、七才人。墓志题称“南安郡夫人”，说明唐宣宗对仇氏是很宠遇的。唐宣宗不以皇帝的身份作出评价，而以丈夫的口吻进行叙述，不仅有对其华年夭折的叹惋，更有“弱女尚騃，一男才生”的悲恸，伤感之极，转而变为达观的慰藉：“尔生于华宗，被此显秩，存有懿德，殁有殊荣，可谓无恨于初终矣。”文末的铭文也非常感人：“仇氏簪缨，蝉联在昔。乃生蕙质，来备宫职。阅史何箴，披图比德。嘉此韶茂，隆于典则。旄旗洛浦，云雨阳台。帝庭暂驻，仙路终回。秘殿长别，新阡迥开。百龄共尽，万古同哀。垅树行兮宿草生，春风罢兮秋月明。年来兮岁往，留闺范于松铭。”
相对于一般撰志的作者而言，丈夫为妻子撰志已较为少见，而妻子为丈夫撰写墓志者则更是罕见，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这样的特例。2001年出版的《偃师杏园唐墓》在其附录中影印了《李全礼墓志》的拓片和释文，是妻子为丈夫撰写墓志的典型例证。该志全称为《大唐故游击将军河南府轘辕府折冲都尉兼横海军副使上柱国赵郡李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妻荥阳郑氏慈柔撰。”看到该志的题目，就知道志主李全礼是一位武将，而其妻撰志则表现出很强的文学才能，这样文武组合的家庭在唐代也算比较特殊的。墓志的主体部分在于叙述李全礼的家世、经历和卒葬情况，而经历部分颇能突出李全礼的性格特征：
公性好朋友，门多食客，家无余产，尽以济人。君子以为难也。时从事长安，有敕州县官文武各举一人。司马柳崇巽特举公文武俱能。后对御试，公潜文不显，武艺优长，咸称为最，擢入高等，授河南府源城府左果毅。朝廷称公为擢也。自登执位，澹泊无为，行不逾矩，素俭有节。金吾大将军杨执一奏公为押引驾长上，出则扈从，退则阖门。秩满，授京兆府凤鸟府右果毅。杨公又以公干略有闻，申命曰兼都知队仗，大阅简车，以公明掌兵之要。开元十三年，上自洛邑东封泰山，及山回舆，日有行在。有诏以公为勾画使。千官星罗，万乘云聚，公心之所志，今为楷式矣。虽勤劳而不言禄，遇涣汗而不加等，公之德也。开元十五年，授郿邑府折冲。一考改授京兆府郦山府折冲。公含弘光大，外刚内柔，整班伍，树羽仪。朝廷知公为能也。开元廿年春，加阶授游击将军，又转轘辕府折冲都尉。历任有六，五政王畿。开元廿一年，敕简充横海军副使，领兵三千，燕山横截。陈武事，布军容，鼓角雷震，旌旗彗云。匈奴退散，无伤一人。以公为尽忠也，敕赐奚口以答其功。公身长六尺四寸，素肤青髭。
这篇墓志用散体行文，叙述李全礼一生的事迹非常清晰，并在经历的描述中突出其“潜文不显，武艺优长”的特点。为了表现其武艺优长，除了叙述其战功和扈从两件重要事情之外，还写出其形象“公身长六尺四寸，素肤青髭”，表现其身材魁梧，面色威严。墓志的后半补叙其兄的事迹，更可与志主的性格相印证：“亲兄故缑氏县令讳全确，威惠油然，人受其赐。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兄友弟恭，平生雍睦，今之龟兆，犹如雁行。”最后写出自己的哀伤，从中也透露出撰志的缘由：“公无副二，嫡子早亡。奠马引前，孝妇轮后，白日西下，寒云东征，呜呼哀哉，瘗我良人于此下。”这样的墓志，情感真挚，文笔晓畅，出于女性之手，在唐代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当中，都堪称“景星一见”之作。郑氏出身高门，有这样的文才，与其少时受到良好的家教当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出土的还有《大唐故游击将军横海军副使郑夫人荥阳县君墓志铭并序》，即郑慈柔墓志，文云：“高祖善果，仁礼刑三尚书，习武德、荥阳二公，作邦家之股肱，亦朝廷之领袖也。大唐定氏，编入甲上等，可谓遗烈千古，余芳不朽，其是之谓乎。曾祖玄勖，无锡县令。祖崇嗣，峡湖二州刺史，咸能博达，硕德孔儒，忠孝是规，社稷之卫也。父偘，婺州金华县丞。桂林一枝，早年以文优擢第，才高白雪，志洁清冰。用与不用，此其命欤？夫人即公之小女也。夫人生而聪慧，长而仁明，许嫁而笄，归于李氏，曰嘉耦也。静以守内，进退如一，德为世范，才为女师，四德光著，克列前美。”
郑慈柔能够撰写出非常感人的墓志文，与她所出身的望族家庭的女性教育是分不开的。
《唐代墓志汇编》载有《大唐故左威卫仓曹参军庐江郡何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妻陇西辛氏撰。”志云：
君讳简，字弘操，庐江人也。……君博学道高，温恭志肃，以进士及第，解褐扬州高邮主簿。在任洁白能仁，清勤动众，再授左威卫仓曹参军。丁内忧去职。于制悲裂，情异众人，侧怛之心不忘，伤肾之意无改。泣常流血，以类羔柴。居服有仪，同乎敬子。遂成寝疾，已入膏肓，针乃无瘳，药攻不及，以天宝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河南县敦化坊之里第，春秋五十有七。君金玉不宝，忠信代之，积聚不祈，多闻为富。长闻陋巷人不堪忧，君也处之不改其乐。以其年七月卅日权殡于城北，礼也。身欲随没，幼小不可再孤，一哭之哀，君其知否？是以柏舟已誓，匪石不移，刊石为铭，以存终古。辞曰：忆昔府君，复礼为仁。学以修德，文以立身。笃信于友，克孝于亲，天道何怨，歼此良人。佳城郁郁，陇树依依。千秋万岁，长处于兹。
墓志文字虽然不多，但将何简家世、仕历、卒葬等情况，都进行了叙述。更为重要的是写出了其夫“博学道高，温恭志肃”的情格，“洁白能仁，清勤动众”的政绩，“居服有仪，同乎敬子”的孝行，以及处于陋巷而不改其志的达观情怀。最后写出了自己丧夫之后的哀恸之情。这确是一篇言简意赅、情辞恳切的哀挽文学佳篇。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2《唐曹因墓铭》条亦记载了当时出土墓志中妻子为丈夫撰写墓志的情况：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墓志的作者是新寡的妻子，为其夫曹因撰写墓志。曹因的家世也属于官宦人家，只是曹因三举不第，只好“居家以礼义自守”，后来卒于长安道中。这种身世是很值得惋惜的，而朝廷公卿、乡邻耆旧也无不叹息，而此女子却言“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态度之达观，情境之真切，不禁令人震撼。陈尚君称：“可以相信洪迈在录入时有所节写或改写，因‘唐高祖之朝’不符合唐人的表达习惯，墓志中也没有具体年月。周氏显然是一位出生南方的通文女子，未必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她把庄子鼓盆而歌的高论融入墓志，且表达了因夫三举不第、奔竞道途而于己‘恩义有夺’的情绪，确很难得。”
唐代家族，尤其是传承久远的文化望族，很重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教育中的影响。“隋唐时代还完全没有后代‘女儿无才便是德’的庸俗观念，还是普遍重视对女性的道德修养、礼仪文化的教育，强调四德和温顺，修养温良恭俭让。墓志撰写并非千篇一律，各各创作华丽的文字，赞美女性的修养。而这修养成为绝大多数女性一生追求和恪守的人生定位。”
传世文学文献中专门的女性记载很少，而出土墓志当中具有很多专门的女性墓志，女性墓志之外，大多数男性墓志也例行记载夫人和子女情况，这就给我们研究唐代的女性教育提供了绝好的原始材料。唐代家庭中的母教在士族中尤为突出，而在与婚姻相关的家庭教育当中，继母教子和寡母抚孤是非常突出的现象。
唐代门阀士族虽逐渐衰落，但高门大姓矜阀阅、重门第的社会风尚并没有消减。在士族传承的过程中，婚姻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即以新出土的韦应物家族墓志而言，在这方面的记载颇为慎重。与韦氏联姻者大多是当时的高门大姓，如《韦应物墓志》，陈尚君称：“韦应物出生于京兆韦氏逍遥公房，是唐代最为显赫的士族之一。北周以来这个家族世代显宦，势倾中外，记载很丰富，墓志可以补充一些细节。墓志中比较珍贵的记载，是女性文学素养及其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传承文化的责任。韦庆复墓志分别摘录了志主伯姊和夫人的哀词，是唐墓志中体例特殊的写法，可以见出两位女子的文学才华。元蘋曾为五岁的女儿‘手教书札，口授《千文》’，韦退之则自述能够‘以明经换进士第，受业皆不出门内’，即他的教育完全来自其母亲裴棣。”
不仅如此，夫人元氏的族系也甚为显赫：“魏昭成皇帝之后，有尚舍奉御延祚，祚生简州别驾、赠太子宾客平叔，叔生尚书吏部员外郎挹。夫人吏部之长女。”
又《韦庆复墓志》称：“夫人故河南令河东裴君澡女。”《裴棣墓志》则云：“太君讳棣，裴氏之先食邑于绛，以家为姓。烈祖以德行济美于晋，其闻不绝。以至国朝又以儒家显，至于怀州刺史讳恂。怀州生司门员外讳育，司门生河南县令讳澡，河南府君娶赵郡李氏而生太君。未五岁而失所恃，河南府君再娶同郡薛氏。”可见韦氏与元氏、裴氏、薛氏互为婚姻。对于士族母教，传世文献亦有所记载，崔玄暐之母教就是典型的事例：玄暐累补库部员外郎，其母卢氏尝诫之曰：“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恶消息。’吾常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物从何而来。必是禄俸余资，诚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于心？孟母不受鱼鲊之馈，盖为此也。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虽日杀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忧。’特宜修身洁己，勿累吾此意也。”
玄暐遵奉母氏教诫，以清谨见称。寻授天宫郎中，迁凤阁舍人。博陵崔氏家族是谨守山东士族门风的家族，宗尚以礼传家，故崔玄暐遵奉其母之诫，居官清廉，为时所称。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士族母教对于其家族文化风气形成的影响。
唐代的文学家，受其母亲教育的影响，柳宗元也是一个很突出的例证。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称：“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
柳宗元为河东柳氏，族望甚隆，北朝列于“河东三著姓”，唐代属于“关陇集团”。宗元其母为范阳卢氏，也属望族联姻之例。柳宗元四岁时，其父官于南方，母亲卢氏即担负起教子的责任，即《归祔志》所称：“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母亲对于柳宗元的影响成就了他一生的孝行义举，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
这样的义举，与其一贯的母教应该不无关系。
正因为唐代社会特别是高门望族重视母教，故而崇尚和宣扬母教的文章也时有所见。舒元舆《陶母坟版文并序》就是很典型的篇章：
常母之道，恩胜威。威不胜，而常子之性偏以骄，出由此也。偏气袭正，正气败绩，故往往恩过骄。过而闺门间有触命抵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轲，三变而至于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还至于道。慈容严严，离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岁在卯，予帆彭蠡，见谢灵运诗石壁。壁东南行百步许，有高坟嵯峨。坟前有碑，书迹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视之，则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陆，修式恪礼。以为父母教子大伦，不逃义方。然父之教主于兼之，言恩威不偏胜偏失者，或骨髓间有秦吴之谬。故州吁、石厚变为贼敌，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犹有向者之谬，以偏教而无向者之谬或鲜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驱其子，归其有极，是以陶家肥而晋家亦肥。鸿声芬馥，扑染他类，肯使专司晨索家之疵到吾听乎。呜呼！贤母之风，可以卓往赫来，为千万年光。坟版不书，岂斯意邪？徘徊耸慕，龚成斯文。词曰：彭蠡之滨，峨峨高坟。有晋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为邻。后千万年，卜谁为邻？西江悠悠，东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坟更高。
陶母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贤母之一，三大贤母即战国的孟母、晋代的陶母、宋代的孟母。在唐代，孟母和陶母影响很大，故士族女性重视母教，往往以孟母和陶母作为阃范。房玄龄所撰《晋书·列女传》载：“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氏每纺绩给之，使交结知己。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坩鲊遗母。湛氏封鲊及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
唐代大文学家舒元舆经过陶母之墓，作《陶母坟版文》，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以碑版的文体表现陶母的贤母形象，提倡陶母那种慈严并重、恩威不偏的方式，并盛赞陶母的“贤母之风，可以卓往赫来，为千万年光”。
韦承庆为其继母王婉撰写的墓志云：“先妣崔夫人，早年弃背。”
知承庆之父韦仁约，先娶崔氏夫人，崔氏卒后，又娶王婉。崔氏、王氏都是唐代的望族。因此，从丘丹所撰的《韦应物墓志》及韦承庆所撰的《王婉墓志》来看，唐代士族之间互为婚姻的情况是很突出的。
与婚姻相关的，还有韦承庆与后母的关系。《旧唐书·韦嗣立传》记载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嗣立，承庆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严，每有杖罚，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听，辄私自杖，母察知之，渐加恩贷，议者比晋人王祥、王览。”
而《王婉墓志》所述则大不相同：“前夫人子承庆，八岁偏罚，十岁便为夫人所养。抚存训奖，慈爱兼隆。学宦婚娶，并夫人所成立。常谓所生子嗣立、淑等曰：‘时俗妇人，罕有明识。前妻之子，多被憎嫌。孝己、伯奇，即人也。此吾之所深诫，亦尔辈所明知。昆季友于，骨肉深至。既称同气，何限异生。宜识我心，倍加敦睦。幼事长以敬，长抚幼以仁。使外无闲言，则吾无忧矣。’”有关这一矛盾，陈忠凯是这样解释的：“韦承庆的那段话中专门以‘时俗妇人’为诫，应当不是无的放矢。而由此亦可略知，当时的‘时俗’，可能有不少后母不待见前妻子女的事情发生，因而对像王婉这样的改变态度的人，就利用写墓志铭文的机会，把它专门记上一笔。韦承庆能亲自为继母撰写墓志，并且在志文中用不少文字记述继母处理非生子女的关系，也确实表现了他以孝为上的宽厚胸怀。史书上说他‘事继母以孝闻’，当非虚妄之说。”
韦承庆之所以这样叙述，也是因为唐代士族注重女性在家族中的影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士族仍然有以孝传家的良好风尚。
新出墓志当中，记载子女与继母的关系，不乏其例：
窦牟，韩愈所撰《窦牟墓志》：“初公善事继母，家居未出，学问于江东，尚幼也。名声词章，行于京师，人迟其至。及公就进士，且试，其辈皆曰：莫先窦生。于时公舅袁高为给事中，方有重名，爱且贤公，然实未尝以干有司也。公一举成名，而东遇其党必曰：非我之才，维吾舅之私。”
传世文献的记载也可以参证，《唐才子传》卷4《窦牟传》：“初，学问于江东，家居孝谨，善事继母，奇文异行，闻于京师。舅给事中袁高，当时专重名，甄拔甚多，而牟未尝干谒，竟捷文场。”
李濛，《唐故陇西郡太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府君前娶河间张氏，有三子：长曰濛……次曰潨……次曰灒……。先人志尚敦睦，孀孤所托，夫人必怡颜引进，悉心于逊接。饥必让饱，寒必推厚，玩好悉资于筵待之费，箱箧无毫发之余。劬劳于家垂五十载，而内无愠色，外绝疵言。夫人之德让至矣。均养众子，爱逾己出。每一刀一尺，必经于十指。一携一抱，皆自劳于一心。至燠寒差迭，燥湿痾恙，夫人辄先轸其意而知其所悦，随忧属而不舍于瞬息。夫人之慈爱至矣。”
唐代寡母教孤的现象，颇为引起历史研究者注意。张国刚《唐代寡居妇女的生活世界》说：“中国古代就有孟母三迁以教育子女的故事，后来又有岳飞的母亲教育孩子精忠报国的美谈。历史上寡母含辛茹苦抚育子女成人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塑造了一个个寡母教育儿子识大体、成大事的正面形象，并且成为家教中的重要内容。”
李浩《寡母教孤：对唐代士族教育的一个突出现象的考察与分析》
则是近年研究这一现象的代表性成果，作者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进行教育学和心理学层面的分析。相关的论文还有徐庭云《隋唐五代时期的“寡母抚孤”》
，翟瑞青和孟繁兵《“寡母抚孤”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许友根《唐代“寡母教子”现象初探》
，齐淑珍和邹殿伟《从墓志看唐代的寡母抚孤》
，郭丽《唐代女性文学教育的文化环境述论——以墓志为中心》
，这些著述侧重于从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层面探讨寡母教孤的成因及其文化意义，笔者受到前贤著述的启发，着重从文学层面对这种现象进行力所能及的探析。
寡母教孤的现象唐代以前就有，唐刘肃《大唐新语》卷3记载了隋代郑善果受于母教之事：“母崔氏甚贤明，晓正道。尝于阁中听善果决断，闻剖析合理，悦；若处事不允，则不与之言。善果伏床前，终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耶。汝先君清恪，以身殉国，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今致方伯，岂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妇也，有慈无威，使汝不知教训，以负清忠之业。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励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绩。炀帝以其俭素，考为天下第一，赏物千段，黄金百两。入朝，拜左庶子，数进忠言，多所匡谏。迁工部尚书，正身奉法，甚著劳绩。”
为了论题的集中，也为了贴近文学研究的本位，笔者以唐代诗人为关注对象，考察寡母教孤的问题。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共找出10例：
张说《苏瓌神道碑》：“初孩而孤，禀绛郡夫人之慈训，幼而岐嶷，聪敏冠常，好读《山栖志》，一览便诵。及长，博纬经文，尤善属词。年十八，进士高第，补宁州参军。”
苏瓌后来果然成器，成为武后、中宗两朝宰相。他很注重对于其子苏颋的培养和教育，曾作《中枢龟镜》以预戒苏颋。苏颋玄宗时亦为宰相，封许国公，被誉为贤相，并以文笔擅名当朝，与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
张说《唐赠丹州刺史先府君碑》：“夫人长乐县太君冯氏，父威，蓝田丞，敬修法度，践涉图史。顾复幼孤，将就成立，家道不殒，夫人是赖。”
其父卒时，张说年仅十三岁，都是由母亲冯氏鞠育教诲成长的。
《新唐书·颜真卿传》：“少孤，母殷躬加训导。既长，博学，工辞章，事亲孝。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
颜真卿三岁丧父，其母训导，兼有舅氏教诲。颜真卿《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践猷）墓碣铭》：“长妹兰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遗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有立。”
《旧唐书·元稹传》：“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
元稹《告赠皇考皇妣文》：“惟积洎稹，幼遭闵凶。……先夫人备极劳苦，躬亲养育。截长补败，以御寒冻。质价市米，以给晡旦。依倚舅族，分张外姻。奉祀免丧，礼无遗者。”
元稹《同州刺史谢上表》：“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
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并序》：“夫人为母时，府君既没，积与稹方龆龀，家贫，无师以授业。夫人亲执诗书，诲而不倦。
《旧唐书·李绅传》：“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元和初，登进士第。”
《新唐书·李绅传》：“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
《新唐书·杨凭传》：“少孤，其母训道有方。长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
赵璘《唐故处州刺史赵府君（璜）墓志》：“君生三岁而孤，与兄璘弟珪，年齿相差，蒙先夫人柳氏严教慈育。虽漂寓江汉，而克嗣素风，嗜学工文，才调清逸，童年便富知己。”
他的母亲柳氏，出于名门，故能严教慈育，传其家风。不仅如此，赵璜祖母一族亦颇有家声，墓志云：“先君讳伉，自建中至元和，伯仲五人，登进士第，时号卓绝。虽弈叶文学政事相续，而士大夫最以孝友称。先君韦氏之出，堂舅苏州刺史应物，道义相契，篇什相知，舅甥之善，近世少比。”
赵璘一族在科举方面声名颇振，与母系教育关系很大。
《新唐书·李景让传》：“母郑，治家严，身训勤诸子。……景让自右散骑常侍出为浙西观察使，母问行日，景让率然对：‘有日。’郑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盖怒其不尝告也。且曰：‘已贵，何庸母行？’景让重请罪，乃赦。故虽老犹加棰敕，已起，欣欣如初。尝怒牙将，杖杀之，军且谋变，母欲息众欢，召景让廷责曰：‘尔填抚方面而轻用刑，一夫不宁，岂特上负天子，亦使百岁母衔羞泉下，何面目见先大夫乎？’将鞭其背，吏大将再拜请，不许，皆泣谢，乃罢，一军遂定。景让家行修治，闺门唯谨。”
《资治通鉴·唐纪》：“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隤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
新出土《杨收墓志》：“始生七年，钟濠州府君之丧，不食五日，昼夜哭不绝声，目赤不开，泪胶其睑。人畏其遂将失明，欲傅之药，则曰：‘安有无天而忍视日月乎？得瞽为幸。’长孙夫人博通经史，志尚真寂，一章一句，皆教导之。公始孤，得经史之文于夫人之训，求经史之意于伯仲之诲，然天资悟达，盖生而知之。”
这段文字也得到传世文献的印证，《旧唐书·杨收传》：“收长六尺二寸，广颡深颐，疏眉秀目，寡言笑，方于事上，博闻强记。初家寄涔阳，甚贫。收七岁丧父，居丧有如成人，而长孙夫人知书，亲自教授。”
淑德郡主作为一位女性，又是一位诗人，她用诗来教子，是一个特例。《教子诗》：“我本世胄深宫质，下嫁祝门妇道执。汝父从戎干戈戢，命我避难江郎入。下抚双郎时训饬，上侍老祖年九十。念汝生父丧原隰，生死茫茫不相及。人生励志应早立，汝宜经史勤时习。莫负我身亲炊汲，汝父汝祖各饮泣。”
淑德郡主为李敬业之女，封恩尚郡主，嫁于祝克明。嗣圣元年，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十一月兵败被杀。祝克明投奔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并兴兵伐武，垂拱三年（687年）亦遇难，时年二十九。中宗复位后，诏赠恩尚郡主为淑德郡主。祝克明死时，淑德郡主二十六岁，辛勤教子，终于成人。其长子祝尚邱辅助唐玄宗平定韦后之乱，官至太学博士。
唐代是诗的时代，唐代诗人受寡母教育而成才，既是一种教育熏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诗传世的诗人，大多兼有政治家的身份，故而受到寡母教育的事迹得到正史和文献的记载并流传下来。其实，不见文字记载的寡母教孤现象应该大量存在，我们在新出土文献中可以找相应的实例：《唐故居士李公（知）志石文并叙》：“其殆庶几，则时领袖，少而孤露，母氏训育，在于幼齿，不溺小慈，每以诗书，亲承教导。”
《故衢州司士参君李君夫人河南独孤氏墓志铭并序》：“夫人罢助祭之事，专以诗礼之学，训成诸孤，亲族是仰，比诸孟母。”
教授的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仪方面。这些寡母，大都以孟母三迁作为教子的典范，他们的子女受到激励也都能够成才。如《唐故处士颍川郡陈府君夫人渔阳郡宁氏墓志铭并序》：“夫人荣光在质，痛毒增怀，抚孺子而含酸，向孀帷而吊影。乃著以善诱，弘以义方，虽家婴屡空，而师导不乏。盖陶之教，孟之徙，曷能过也。故嗣子曰希望，硕迈弘敏，贤良方正，爰在弱冠，早著甲科，尉相之滏阳，丞汝之梁县，皆声华载路，惠化在人。”
又《故寿安县主簿郑君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有子三人，时称贾虎。闻诗闻礼，往法鲤趋；卜宅卜邻，几为孟徙。俾之早荷荣禄，克播令名，非贤不生，非教不至，尝试窃比，实获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