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播史家F.莱斯利·史密斯（F.Leslie Smith）将1929年至1947年这一时段称为美国广播业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这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可。其实不独美国，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的广播业也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广播不但毋庸置疑地成为最为强势的大众媒介，也极为强有力地塑造了人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一时期的世界显然是动荡不安的，相继爆发了影响遍及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和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广播业非但未受折损，反而借助社会危机实现了令人瞠目的增长。

一、广播新闻的诞生与成熟

作为新媒体的广播的诞生，势必对“传统媒体”报纸构成巨大冲击。这种在今日看来顺理成章的事，在20世纪30年代初却成为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场令人瞩目的公共事件，即广播史家所谓的 “报业与广播业的大战” （the Press-RadioWar）。简而言之，就是报业经营者通过多种手段对广播业的发展加以阻碍，以及广播业通过各种方式突破上述阻碍实现自身发展的过程。

在美国，虽然商业电台在20世纪20年代已相当繁荣，但由于其广告收入始终远远低于报纸，因此并未引起报业的足够警惕。然而到了1933年，由于广播业的蓬勃发展，全美报纸广告收入已经比1929年下降了45%，尽管仍比电台高，但显然电台的存在令报业收入严重缩水已是不争的事实。诞生初期的电台广播是以音乐和脱口秀等娱乐节目来吸引听众的，这一点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情况都大抵相似。早期广播新闻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各电台并无独立的采编系统，对新闻的获取均高度依赖业已成熟的报纸和通讯社，广播网播送新闻的方式以播音员念当日报纸上的新闻为主。于是，为了遏制电台发展，美国报刊发行人协会在1932年决定不再向广播网提供新闻稿；同时，受控于该协会的美国三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也一致决定中止向电台提供电讯新闻服务。 事实证明，传统报业和通讯社的这一做法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广播网并未因此陷入新闻节目枯竭的境地，反而在危机局面下“背水一战”，摸索着发展起了独立的广播新闻业务。至1934年，CBS和NBC均已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创建了独立的新闻采集部门，开始尝试探索自成一格的广播新闻生产体系，即一种全新的、专属于电台的广播新闻生产实践。在1934年之前，美国始终未出现形态稳定、定期播出的广播新闻节目。不过这一状况除了源于广播网自身新闻生产力量羸弱外，也和来自广告商和广播网的经营压力有关——广告商无法预知新闻节目可能带来的收益，宁可选择更稳妥的娱乐节目。

广播网显然不甘心做次一等的媒体，开始想尽办法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获取新闻。或许由于无前例可循，又或因新的新闻形态需要新的采集方式，早期广播网的记者采用了大量传统报纸记者不习惯或“不屑于”采用的手段去报道新闻。比如NBC的记者谢克特（A.A.Schechter）最早通过直接给当事人打电话的方式进行采访，这种采访方式在当时的新闻业被普遍认为是粗鲁的、没有礼貌的，可是对于“手下无人，只有一间仓库改造成的办公室”的谢克特来说，这无疑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此外，谢克特还以赠送演出票（这些演出大多由广播网进行实况转播）的方式笼络重要人物，此举亦为报刊记者所不齿。但通过这种方式，NBC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比报纸更快抢到新闻。谢克特于1938年至1941年担任了NBC的新闻总监一职。

而CBS在新闻生产的领域走得更远，其成立于1933年的新闻部在广播网副总裁兼新闻总监保罗·怀特（Paul White）的带领下，开启了美国广播新闻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一时期，CBS一方面与海外通讯社广泛接触以拓宽信息来源，另一方面陆续在全美所有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设立记者站或聘请当地人担任兼职通讯员。很快，CBS就实现了新闻生产上的自给自足，甚至有些小型报纸还会主动前来购买CBS的新闻刊登。 在怀特的主持下，CBS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广播记者，比如美国广播电视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 爱德华 · 默罗 （Edward Mur-row）就是怀特1935年聘用的。

CBS的新闻采编部门成立后，为避免与国内报纸和通讯社的正面竞争，遂将目光转向局势动荡的欧洲。在新闻总监保罗·怀特的指挥下，CBS大量使用短波通信的方式将发生在欧洲的新闻源源不断地传至美国国内播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20世纪早期有大量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赴美定居，他们对于欧洲的时事新闻有急切的需求。默罗于1937年被派往伦敦负责领导CBS的欧洲分台，并因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场实况报道而蜚声世界。在不列颠空战时期，默罗以伦敦市民每日道别时的 “晚安，好运” （Good night,and good luck.）为结束语终结每日的播报，致使这句话成为风靡全球的流行语。2005年，一部讲述默罗对抗麦卡锡主义的美国电影就以《晚安，好运》为题。在CBS电台广播的全盛时期，CBS欧洲台麾下拥有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Collingwood）、威廉·舍尔（William Shirer）、埃里克·瑟瓦雷德（Eric Sevareid）、约翰·查尔斯·戴利（John Charles Daly）等一大批出色的记者。正是在怀特执掌CBS新闻部的13年时间里，“电台广播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

有学者评价默罗在1937年赴欧是“在适宜的时间、适宜的地点出现了一个适宜的人物” ，即指CBS的这一举动为广播新闻的发展带来的巨大提振。默罗和他手下的多位记者成了山雨欲来的欧洲大陆上闪耀的新闻明星，他们“见多识广，崇尚自由，而且爱出风头” 。在他们的努力下，广播新闻逐渐摸索出自己的独立形态。比如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AdolfHitler）治下的德国悍然吞并了邻国奥地利，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在默罗的带领下，CBS欧洲台的多位记者在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和纽约五地同时进行现场报道，首开同步连线直播报道的先河，并孕育了CBS最为长寿的广播新闻节目“世界新闻纵览”（CBS World NewsRoundup）。在报道所用的语言上，默罗也奠定了整个广播新闻业的基调风格，他说：“我在报道中使用的语言要既能让卡车司机毫无困难地听懂，同时也不会令大学教授感到自己的智力受到羞辱。” 因此，若说美国广播新闻的传统是在默罗的引领下发展成熟的，并不为过。借助其卓越的欧洲事务报道，“CBS不再只是人云亦云的信息传输管道，而变成了一股自力更生的文化力量” 。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3年12月，处于弱势地位的两大广播网曾在CBS总裁威廉·佩利的呼吁下与美国报刊发行人协会以及三大通讯社签订了一个“休战协议”，是为 《比特摩尔协议》 （Biltmore Agreement）。协议规定：广播网每天只能在9:30和21:30之后各播出不超过5分钟的新闻节目，以免与人们通过日报和晚报阅读新闻的时间相冲突；同时，广播网的新闻节目不能插播广告，单条新闻的长度也不能超过30个单词。 不过，这一协议并未平息报业与广播业之间的冲突，NBC和CBS总是能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超出协议规定范围的新闻报道活动。再加上全美600余座电台中只有150座隶属于两大广播网，其余为独立电台，完全不受协议约束。没过几年，《比特摩尔协议》就被废止了，两大广播网的新闻业务蒸蒸日上，而报纸也开始通过创设或收购电台的方式，努力将“对抗”转变为“共赢”。

二、电台广播的社会影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台广播的全盛时期，世界上主要国家电台林立，家用收音机迅速普及。至1938年，美国3200万个家庭已拥有2700万台收音机，广播几乎实现了对人口的全面覆盖。 在大萧条时期，“许多人宁肯卖掉心爱的家具、衣物等，也舍不得卖掉收音机。在经济危机席卷天下，整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际，广播恰似镇静剂，使惶惶不安的民众获得一种精神的抚慰与寄托” 。

此外，广播节目的形态与内容也出现全面的繁荣，除前文提到的广播新闻的诞生与成熟外，广播剧也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节目形态走进了千家万户。一些广播剧的热播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如为了适应著名广播剧《阿莫斯与安迪》（ Amos ‘ n ’ Andy ）的播出时间，美国各地诸多行业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甚至出现了“在东部时间晚上7时到7时15分之间出租车司机（为听广播剧）普遍拒载乘客”的现象。 一种对后来的电视剧产生深远影响的广播节目——广播肥皂剧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量出现，这类广播剧以生命周期长、内容浅显易懂、人物对话密集为主要特征，因其目标听众为家庭主妇且多半由肥皂厂商赞助，因此得名“肥皂剧”（soap opera）。

广播节目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甚至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社会学学者 赫尔塔 · 赫佐格 （Herta Herzog）就在1941年发表了早期广播研究的著名论文《论借来的经验》（“On Borrowed Experience:An Analysis ofListening to Daytime Sketches”），对广播剧的女性听众展开了具有雏形意义的“使用与满足”研究。而这项研究又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名为“电台广播研究项目”（Radio ResearchProject）的一部分，该研究项目于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启动，总部设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包括拉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海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内的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在该项目的支持下对全盛时期的电台广播及其社会影响展开了严肃而深刻的考察。

不过，电台广播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众普及率高、节目形态繁荣以及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等方面，更体现在其对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乃至颠覆。广播史上著名的 “火星人入侵事件” ，就是广播给人们带来“震惊”的典型案例。在1938年万圣节前夕，CBS在每星期日晚上美东时间20—21点的“空中水星剧场”（Mercury Theatre on the Air）栏目中播出了根据科幻小说《世界大战》（ The War ofthe Worlds ）改编的一集广播剧，该剧讲述了一个火星人进攻地球并大肆屠戮地球人的虚构故事，其导演和主演即后来执导了著名影片《公民凯恩》（ Citizen Kane ）的电影导演 奥森 · 威尔斯 （Orson Welles）。为了增强广播剧的感染力，威尔斯采用了很多极富感染力的手法，比如模仿新闻播报的方式、制作了大量足可以假乱真的现场音效等，用丰富多样的听觉手段营造出了一幅狂乱、惊恐、混沌的末日图景。这些在今天看来只是寻常可见的制作手段，在当时却令许多听众信以为真，认为火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于是美国多座城市出现了街头暴乱；在美国东北部以及加拿大的一些地方，大量广播听众仓皇逃离了自己的家，失魂落魄地涌上街头。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美国报纸总共刊登了12 500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分析。

一部广播剧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骚乱，这是如今难以想象的事，但在广播还是“新媒体”的时代里，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今天来看，这一极端事件实在是电台广播带来新的内容生产与信息编排方式的威力的全面展现。在这一事件中，除前文提到的充分利用声音符号形象、逼真的优势外，电台广播的线性编排模式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原来，“空中水星剧场”只是CBS播出的一个没有广告商支持的小众栏目，与之同时段播出的还有NBC红网广受欢迎的喜剧节目《切斯与桑博恩时间》（ The Chase and Sanborn Hour ）。后者在播出15分钟时结束第一个段落并插播中场音乐，这时很多听众会习惯性地转台至CBS。于是威尔斯利用了这一点，他故意在广播剧播出12分钟时开始插入大量以假乱真的、虚构的新闻播报，这就导致转台过来的听众完全没有听到此前的铺垫情节，而对“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情景信以为真，认为那就是真的插播新闻。尽管CBS在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里曾三次对听众宣称剧情是虚构的，分别在节目开始时、节目播出40分钟时和节目播出55分钟时，但对于中途换台“闯入”的听众来说，这三个时间点完全错过了。

不过，广播也并不总是导致骚乱。在社会动荡的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广播也曾发挥过积极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作用。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因其对广播的高度重视而著称，他在任期间总共发表过300多次广播讲话，其中尤以1933—1944年间的30次 “炉边谈话” （fireside chats）最为著名——他选择在傍晚时分美国人围在自家壁炉前烤火的时段进行广播讲话，并以亲切、质朴、真诚、生动的表达风格赢得了广播听众的热爱。罗斯福通过广播直接与民众对话，不但成功地绕过了参众两院共和党政敌的阻挠，有效宣传了自己倡导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更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成为美国人心中仅次于林肯的“伟大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自然也成了各国进行备战动员、开展战争宣传、与敌国进行心理战的有效工具。战争的需要刺激了国际广播的飞速发展。BBC从1932年开始用英语对外国听众进行广播，法国则将广播外宣的重点放在非洲，而苏联更是将对外广播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共产主义的工具，很早就开始播出汉语、朝鲜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节目。1941年冬纳粹军队围攻莫斯科时曾拟定一个准备在占领后立刻逮捕的13人“黑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斯大林，第二位则是苏联的广播播音员 尤里 · 列维坦 （Yuri Borisovich Levitan），因为后者在战争时期的播音极大激发了苏联人民的斗志。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有一段关于电台广播的重要论述：“如果没有电台，我们就不可能获取权力，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使用权力……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飞机和电台这两样事物，德国革命，至少是目前这种形态的革命，绝对不可能发生……广播信号覆盖了所有国民，无论其阶级、立场或宗教信仰是什么。” 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共有27个国家开办对外广播；至1945年大战结束，这个数字增至55个 ，包括美国之音（VOA）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广播电台，就诞生于二战期间。“希特勒歇斯底里的咆哮、丘吉尔英勇不屈的演说、戴高乐大义凛然的号召、斯大林沉着坚定的讲话，无不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天涯海角。” 在交杂着繁荣与混乱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台广播不但成功确立了自己作为第一媒介的强势地位，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了世界权力格局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