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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长期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课题。围绕贸易逆差的成因及调整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21世纪以来，当全球经济失衡广受关注之时，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也被逐步纳入到全球经济失衡的整体分析框架体系当中（王栋贵，2013）。学者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成因的研究，也逐步在全球失衡这一大的框架体系中进行，并与对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分析结合起来。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对美国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分析，也相当于分析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从国际收支层面来说，国际收支失衡的货币论与吸收论，强调的是从总需求层面来探讨国际收支失衡，并由此分析调节政策，却忽视了经济供给层面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货币论主张通过缩减国内名义货币供应量来减少实际货币需求，以达到缓解经常项目赤字的目的。吸收论主张通过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减少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是贸易失衡的汇率论的基础，实际上强调的是国际价格的供求弹性，反映的是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变化。曼恩（Mann，2005）认为，影响一国经常项目平衡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水平、SI储蓄投资缺口、开放程度（对外贸易与FDI状况）、金融体系、宏观经济政策等。
整体上，依据不同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美国贸易逆差成因的因素归类来看，无疑可归之为如下六大方面：内因论与外因论、供给论与需求论、短期因素论与长期因素论、静态论与动态论、结构论、非均衡发展论。下文将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性归类。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成因归类有不同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大类型：
将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归之为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Feldstein，1993）。该假说认为，财政赤字必然伴生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意味着更多的政府支出，货币当局为防止通货膨胀不会为财政赤字融资，从而导致利率上升、外资流入、美元升值，形成贸易逆差。
这一假说也可算是重商主义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在美国国会贸易赤字调查委员会看来，贸易逆差的成因主要在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例如他国存在的非关税壁垒、对出口美国商品的倾销与补贴、发展中国家较低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条件等。有意思的是，该报告强调的是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却排除了美国自身存在的重商主义，例如美国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理等。该报告提及的美国因素仅仅强调了美国本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消失（刘建江，2001）。此假说的另一表述是汇率操纵假说，认为美国贸易伙伴汇率低估政策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此假说另一表述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假说。该假说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其进口需求的增加，而其他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缓慢导致美国出口需求下降，最终导致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出现。
此假说另一表述是储蓄投资缺口假说。研究者不同的偏向会得出有差异的结论。伯南克（BenBernanke，2005）认为是全球性的过剩储蓄流入到美国，增加市场需求并导致储蓄下降，从而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例如东亚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可用储蓄率差异来解释。而另一派学者，如麦金农则指出，是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边际消费倾向过高才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差（R.Mckinnon，2005）。
这一假说反映了美国贸易逆差存在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两个方面。从被动层面来说，其他国家为了国际流动性与对外资产的安全性需要，有扩大外汇储备的强烈动机，需要美元储备，从而助长了美国贸易逆差。从主动性来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使得美国对自身债务存在较强的软预算约束，从而造就了美国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其直接结果就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就上述五种观点来看，前三种观点反映了短期性因素，第四种观点强调美国外部因素对逆差的影响，第五种观点则是建立在货币的外生性假说之上，更多的是反映贸易逆差得以维持的条件和规模的扩大。由此涉及了长期与短期的划分、整体与局部的归类问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具有巨大影响力，国际流动性与美元的供求也就具有紧密的联系（门圣童，2010；马先仙，2010）。基于这样的逻辑，以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与吸收分析法为基础，前者认为当国内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之时会导致利率下降，形成经常项目逆差；后者认为，国内总吸收大于国内总收入时，形成经常项目逆差。由此，可提出了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供给决定与需求决定的视角，可归之为供给决定论和需求决定论。
供给决定论将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美国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私人投资过热、经济繁荣与通货膨胀归之为扩大经常项目逆差的美元供给方。
需求决定论强调其他国家出于国际流动性的需求对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影响。具体因素包括：强势美元、美元汇率、全球性结构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经济周期、追求就业与高积累的BWⅡ的复兴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归纳是从美元的供求视角来分析经常项目或贸易差额问题，将货币视为外生变量，认为是货币供求来决定生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党印、汪洋（2010）综述的全球经济失衡框架包括五个层面，以此为基础，我们将全球失衡进一步细化到美国经常项目失衡与贸易逆差，概括为四层面分析框架：
美国贸易逆差是各国的微观生产主体在遵循比较优势原理下进行全球化资源最佳配置的结果。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外包、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加速，比较优势格局不断呈现出时空差异，低劳动成本地区如中国、东南亚、印度地等通常率先承接劳动成本密集型生产和服务，而以美国为代表的高劳动成本地区的发达国家在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出口优势时往往存在时滞，同时发达国家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两端位置，而中间的生产、加工、装配环节则由低劳动成本地区来完成，故美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周小川，2006）。吴晓灵（2007）强调，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尤其是中国对美方的顺差，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
这一分析的逻辑是：金融全球化发展迅速，东亚和美国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但东亚地区内部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却不高，结果是美国不但金融效率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进程快，而且能迅速获得国际融资（张礼卿，2007），但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来说，其过剩的储蓄需要借助于美国金融市场进行转化。于是，东亚得自于美国的大量贸易盈余资金重新回流到美国进行转化，再由美国以购买东亚国家和地区商品的方式流向东亚。这是美国与东亚之间存在严重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所在。
资本流动、国际货币体系也归之于该层面。这与上述美元特权假说有一定的相似性。
该层面也可归之供给论或生产论。
王栋贵（2013）将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研究归纳为三个逻辑演进阶段：从美国国内因素过渡到国外因素，再过渡到全球一般性因素。他特别强调美国过低的储蓄率、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优势、美国的金融发展优势、美国的“过度特权”与国际货币地位等四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
若将这一分析的逻辑运用于对美国逆差成因的研究，进行适当调整后也可归纳为三个层次的演进研究逻辑：第一层次是从美国国内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包括储蓄投资缺口差异（储蓄率过低）、生产率增速优势、金融发展优势、美元特权地位、美元汇率、产品进出口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出口管制、统计核算等因素。第二个层次是探讨美国国外因素，又包括储蓄投资缺口差异（储蓄率高、投资率低）、外汇储备积累动机、重商主义动机、价格因素（汇率低估）、石油价格上涨、金融发展劣势、金融发展滞后、BWⅡ复兴等。第三个层次是分析贸易逆差的一般性成因，例如人口结构因素（年龄结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比较优势与国际分工、不完全的金融全球化等。当前，国际市场机制、国际市场环境、国际生产组织等领域也逐步被引入到美国贸易逆差的研究当中，这也可归之为一般性因素（洪联英、刘建江，2012；洪联英等，2016）。
按照胡晖、张自如（2006）对全球经济失衡理论进行分析性评述的逻辑，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或者说经常项目的失衡存在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
以新古典主义等传统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开放宏观经济分析，认为中心国美国汇率高估和外围国汇率低估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由此也得出相关结论：是汇率因素导致了美国贸易赤字，调整可从汇率变动入手。
该假说建立在对实体经济分析基础之上，认为美国巨额逆差是由于作为中心国的美国存在巨大的储蓄缺口，外围国用其储蓄剩余为美国的储蓄缺口融资、支持美国居民过度消费而造成。由此也得出结论：美国自身经济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其失衡的内在原因，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也要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入手。
关于美国贸易逆差的研究，不但需要解释为什么存在逆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解释为什么美国逆差具有如此之大的规模（Chinn，2011）。基于这样的逻辑，以张幼文（2006）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全球化、国际分工等长期的因素才具有根本性解释力；或者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消费储蓄习惯差异等长期结构性因素。蔡兴、刘子兰（2012）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源于其实体经济的不断调整，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是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刘伟（2013）则强调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其经济实力的衰退，贸易逆差的长期化归因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诸如汇率因素、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差异、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美元化等则只能归之为短期性因素。
在我们看来，国际收支的结构分析法、国际分工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均产生了全球贸易的结构性非均衡发展，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分析，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
丁骋骋（2009）除了肯定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之外，还分析了单一国家国内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与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国际收支的资本账户失衡可能是国内金融结构问题造成，一国金融体系是以市场为主导还是以银行为主导，决定了一国资本流入的数量与质量，影响资本转化的效率，最终造成资本账户的不平衡。不过鉴于本书着重分析的是贸易领域的失衡问题，故对金融结构性差异与国际收支的关系不做过多论述。
蔡兴、刘子兰（2012）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贸易逆差的关系，间接证明了结构性失衡问题。在陈华文（2013）的分析框架中，将美国贸易逆差的结构性成因归之为三个类型的结构性问题：其一是消费投资的结构性失衡；其二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其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性失衡。这一分析可以理解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去工业化，加速了美国经济的服务化进程，导致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美国货物出口能力不断下降，服务的出口能力却进一步强化，但两种类型贸易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服务贸易的顺差抵消不了货物贸易的逆差，故整体贸易逆差越来越大。
用美元特权来解释美国贸易逆差，与用美元汇率、美元信用本位货币来解释美元贸易逆差有相近之处。如前撰述，汇率因素难以解释美国贸易逆差，但美元特权（马先仙强调的是美元存在“过度特权”）可解释美国为什么能长期持续地保持巨额贸易逆差。美元特权论的基本观点是：因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拥有特权，使得美国对外资产收益要大于外国居民持有的美国资产收益，这种正的收益差异使美国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而不受预算约束（Gavallo&Tille，2006；马先仙，2010）。因为美元拥有美元特权，美国不但能享有“无泪赤字”获取“铸币税”，而且可以顺利转嫁国内经济风险，并直接促成美元回流，形成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进而维持其巨额贸易逆差之下的经济增长（袁冬梅、刘建江，2007）。
豪斯曼和斯特森格（Hausmann&Sturzengger，2005）提出了一种计算经常项目和国际投资头寸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提出了暗物质假说（也被称之为黑物质假说），暗物质借用天文学的概念，表示的是经济体系中能创造收益但却看不到的一种物质。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上主要的知识、流动性（美元）和保险的净提供商，出口所谓的“暗物质”。所谓暗物质，在他们看来主要包含知识和技术，体现为美国对外的溢出效应；另外就是美国提供的高质量流动性服务，主要表现为美元资产的相对安全性。为理解这一观点，先引入净国际投资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的概念。所谓NIIP，指的是一国或地区在特定时点上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差额。美国已经是世界是最大的对外债务国，例如2004—2012年，美国对外净债务累计高达23.55万亿美元，但是其经济暗物质累计高达3.28万亿美元，加上其BOP表内1.2667万亿美元的净投资收益，综合投资收益高达4.5467万亿美元，净债务收益高达19.3％（丁志杰，2014）。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思路，豪斯曼和斯特森格指出，美国经常项目失衡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暗物质的来源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徐以升，2012）：第一，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过程中，向东道国融资所获得的投资收益，这部分收益没有反映在美国的FDI之内。这相当于美国企业出口了跨国经营管理能力所获得的报酬。第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所带来的收益，本质是美元的铸币税，与美元的特权地位所获得的收益类似。第三是美国对外投资收益率远高于流入美国资产的投资收益率。这种收益差距相当于美国向世界出口的一种保险（李新功，2008；张莱楠，2010）。
李稻葵、李丹宁（2006）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流行的汇率论、储蓄论、结构论和重商论进行了综合性评价，认为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双方储蓄率差距加大是次要因素。当然，该文献并未评价世界贸易格局变化的根源所在。胡渊、陈继勇（2012）则提供了从汇率弹性视角、储蓄投资视角、全球资产组合视角、国际分工视角和统计失效视角来分析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框架。而林乐芬、唐昆（2012）以中美贸易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多维视角分析美国贸易逆差成因的文献。作者分析了反映FDI因素的产业转移、汇率变动、统计差异等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因素非美中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
综合比较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多种因素，可从内因与外因、供给与需求、短期与长期、静态与动态、结构性因素与整体性因素等来进行综合性归类（见表3.1）。
表3.1 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因素归类
资料来源：笔者归纳整理。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因素的归类界线并不是太明显的，许多因素之间具有强交叉性。例如重商论本身也包含了汇率论，国际分工因素则包含了产业转移、金融制造国际分工、中心外围论等范畴。不同因素之间又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暗物质假说离不开美元特权因素；统计差异论又以当前越来越普遍化的产品内分工生产形态、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基础；孪生赤字假说、金融发展差异论、人口结构论、储蓄率等最终落脚点是储蓄投资缺口论。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来看，也很难区分哪些因素只影响需求，哪些因素专门影响供给。从一定程度上说，需求与供给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本书安排三章的内容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具体成因进行分析。拟将国际产业转移、国际分工因素统一归纳为结构性因素，并界定为影响美国贸易逆差的决定性因素；将美元特权地位、储蓄投资缺口因素、财政赤字、金融发展差异、人口结构变化等归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支撑性因素，其重要的逻辑是财政赤字、金融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最终影响到美国的储蓄与消费，落脚点是储蓄投资缺口因素，而这一因素既支撑了美国贸易逆差所形成的商品缺口，也使得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将汇率因素、重商主义、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统计差异作为贸易逆差的政策性因素，并将其界定为次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