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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Trade Deficit），亦称贸易赤字，是指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季度、半年、一年等）的出口贸易总值小于进口贸易总值。与之对应的是贸易顺差（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Trade Sur‐plus）。
贸易差额是各国（地区）之间的商品往来状况的反映，是判断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若一国或地区出现贸易逆差，表示该国或地区在该时期内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长期逆差将使一国资源外流增加，外债增加，将影响其国民经济的正常有效运行。因此，追求贸易平衡或避免长期贸易逆差的出现是多国政府的努力目标。
从具体标的物来看，对外贸易又可分为货物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因此，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差额也可分商品贸易差额和服务贸易差额。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差额基本上表现为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并行，但整体贸易表现为长期的逆差。本书中，在未特别指明的情况下，贸易差额是指整体贸易差额，即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之和。
在当前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主流的大背景下，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顺差或逆差逐步显现为表层性的特征，名义上的顺差（或逆差），在经济福利方面可能是逆差（或顺差）。就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来看，中美贸易差额只是表象，不平衡背后的贸易利益才是真正关系到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经济发展、国民福利等现实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不管是逆差还是顺差，产生了真实的利润，方能生成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长效基础，并推动社会总资本的保值增值，这才是发挥外贸乘数效应、扩大国家市场容量的基础，真正使贸易成为国民经济的“引擎”。
美国长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从贸易利益角度来看，结果可能大不同。其一，美国出口的多是高科技及垄断性产品、服务产品，相对量虽然不大，但利润丰厚。例如2013年，美国高通公司的芯片和许可费收入总计243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中国；2013年华为、中兴的利润率只有0.5％，但高通公司向两家企业收取了5％的专利许可费
；其二，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将贸易顺差留在东道国，但却获取了在东道国的巨额利润；其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销售网络由美方所控制，销售环节的增值部分基本上由美方独享；其四，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之下，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中的两端，中间“加工与装配”环节在东道国，该环节附加值低，贸易中实现增值的利润绝大部分归美国所有；其五，美国贸易逆差中差不多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部分，其所获得的资本回报部分基本上归美方；其六，顺差国花费高昂的代价所获取的美元资金却往往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美国，相当于给予美方的贴息贷款。例如，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2689亿美元，到2015年9月仍持有1.258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人。
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多为原材料产品、初级加工品或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虽然量上表现为顺差，但因产品附加值不高，出口的恶性竞争往往使其陷入“出口贫困增长”的境地。从资源使用层面来看，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外流，是一种福利的损失。一些学者甚至称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环境的逆差。对美国而言，虽然表面是商品贸易的巨额贸易逆差，实际却是一种资源的长期流入，是环境的顺差。同时，美元具有特权地位，美国还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也是一种福利的增加。因此，美国名义上是贸易逆差，实际上对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较为有限。很多名义上是贸易顺差的发展中国家，身处国际分工底层，经济结构与商品结构不合理，出口品附加值低，从福利水平来看，可能是实际上的贸易逆差（刘建江，2002；2005）。
经常项目（CurrentAccount，CA）亦称经常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贸易收支、非贸易收支和无偿转让三个项目，其中最基础的部分是贸易收支。经常项目又往往表现为顺差或逆差两种状态。从狭义上来说，经常项目逆差是指一国或地区进口货物及服务总额大于出口货物及服务总额，即贸易处于逆差或赤字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在本书有关美国贸易逆差的分析当中，有时用贸易逆差代替经常项目逆差，有时也用经常项目逆差代替贸易逆差。
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拉托（Rodrigo Rato）于2005年2月23日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提出全球经济失衡概念。所谓全球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例如美国），而与该国赤字相对应的贸易顺差则相对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爱德华（Edwards，2005）通过与历史上的全球经济失衡比较后发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具有失衡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盈余主体复杂等三个特点，其中盈余主体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从范围来说，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国际贸易失衡—美国多年来存在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存在日益增大的贸易盈余。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失衡—伴随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同时出现的是大量资本从日本、德国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流入美国金融市场，包括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国际金融领域的失衡现象。金融危机后，美国股市连创新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三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虚拟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也就是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问题，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理解美元化。世界银行将美元化界定为资产美元化、债务美元化和完全美元化。其中：资产美元化，是指用外币（美元）替代本币行使货币的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和价值贮藏等功能，美元成为全球主要资产的计价单位、交易媒介；债务美元化，是指一国银行或政府拥有相当大的外币（美元）债务；完全美元化，是指一国放弃本币转而以外币（美元）作为法偿货币。鉴于当前美国的净对外负债越来越多，在我们看来，全球还出现了债权美元化趋势。
美元化包括事实美元化、过程美元化和政策美元化三个层次（张宇燕，1999）。所谓事实美元化，强调美元是一种事实存在，在世界各地已扮演重要角色，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自发的美元化的概念。所谓过程美元化，从动态角度来看，是指美元在美国境外的货币金融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政策美元化，是指美国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主动或被动让美元取代自身货币并最终自动放弃本国货币或金融主权的行为。一些学者用（境内银行体系的美元现金和存款）/（广义货币 M 2 ）来衡量美元化程度（李扬、黄金老，1999）。IMF的统计表明，1995年，秘鲁、玻利维亚、克罗地亚、乌干达、阿塞拜疆和柬埔寨等国家该比率超过50％（张宇燕，2009）。从实践上衡量，美元化主要是指货币美元化和资产美元化。其中货币美元化是指一国政府把外国货币（美元）作为法定流通货币，以此为核心建立自身的经济运行体系（刘建江，2006；石凯、刘力臻，2012）。
整体上，所谓美元化，是指世界各国持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美元资产、并以美元作为资产计价单位、交易媒介、贮藏手段的现象与过程。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BWⅡ）角度来看，美元化体现了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其他国家很难突破这种“在位优势”，而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又加剧了“中心外围”体系下外围国家对美元的不对称依赖，这是支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
从广义上来说，美元化隐含了美元作为国际上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充当的是国际本位货币的角色，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政治与军事实力共同构成美元霸权。所谓美元霸权（DollarHegemony），简要来说是指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发行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的货币，凭借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和全球地缘政治的支持，在行使世界货币职能过程中，迫使他国货币长期形成对美元的单边不对称性依赖，由此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美国领导或支配全球的制度性安排。美元霸权的结果是给美国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但同时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多种利益（许少强，2005；殷佳，200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WⅠ）造就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这为美国战后一系列经济、政治与军事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BWⅠ结束后，全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即牙买加体系（BWⅡ），由此揭开了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全球化的序幕，美元地位不但没有下降，反而逐步形成美元霸权。这除了历史的惯性之外，还包括了美国特有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全球化基础。
美元霸权一直是支撑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核心要素之一。罗伯特·吉尔平（2006）指出，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来缓解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张建（2013）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其全球主导地位，有碍于美国这一目标的行为都被视为有损其核心利益。在时寒冰（2012）等学者看来，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所造就，而其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却远超军事能力，这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凭借美元霸权，美国长时期内依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谋取私利，但却让全世界来分摊这一政策的实施成本（华民等，2010）。因此，美元霸权一直被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维护美元霸权也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情形下，面对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滑的现实，美国可能已不再追求绝对的美元霸权，而是努力维护美元的相对霸权。
铸币税（Seigniorage）最先源于金属货币制度，指发行货币的国家或组织以国家权力为背书，通过铸造硬币获得的收益或利润，即铸造货币成本与货币表面价值之差，是铸造货币所得到的特殊收益
。所谓美元铸币税，通常与国际金融联系在一起，是指美国因美元为其他国家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余永定，2008）。
在信用本位货币制度之下，铸币税依然存在，但表现稍有差异。从狭义上来说，铸币税是指一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创造过程中运作资产负债的息差，减去包含货币发行费和中央银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开支的业务及管理费用后所获得并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从广义上说，铸币税泛指政府从货币现金发行与广义货币创造中获得的收益，包括了新增的基础货币本身和由于新增基础货币所实现的收入。通常来说，我们所强调的铸币税都是指广义铸币税。
设 M t 和 M t ＋1 分别为 t 期和 t ＋1期的货币发行量， P t 为 t 期物价水平， S 为铸币税，则方程（1.1）：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就有一种向全世界征收巨额铸币税的权力，同时美国可以把诸多风险转移给别人
。美国能从境外投资人持有的美国国债和美元两个方面获取铸币税。美国学者弗兰克尔（Frankel，2002）认为，美国每年可借助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多达120亿美元的铸币税。陈雨露等（2005）估计1981—2002年美元国际铸币税收益达6782亿美元。另外，由于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境外投资者大量增持美国国债，使得美国能为贸易赤字融资，得以大力推行赤字政策，这也算是铸币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大量进口的同时却无须等量出口即可维持其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刘建江、袁冬梅，2005）。李翀（2005）认为，铸币税在本质上是一种债务，一旦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国际铸币税收益可能递减或为负，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并对持有美元的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在美元享受霸权红利的同时，对货币的发行与创造几乎没有约束，不仅扰乱全球信用总量、信用创造机制，而且破坏货币与实际经济增长机制的关系，是全球性失衡的重要原因。对于广大新兴市场来说，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被严重削弱，往往导致本国货币的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窘境，并进一步加剧全球性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逐步摆脱美元霸权的约束，全球“去美元化”逐步兴起，其重要手段包括：一是推动以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美国在IMF中的投票权，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来减轻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二是推进地区金融主义，通过区域金融组织来抵消美元的影响；三是推进双边货币互换，减少国际经济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签订的货币互换协议就是这样的举措。
贸易利益问题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简要来说，是各国通过对外贸易活动获取的一种综合性的贸易利益，表现为经济福利直接或间接的提升。通常来说，贸易利益分为静态利益与动态利益两个方面。这里的静态利益，也通常归之为直接利益，是指对外贸易双方因贸易而实现的在资源总量未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未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获得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贸易的动态利益，亦称之为间接利益，是指贸易对参与双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间接积极影响，其表现包括：市场竞争效应，市场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社会进步效应等。传统上，贸易条件变化通常是研究贸易利益变化的重要变量；贸易利益按其来源归类，可分解为交换利益与分工利益。
缘于古典贸易理论的思路，长期以来贸易顺差被作为衡量一国贸易所得的基准指标。但一些国家所出现的出口“贫困化”增长的现实对此提出了挑战。因此，普雷维什（Prebisch，1950）和辛格（Singer，1989）提出了以贸易条件为基本指标界定贸易利益的方法。当前学术界对贸易条件的研究从价格贸易条件到收入贸易条件再到要素贸易条件，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深入的过程。在当前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整体趋势的背景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的探讨，备受学术界关注。
贸易可为参加国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探讨了贸易利益的来源。现代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是国际贸易活动开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并指出了贸易利益的实现途径。弗农（Vernon）、克鲁格曼（Krug‐man）和威尔逊（Wilson）等从技术角度解释了动态贸易利益的来源。主流贸易理论着重分析的是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实现途径，没有解决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马歇尔（Marshall）、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虽然注意到了贸易条件对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但忽视了追求贸易利益的过程可能会导致双方贸易失衡，并改变双方对贸易的态度而影响贸易利益的获取。在这些贸易理论之中，贸易平衡是它们分析贸易利益的重要假设，这与现实出入较大。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与新贸易保护主义强调通过追求顺差来实现贸易利益，也难以解释美国巨额逆差与增长并存问题，也没有反映出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成为趋势的背景下，所谓贸易利益，是一国从对外贸易中实际获得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动态和静态的收益，其基础是微观企业主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对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对外贸易获取外汇盈余资金，以增强整体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也是间接贸易利益的表现。
对贸易逆差或者说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学者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从一国经济的表现来说，一国贸易逆差长期存在，指的是一国贸易逆差持续性存在。但这种持续存在的贸易逆差若对整个宏观经济系统的运转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则这种持续性是不可持续的。
众多学者是依据经常项目赤字是否超越了本国制定的有关管理规则，来确定合适度及可持续性，如按照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例、一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相抵后所得的净值或者说净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占本国GDP的比例或净外债支付占本国GDP的比例来确定。还有一种衡量方法是从经常项目逆差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来分析资本流入与资产组合价值变化的比例对一国外部整体融资水平的影响，当这个比例大于（或小于）某一比例时，就意味着经常项目赤字有足够（不足）的资本流入对经常项目赤字融资，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不可持续）（严志辉，2009）。
同样的原理，安德鲁（Andrew，2000）认为美国对外债务的增加、财政赤字的膨胀与私人部门的净储蓄缺口之间只存在机械的统计学关系。若国外借款被用于投资而预期的实际资本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国外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来弥补储蓄投资缺口，贸易逆差就是可持续的。按李石凯（2006）的说法就是，只要给予国外投资人足够的预期资本回报率，国际资本就会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维持其贸易赤字的可持续性。在笔者看来，他们分析的是贸易逆差的持续存在，与本书所分析的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有一定差异。
不少学者研究了债务危机理论，并从一国债务负担入手研究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他们将偿还能力和可持续性作为评价一国抗击外债冲击能力的标准，从而间接判断一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其中偿还能力指一国能够通过贸易盈余保持外债占GDP比例不变的能力；可持续性是指保持当前政策不变的条件下，该国外债规模占GDP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严志辉（2009）描述了债务与经常项目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
＞0（其中
f
t
∗
为一国在时刻
t
时具有偿付能力且可持续的债务），则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汇率扭曲⇔危机发生的概率↑⇔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姚枝仲（2006）、蒋峰和梁露（2006）等也从债务的可持续性角度来研究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张明（2007）则从经常项目账户赤字将导致一国净对外债务上升的视角出发，认为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是不能持续的。
在我们看来，单纯从一国经济体为经常项目赤字所形成的资金缺口的融资能力角度来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存在较大的不足。事实上，即便是一个贸易盈余国，若没有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出现盈余（甚至是巨额盈余）与衰退、失业率高企并存的局面，也不能被认为是贸易可持续。
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迈尔斯和拉津（Milesi‐Ferretti&Razin，1996）认为，当一国处于经常项目赤字的大小以及变化不会改变本国经济固有的运行“轨迹”，经济运行的变化主要由其他经济因素推动达到稳定状态时，该国经常项目逆差就是可持续的。我们倾向于这种状态，即由巨额贸易逆差所产生的经常项目赤字，并未阻碍该国的经济健康运行，经常逆差所形成的资金缺口不但能够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融资来弥补，而且其经济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并存。能保持这么一种状态，就是巨额贸易逆差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