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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将国际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BOP）定位于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由此也反映出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在宏观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两大标准组成部分，而贸易收支又是经常项目中最重要的项目，因此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及调整，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起源于十五六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先后出现了弹性分析论（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Approach）、外贸乘数论、吸收分析论（The Theory of Absorption Approach）与货币分析论（The Theory of Monetary Approach）等学说。本书侧重于依赖弹性分析论、吸收分析论、货币分析论与结构论（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Ap‐proach）进行分析。同时，储蓄投资缺口论在分析美国贸易收支与经常项目收支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即为BOP调节的汇率分析方法，分析的是一国货币当局实施本币贬值对该国BOP的影响，探讨的是关于汇率贬值是否可以使一国的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的判定条件和贬值的贸易条件效应。该分析思路由马歇尔和勒纳（Abba Lerner）首先提出，后由琼·罗宾逊夫人（Jane Robinson）和梅茨勒（L.Metzler）在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发展，初步形成了“马歇尔勒纳条件”和“比克戴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
假定进、出口供给弹性 e x 和 e m 无穷大，初始阶段一国贸易收支处于均衡状态，货币贬值改善一国贸易收支的充要条件是一国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即
其中， θ x 、 θ m 为进出口需求弹性。这就是马歇尔勒纳条件。
梅茨勒认为进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的条件一般难以满足，因此，放弃了这一假设条件，保留了最初一国贸易支出为均衡状态，得出“比克戴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即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其条件为
后来琼斯（Jones，2001）认为方程（1.3）的条件假设存在缺陷，认为对于任意汇率水平，任一商品在汇率贬值前后都满足市场出清的假定值得怀疑，实际上外汇市场均衡的稳定性条件为两国的出口供给价格弹性之和与进口需求弹性之和的总和大于1，即
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的最终条件是，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MPC）、进口替代弹性及生产者的供给弹性满足方程（1.5），即
其中，
分别是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率、进口替代弹性的变化率和生产者供给弹性的变化率。这一分析思路，也是后文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中的汇率因素的理论依据。
当然，本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是有条件的。但是一旦贸易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这一理论即成为政治家推行贸易战的依据。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美、日之间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主要国家，炮制了“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而日元的大幅度升值，被麦金农、大野健一（1999）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直接因素。
事实上，弹性分析论也存在如下不足：其一，在研究商品供求函数时，忽视了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效应，仅考虑汇率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其二，假定国内货币供需的流量和国际储备的变动一致，这既忽视了国内货币当局对货币供求影响，也忽视了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贸易收支）的影响；其三，该方法研究商品的供需弹性关系往往仅限于进、出口商品，较难充分和全面地分析商品的供需弹性和彼此间的交叉影响。
吸收分析论的研究思路在本书中大量采用。该理论将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联系起来，分析国内支出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该理论由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米德（J.Meade）和西德尼·亚历山大（S.Alexander）在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基础上提出。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国民收入可以表示为
其中， Y 为国民收入， C 表示消费， I 表示投资， G 表示政府支出， X 和 M 分别表示出口与进口。
假定 A 为国内吸收，即国内一年的总产出用于国内支出的部分，那么 A = C ＋ I ＋ G 。由经常项目（CA）为净出口，将方程（1.6）调整为
方程（1.7）表明，一国的经常项目是由总产出、内需及国内吸收水平决定的。对于美国来说，国内产出长期小于国内吸收能力并部分被转化为进口需求，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和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双缺口模型”模型（Two‐GapModel），将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作为四个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即投资大于储蓄出现的储蓄缺口和进口大于出口出现的外汇缺口，该模型亦被用来分析储蓄投资缺口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依据方程（1.6），增加政府税收 T 与经常项目（CA）关系为
其中（ Y — C ）表示私人与企业储蓄 S ，也简称之为私人储蓄，（ G — T ）表示政府储蓄或财政盈余/赤字。假设 G = T ，则有
这与吸收分析法的方程已经趋于一致。考虑政府支出与税收，有
由此出发，一国内部缺口（（ S — I ）＋（ T — G ）＞0或（ S — I ）＋（ T — G ）＜0）就是其外部缺口（ X — M ＜0或 X — M ＞0）。
用储蓄投资缺口模型来分析美国贸易逆差，一个重要的推论是因为美国储蓄率高、财政赤字大，因而经常项目表现为赤字，并通过资本的净输入来平衡其国际收支，而以中国、日本、新加坡为代表的外围国家则因为高国民储蓄率而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并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
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论（货币论）强调，BOP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国内货币供给与需求缺口决定了BOP差额。这一分析机制源于18世纪中期休谟提出的国际金本位时代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米德、克拉克等经济学家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将经常项目中的贸易差额作为国际收支的代表进行分析的传统分析方法。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R.蒙代尔（R.Mundell）和H.约翰逊（H.G.Johnson）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BOP货币分析法，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着重研究综合差额对一国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
假定在充分就业均衡状态下，货币需求 M d =PL（ y ， i ）是名义是收入 y 、利率 i 和价格 P 等的稳定函数，且长期内稳定；货币供给（或名义供给） M s 不影响实物产量；长期内一国商品 P 和 i 均由世界市场决定。于是有
在开放经济下， M s 可分解为国内货币供给 D 和国外货币供给 F （外汇储备），即
m 代表货币乘数，令其为1，再根据 M s = M d ，进一步推出
于是国际收支逆差表示外汇储备减少，其原因在于国内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反之亦然。
从美国实际情况来看，长期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与美元的流动性泛滥不无关系。由于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享受特殊地位，意味着美元的发行长期处于软约束状态。同时，美国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金融产品具有强烈的需求动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元无序发行，伴随出现的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这一假说源自于国际收支的结构分析法，代表人物包括保尔·史蒂芬（Pau1 Stephen）、托尼·克列克（Tonv Klick）和瑟沃尔（A.Thirwall）等学者。
结构论认为，国际收支赤字尤其是长期性赤字，既可能是由长期性的过度需求引起，也可能由长期性供给不足造就，而后者往往是由经济结构问题产生的。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的老化、单一和落后：其一，经济结构老化—例如一国多数产业没有及时跟进技术进步及世界市场的变化，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导致在世界市场上长期供给不足。其二，经济结构单一—包括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过于单一，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或者几无进口替代选择余地，经济发展长期依赖进口。其三，经济结构落后—通常是指一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高而对价格的弹性低而生产的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低而对价格的弹性高。
该理论中关于国际收支调节政策主张的重点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速本国经济发展方面。在本书的分析当中，也将结构分析与国际分工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与趋势时，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Di‐visionofLabor）理论是重要的依据。所谓国际分工，简要来说，即各国（地区）间的劳动分工，是各国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劳动联系，反映的是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资源配置，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的内在联系。本书侧重于分析产业间国际分工与产业内（产品内）国际分工两种形态。同时，鉴于一国经济结构变化与国际分工地位变化紧密相关，在后文的分析当中，我们也通常将二者结合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与生产的分散化并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崛起并迅速发展，国际分工逐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产品的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逐步被拆分为不同的工序，被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依赖于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链接。这种产品内分工实质是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新形态的国际分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包（Outsourcing）逐步成为企业全球化生产的一种趋势。简单来说，是企业为摆脱资源不足的约束，维持组织竞争核心力，将组织的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外部专业公司来完成的一种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海外外包（Offshore Sourcing）与转包（Sub‐contracting）等产品内分工形态陆续出现，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逐步成为企业的生产趋势。关于这一国际生产新形态（朱勇，2006），克鲁格曼（Krugman）称之为“价值链切片”（Slicing the Value Chain），安特韦勒和柴夫勒（Antweiler&Trefler）用“中间产品贸易”（Intra‐mediate Trade）来描述，赫梅尔等（Hummels et al.，2001）称其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ing）生产。卢锋（2004）以“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这一概念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的框架。而且，随着国际分工不断向细化方向转化，逐步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众多厂商以垂直互补性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最终产品的生产逐步由众多国家和企业来共同参与完成，甚至出现了只拥有产品设计，而不从事任何实际制造过程的“虚拟”制造商。
当前，产品内分工是指特定企业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不同零部件、不同区段在时空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的不同企业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形态。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同一产品在不同生产阶段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涉及的是企业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既可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也可通过不同国家非关联企业间来实现。这一区位的布局，也不受国家的发达程度的约束，其边界在于全球价值链。从价值链的角度，要素禀赋的概念也由大的产品类别转化为产品的生产环节，产品要素密集度已区分为：劳动密集环节（对应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环节（对应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环节（对应技术密集型产品）。
国际产业内分工又分为同一产业内“差别化产品分工”与产品生产工序分工（即中间产品与组装成品间分工），如发达国家在研发与销售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处于产品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在加工与组装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构成如图1.1所示的“微笑曲线”。
图1.1 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生产“微笑曲线”
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商品流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就是以要素流动为研究对象来反映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的比较优势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就成为趋势，并形成了几轮大的产业转移。诸如雁形理论（the Flying‐geese Model）、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等，均描述了产业转移的动机、方向及影响。本书着重分析的是依据产业转移理论来研究产业转移对贸易水平及流向的影响。
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1932）提出，指出后进国家产业发展是按“进口——国内生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相继交替进行的，也有学者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候鸟效应。根据该理论，以后发工业国经济发展为例，可以总结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性模式：①一般产业的阶段性模式—一般产业发展经历四个时期：第一期大量进口引发进口浪潮；第二期逐步承接产业转移，引发国内生产浪潮；第三期向外出口，引发出口浪潮；第四期逐步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引发该产业的海外转移浪潮。②大类产品生产的阶段性模式—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者是从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向高附加价值产品生产模式演进。③技术转移的阶段性模式—技术首先在工业化国家之间扩散，然后是工业化欠发达的国家通过模仿实现经济发展。雁行形态理论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的振兴、亚洲四小龙崛起和东盟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性的理论指导，同时间接描述了贸易差额在不同国家的更替。
早先的“中心外围”理论是由普雷维什（Prebisch，1962）提出。该理论将世界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体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生产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化，其经济增长是自主性的，通常处在全球价值链顶端，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几乎占有技术进步带来的全部利益，甚至借助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另一类是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生产结构异质化和专业化，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并且受制于中心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在传统上，外围国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取各种工业加工品。在当前，外围国则除了出口原材料之外，还出口中低档最终消费品。在这个“中心外围”框架下，两方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存在，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中心与外围两方存在不等价交换关系，一旦外围国家损害到中心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时，中心国家往往会采取惩罚措施，在极端情况下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
另一个“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反映的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运行态势，由杜雷、福克茨和加伯尔（Dooley，Folkerts&Garber，后文简称DFG，2003，2004）提出。在这一框架下，世界经济体系被描述为“中心国”（美国）与“外围国”（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等）架构，“中心国”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方式向世界提供美元，然后又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吸引“外围国”的储蓄盈余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美元流向美国，形成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在这种美元资金循环过程中，无论“中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都会受益。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该“中心外围”分析框架不属于产业转移理论。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动态分析基础上，创立产品国际市场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国家分成创新国、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产品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新国首先开发、生产新的产品并在满足本国消费后逐步出口，逐步形成贸易顺差；第二阶段，外国开始模仿生产该产品，模仿国劳动成本优势不断削减创新国的产品竞争力，创新国出口到模仿国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该产品贸易差额逐步缩小；第三阶段，模仿国以低成本开始向第三国出口，创新国失去该产品的垄断地位并逐步进口，市场被模仿国占领，贸易逆差逐步出现；第四阶段，创新国开始研发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新一轮循环。
该理论从技术层面阐明了产品的开发、成熟及衰落的完整历史过程，揭开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及产业发展的实质性差异，也说明了贸易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的动态变化。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自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Engine for Growth）这一论述，众多学者围绕这一论述进行了研究。20世纪50年代，诺克斯（Rag‐narNurkse）分析了对外贸易带来的两个方面利益：①直接利益—各国按比较优势原理进行贸易，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有效配置，增加了产出，且都得到了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②间接的动态利益—简要来说就是外贸乘数效应。对外贸易的动态利益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效应；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三是规模经济效益；四是市场结构效应等。
多数学者以净出口（贸易差额）为依据，衡量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解，进口往往被视为收入流的某种漏出，导致国内失业而非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表明，顺差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越大，本国国民收入增加越大；逆差越大，越容易发生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现象。
但是，美国长期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余年内，其中所表现出的巨额贸易逆差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的现实，对传统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本书在研究美国贸易逆差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及思考贸易差额与增长的关系时，将在一个特殊大国经济运行体系的框架之下，结合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美国贸易逆差与增长关系的特殊性。
以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认为在资源有限、技术不变前提下，不同国家存在劳动生产率差异，分别生产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贸易可使双方获益。20世纪30年代，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赫克歇尔（Hechscher）和俄林（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后经萨缪尔森（Samuelson）等人完善，通称为H OS定理，认为要增加本国竞争优势和经济福利，各国需要依据本国生产要素禀赋制定产业政策，专业化生产具有本国要素禀赋充裕的产品。莱布辛斯基（Rybczynski）扩展了H O理论，提出莱布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认为某一生产要素的增加会减少另一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若一国劳动要素存量相对增加，则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将趋于萎缩；反之也一样。由此出发，也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同时，这一推论也表明，对于一个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切实际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能丧失自身的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欲速则不达。这也是林毅夫等专家坚持比较优势战略的重要原因。
建立在比较优势假设基础上的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静态分析框架。为克服这一缺陷，以波特（MichaelPorter）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产业创新和升级能力，并非简单局限于自然资源、劳动要素、汇率和利率，在比较优势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微观生产主体——企业的低成本与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而这仅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一。
在波特看来，企业通过低成本和产品差异优势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将得到提升。这样企业竞争优势将扩展到产业和国家层面，进而推动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体系中，波特用“钻石体系”模型来描述。钻石体系包括四个基本因素、两个辅助因素：①生产要素，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资本和基础设施）；②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结构与需求质量、需求的国际化程度、市场规模和成长速度等；③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包括纵向支持（企业上、下游产业在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的支持（相似企业在生产合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④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经营理念、经营目标、治理结构、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其他两个辅助条件是政府和机遇。
当然，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也是彼此包容的，不过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在杨小凯和博兰（Yang&Borland，1991；Y B模型）看来，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与“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具有重要作用，坚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为弥补静态分析理论与方法在分析开放宏观经济动态系统中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跨期最优均衡理论（Intertemporal Approaches to the Current Account）（Obstfeld&Rogoff，1994）形成并发展，其核心思想是把时间偏好函数、理性预期和跨期动态模拟分析开始引入到经常项目的决定理论。
该理论以居民消费平滑化为基础，视经常项目的均衡为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储蓄和投资最优决策的结果。设资本充分流动且存在国际借贷，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居民跨期消费的结果使一国投资（ I ）与储蓄（ S ）不必相等，经常项目的不平衡由此产生。开放经济条件下，当某一时期一国产出出现短期减少时，即出现供给不足缺口之时，可通过进口（资源）来避免消费和投资的急剧萎缩，并通过下一期的出口（资源）来实现新的均衡。由此形成了跨时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即动态的国际贸易。在开放经济下，若国内市场利率大于实际利率，当期消费、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该国会选择出口当期消费进口未来消费，该经济体在第一期实现贸易顺差，而在第二期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跨期贸易理论也表明，一国经常项目逆差时，会导致该国向国外借款增加，相当于超前消费；反之，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居民延时消费。由此可见，一国经常项目的变化实际上可理解为该国厂商和居民面临某种特定冲击时所做出的跨期最优行为的结果。例如，对于储蓄充裕的国家，就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国外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或对外借贷。
在汇率自由浮动且不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贸易逆差导致经常项目赤字，而经常项目逆差往往对应着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由此出发，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可转化为资本项目盈余的可持续性问题，即该国能否持续获取足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流入。若该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能源源不断得到外部资金支持从而弥补国内缺口，那么该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的状况能维持。若该国经常项目赤字不能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融资，那么该国将被迫通过大幅度提高利率压低国内消费和投资以提高国内储蓄，并可能同时采取使该国货币贬值的政策以改善经常项目的赤字状况，从而导致该国产出水平大幅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