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广播电视学的基本概念

要点

1.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历程。

2.广播电视的五大媒介特征。

3.广播电视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广播电视无疑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不但极大拓展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视野，更深刻改变了人类观察、理解乃至阐释外部世界的方式。

在信息传播领域，广播与电视相继成为重要的新闻媒介。根植于广播电视媒介形态的新闻传播实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使得信息的传递得以超越文字和抽象概念，以更加直接也更加迅即的视听符号形式完成。 如今，尽管一些领域受到互联网的挑战，但电视始终在所有媒体形态中拥有数量最多的忠实受众，是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可信度最高的新闻媒体。

在大众审美领域，广播电视同样影响深远。早在1962年，包括尤金·伯迪克（Eugene Burdick）在内的不少社会理论家便开始系统阐释电视作为继建筑、雕塑、绘画、舞蹈、音乐、诗歌和电影之后的“第八艺术”的可能，一系列相关的论述被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的广播制作人罗伯特·刘易斯·夏扬（Robert Lewis Shayon）编纂为文集《第八艺术：关于今日电视的23种观点》出版 ，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广播电视艺术样式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取审美经验的重要来源。

在社会文化领域，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被普遍视为当代大众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和媒介之一，围绕着广播电视的文化影响而展开的讨论从世界上第一座电台诞生之日起，便从未停止过。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人们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权力结构的考察，几乎是同广播电视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媒介现象——如流行音乐借助广播的传播和电视对于重大事件的实况报道等——同步进行的。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便将电视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技术”（a particular cultural technology），并认为关于电视的讨论“在社会与文化争论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

因此，尽管广播和电视最初作为基于无线电通讯系统的声像传播新技术为大众所熟知，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早已深深嵌入人类社会变迁演进的脉络，不但在社会进程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广播电视的了解，不仅关乎作为媒介形态和传媒产业的广播电视的种种规律，更是人类了解自身处境、认清自身在社会与历史中所处位置之必需。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广播电视学得以成为一个学科，虽以广播电视媒介为核心内涵，其外延却十分广阔。

这一部分将对广播电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作为一个学科的广播电视学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介绍。

一、广播、电视与广播电视

当人们在日常言谈中使用“广播电视”这个概念时，其含义往往是含混模糊的。这并不是言谈者的问题，而是概念本身便极易混淆。

“广播” 一词来自英文“broadcast/broadcasting”，其本义是指：借助无线电、导线或卫星通信信号，使用视觉或听觉符号同时向大量受众传递信息的传播系统。“广播”一词最早出现在日常语汇中，与无线电（radio）的发明与普及有密切关联。因此，在电视尚未诞生的年代里，“broadcast/broadcasting”一词通常仅用来描述无线电台的信息传播活动。无线电技术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催生了电台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时任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的语言文字学者叶恭绰将“broadcast/broadcasting”这一英文表述直译为“广播”。自此，“广播”就成了“broadcast/broadcasting”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在此之前，日本已将其译为“放送”。

没过多久，电视也问世了。由于和广播一样以无线电技术为基础（声电技术到光电技术），故电视节目的播出在英文表述中仍被称为“broadcast/broadcasting”。因此，在英文语境下，广播就有了两种类型，分别是电台广播（radio broadcasting）与电视广播（television broadcasting）。这一习惯沿用至今。例如我们在讨论美国的电视业时，时常将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合称为“三大广播网”，正是因为它们的经营范围同时包括电台广播与电视广播。甚至由于电视在当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电台，因此英语中“broadcast/broadcasting”一词在更多的时候往往特指电视广播。

在汉语的日常言谈中，“广播”一词的含义基本停留在“电台广播”的范畴内，在大多数时候成了一个与“电视”并列的概念，亦即当人们提到“广播”时，通常仅指电台广播，而不包括电视在内。但在专业探讨和学术研究领域，“广播”一词的含义仍与其英文对应词保持一致，即同时包括电台广播和电视广播。

而汉语里的“广播电视”这一表述，用法则更为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这一表述等同为电台广播与电视广播两种技术/媒介的总和。如本书的题目“广播电视学导论”，就属于这一用法。但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还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指称：用于描述电视信号传输的三种主流技术（无线传输、有线传输、卫星传输）中的第一种，即通过无线方式传输信号的电视。因此，遇到“广播电视”一词，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在英文中，作为两种技术/媒介总和的“广播电视”自然就由“broadcast/broadcasting”来概括了，如“广播电视新闻”，通常就是“broadcastjournalism”。而作为一种传输技术的“广播电视”（无线电视），在英文中常用“terrestrialtelevision”（地面电视）或“broadcast television”来表述。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以汉语的惯常用法为标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广播电视”一词指代“广播加电视”，而用“广播”一词指代“电台广播”。但这些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还须读者厘清。

二、广播电视的技术基础

广播电视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科技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广播电视媒介和行业赖以生存的各项技术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电台广播技术的发展

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主要仰赖无线电通信技术。最早在理论上证明无线电存在的人是苏格兰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尔（James Maxwell），他在1864年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电场与磁场均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移动，进而预测了无线电的存在。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则首次通过实验证实了麦克斯韦尔的预测，并测试了电磁波的速度与不同波长的电磁波的相关属性，为无线电传送技术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纪念其成就，如今电磁波的振动频率便以“赫兹”为单位。

真正意义上的无线电传送技术的发明人是谁，至今仍存有争议，其中涉及三个关键人物。一为塞尔维亚裔美国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Nokola Tesla），他于1893年首次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公开展示了无线电通信技术。二是俄国物理学家亚历山大·波波夫（Alexander Popov），他于1895年5月7日在彼得堡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演示了其发明的无线电接收装置，这一天后来被俄国定为“无线电日”。三是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他和波波夫在同一年宣称自己发明了无线电传送技术，并于次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取得了这一技术的专利权。

目前，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马可尼被普遍视为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人，这主要源于其发明成果借助彼时“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国力而产生的巨大影响。1909年，没有大学文凭的马可尼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波波夫的发明则在腐朽没落的沙俄制度下沦为海军预告雷雨的检测设备，并未进入通讯和商业领域。至于特斯拉，更是悲情，他本于1897年获得美国无线电技术专利，谁知美国专利局竟于1904年将其专利权撤销，转而采用马可尼的无线电专利，这一反常举动或许跟马可尼——其时已转型为商人——与美国发明界复杂且深厚的经济利益关联有关。直至1943年，美国最高法院才重新认定特斯拉的专利有效，而此时特斯拉已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可见科技的发展不但与社会的政治经济脉络有着密切关联，更关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考量与竞争。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日渐成熟，通信信号得以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为电台广播的出现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经过大约十年的时间和一系列发明家的不懈努力，无线电通讯克服了只能以断点式的电波传输莫尔斯电码的局限，进入了不间断的“连续传播”的时代。1900年，加拿大电子工程师雷金纳德·费森登（ReginaldFessenden）得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资助，开始与恩斯特·亚历桑德森（Ernst Alexanderson）合作研制能够产生高频连续电波的交流发电机以用于声音的传播，并最终获得成功。其间，费森登曾于1906年12月24日晚，即圣诞节前夜，首次使用高频交流电发电机将声音信息通过电磁波传递出去，其内容包括一首亨德尔的音乐、一首费森登本人演唱的圣歌以及对《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一段诵读。他还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播音活动中吁请听众写信给自己，报告声音的清晰度及听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以便自己推测声电信号可以传递多远。据记载，最远位于几百英里之外的人收到了信号，但刺耳的噪音却始终伴随着整个播音过程。

除高频交流电发射机外，真空三极管的发明对于电台广播的诞生也至关重要，其发明人为美国的李·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这一小小的装置可以显著放大无线电信号的强度，并产生连续高频电磁波，成为声音借助电磁波完成高品质传输的最关键的一项技术。1907年7月18日，德·福雷斯特首次成功地使用三极管技术将高品质信号从一艘蒸汽机船传送至海岸接收器。发明家本人对自己的这一成就极为得意，他甚至在自传中将自己称为“电台之父”，并声称：“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个空气中的隐形帝国，它难以捉摸，却如花岗岩一样坚固，只要人类还要居住在这个星球上，它的结构就会与世长存。” 事实上，用“电台”（radio）一词取代“无线”（wireless）一词，确实是德·福雷斯特的主意。他于1910年1月12日和13日两天相继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的普契尼（GiacomoPuccini）的歌剧《托斯卡》（ Tosca ）以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恩里克·卡鲁索（Enrico Caruso）的表演片段通过不间断的方式向大约50位听众做了试验性的广播，这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电台广播实践。

德·福雷斯特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受到另一位美国发明家 埃德温 · 阿姆斯 特朗 （Edwin Armstrong）的挑战。后者年轻有为，在读大学期间（1914年）即发明了反馈电路（regenerative circuit），并在其基础上制作出超外差收音机（1918年），这种新型的接收机可以有效放大频率信号并滤除其他信号的干扰。从1916年开始，德·福雷斯特便与阿姆斯特朗就各自发明的专利权问题连续打了12年官司，直至1926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前者的决定。不过，广播史还是普遍将德·福雷斯特视为真空三极管的发明人，而将阿姆斯特朗视为“电台广播”的发明人。 此外，阿姆斯特朗还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调频方法（FM）的发明人，他于1935年11月6日在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IRE）的纽约分会宣读了一篇论文，描述了调频方法的工作原理，并于次年将论文公开发表。比起传统的调幅方法（AM），调频方法对于静电的干扰有更为强大的抵抗力，其发明极大提升了电台送声的音质。如今，调频广播是世界各国电台广播的主流技术。

在全世界范围内，无线电频谱资源普遍被视为国家财产或公共资源，广播电视机构对其只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而作为公共资源的无线电频率在理论上又是有限的，因此国家有权力决定哪些机构可以获得使用这一资源经营广播的资格。这一原则被称为“频谱稀缺论”（spectrum scarcity rationale），是国家对广播电视进行规制的基本法理依据。而管制的主要方式就是颁发牌照——只有符合公共利益的机构才能获准经营广播电视业，而触犯了公共利益的广播电视机构则会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后果。不过，随着有线与卫星传输技术的发展，频谱稀缺论在实际上已经“破产” ，因为新的传输方式可以不必使用公共频谱资源——如有线电视即可完全使用光缆——但这一原则沿用至今，是世界各国对于广播电视的规制总要比报刊严格一些的重要原因。对此，将在第五章展开详细的介绍。

（二）电视广播技术的发展

电台广播技术主要解决的是声音的远距离连续传送问题，而电视广播技术则更高一级：除要传递声音之外，还要传送连续的活动图像。

电视工作的技术原理大致可被视为电影技术的基本原理（视觉暂留现象）和电台广播技术原理相互结合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已诞生三十余年，不但在欧美各国成为广受欢迎的大众娱乐项目，更在技术与美学领域对“声画关系”这一20世纪独特的大众审美议题展开持续的探索。

早在1884年，23岁的德国大学生保罗·尼普可夫（Paul Nipkow）就成功使用一个布满小孔的圆盘实现了光学图像的传送，其工作原理是：当圆盘转动时，各小孔依次截取图片各点的光信号，然后由光感器记录并传输，最后在接收的电子管上复制出一幅黑白图像。这一发明被命名为“尼普可夫圆盘”（Nipkowdisk）。尼普可夫当年即为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而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机械电视正是以尼普可夫圆盘为技术基础的。

不过，世界上公认的“电视之父”是英国人 约 翰 · 贝尔德 （John Baird）。尽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欧美国家投身于电视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数甚众，并且他们均不约而同地将尼普可夫圆盘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唯有贝尔德一人取得了实质性进展。1925年10月2日，贝尔德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幅黑白电视画面的传输：一个被昵称为“Stooky Bill”的口技艺人专用木偶。图像的清晰度当然很低，只有垂直30线扫描，每秒5帧。贝尔德很兴奋，立刻下楼找来一位名叫威廉·泰恩顿（WilliamTaynton）的工作人员，请他配合自己进行人脸图像的传输——于是，20岁的年轻人泰恩顿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上了电视的人。为了使大众知悉自己的新发明，贝尔德立刻造访《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希望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但当天的值班编辑得知其来意后竟惊恐万分地对一位记者说：“我的天，赶紧去楼下接待室轰走这个疯子，他居然说发明了一个可以通过无线电来看图像的机器！小心，说不定他随身带着凶器呢！”

1926年1月26日，贝尔德在自己的实验室向英国皇家学会的四十余位成员以及一位《泰晤士报》的记者演示了他的新发明，从此以后，贝尔德不再被人当作痴人说梦的疯子，而成了举世闻名的“电视发明家”。其后，他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并连续推出了多项与电视相关的专利：视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1927年）、彩色图像传输（1939年）、500线三维电视（1941年）等，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起的一场全国票选中，贝尔德当选“百大英伦伟人”中的第44名。由于贝尔德的发明，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电视机普及的国家，BBC也是最早播出电视节目的广播机构。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以及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等，也于1927年前后实现了对机械电视的成功研制。

不过，贝尔德及其引领的“机械电视”时代并不持久，原因在于这种电视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第一，体积庞大、重量惊人，贝尔德的机械电视在一次转播中居然将地板压塌；第二，噪音太大，影响收听，实现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声画结合”；第三，操作复杂，故障频出，显然无法适应信息传递的需要。于是，电子电视的发明便被提上日程。在美国，俄裔工程师弗拉基米尔·佐里金（VladimirZworykin）最早预见到机械电视因其天然缺陷而迟早会被淘汰，所以他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及其副总经理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的支持下，开始进行全电子电视系统的研究。1929年5月9日，佐里金及其团队第一次当众展示其发明的全电子电视接收装置，取得了成功。1930年年底，与之配套的电子摄像机也正式问世。至1935年，这套全电子电视系统已全面传入欧洲大陆，并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视转播中大放异彩。在英国，马可尼/百代（Marconi/EMI）公司引入并改进的电子电视系统很快就被BBC采用。而贝尔德的机械电视机刚刚见证了电视事业的开始便退出了历史舞台——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使用贝尔德的240线机械电视系统第一次播出电视节目，几个月后便改用马可尼/百代的405线电子电视系统了。

从时间节点上看，电台广播技术大致成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电视广播技术大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战争与国际竞争环境的影响下，新生的广播电视技术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力量的干扰，不但被各国政府优先用于军事需求，更时常在资本与国家权力的交缠中踟蹰不前。前文多次提及的马可尼公司因掌握着大量关键技术的专利权而成为国际无线电领域的巨头，但美国本土的西屋电气、通用电气和AT&T等公司也不甘示弱，借助美国日渐增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最终成功地将马可尼公司的势力逐出美国。

20世纪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事件是发生在60年代的“彩色电视制式之争”。美国早在1954年便确立了其彩色电视制式的国家标准——NTSC制式，并尝试将其推行到其他国家。但在电视技术发展竞争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其他电视强国也不甘示弱，纷纷研制自己的彩电制式。至1963年，全球彩电制式形成“三足鼎立”格局，除美国NTSC制式外，还有法国SECAM制式和联邦德国PAL制式。三国电视业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游说，争取拉拢更多国家选择本国研发的制式，这一过程牵扯了大量政治和外交的因素。至1967年，“三分天下”的格局形成：苏联和东欧国家采用SECAM制式，西欧、北欧、大洋洲和非洲部分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采用PAL制式，而美洲国家、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采用NTSC制式。中国的决策者（分别是刘少奇在1956年以及江青在1969年）曾主张创制独立的彩色电视制式 ，但囿于贫弱的国力而未能成功，遂从1973年开始加入PAL制式阵营。

事实上，由于广播电视在信息传递和提供娱乐等领域的独到优势，其技术变迁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不可避免被附加了政治的色彩。这一点在后来的卫星电视和高清电视技术竞赛中一再得到印证。而真正意义上的广播机构的出现是在1920年，首次试播电视节目则在1936年，相比技术成熟的速度而言，机构建设可谓相当滞后。

（三）广播电视技术的现状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 Understanding Media ）一书中指出，方兴未艾的电子传播技术正在将整个地球凝缩成一个村落，并使得信息得以在瞬间完成全球范围的传递。 “ 地球村 ”的概念虽然今天多被用于描述互联网的全球影响，但从《理解媒介》出版的时间背景看，麦克卢汉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电视——就在1962年7月10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电视通信卫星“电星一号”（TelstarⅠ）由美国发射成功。尽管这颗卫星由于与地球运动不同步而导致每天可用于信号传输的时间只有102分钟，但人们仍对其使电视广播的内容实现全球实时覆盖兴奋不已，广播电视业正式进入卫星通信时代。

由于技术的不成熟，“电星一号”在1963年2月21日宣告失灵，但直至今日它仍沿着原来的轨道绕地球转圈。而1963年7月26日升空的“同步二号”（SyncomⅡ）卫星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同步卫星，其成功发射使得突发事件的电视实况转播也成为可能。

早期的通信卫星必须经过地面卫星站的中转，再通过无线或有线方式入户，传输路径较为复杂，时效也要稍打折扣。不过从1984年日本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直播卫星“BS-2a”开始，这一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此后电视信号可以直接通过卫星传输到各家各户的接收天线处，无须经过地面中转了。在这一技术的支持下，日本放送协会（NHK）成为世界上首个播出整套卫星直播节目的电视台。

卫星通信技术的成熟是电视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强势媒介的重要原因。从此，国际新闻素材不再需要通过航寄的方式运送，而可以实现同步实况转播，这极大地提升了全球信息流通的效率，“地球村”的称谓名副其实。电视也因之成为全球性媒介事件最重要的策源地：东京奥运会、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海湾战争、戴妃葬礼、香港回归……这些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都是借助卫星通信实况转播而成为全球观众共同的文化经验，不但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呈现了最为鲜活也最接近真实的事件现场，更重新界定了事件本身的意义。

此外，卫星通信技术还给受限于地理条件而难以被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的偏远地区带来了便利：卫星通信无须借助微波信号的差转，因此能够方便地覆盖广袤地带。鉴于此，一些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且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大多十分热衷于发展卫星电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射国内通信卫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十分积极地发展国内卫星通信技术。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从1998年开始相继实施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广播电视户户通”两大工程，就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令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偏远地区，使那些地方的民众结束看不到电视的历史。不过卫星电视的繁荣也为一些文化和政治上的“小国”带来了他国节目跨境“侵扰”的问题。在一些国家，私人安装卫星信号天线是违法的，目的即在于抵御未经本国审查的电视节目的入境。而一些位处边缘地带的文化体，亦可通过创办卫星电视台的方式，令自己的电视文化产品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如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就将自己打造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卫星电视服务中心。

除卫星通信技术之外，有线电视技术也日趋发展成熟。与无线电视不同，有线电视以同轴电缆或光导纤维而非微波信号传送节目，其最主要的功效有三：避免信号因外界干扰而衰减，确保声音和画面的保真；频带更宽、频道更多，极大丰富了节目的容量和类型；具有双向交流的特性，可为观众提供针对性的点播服务。

有线广播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出现，有线电视则最早出现于1949年，但其作为电视信号的主流传输技术，是直至70年代才开始迅速发展的。由于线缆传输的信号衰减微弱、画面质量好，因此大多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使用有线接入的方式观看电视节目。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有线电视除作为一种电视信号传输技术外，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电视播出和媒介机构形态。例如在美国，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会选择一家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在获得免费的节目资源（无线电视网播出的节目和不加密的有线电视网播出的节目）的同时，亦可选择是否订阅付费有线电视频道的节目。

至于距离我们最近的 数字电视 技术，则是由日本NHK在1981年首先研制成功并当众展示的。这种高清晰度电视无论在扫描线的数量还是在每秒画面的帧数上，均远远超过模拟电视的水平，因此甫一诞生便迅速引起了各电视大国的侧目。抢占技术先机后，日本很快推出了自己的高清制式MUSE，但这一动作受到了欧美国家的普遍警惕和抵制。在1986年的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上，就是由于欧洲国家的否决导致MUSE制式没能成为国际通行的高清电视制式。不过，世界主要国家均就一个问题达成共识：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换已是不可抗拒之潮流。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均制定了完成模拟信号转数字信号的时间表。根据国际通行的数字视频广播（DVB）标准的官方网站介绍，日本于2012年3月21日、美国于2009年6月12日基本完成了模拟信号的全面淘汰，中国的数字信号转换工程启动于2006年，并预计在2015年完成全部转换工作。 目前，全世界主要有4种基于地面传输的数字电视制式，分别是DVB-T制式（欧洲、中东、非洲、东南亚、澳洲）、ATSC制式（北美地区）、ISDB-T制式（日本与南美地区）以及DTMB制式（中国）。

广播电视的诞生和发展是社会科技进步的结果，其本质即在于充分利用前沿技术去尽可能地延伸人类在听觉和视觉领域的认知能力，并给人类带来更为极致的感官享受。因此，只要人类对于视听符号系统的依赖没有消失，广播电视就一定会不断采纳科技发展的各种新成果，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信息和娱乐网络内的影响力。互联网的崛起，尤其是基于Web2.0的社交媒体的勃兴，令网络广播电视、智能电视等更新、更前沿的电视传播技术得以普及。对此，我们将在第八章进行详尽考察。

三、广播电视的媒介特征

在新闻传播学学科视域内，我们通常将广播与电视视为大众传播的两种媒介形态。有的时候，我们将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合称为“电子媒介”，与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并举；有的时候，我们又将广播、电视和电影合称为“视听媒介”，因其主要诉诸人的听觉和视觉而非读写能力与抽象思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广播和电视被统称为“广电媒介”，不与互联网和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和研究，这是因为广播和电视具有相似的技术基础和传播方式：它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面向私人或家庭，通过不间断连续播出且从点到面的单向传播方式实现信息的传递。这与交互性和综合性极强的新媒体——互联网以及主要作为一种视觉奇观并借助影院这一公共空间完成传播过程的电影有显著的不同。因此，我们在这一小节中对广播电视媒介特征的探讨主要是针对其区别于其他媒介形式的独特性的描述。正是这些独有的特征赋予了广播电视学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一个独立自洽的研究领域以合法性。

（一）诉诸视觉和听觉

广播电视区别于印刷媒体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是以视觉和听觉符号而非语言文字符号作为传递信息、承载意义的主要方式的。这一特征使得广播电视的内容比报刊来得更加直观，也更具冲击力。对于视听符号系统的依赖，一方面使得广播电视对于社会实践与过程的记录比报纸的文字报道更具可信性，因为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另一方面也令广播电视得以“兼容”其他视听艺术形式，如摄影、戏剧、音乐、电影等，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性艺术载体。

不过，基于视听符号的传播方式也令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受到了一些严厉的批评，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就在名著《娱乐至死：作秀时代的公共话语》中指责电视用图像替代了书写的文字，导致受众逐渐失去了对各类事物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进而使严肃的社会议题被转变成了肤浅的影像，令人们在无休止的娱乐中沉迷至死。 此外，对于图像的大量使用也会产生相应的伦理问题，如2011年10月，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俘并遭反对派士兵枪杀，各国多家电视台均播放了其伤痕累累的尸体的特写画面 ，更有围观者“在卡扎菲尸体的周围拍照，上下摆弄他的头” 。电视媒体对卡扎菲尸体（及其受辱过程）的清晰呈现，被一些批评家喻称为“曝尸” ，而对死者尸体的展示通常被认为违背国际通行的新闻伦理。

（二）信息的即时传送

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相比，广播电视最显著的优势恐怕就体现于其传递信息的时效性。无论通过微波、光缆还是卫星通信，广播电视都可以实现信息的传播和接收几乎同时完成；而书报杂志无论如何提升时效，也无法抵消印刷和运输环节需要耗费的时间。正因如此，我们通常认为报刊更适宜刊登对事件进行全面阐释和深度剖析的内容，而广播电视最大的魅力则在于对“现场”的即时呈现与实况转播。

正是基于这一媒介特征，“ 直播 ”就成了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的一种主要方式。尤其是在重大可预知事件（如大型体育赛事）和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已养成了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了解现场实况的习惯。1963年11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被刺杀，方兴未艾的电视第一次成为美国民众了解事件进展的首要媒体：1964年两位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刺杀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68%的美国民众获知消息；事件发生两小时内，92%的民众获知消息；超过一半民众是通过电视或广播而非报纸了解事件经过与原委的。 经此一役，“电视轻易地打败了报纸，成为美国人了解时事的最主要途径” 。在中国，1961年4月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对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使中国人第一次领略到电视直播的魅力：当时全北京只有1万台左右电视机，但在比赛期间利用率空前之高，在文化馆等公共场所，一台电视机前往往有超过200人同时观看，仿若一座小型看台，“北京城万人空巷，北京人如饮狂泉” 。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即时传送”的媒介特征是其迅速崛起为强势媒体的主要原因。

（三）线性的内容编排

广播电视的内容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编排的，受众通过电视机或收音机接收节目，只能按照电视台和电台预先设定好的播出次序线性完成。这一过程具有强制性，受众若要终止接收某一信息，只能转换频道/频率或关闭电视机/收音机。例如，一位电视观众想观看某电视频道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那么他必须按照电视台预先制定好的节目表，每天20点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这是广播电视与书报杂志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印刷媒体对内容的编排是在“版面”上进行的，不同的内容位于不同的版面上或同一版面的不同位置上，受众阅读时完全可以根据需求和喜好选择一些内容进行阅读而将其他内容弃置一旁，甚至可以自由选择阅读的时间和地点——上班时的地铁上、午休时的办公室里、晚饭后的餐厅里、入睡前的卧室里，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

基于时间顺序线性编排内容的媒介特征使广播电视特别适合叙事性内容的呈现，并有助于其通过提供连续不断的内容持续攫取受众的注意力，对其施加影响。目前，有影响力的广播电视媒体基本上实现了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不过，这一内容编排方式也有相应的弱势，那就是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对于一个频道来说，全天24小时就算全部排满节目，所能传递的信息也就那么多，不同电台与电视台的节目只有品质高下之分，没有播出时间长短之分。而报纸和杂志则不同，它们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充版面的数量。

（四）接受门槛低

广播电视是真正意义上的“零门槛”媒介，因为它们对受众的受教育程度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理论上，只要不是聋哑人或盲人，均可收听和收看节目内容。而印刷媒体则不同，报纸和杂志等以语言文字为内容的载体，对读者提出了一定的识字率的要求。根据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公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3）》，熟练掌握大约960个汉字才可以较为顺畅地阅读中文语境下90%的内容；而若要无困难地阅读99%以上的内容，则至少要熟练掌握大约2300个汉字。 广播电视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为渗透力极强的媒介，只要信号或光缆覆盖到的地方，受众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就可以接受源源不断的声像和讯息。

上述特征使得广播和电视成为十分强大的宣传工具，极其适用于政令的上传下达。例如，从1933年到1944年，美国先后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并随后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就因通过方兴未艾的电台广播不断对美国民众进行经济复苏政策及反法西斯战略的宣传而深得民心，无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均能十分顺畅地接受他所传递的信息，成为广播宣传史上的经典案例。

不过，广播电视的“零门槛”及其带来的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也引发了很多批评者的忧虑，如前文提到过的尼尔·波兹曼便在其另一部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指出，在印刷媒体时代，儿童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掌握读写的技能，方可接受媒体（书籍、报刊）上的讯息，因此识字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由童年向成年转变的过程；而电视的普及则打破了这一现状，儿童不需要接受教育便可轻易看懂节目的内容，成年与童年的边界不复存在，儿童受到节目中的性与暴力内容的影响而愈发早熟，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广播电视的这一特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控制都十分严格，性和暴力内容的播出往往受到限制。这方面内容将在第五章详述。

（五）内容不易保存

总体上，广播电视的内容是转瞬即逝的，除非在播出时使用录制设备对其进行备份，否则若要重新收听收看，就只能等重播了。而报刊的技术基础是印刷术，是可感可触的物质存在，只要印刷出版，就一定能够存留，并可在日后反复查阅。比如，我们想从事一项研究，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会发现很多年以前出版的报刊往往可以很容易找到，但早期的广播电视节目却极难获得。广播电视的这一媒介特征对其内容生产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正因转瞬即逝、不易保存，广播电视的内容通常要晓畅易懂，便于受众在极短时间内理解吸收。广播电视很少使用佶屈聱牙的字词和结构复杂的语句，尤其是电台广播，因为只有声音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口语化和日常化往往得到反复的强调。

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广播电视的这一劣势逐渐不复存在。数字化的生产与播出使得节目内容的储存和查阅变得更加容易，实力雄厚的广播电视媒体大多创立了自己的网络播出平台和节目库。如今的电视观众即使错过了一期《中国好声音》的电视播出，也可以随时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通过视频网站点播收看，而不必借由录像带或DVD等储存手段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广播电视播出环境下的传受关系。

综合广播电视上述五个媒介特征，不难发现技术对于内容生产的影响：广播电视的内容要以迅速、直观、易于理解并受到严格控制的方式进行传播，正是基于广播电视天然的信号传输、符号系统和播出方式等技术基础。而新近崛起的互联网技术对于传统广播电视媒介特征的影响乃至重构，也是当代广播电视业发展变迁的重要议题。这方面内容将在第八章详细讨论。

四、广播电视与当代社会

广播电视最初作为新媒介出现，并在后续的发展中日渐给印刷媒体环境中的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广播电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至今仍是人类接触最频繁也最信赖的大众媒介，在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二，广播电视改变了人类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路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基于视听感官的思维方式，进而为各种社会事务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电视于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国家完成家庭普及并迅速超越报纸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这一强势地位持续至今。在新媒体时代，尽管很多“唱衰”电视的言论认为人们正在逐渐远离电视，投入互联网的怀抱，但大量权威调查数据显示，电视仍然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媒介”。英国广播受众研究委员会（BARB）2012年宣称，英国人平均每天看超过4小时电视，超过其读报和使用互联网的时间 ；而据盖洛普（Gallop）2013年7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美国，电视仍然是人们获取新闻的最主要来源，55%的受访者表示主要通过电视了解新闻时事，超过了互联网（21%）和印刷媒体（9%） 。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文化体来说，电视仍然是公共生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

鉴于广播电视的强大影响力，人们往往通过对围绕其形成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来剖析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如意大利著名批评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就曾借助对于电视教育功能的讨论来批判民主的现状：“只有（电视）影像的语言被用于激发批判性反思的出现而非仅仅起到催眠作用，民主文明才能拯救自身。”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更是在两次影响力巨大的电视讲座中坦言：“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 发生在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卢旺达大屠杀导致这个东非小国有50—100万图西族人（Tutsi）被杀，是整个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灾难之一，而据资料记载，一家名为RTLM的广播电台在大屠杀的酝酿与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煽动作用——早在屠杀开始前9个月，受控于卢旺达多位党政军要人的该电台即开始煽动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Hutu）对“少数派”图西族的屠杀。 这些评述或案例无不彰显对广播电视的考察和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自身所处的社会而言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尽管丰富的研究成果表明受众绝非“沙发上的土豆”（couch potatoes），而是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意义解读者（具体讨论参见第六章），但广播电视对于受众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的塑造仍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在广播电视营造的视听符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其认识世界与思考问题的方式会深深受到这一媒介环境的影响，从而体现出某种共性。例如，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国，所谓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即出生于1946—1964年间的美国人身上所具备的文化共性，就与其是美国第一个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世代有关，他们通过电视“亲历”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肯尼迪总统遇刺、阿姆斯特朗登月、陷入泥潭的越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战运动、水门事件与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等，都使其对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呈现出与前辈极大的差异性。 而这深受电视文化影响的整整一代美国人，目前正是美国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群，不但决定着国家的发展与决策走向，更依靠美国作为头号超级大国的实力而对全球施加影响。

因此，我们对于广播电视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广播电视媒介内部或自身，而要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只有将广播电视与其所处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透过广播电视媒介现象深入社会系统的肌理之中，并借助学习和研究切实地推动社会进步。

五、作为学科的广播电视学

在欧美国家，并不存在一门边界明确的“广播电视学”。从一些知名高等学府的科系设置上看，广播电视相关专业的命名可谓五花八门：广播电视新闻（broadcastjournalism）、广播电视传播（broadcast communication）、广播电视媒介（broadcast media）、广播电视艺术（broadcast arts）……直接为广播电视赋予独立学科地位，将其称为“广播电视（学）”（broadcast/broadcasting）的，并不多见。当然，这些科系大多强调对创作与实践技能的培训，并不具备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框架。

不过，将电视这一具体媒介形态与电台广播剥离开来，赋予其高度自洽的文化地位，并以各类针对电视的专项研究为基础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趋势，在欧美国家倒是十分明显。这当然是因为电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便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电台广播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用罗伯特·艾伦（Robert C.Ellen）的话来说：“为什么要专门研究电视？是因为……电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地点有力地介入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日常生活。” 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尤其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studies）和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均对电视强大的文化影响予以密切关注，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理论和假说。无论是研究电视传播的短期与长期效果，还是对电视内容的批判性考察，甚或对电视受众做出冷峻客观的评论，无疑都强化了电视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对象的合法性。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边界渐渐清晰起来。到了90年代中期，英美的一些主流高校中开始出现电视研究专门的建制，如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等。

在中国，广播电视学成为新闻传播学下一个“名正言顺”的二级学科，也是相当晚近的事。2012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新版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中，正式决定将沿用多年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更名为“广播电视学”专业，这至少意味着该学科以往“屈从于”新闻学并以新闻实务训练为主要培养方式的思路即将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回归广播电视作为综合性媒介（而不仅仅是新闻媒介）本位的思路。除此之外，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面，还设有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与主持艺术两个与广播电视学相关的二级学科。

因此，本书的写作可以视作对于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新兴学科”——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的一种探索性建设。具体而言，本书对于广播电视学的介绍围绕着作为媒介形态的广播电视展开，广播电视媒介因特有的技术基础而形成与其他媒介形态或截然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结构特征、传播方式、社会功能与文化影响，而上述独特性又是具体的内容形式——如广播电视新闻与广播电视艺术——得以发展的依托。

在系统架构的设计上，本书主要借鉴了三种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在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独特社会语境，尽可能形成历史与逻辑相互统一、理论与方法较为科学、观念与实践联系紧密的学科体系。这三种理论体系分别是：

（1）经典大众传播学。

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经典大众传播学理论体系以大众传媒的效果研究为核心议题，着重考察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如何通过信息的单向传递实现对受众行为、态度、观念与情感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并开始彰显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度在传播研究传统中势弱的“强效果论”再度复兴；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的反传统文化浪潮和种种社会动荡亦使政府、民众和研究机构坚信电视在改变社会态度方面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在这一语境下，对于电视的社会影响的研究风靡一时，涵化理论（又称培养理论，cultivation theory）、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等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著名理论纷纷在美国问世。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体研究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Project）采用相同的视角，对电视新闻的社会影响展开了大规模的量化研究，并形成题为《坏新闻》（ BadNews ）的著作加以出版。

经典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虽关注传播效果的不同侧面，却在总体上秉承同一个观念，那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认知、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过程。尽管当下的主流电视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经典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异，但经典大众传播学的诸多理论首次证明了“电视对于观众的生活而言具有显著的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意义” ，为电视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内容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论述。

（2）媒介社会学。

与其说媒介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media/media sociology）是一个传播学或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或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不如说它只是一些对媒介现象感兴趣的社会学家的研究工作的松散集合，其内涵通常包括将传播与媒介研究嵌入社会力量的发展动态之中，并全面考察传媒与秩序、冲突、身份、机构、阶层、权威、社区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各类研究。 美国主流社会学家对媒介现象的“大规模”关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等人的理论著述为代表。这些受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学家为已经陈旧不堪的“效果分析”带来了清新的气象，他们的研究强调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中考察传媒业的结构、实践和社会影响，并坚称关于媒介运作的价值与理念并非独立自洽，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舒德森就曾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阐述了考察大众媒体进行日常新闻生产的三个社会学视角：政治经济的视角、媒介组织机构的视角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由于电视始终是覆盖面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强势媒体，因此毫无疑问地被纳入了媒介社会学家的考察范畴。在他们的著述中，广播电视业普遍奉行的理念和实践乃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其运作过程在总体上维护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并抑制“出轨”现象的出现。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将多种成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全面引入媒介研究范畴，修补了经典传播学严重依赖大规模量化调查的方法论倾向。如甘斯在其著作《决定什么是新闻》（ Deciding What ’ s News ）中采纳的内容分析法，以及塔克曼在《制造新闻》（ MakingNews ）中使用的参与式观察法，等等。

媒介社会学的发展令媒介研究的思路实现了由对“效果”的执念向关注影响媒介内容生产和媒介日常运作等结构性问题的转变，同时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完善了媒介研究的意涵。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着重考察这方面内容。

（3）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于英国并最终演变成一个国际性跨学科领域的学术流派，其理念和方法建立在包括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E.P.汤普森（E.P.Thompson）在内的一批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著述的基础之上。在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CCCS），标志着文化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建制化。尽管文化研究内部派系纷繁、思潮迭起，但研究者们大体秉承着下述总体思路：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扮演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其运作的目标在于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特定阶级的利益，而大众可以通过积极主动的文化生产活动与之对抗，在与文化工业的协商乃至妥协中实现对自身的“解放”。

从文化研究诞生之日起，大众媒介，尤其是影响力巨大的电视，便成为学者们重要的考察对象。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下设的媒介研究小组从20世纪70年代起，长期、持续地关注电视对于各类社会群体的再现（representation），以及电视究竟如何通过强化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来实现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制度、父权制等）的维护。威廉斯在其《电视：技术与文化形态》一书中，明确反对传统的媒介研究思路将受众完全视为媒介文本操纵与支配对象的思路，并指出一切传播技术都不能独立于社会语境存在。

文化研究对前文提到过的作为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电视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决定性的。事实上，我们基本可将电视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电视研究将注意力从电视媒介内部转移到电视与它所处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上，如电视的内容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特定事务的普遍认知，进而维护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文化研究对于媒介研究的影响大致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第一，否定了人文科学所秉承的“文本决定论”，即认为媒介内容的全部意义都可通过单纯的文本分析解读出来的精英主义思路；第二，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僵化模型，赋予媒介文化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性；第三，批评了美国经典传播学对于量化的传播效果加诸受众行为之影响的过分强调，主张将受众视为意义生产的主体之一，对其进行具体的、人类学式的考察。而电视在文化研究的谱系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原因恰恰在于电视在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居于大众文化生产与流通的核心地带。这方面内容将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九章中展开论述。

本书对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设计，正是搭建在上述三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本书对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技术和机构特征及其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全面的描述，力求为研习者透彻而深刻地了解广播电视媒介的运作方式和发展规律提供必备的知识；另一方面，本书也力图将广播电视媒介嵌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宏阔语境中，对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功效展开深入的剖析和批判性的考察，令学习者掌握明辨广播电视媒介现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如此，才算完成这门概论性课程的学习目标。

六、结语：视听符号支配的当代世界

当代世界的“视觉转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转向得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电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家庭普及的结果。人们“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视觉文化形式，以强有力的姿态，逐渐塑造出每个人的意见、价值观及信仰” ^[1] ，这是我们对于广播电视媒介展开科学研究的现实基础。尽管互联网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广播电视媒介赖以生存的视听符号系统却始终是人们认识世界、塑造观点、生产意义的首要中介。传统广播电视媒体的听众和观众或许数量会较以往变少，但新的传播技术却会不断哺育出广播电视的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和新的传播方式。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网络广播与网络电视已经具备相当成熟的发展模式，而传统的广播电视机构也纷纷借助互联网实现对于自身内容生产机制和节目发行策略的革新。

近年来，关于广播电视会否消亡的争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例：一方面，以Netflix为代表的流媒体视频播放平台正在积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更从2012年开始介入原创节目的制作和发行，推出了包括《纸牌屋》在内的一系列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原创网络剧；另一方面，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正在日渐失去受众，尤其是年轻的受众，如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3年10月的调查结果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民众中有34%几乎从来不看电视，而尼尔森（Nielsen）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美国排名前三的电视新闻频道（Fox News,MSNBC,CNN）的观众已呈现出显著的老龄化趋势，其中Fox News的观众的平均年龄达到68岁，以至于《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其为“退休老人社区” 。在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增长幅度也呈现出日趋放缓的态势，如2013年全国广电行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67%，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度降低了2.56个百分点，而电影产业则呈现出加速增长的势头。 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家庭正在逐渐改变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机全家收看的习惯。这些争论与其说是关于广播电视，不如说是关于传统广播电视受众收听、收看节目的方式。而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剖析，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受众的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但广播电视媒介的内容生产机制及其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中扮演的文化角色却始终未曾被削弱。对此，我们也将在第八章中通过学习和思考加以明辨。

不过，无论广播电视媒介究竟在高度视听化的当代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有一点都是不可否认的：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不但塑造了人类观察、认知与阐释外部世界的方式，也令人类社会的知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正如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所言：“全球文化通过屏幕、影像和声音……实现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流通……来自不同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的文化产品与意义在广播电视媒介上混杂、拼盘，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网络大大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局限。” 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对广播电视业的构成方式与运作规律有准确的了解，更须将广播电视媒介现象置于“社会结构、技术工业与历史状况”的语境之下加以考察。 如此一来，作为学科的“广播电视学”就不仅仅关乎广播电视媒介的内部状况，更涵盖了广播电视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以及作为能动者的“人”于其中所处的位置、所遭遇的境况。

不过，了解、学习、钻研广播电视学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获得在广播电视行业谋求职位的操作技能（这一使命由其他专门的广播电视媒体实务课程来肩负），而在于掌握一种观察与阐释建立在视听符号系统之上的高度媒介化的人际关系与人类社会的方法，并进而形成一种既有建设性又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不妨将广播电视学划分为如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广播电视媒介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运作规律，包含内容生产、机构形态、产业规模等，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大略称作“ 广播电视本体论 ”；第二层次是广播电视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包括功能、影响、控制与制度等内容，不妨称之为“ 广播电视社会学 ”；第三层次则是广播电视现象的阐释与批评，关注文本意涵、受众能动性、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等方面的问题，把握“权力”在广播电视媒介的运作中扮演的角色，最终形成批判性的专业思维，是为“ 广播电视文化研究” 。如此一来，对于广播电视学的学习才算得上是全面而深刻。

思考题

1.“广播电视”这一表述有哪些含义？

2.全球广播电视技术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诞生和发展的？

3.广播电视有哪些媒介特征？请举例说明。

4.应当如何理解广播电视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广播电视媒介对人类认知世界、理解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1] Marita Sturken and Lisa Cartwright, Practices ofLooking: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 IImFG1s3rsX6PoElH1zJpIwNu4Q3up0yxRxqoF+jWQfNiCJkvZoEusB+jaefJM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