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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跳出自我，从外界来观察自身，一直是人类的一个梦想。18世纪的英国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就曾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
啊！我多么希望有什么神明能赐我们一种才能
可使我们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
中国古代诗人苏轼（1037—1101）也曾发出过同样的感慨，他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的意思是说，山的形态总是和观山者所处的地位和角度有关，人们要真正认识山的全貌只能站在山之外。
如何才能取得这种外在于自我的角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他者”，也就是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重新认识自我。这种“参照系”有时是明显外在的，例如以人造丝为参照，我们可以说出真丝的特点；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参照是潜藏隐在的。如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所指出，人们说“龟无毛，兔无角”，那正是和潜在的“有毛”“有角”的东西相比照而显出了“无毛”“无角”的龟、兔的特点。由此可见，要成为可以比照的“参照系”，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差异。差异不仅是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外在参照，同时也是构筑人类和谐、宽容的生活，发展多元文化的必要条件。
欧洲的杰出理论家恩贝托·埃柯1993年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他提出：“了解别人并非意味着去证明他们和我们相似，而是要去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他强调他的北京之行，不是像马可波罗那样，要在中国寻找西方的“独角兽”（Unicorn），而是要摒除一切成见来了解中国的龙。他在1999年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会上，又再次强调：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他认为发现和承认差别一方面是可以和他人更好地和谐相处，另一方面，也是有更多的“参照系”，可以从更多方面认识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悠久、典籍丰富、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来说正是一个保持着最大差异，最能在比照中作为“他者”，帮助西方从多方面重新认识自己的最佳“参照系”。正如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说：“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颇有创意的、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反观西方文化的著作。中国，作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日益为广大理论家所关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通过孔子思想对西方文化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
Anticipating China
:
Thinking Throughthe Narratives ofChi 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
Thinking from the Han
:
Self
，
Truth and Transcend ence
）都是用一种互动认知的方式讨论了中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以及更深层的思维方式等问题。2000年刚刚出版的斯蒂芬·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
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
The Siren and the Sage
: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把中国和西方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固定对象来进行分析，而是肯定中国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互动认知”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建构的过程。
五四以来，中国国内学术界，以西方为参照系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也很不少。特别是颇有家学渊源，而又长期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曾经作出过相当卓越的贡献。例如冯友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参照西方哲学发展源流，建构出一套新的哲学体系，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也不同于西方，而是他个人融会西方经验，对中国传统哲学所作的新的诠释。他关于“负的思维方式”的解析就很有启发。他举例说，画家以线条描月或以颜色涂月，其所画之月，在他画的地方；还有另一种画月的方法，只在纸上画云，于所画云中留一圆的或半圆的空白，其空白即是月。“画家的意思本在画月，但其所画之月正在他所未画的地方”
，画其所不画，也是一种画。这种负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应用极广，如孟子说：“不屑于教诲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不教诲就是一种教诲的负面方式。这种负面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学创作中，更其常见，以至成为中国诗学的一种主流。中国诗学讲究“超以象外”“不落言诠”，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最高境界，就是力求“以直接可以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也不可思议者”。也就是说，诗人所想使人得到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所未说的。例如晏几道的词：“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诗人想说的既不是明月，也不是彩云，而是字面上未能表现出来的当年和一位美丽姑娘诀别时的无限情怀。
当代中国学者在互动认知的背景上对中国文化特点的研究也有很多新的成果。例如庞朴教授关于“三极”观念是中国传统智慧的一个基本点的论述就是如此。他认为早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中国的一本古书《关尹子》就曾记载了“蜈蚣吃蛇，蛇吃青蛙，青蛙吃蜈蚣”的三物循环相克的有趣现象。后来古书上的这种思考发展为司马迁的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司马迁指出：下一代常常因克服上一代的短处同时又铸成了自己的短处，这种短处又有待于更下一代参照更上一代的经验来加以解救，如此循环往复，永无休止。除了这种三极相克的理论，另一种相生相成的理论也是以“三极”为核心的，那就是《易经》提出的“天、地、人”。天有化生的能力，地有养育的能力，人正确地参与其间，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的局面。庞朴认为，“三”同时也是中国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那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原则。这个“中”，非此非彼，而是对两者的超越，是“第三极”。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都是由“阴”和“阳”两方面所构成，但只有在第三者“冲气”的作用下，才能“和”，才能“生物”，创造生命活力，使“阴”“阳”二者的潜力成为现实。因此“三”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数字。《史记·律书》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为什么说“成于三”？就是因为只有“三”才能使孤立的“一”和“二”相结合而产生新事物。所以老子说：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第14卷第1章中说，所有的哲学家都以二元对立作为第一原则，中国则似乎总想找到包含对立、超越对立、制约对立、代表对立的和谐，也就是在一、二之后找到了“三”，并以之作为思考问题的第一原则。
以上两例都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层次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显然不大可能出现在20世纪之前。无论是明代人还是清代人都不可能采取这样的研究角度，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原因就是他们不可能像上述两位学者那样有一个广阔的西方文化背景作为参照系，无论是隐在的（如第一例），还是明确说出来的（如第二例）都是如此。应该说，这种对于中国古老文明的新的归纳和诠释都只有在广泛吸收了西方文化，并在中西文化相比照的语境中才能作出。
因此，近年来，在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互动认知成为学术界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80年代以来，欧洲中心论以“普遍主义”的形式，改头换面，重新向全世界推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思考。198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国际研讨会，建立了常设机构——跨文化研究院，开始邀请亚洲学者和非洲艺人去欧洲实地考察并评点欧洲文化。1991年在中国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中欧跨文化国际讨论会，以“互动认知的策略”为中心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狮在华夏——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问题》。1993年，跨文化研究院组织了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多位著名学者组成的学术考察团，沿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进行考察和评点，以取得第一手经验，最后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有关“文化误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中、法文版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论文集。第三届中欧跨文化国际讨论会是1996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主题为“中欧文化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会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这次会议除学术讨论外，最重要的成果是决定由法国跨文化研究院、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共同合作，开创三项实际工作：1.出版中欧跨文化对话刊物，现已出版中文本5卷，法文本1卷，准备第二年春天出新千年特大号；2.编写中法合作的《远近丛书》，选定中法一般读者都感兴趣的日常生活问题，如生死、自然、梦、夜、味、美、身体、智慧、童年、家等，每本皆由一位中国作者和一位法国作者结合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底蕴，合作写成。现已完成7本，并在中国和法国发行。3.着手研究某些关键词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第一批选定五个词语：经验、自然、真、善、美，中方写作已完成。原拟只在中法文化之间进行探索，现在又发展为研究某一词在中国、法国、印度、阿拉伯四种文化中的不同含义和不同解读。另外，“互动认知”网刊已在“北大在线”网站开通，即可通过因特网与更多的地区进行联系。
总之，互动认知正在全面刷新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信息社会及其所产生的知识社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将成为人类行为的基础，而互动认知也必将成为人类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最重要的认知方式之一。互动认知本来就是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认知方式的全面发展必将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