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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单梳理一下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流行的口号，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救亡图存！”
北伐：“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土地革命战争：“打土豪，分田地！”
抗日战争：“消灭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保卫胜利果实！”“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0世纪60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
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
这些口号在当时都是鼓动群众热情的最有力工具，简单、鲜明、有力，具有巨大的煽动力和凝聚力。可以说，这些口号是时代思想的提炼，是凝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火炬。
当然，还有一些口号，例如“讲究卫生”“防火防盗”等，也有作用，但这些是与常识相关。
可见，口号是个好东西。但是，有影响力的口号，第一要有倡导者的实际行动，第二还要有思想，能够提炼和概括时代精神。
当今中国社会也有一些口号，例如“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和谐社会”等。可是，现今的口号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热血沸腾？没有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有些口号，例如“反腐倡廉”之类，实际上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口号与实际行为的脱节（有些官员上午还在做反腐报告，下午就被“双规”），被人们嘲笑和不屑。
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是提出口号的倡导者，即政府的实际行为让人们不信任，使人们感到这些口号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口号变成虚假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这些口号缺乏思想的支撑，不能提炼时代精神。其实，一个口号的生命力，更在于它所体现的思想。例如“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而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下才展示出当时巨大的影响力。
一些有思想的语言，甚至从口头流传上升成为格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思想的一种体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一种体现。这些思想理论提炼出来的名句、格言，甚至经历几千年而仍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称为道德金律。民间今天还流传一些儒家、道家思想的格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知足者常乐！”。这些成为格言的思想，与倡导者的实际行为已经没有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思想更是口号的灵魂。口号没有思想，就是空话、废话，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格言警句。
在今天我们提出的很多口号中，例如“建立和谐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这里缺少的正是思想理论的支撑。
从口号问题必然说到思想，而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中国现在需要思想吗？
当下中国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很多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共识。例如，我们要发展科学技术，要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要应对可能的自然灾害，要发展教育，实现文化繁荣，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共识。甚至在体制层面进行改革，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体制的改革，人们也有不少的共识。但是，现在人们似乎不需要思想，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因此，我们政府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涉及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划，有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外交、教育，等等，但是，却没有思想建设的战略。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规划都是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似乎不需要思想。用柏拉图的话说，只需要“意见”，不需要关于真理的学问。其实，由于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和习惯与西方社会不同，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建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因此，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是思想创造。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思想的创造。一切从根本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源于思想的创造。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照搬西方的体制和观念，既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思想建设之于中国现实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在于，思想建设是解决中国人当下精神危机的唯一方法。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源在思想问题。中国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也与思想建设有关。因为，这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最上游的问题。在社会生活的河流中，思想问题也是属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源头问题。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下游的问题层出不穷，无法根本解决。有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贪官，贪腐几千万乃至上亿元，这些钱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好坏问题，根源上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可以说涉及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我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年轻人，正是生活在信念破产的时期，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可见，思想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刻不容缓的课题。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当下最迫切需要的是思想，尤其是需要与我们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活的思想，不是枯燥的教条、僵死的主义、无用的废话、误人害人的空话。
思想创造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极为重要。但是，思想创造也是非常困难之事。因为，思想是炒作不出来的，模仿不出来的，金钱买不来的，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帝王、君主让自己承担思想家的职责，甚至基督教的教皇也没有这样做。思想创造与科学创造一样，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奥林匹克竞赛。科学创造实质上就是思想的创造。因此，思想的创造不能指望政府部门的官员，也不能指望商人和社会其他从业人员，他们没有这个职责与能力。
亚里士多德说过，从事思想的创造，第一需要闲暇，第二需要闲暇，第三个还是闲暇。因此，在古代希腊，自由的奴隶主具有创造思想的可能，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是一些以思考为职业的人，例如孔子、孟子、荀子等。据说董仲舒曾经“三年不窥园”，才有“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
现代大学出现以后，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一批以思想创造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但必须让他们自由创造，而不是按照指令批量生产其产品。因此，在西方，政府对于大学的思想者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思想创造，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创造。即使是有些思想与政府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政府也不加以干涉。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与自己理念一致的思想家，也有一种特别的合作。海德格尔曾经与臭名昭著的纳粹合作过，但是，纳粹并没有让海德格尔为他们做政治宣传，更没有让他做宣传部长或理论局长。思想家只能做思想家的事情，而宣传部长只能由戈培尔这样的人来做。思想家有思想家的职责，例如亨廷顿，他不是总统助理，也不是国务卿，他是哈佛大学教授，只是个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对于美国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任何官员无法代替的。现在美国把打压中东敌对势力放在第一位，这个政策超越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藩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影子。
写意识形态宣传的小册子以及时评文章，与思想的创造是完全两码事。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思想是体，宣传是用。没有思想，就无法宣传。没有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因此，思想家不是宣传官员，思想建设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不能让思想家撰写宣传小册子、政论文，做审查文艺作品的审查官，书报制度的检察官。这也像一个公司，如果把做经理的人去做会计，作会计的人做推销，只能是人才浪费，管理也会失败。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思想创造。严格地说，思想创造最有可能产生于真正的大学。但是，如果政府把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变成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副部级或局级衙门，大学教授都把当官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这样的“大学”与思想创造绝对无缘。现在虽然每年中国大学都有很多“政绩”，其实有价值的东西不多，尤其从根本上进行创造的东西近于无。
以北大为例。正是当年思想自由的北京大学，提供了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和组织温床。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罗章龙等政治人物，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尤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思想家中出现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洪谦、贺麟、牟宗三、钱穆等，对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科学、教育、文化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广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北京大学对于国家亦有贡献，但相比之下，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北大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导致了中国的一场大灾难。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大学状况也令人堪忧。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对于大学的弊端看得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不是在办真正的大学。但是，谁也无能为力。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工作，似乎就是专门给大学教员们找事做。办法不外是：第一强迫，用提职的限制等等；第二是利诱，即各种奖励和待遇。这些奖励和待遇的名目，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的大学现状如此，大学的精神产品成了官员们对上级可以量化的“政绩”，与整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创造无关。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应该严肃地想想：我们民族国家的未来还会怎样？
2011年12月12日下午于燕南园56号，此文在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