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贸易逆差无论是总量还是相对量上基本呈现出整体扩大态势。围绕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与是否可持续性的争议也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及此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美国政府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再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又进一步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回顾美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的历史，可以发现贸易逆差并非美国与生俱有。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结束了长期贸易顺差的局面，到80年代因逆差不断扩大才逐步演变成全球性问题。三十余年来，美国贸易差额呈现出货物贸易逆差与服务贸易顺差并行状态，而且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主要集中在最终消费品与石油及其制品为代表的资源性产品之上，这也预示着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将是艰难而漫长的。同时，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地2003年以来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中国在美国逆差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攀升，其结果必然是使美国容易对单一国家采取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多种因素的共同结果。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分析需要解决三个递进问题：一是美国贸易逆差为何产生；二是贸易逆差为何有如此大的规模；三是巨额贸易逆差为何长期存在。学者们多以国际收支理论为依据，通过多个因素来综合分析贸易逆差的成因。通过对多因素的归类，可以构建分析逆差成因的整体框架：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分工所导致的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解释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源；美元特权地位、储蓄投资缺口因素、财政赤字、金融发展差异、人口结构变化等可归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支撑性因素，并由此解释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汇率、重商主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统计方法差异等因素可看作政策性因素。多元化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表明，名义汇率和储蓄率在短期内对贸易逆差的解释力最弱，但随时间推移，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度逐步增大；财政赤字、金融发展深度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净值对贸易逆差的影响呈现出微弱的态势，在长期内一直处于比较低的贡献率水平。长期而言，除了贸易差额本身变动影响外，汇率、储蓄率、财政赤字、美国FDI净值和金融创新是影响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

三十余年来美国经济体系的运行伴随贸易逆差的扩大而发展，贸易逆差推动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并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商品的进口弥补了国内供给缺口并为低通胀做出了贡献。所以宏观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三大目标的实现也并未因贸易逆差而受到太大的冲击，贸易逆差得以长期存在。

在当前产品内分工日益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的两端，而把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给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这一状况改变了传统贸易差额状态和贸易利益的分享机制，也改变了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内涵。贸易逆差已不直接反映贸易利益，也不代表一国商品竞争力的下降。决定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与就业、贸易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核心因素是贸易利益的大小。美国成为名义上的巨额贸易赤字国，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名义顺差国，但贸易差额只是表象，只是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关系的体现，深层次的利益分布在全球产业链条之内，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脱节。例如，中国花费高昂代价出口资源与物质财富，换取美方的纸币财富抑或金融财富得到名义顺差，其后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使纸币财富回流美国，在这一进一出过程中，大量贸易利益流向美方。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贸易差额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的联系已经难以为传统理论所解释。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美国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淡化了学术界对其巨额贸易逆差的担忧。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高负债率及迅速上升的失业率，反映出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从美元化、全球产业转移、人口、消费变动等角度考虑跨期替代因素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表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会自动减少。但在巨额贸易逆差一直存在的经济体系之下，市场失去了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约束，资产价格成为货币政策目标，使市场上美元流动性泛滥，虚拟经济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膨胀，最终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从而会弱化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支撑条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经常项目严重失衡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失衡已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显示了调整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但贸易逆差的调整需要在成本与潜在收益中去权衡，长远目标也并非完全消除贸易逆差，而是需要设置调整的目标区间。从美国内部来看，需要逐步转变其债务型经济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稳步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与出口倍增计划，努力维持美元霸权。从外部因素来看，其调整还取决于BWⅡ（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或牙买加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及各国能否接受美国调整的成本，取决于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如何演进，美、欧再工业化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也取决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城市化建设的推进及产业转型与升级的成功。

通过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影响、可持续性及调整的研究，本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

（1）对各种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因素进行归类，从美国贸易逆差为何产生、为何规模巨大、为何长期存在这三个层次进行诠释。

（2）对传统主流经济学观点进行反思，认为全球化、产品内分工趋势之下，贸易差额与一国经济增长、失业率不相关，贸易差额与一国商品竞争力的关系日益淡化。进一步以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基础，分析贸易逆差背后的利益及流向，指出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流向的不一致性。

（3）提出名义顺差（逆差）、福利顺差（逆差）概念，这为当前分析各国贸易差额与宏观经济体系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4）从贸易与金融结合的视角分析了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作者认为，为弥补巨额贸易逆差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美国要努力保持美元资产的高收益率以吸引海外美元资金回流，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在低通货膨胀率下，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赤字、金融管制放松与金融创新成为内在需要并缺少约束，这进一步助长虚拟经济膨胀，并不断超越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临界点，最终酿就金融危机。

本书强调了未来美国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和调整的艰巨性，也间接指出了新常态下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内需、逐步实现贸易平衡的重要意义。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贸易逆差的成因是复杂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因素的具体影响如何，因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及代表性，可能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其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曾长期与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用产品内分工理论进行解释，但还不够深入，美国经济的特殊性与世界各国经济的普遍性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其三，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流向的量化问题依然亟待深入研究；其四，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国调整与不调整的成本与收益、具体的调整目标，仍需要明确的衡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