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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语境中，讨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问题的根本前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当下诸多理论探讨常常无意中绕过了这个根本前提，其结论难免虽言必称希腊，却让人感觉无的放矢。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剖析，而后探求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定研究领域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是相关制度分析的基本理论进路之一。
在现实环境中，四项基本原则之首即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四项基本原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评价党领导一切（制度变革与构建）工作的最高标准和指针，关系、影响、决定着全局。中国现行《宪法》在第1条中即开宗明义：“……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以最高法律效力的形式确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它是制度体系的奠基性构成要素，是最基本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功能的不同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都有着统御性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事件及变迁过程“得以发生的更加持久不变的制度，这些制度更多的决定了它们（指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事件，引者注）的过程”
，因而是中国制度整体结构中的元制度（Meta-institution）。在汉字中，“元”字有着“始，开端”
“根本，根源”
“大”
“万物之本”
等含义。“Meta”是一个拉丁词根，作为前缀是指居于上位或在后一事物之前。
因此，两者在语义上能够互相指代。青木昌彦也指出：
元制度是基本制度的一般形态
，构建于简单的、带有思想试验性质的环境中，以期反映产权规则、自我实施合同、第三方合同实施、组织规范以及国家等基本制度的某些重要方面。
总之，社会主义元制度在中国正是“产生制度的制度、是规则的规则”
。
“马克思不将自己囿于检验资本主义或其他体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观察其制度的总和——不是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
系统性观点
。”
如果这是一个准确的观察，则这种系统性视角对于社会主义元制度的分析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科尔奈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备分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刻继受了马克思的理论范式，成为后续研究的基准参照系之一。”
[1]
对于科尔奈的经典体制的制度范式分析架构，可以简要总结其要旨如下：
社会主义元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自发秩序”
不同。本质上，自巴黎公社成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直至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后各自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继续实践探索，都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为社会建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觅得这一社会建构整体设计思路的若干线索：恩格斯在其《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对社会主义各构成功能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如下经典论述：“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献中，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字、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列宁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严密性，
组成社会主义元制度的社会领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功能要素之间具有极其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互相需要、互为条件，彼此强化、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严密整体，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硬核（Institutional Hardcore）
，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经典体制”），可相应图示如下：
图1-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制度硬核
经典体制是一个由特有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产权形式组成的紧密体制。其中，政治结构是决定性的，带有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基因图谱”，
因此是理解这一体制的逻辑起点；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互为因果；
既定的政治结构依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特定的公有产权形式。
“三位一体”经典体制的建立，必然导致官僚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功能领域之中。政治权力结构平稳运转的前提是具备由上至下、如臂使指的科层制官僚体系；政治结构严密、全面控制公有产权的唯一有效途径即为通过官僚体制“编制计划，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执行，采取命令式管理；上级机关对下级单位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以及日常经营定期进行具体干预”
。政治结构和行政官僚组织催生了相应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决定政治话语，而政治话语又提供了在政治领域中描述政治结构和行政官僚组织的语言以及评价政治结构、行政官僚组织的依据，论证了其存在的合法性。
经典体制下，官僚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有其独特的利益和动机因素，由此形成一定的行为特征。例如，官僚的政治动机激励强于经济动机；官僚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的行为必然产生各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如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等。
经典体制最为特殊之处，就是它的各种组成要素之间具有奇妙的亲和力。一旦经典体制稳定下来，各种因素就会发展凝结成为一个统一体。它们互相吸引，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并非松散孤立，而是内在统一地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完善、自我强化倾向的体制。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正是一个典型的经典体制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社会又可能从传统中承继了一种对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子系统相互耦合而成的“超稳定结构”社会整合模式的强烈路径依赖。
所谓“超稳定结构”社会整合模式，就是三个社会子系统必须互相维系、互补匹配，从而将整个社会高度整合、稳定化，产生特定的秩序；子系统之间的“不兼容”冲突将会导致该社会体制面临深刻的社会整合危机而动荡不安，因此无法持久存续。中国社会传统内在整合模式的结构恰恰与经典体制的“三位一体”要素一一呼应，而官僚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又与中国千年以降形成的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管理机制有着水乳相融的天然亲缘。因此，经典体制必然高度内化于中国社会之中，并将中国社会整合为“铁板一块”的大一统（Monolithic）整体。
[1] 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匈牙利经济学家，转轨经济学大师，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先驱，数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他的《短缺经济学》等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初即被引入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学人。他毕生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下文中简称《社会主义体制》）这本力作中。
《社会主义体制》的精义在于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即书中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简称为经典体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其所有主要领域：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对经济的监管、机制内部的信息流动、典型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典型行为特征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解读（第一部分“经典体制剖析”）；之后，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继续讨论了经典体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内改革直至最终走上转轨道路所产生的复杂影响（第二部分“偏离经典体制”）；最后，对于经典体制的改革予以预测。更为重要的是，科尔奈效仿马克思，构建了一个用以描述、分析经典体制的制度范式，其中不包括个别的东西和特殊现象，有的只是一般性结论和共同特征。这正如他的自我评价一样：书中对于政治权力结构或所有权关系的论证以及对体制表现的总结性评述绝非作者的即兴之感，这一切都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大厦基础之上，更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和思考的结果。
当然，由于科尔奈本人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在其学术生涯中发生过判若两人的变化，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走向公开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这种思想历程必然要反映在他的研究之中。虽然他始终声称是在坚持对社会主义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但相应的价值观不可能不在其描述和分析社会主义体制时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他的经典体制的制度范式也对社会主义有诸多片面、偏颇乃至歪曲、错误的结论和见解。譬如，他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本身蕴含的巨大潜力选择性失语，对改革的前途过于悲观。但是，正所谓瑕不掩瑜，他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系统性研究框架与马克思的理论范式一脉相承，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