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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问题涉及面广，国际分工、产业结构变动、产业转移、FDI变动等均可归之为结构性因素。通过结构分析来探讨一国国际收支（贸易收支）的平衡问题，较早的研究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瑟尔沃尔（Thirlwall，2003）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一国长期性过度供给不足或长期过度需求均会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其中长期性供给不足反映的是经济结构问题，通常是全球产业转移、国际分工等所导致。
国际收支结构性不平衡是国际收支失衡中的一种类型，通常是指一国（或地区）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变化而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结构性失衡通常归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指一国因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对滞后或困难所引起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例如，在一国原有国际收支均衡状态下，当世界市场出现变化，新产品、新的替代品不断涌现时，若该国的生产结构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那么其原有的均衡就会遭到破坏。这种含义的结构性不平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发生。其二，是指一国产业结构较单一，或其产品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低，或虽然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较高，但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所引起的失衡。一国结构性失衡具有长期性，扭转通常不容易。在宋玉华等（2002）看来，美国贸易逆差包括资源性逆差、补偿性逆差和竞争性逆差三大类型，而前两大类体现了典型的商品结构性特征。赵夫增（2006）、亢梅玲（2006）等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来分析贸易失衡。韩琪、赵雪（2008）也强调了中国贸易顺差中的产业转移效应，间接肯定美国贸易逆差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在华民（2002）看来，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复杂，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不平衡变化，又源于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二元结构，还和全球人口流动与商品、资本流动的非对称性相关。短期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触发点。乔晓楠、张欣（2012）从产业结构方面做出分析，他们认为战后美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第三产业内部的分化，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支撑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使得美国产业合理化程度下降，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国家收支结构逆转。
曼恩和普莱克（Mann&Pluck，2007）提供了一个商品结构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案例，他们按照美国经济研究局（BEA）四类商品分类标准，建立了美国与31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库，从商品种类构成上具体分析了过去25年美国贸易商品，尤其是进口方面与国家组成的变化，并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赤字。他们通过详细考察各类商品需求弹性的变化及影响，认为要改变美国贸易赤字未来发展趋势，需要美国消费者进行更多的储蓄（李扬、何海峰，2009）。这与储蓄投资论的结论相似。在周世俭（2011）看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大量产业转移至中国，也把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最大海外受益者，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
由此我们得出初步的结论：经济结构的变化其实是全球产业转移不断发展的结果，即美国巨额贸易差额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表现，诸如汇率论、储蓄率、重商论均是产业结构调整之下的表象。本节侧重于讨论结构性因素在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际产业转移（International Transfer Theory，ITT）是指全球化背景下，受客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例如资源供求或产品供求情况发生变化，全球产业由高经济梯度国家或地区转移到低经济梯度国家或地区的过程，即产业超越国家界限上的流动。
产业转移在生产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产业在全球的结构性变化，也表现为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通常将贸易与投资分开来进行研究，研究对外贸易时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间不流动，而FDI理论又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的FDI模型，也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不一致。战后FDI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俨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投资被当作贸易的替代品，也逐步受到认可。雁行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产业在不同国家转移的规律，同时也反映了贸易在不同国家转移的趋势，从而间接反映了贸易与投资的动态变化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把二战以来的产业转移归之为三轮：第一轮始于20世纪50年代；第二轮大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轮始于20世纪80年代（赵晓、陈金保，2012）。有学者在前三轮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将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产业转移趋势归之于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张庸萍、刘建江等，2011）。通过产业转移，各国（地区）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也使得国际贸易地理方向发生了变化
。各轮产业转移的典型特征参见表3.2。
表3.2 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全球产业转移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归纳整理。
第一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美国把纺织、钢铁等劳动资源密集型传统产业向正处于经济复苏期日本、联邦德国转移，自身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信、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工业。由此开始，日本着重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其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日本逐渐成为美国的贸易顺差国，但美国整体上还保持贸易顺差。
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60年代，受越战影响，美国财政赤字不断累积，规模越来越大，国际收支不断恶化，美元信心逐步受到冲击，连续爆发了美元危机。受此影响，日元逐步升值，日本贸易条件恶化。为维持日本商品的竞争优势，日本开始大量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纺织、杂货、电器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造就了日本70年代初外汇储备的第一次快速积累。此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力供给逐步减少，工业生产所需的非熟练工人供给不足，工资上涨压力不断加大，也有了将部分产业转出的动机。美、日、联邦德国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为了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占据全球竞争的有利位置，在继续发展集成电路、汽车制造、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电等能耗少、附加值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努力将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中国港台、新加坡、韩国）和部分拉美国家。
经过这一轮产业转移后，美国全球贸易地位有所下降，其贸易顺差不断减少，到70年代开始沦落为逆差国，而日本、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地区成为顺差地区，其中日本逐步成为美国最大的赤字来源国。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开始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美、日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逐步把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相对偏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向中国东南沿海转移。在这一阶段，汽车制造业、微电子等产业也逐步成为转移主体。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抓住该阶段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逐步承接大量制造业的国际转移，到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承接资本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国际产业转移的快速发展阶段。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区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演变成世界重要的加工贸易基地。直接的表现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急剧增长，例如，1992年出口总额仅有849.4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到1827.9亿美元。
随着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全球以国家为代表的金字塔架构的国际分工模式的逐步形成，使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其中一个的表现是中美贸易差额越来越大，按美方的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达到227.7亿美元，1995年扩大到337.89亿美元，1997年达到496.95亿美元，占美国整体贸易逆差比重的45.9％。与此对应的是美日贸易差额保持相对稳定态势，1993年日方对美有顺差593.55亿美元，1996年略为下降至475.8亿美元，1997年又上升到561.15亿美元。
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本次危机中，印尼、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货币大幅贬值，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高企。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菲律宾等也受到了较大冲击。日本经济面临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再一次冲击，其经济吸纳区域产品的能力与对外投资能力均在下降。东南亚各国的区域整体投资环境也在下降，吸引外资的能力亦大幅度下降。在这样的形势下，东亚、东南亚地区新的产业转移趋势也开始了。
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并经受住了1998年特大洪灾的严峻考验，且经过长期努力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之下，21世纪以来，中国进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阶段，2002年利用外资总额突破500亿美元，2004年超过600亿美元，逐步成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国之一。发达国家逐步将发展成熟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制造、家电、汽车制造、石化加工等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这三个地区，市场规模、生产链、企业群和城市群之间逐步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对外贸易总额不断扩大，2002—2008年以年均25.9％的速度递增，对外贸易总额2007年达2.17万亿美元，2008年高达2.56万亿美元，当年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位。
经历了全球四轮产业转移之后，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这一期间，中美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两国贸易逆差也同步放大，中国逐步取代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并成为两国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全球制造业逐步集中于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经济体，其中东亚地区是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每次产业转移都带来了国际贸易地理分布的变化，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是这一变化的典型表现。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新一轮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行的再工业化战略为标志的产业转移开始出现。
从转移的动力来看，前四轮转移主要是受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企业出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利用当地廉价资源并通过FDI的方式来替代出口。而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前两轮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迅速飙升、房价迅速上涨推动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企业被迫寻求生存性的转移；二是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调整，逐步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多种措施推动资本回流、制造业回流。
在这样的动力机制下，本轮产业转移出现了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产业转移的新趋势，而是形成双向转移态势：一是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逐步由中国向东南亚、南亚如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新兴经济体转移，或者由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二是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强力推动的“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回流至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受此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有逐步减少的趋势，例如美国整体贸易逆差2010年仅有4978亿美元，已经恢复到2003年的水平，较2006年的最高值减少了2614亿美元，2013年整体贸易逆差进一步下降至4763.93亿美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分工在不断深化。在全球产业转移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之上，以国家为整体的国际分工出现了新形态。综合不同国家的主要产品形态，可概括为以典型国家典型产品为核心的金字塔架构国际分工格局（华民，2002；刘建江，2006）。如图3.1（本书第64页）所示。
美国以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R&D）、信息产品、金融产品与服务产品的相对垄断性供给地位居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位置。例如，2002—2005年美国知识产业年均增长7.66％，大大高于同期GDP3.48％的增长率。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加值高达1.03万亿美元，比第二位的日本多出7858.5亿美元（刘建江等，2008），当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高达30％。美国在极具有战略性竞争优势的航空航天器及零部件出口额方面也占据优势，2013年高达1153.81亿美元，其中有顺差862.7亿美元，而2006年的出口额才667.5亿美元。这也间接证明了美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层次地位。在这一层次，除农产品之外的绝大部分最终消费品及资源性产品均需要大量进口。兰德公司发布的2008年度的《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报告认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继续领先于世界，这也是美国保持经济总量绝对领先的基础。
为整个世界提供服务产品，尤其是金融服务产品，同时还包括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终端领域。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其一年的金融交易额超过英国GDP的几倍。而美国证券市场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规模。例如，衡量一个证券化水平，通常用证券化率（一国股票总市场占有GDP的比重）来描述。就证券化率来看，2004年美国和英国分别高达138.36％和127.91％，均较下面层次的典型国家要高（见表3.3）。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的服务贸易出口大国，2005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为3409亿美元。当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7838亿美元，但服务贸易顺差却达696亿美元。2009年在整体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的同时，服务贸易顺差高达1320.36亿美元，仅较上年缩减38亿美元。2013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7526.2亿美元，同比下降4.7％，但服务贸易顺差却高达2316.3亿美元，同比增长12.0％。
德国是西欧国家的代表，主要以从事资本品的生产参与当今国际分工，全世界50％的生产工具、机械装备为德国生产。作为这一个层次的国家，其实体经济相对繁荣、虚拟经济相对滞后是典型的特征。就证券化率来看，1995年末发达国家平均证券化率为70.44％，其中英国高达128.59％，美国也有96.59％，日本为73.58％，但德国却只有25.63％。到2012年英国仍然高达123.99％，美国则增长到119.02％，而德国仅增长到43.72％（见表3.3）。
表3.3 2004—2012年主要国家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对比
单位（证券总市值/GDP）：％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全球股票市场手册》和标准普尔增补数据。
主要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与附加值高的最终高档、中档消费品的生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凭借独特生产优势与国际分工地位，成为世界工厂。但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层次的国家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制造的巨大挑战。
曾经长期以劳动密集型的低档、中档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参与国际分工。在这个层次，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供给过剩而需求却相对不足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核心因素。随着全球终端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日益成熟，产品性能与质量不断提升，中国制造正逐步向上一层次升级并成为上一层次的有力挑战者。例如，2010年中国机电产品以1.59万亿美元的进出口和9334亿美元的出口双双跃居世界第一，出口扩展至225个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份额从26.1％提高到33.1％，增量占比超过40％。
除OPEC成员之外，多数低收入国家，如亚洲孟加拉、数量众多的非洲国家等均居于该层次，主要从事农业与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其中OPEC成员向全世界提供石油及天然气产品。
图3.1 以国家为代表的金字塔国际分工格局
图3.1中，金字塔左边为美国资源性产品与最终消费品进口方向，右边箭头所示为美国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等出口方向。在此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其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类似的还有英国，自1996年以来英国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状态，例如2004年、2005年分别有259亿镑和231亿英镑的顺差，2006年英国金融业净出口额达244亿英镑，而货物贸易却表现出逆差状态。而居于其他层次的典型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货物贸易收支均表现为顺差。
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美国控制高端产品的生产与终端产品的销售，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两端，而中间制造与边缘产品则分散到发展中国家。同时，美国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最终消费品和初级产品（资源），而将高附加值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故在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与贸易格局表明，多数贸易顺差国是以本国的资源耗费和低报酬的劳动为美国提供经济福利，支撑美国经济发展，而美国却将国内生产和生活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顺利向外转嫁（刘建江等，2008）。
自1997年以来，美国由原来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日益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而且消费性产品在进口商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这其实反映的是部分低端产业在美国基本消失，多数加工制造业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虽然具有比较优势的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等无形贸易的出口获利空间大，但量小且难以通过贸易统计反映出来（齐俊妍，2007）。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诸国及地区和众多石油输出国形成连年的经常账户顺差。
当前，产品内分工在电脑、移动通信终端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制造、服装、玩具生产及机械产品制造等领域已经成为大趋势。由此我们进一步验证美国在以国家为代表的金字塔国际分工架构中的顶层位置：美国在家用电器、服务、玩具等领域几乎没有硬生产环节，在家用电器领域，除了惠而浦公司（Whirlpool Corporation）之外，几乎再没有一个完全属于美国的品牌，在计算机制造领域，苹果、惠普、戴尔等具有终端生产品牌。2004—2005年，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标志着曾经号称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计算机业务逐步走下神坛，产品内分工逐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基本生产形态。2012年12月，摩托罗拉宣布把天津的摩托罗拉全球最大手机工厂出售给代工厂商伟创力，并宣称远离手机生产制造，将通过代工的方式生产手机，今后拟将精力专注于手机硬件的设计以及移动体验的创新。2014年1月，摩托罗拉移动智能手机业务以29亿美元出售给联想集团，并让联想集团全面接管摩托罗拉移动产品规划。
在这样的国际生产形态下，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两端，把控价值链左边的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与右边的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将最终产品的制造让位于其他国家，其贸易逆差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常态。
这种国际分工的新形态之下，传统贸易差额的核算体系已经受到了挑战。在产品内分工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之下，按原产地规则统计对外贸易已经难以准确反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外包的现状。从传统贸易的统计上来说，居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生产大国，其出口贸易总额被夸大，而美国则出现进口贸易总额夸大的情形，从而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
当我们把美元及美元资产视为一种产品之时，全球的国际分工又进入了一种新形态，即“金融制造”相对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徐建炜、姚洋，2010）。胡超、张捷（2010）提出的“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格式，与此类似。
图3.1（第64页）是以国家为整体特征的金字塔国际分工架构。居于顶层的美国和英国，凭借发达的金融业及货币地位，相对于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制造业发达国家来说，具有金融服务业比较优势；而德国、日本和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国家，与金融业相比，在制造业领域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并逐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体系。表3.3反映了两大类国家证券化率的较大差异，以日本为例，2005—2007年其证券化率一度超过了100％，但2008年开始基本上在60％~75％，而美、英两国除2008年受股价大跌的影响之外，其证券化率长期在100％以上。另外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等，相对于美国来说，其金融市场不太成熟，也不是太完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比较低，因而也是以制造业比较优势去参与美、英主导的“金融制造”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其结果必然是金融产品的提供方用金融产品来交换制造业产品，一个表现为长期巨额贸易逆差，一个表现为长期的顺差。
图3.2 美国服务业、制造业与虚拟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相关数据整理。
对美国来说，其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也体现在美国经济结构的虚拟化与制造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趋势并存的现状之上。胡晓（2012）把经济部门分为三大类：一是虚拟经济部门，包括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和保险部门；二是传统的制造业部门；三是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仓储运输、信息、职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服务部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部门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21世纪以来逐步居于稳定状态，并保持在46.5％左右的水平；虚拟经济部门占GDP的比重则由1977年14.14％的水平上升到2002年19.49％的水平，此后稳定在19.50％左右，金融危机后也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2009年上升至20.24％。与这两个部门在GDP中的比重相对上升相比较，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对下降：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低于虚拟经济部门；到21世纪初下降至13％以下；2009年仅有11.22％；2014年这一比重也只达到12％，仅为服务业所占比重的1/3（见图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