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有各种叫法，如“共享经济”“按需经济”“普惠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甚至“点对点经济”等，着眼点并不完全一样。有的看到了合作中的资源优化利用，有的看到了协作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有的看到了低价中的经济实惠，有的看到了它对增加就业的多种影响，因此说法不尽相同。腾讯公司的马化腾这样解释：“普惠经济也是一种集约经济、绿色经济、分享经济。它能高效对接供需资源，提升闲置资产利用率，实现节能环保。”他列举了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各种“互联网＋”消费，如专车、拼车、房屋互换、二手交易和花样迭出的家政服务，而这些都为优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绿色环保、解决现代城市生活难题带来了新的思路。在他看来，互联网不仅是工具，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基因，这种能力和基因渗透和融入各行各业，能够赋予后者新的力量和再生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动力”。错失“互联网＋”如同错失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蒸汽机和电能一样，因为“它不是人的湮没，而是人的凸现”。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分享经济，对分享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又如何去看，它已经客观存在。法新社2015年年终专稿的题目是“2015，共享经济盛行全球”，指出：“对交通、住宿以及世界上几乎每种服务而言，这是新曙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估计，“到2025年，共享或点对点经济的全球收入将从2014年底的大约150亿美元激增至3250亿美元”。受智能手机和地理定位技术推动发展的共享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扩大选择的范围和往往更低的价格，点对点平台具有“从根本上颠覆我们消费商品的方式以及我们为购买这些商品而工作的方式的潜力”。美国纽约大学专门研究共享经济课题的阿伦·孙达拉教授说：“我认为这代表着数字技术改变我们组织工作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一进程已持续了30年。”

应当说，关于分享经济，至今还没有一个全面、权威的定义。在中国的正式文件行文里，更多出现的是“合作经济”的字样。明确提出“分享经济”概念的是美国移动出行服务公司Lyft联合创始人齐莫，他基于自身的业务，特别是千禧人对出行方式和购车意愿的市场影响，得出分享经济的结论。具体地说，他认为，在5年之内，美国的年轻人不会热衷于买车与考驾照，尽管拥有私家车一直是“美国梦”的一个象征。其中的潜台词是，既然Lyft或者Uber已经提供了移动出行的便利与最优化的选择方案和性价比，根本犯不上追求拥有自己的私家车。在年轻人看来，那是个累赘和负担，因为除了买车的花费，每年的养车费用约为9000美元，而美国人的平均月薪是3000美元。

Lyft引用了美国一家汽车协会——安全基金会的统计数字，从2007年到2011年，18岁至34岁的美国年轻人购买汽车的数量下跌了3成，他们更愿意乘公交和出租车出行。也是因为这种变化，Lyft和Uber才在新的市场需求中应运而生，才有了自身的发展。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已经分别超过了2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

与Lyft有相同见解的美国房屋短租商Airbnb，适应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盘活闲置或尚未充分利用的房屋资产，推动短期租房业务而让房主获得出租收入；另一方面也为年轻的出游者省去入住高档酒店的大额花销，受到年轻旅游者的欢迎。在一段时间里，每天有42.5万人入住Airbnb的短期租房，比入住酒店的人数多出22％。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便宜，通常要比酒店价格便宜41％。

美国还有服装租赁网站，甚至可以租狗或其他宠物。他们懂得，越来越讲求实际的千禧人不会为了一次应聘或者特殊的场合去购置一套一辈子也不会穿几次的西装。对于女士来讲，包也是可以租借的，婚纱就更不用说了。

对于这样一种从移动出行、旅游到各种设备和物品的短租，普华永道也认同，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分享经济的消费模式。环保人士也认为这值得推行。他们评估了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在美国的产业营收为150亿美元，到2025年将会飙升到3350亿美元。

发源于美国的分享经济近年来在中国落地开花。如小猪短租，已经拥有近7万套优质房源，其平台上已经积累超过300万活跃用户，2015年交易额同比2014年增长超500％。在用户整体“画像”上，国内80后、90后城市白领是共享经济的主流群体，占小猪短租客6成以上，房客年龄平均为27岁。在选择短租的理由上，排名第一的是“厌倦了酒店的千篇一律，更喜欢有人情味儿的住宿方式”，第二是“性价比更高”，第三是“能够交到朋友”。与此同时，一批年收入超10万元的个人房东开始涌现。收入最高的一位房东在2015年通过小猪短租赚了52万元。房客的消费习惯也反映出分享经济在中国逐步从“尝鲜”变为日常。数据显示，高频次使用小猪短租的房客比例增长迅速。

“分享经济”概念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综合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年轻人的就业和收入状态受到直接影响，比起父辈，他们的就业机会少了，可供直接支配的金钱也少了。低就业、低收入和不断上升的债务率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低价格和具有高便利性的市场选项。二是环保意识普及，人们更倾向于简约和资源的多次利用。这两个原因又引出消费文化的变化，那就是如普华永道在其报告中所分析的，相比他们的父辈，千禧一代已经不那么物质主义了。或者说，他们拥有自己的新消费观，消费变得“达人化”。对拥有实物和消费体验，他们更看重后者。有人通过抽样调查得出结论，千禧人中看重消费体验的人是看重实物消费的人的两倍。

赞成分享经济的人经常引用一个故事，说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卖掉了自己的宝马汽车，每天叫Uber上下班，又把自己的公寓也租给Airbnb，腾出的车库装成了公寓房。这个故事已经成为分享经济的典型注脚。说得更透彻一些，以前的人注重把稳定的自我服务等同于买入实物，你有他有，莫如自己有，而未来的消费者更看重服务本身。

2015年5月，在美国举行的数字高峰会上，耶利米·欧阳对分享经济作了进一步的评析。他指出，“分享经济”概念是有市场规模依据的。2013年至2014年，分享经济规模增长了近一倍。这种消费分享具有点对点对等交换商品与服务的特征。分享经济越来越火爆，从一开始受到传统企业的质疑和阻击，到现在更多获得了社会与市场的承认。他试图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定义分享经济：“在这种模式中，技术能帮助人们从彼此而不是集中化的机构获得各自需要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Uber和Airbnb。他说，人们世世代代就是这么做的，不同的是引入了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比如，GPS系统可以迅速地发出对商品的请求并作出回应，而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的发展是支持分享经济架构的核心部分。参与者分享数据，并根据大数据对闲置资产涉及的多个领域提出建议和作出回应，满足了及时的市场需求，而数据的产能计算、社交媒体的整合以及数字技术的交互这三者加在一起，便使分享经济有了实现的可能。

很显然，这种分析进入了更深一层，触及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并没有给出分享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本质解释。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而价值规律不仅作用于供求关系变化中的价格变化，更需要按照所有权、使用权和产权法则运转。因此，所有权、使用权之间的变化关系就成为观察分享经济的第一个聚焦点。分享的确是自古有之。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共有制里，分享是个常态，天然合理。在私人占有制出现以后，分享就被颠覆了，虽然也有“公益”和“义举”的概念出现，但是多半是一种社会平衡的砝码，并没有被纳入市场生活的主流，也不会按照市场规则运行。有一种已经被证明无效的分享或者共享，那就是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初衷虽不错，但显然缺少能够运作的机制，在实践尝试中成为穷分享、穷过渡。我们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并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与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要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运行。因此，我们同样看到，除了必须有的社会福利和基本社会保障，在公共领域里也有许多资源是按照市场规则分配的，而且一般是依照分享的频次计价。公共交通和廉价公租房是最典型的。我们习见的租赁业甚至典当，其实都是分享模式。这说明，不仅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割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样可以分割分离。公有制下是这样，私人占有制下也是这样，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是天生注定的铁板一块，要么就是楚河汉界，要么只能颠覆。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变化中透视分享经济的出现及在现代市场中的发展，也就成为最重要的视点和理论切入角度。

对于分享经济，中国智囊管理研究院给的说法是“基于使用权的经济”，即通过信息技术调动闲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核心并不是免费和低价，而是“无须拥有”。用Airbnb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的话来说，就是“使用但不占有”。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劳动技能都可以同他人分享，一个人的消费即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也可以在“使用但不占有”的情况下实现。

分享经济并不是市场中自然出现的，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商业法制与商业信用体系完善和有效，二是技术的发展提供可能。前一个是市场的“守护神”，后一个则是分享经济的“接生婆”与“保姆”。没有法制与信用守护神，市场混乱，不可持续，这就是分享经济十分强调资质审核与市场身份认定的原因。但是，没有相应的商业技术，它也难以诞生，难以生存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场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斯彭斯和乔治指出的市场信息不对称，占有信息的多少决定了不同交易者的市场博弈地位，也造成了投资、消费、财富占有和服务流向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几百年里，这是市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征，甚至是信息占有者的财富源泉，只能认天、认命、认机缘。因此，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指出，“信息是有价值的”，“信息本身也是市场”，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催生了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也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并提升了商业道德与经济法制的市场地位。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技术发展的时代进程的局限，人们没有料到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石破天惊的发展，甚至认为“科技可以解决技术问题，但也只能解决技术问题”，这就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了事实，却改变不了事实。现在我们看到，科技创新和互联网超几何级数的发展不仅撬开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封闭“铁门”，而且在总体上开始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积弊。在信息快速流转和广泛分享的新格局下，分享经济不仅有了可能，而且开始成为市场中一种越来越强的主流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信息不对称走向信息相对对称是分享经济得以诞生的基础成果。

对分享经济的长远影响与它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分享经济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甚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组织产生的长远影响，还需要深入地去观察分析。但是，从目前的总体优势和总体影响来看，它已经远超“分享”两个字。耗用的资源最少，废弃最少，创业的门槛最低，调整结构的成本最低，综合效益与服务效益最大，是人们从多种视角给分享经济“点赞”的根本原因。诚然，在分享经济发展中也有常见的紊乱，主要问题还是信用体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滞后，也有数字技术应用体系的完善与全覆盖问题，相信会有更为快速的跟进。

目前，分享经济已经被市场和各种市场主体不同程度地接纳，不仅在各种租赁市场、物流市场、旅游市场和快消品市场大量涌现，在一向处于高端的金融市场也是风生水起。“互联网＋”以不同的组合和业态席卷了市场，掀起了新的市场风暴，也使分享经济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分享经济能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能不能影响对经济“新常态”的进一步认知，能不能对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及其结构作出新的适应，完全可以拭目以待。

对于分享经济，传统大公司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分享经济”模式及其新型经济体是低资产、高估值的，与原先投入产出的一般法则并不相符，再加上习惯已久的市场惰性，传统公司的第一反应必然是打压。比如，出租车公司对移动出行的经营模式是不是合法提出疑问，酒店业也怀疑Airbnb的经营能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很快就觉得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便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开始调整自身的运营策略，甚至开始与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展开“联姻”与合作。他们已经意识到，分享经济并不是初创公司的独家专利，而是市场的大势所趋，正如无视互联网就意味着消失，不在分享中分享市场也会走上末路。因为这个市场已是互联的市场，是信息开始畅通的市场，市场的主角不仅仅是企业，还有作为个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年轻人。他们因为互联，因为分享与共享，掌握着代表未来市场走向的钥匙。

传统制造业也坐不住了，一面在技术创新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努力保持自身的品牌优势；一面把产品的规模优势转变为多种消费需求的规模优势。宝马汽车就是个例子。宝马公司在2014年就作出决定，启动以其电动汽车为特色的Drive Non汽车共享服务。不论是用车一个小时还是一天，只要说出汽车的型号和目的地，就可以就近找车开走，使用完再送回原地或另一个就近地点。宝马公司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机遇，必须迎上去。它制定了一辆车共享1000次的目标，而不是原先的试图卖出1000辆车的销售目标。

资本也敏锐地看到了新机会。据《福布斯》报道，高盛和摩根大通已经向一家在线经济商注入8600万美元。在这家类似于ETF股票投资组合的经纪人网站上，用户不仅可以购买股票、分享与讨论广泛的投资主题和行业判断，而且把投资目光投向了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经济的预期。投资者只要缴纳9.95美元的交易费，最少投资250美元，就可以分享某主题投资组合内所有股票的份额或部分份额。这其实是一种股权众筹。试想，在“分享”概念更多进入投资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时候，分享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效益，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颠覆作用？

有意思的是，分享的经济模式，不仅投千禧人消费与投资之所好，也是作为数字原生代的千禧人的创造与创新。他们中的投资执行官们这样说：“我们必须让他们参与其中，这是一种新的模式。”国内外千禧一代的投资专家的座右铭是：“你去安心睡觉吧，让我们来管理你的资产。”

无论多少行当要打“分享经济”的牌，分享经济还是有自己明显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投资超低门槛化，融资关键化，资本结构轻资产化，管理重量级化。投资超低门槛化，从Airbnb的起步中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比比尔·盖茨还要低起步的年轻人。比尔·盖茨当年筹集了2000美元，还有一间车库，而这两个人一文不名。2007年，旧金山的两个年轻人由于付不起租房费，不得不出租房间里的3张气垫床，并答应为租客提供早餐。3位客人上门了，两个年轻人终于有了第一笔1000美元的收入，于是网站诞生了，火爆一时。他们成为合伙人，在网站上筹集房源，对接租客。但是，他们一开始并不被认可，得到的不是代理租房订单，而是退信。其中一位创业者不得不去卖麦片，挣到了3万美元，总算有了启动资金。他们加入了“孵化项目”，又得到2万美元的融资，订单开始翻番。他们租来照相机，将房源拍照上网，市场开始打开。但是，他们每天的收入不过200美元。于是，关键的一轮融资开始了，融得1.12亿美元，增加了评价平台。他们在品牌声名鹊起时完成了又一轮融资，终至估值255亿美元，在190个国家的3500个城市里汇聚了100万套房源。他们并不像传统酒店一样，拥有大量房产，也不需要办公大楼，有的只是电脑和网络，因此是轻资产的。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固定资产上，而是平台品牌的维护，开辟用户和宣传沟通。但是，把筹集到的上百万套房源租出去，平稳运作，这个管理担子是不轻的。最大的问题是认证房东与租客，要进行身份认证、网络身份认证、产权认证，还要确保不是“僵尸账户”。他们经历了3次信任危机，在克服危机之后完善制度，推出了针对房东的高达100万美元的承诺保证金。信用管理是Airbnb管理的核心，Airbnb已经成为分享经济的代名词。

第二，低价策略。Airbnb双向收费，对房客是6％到12％的服务费，对房东是3％的手续费。低价来自低资产，不需要维修设施和折旧，运营成本低，分摊减少，既可在用户规模效应中扩大现金流，又可降低消费者的消费费用。Uber租车的道理也是一样，起源于同方向拼车出行，在相对规模增大中降低费用。因此，Uber的产品不是代步而是低价出行，其利润来源是集约中的用户规模。Uber每天的司机用户就有百万人，空驶少了，乘客多了，费用自然降低了。Uber在一些城市的乘车费用只是传统出租车的40％到50％。有人用折扣来解释，未必准确，低价可以从制造和推销的产品规模中来，更可以从共同成本的降低中来。正像一种分析中所讲的，世界上有两种商人：一种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提价能力，或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忽悠”顾客，或者囤积居奇，这就是所谓“奸商”本色；另一种则来自资源的集约循环利用。有测算说，在美国，私家车95％是闲置的，打车的后备资源十分丰富。中国的私家车虽不会有那么高的闲置比例，自身利用率比较高，有时还是买个“毛驴”骑到底，但也有大量的闲置。进一步讲，这种低价策略既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不完全出在“猪身上”，而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

第三，新商业规则出现，老商业规则特别是基本规则依然有用。有四个不变与变：第一个不变的是回头客。建立信任感的顾客就是回头客。变的是回头客更多为一种新拥趸群体与“粉丝”。资源处于平台的统一调配和顾客的比较选择中，从赢得交易到赢得用户，这是一个飞跃，而社群评价又是其中的“万能钥匙”。第二个不变的是购买服务，服务交易也是市场交易。变的是购买服务部分替代了购买实体产品，使用代替了拥有，商品的使用价值高过了整体的交换价值，快捷、便宜、好用与人文关怀成为新的质量标准，不需要那么多看不懂的说明书，也不需要那么多用户指南，一切都在简化。第三个不变的是推销、沟通、宣传，变的是平台换了，方式换了，一是其本身就是中介，过去时代的中介免开尊口；二是从“老王卖瓜”转向了消费者的评论和“点赞”，从推销经济走向了粉丝经济，从经营商品走向了经营社群。消费者成为品牌的传播者。第四个不变的是交易，变的是交易方式，昔日的“牙行”华丽转身，袖筒里不再是防止别人看见的不断变化的手指，而是公开亮相的键盘。“买的不如卖的精”的潜规则部分或者全部开始被打破。交易的主导天平向素来弱势的消费者倾斜，信息不对称规律也开始被打破，交易更人性、更平等、更民主。用户权利得到落实，他们真正有了点“上帝”的感觉，而不是口惠实不至的名义感觉。强卖式、填鸭式和忽悠式销售开始告别市场，交易环境更加优化，而诚信作为市场的基础运行“软件”开始逐步成为事实。

对于分享经济目前的交易模式和赢利途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战略管理学教授库尔特·马茨勒作了初步的分类思考，对制造业有一定参考意义。他说，“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拥有和消费的方式，对既定商业模式带来威胁，也提供了潜在赢利途径”，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购买产品。“分享经济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为公司带来巨大赢利潜力。”

这些赢利途径是：

第一，出售使用权，而不是仅仅出售产品。多数企业的传统赢利模式是出售物品，这个模式需要改变。库尔特·马茨勒举了与宝马公司相似的戴姆勒公司的案例：戴姆勒公司与出租汽车公司合作，2008年就在德国的乌尔姆开启了用车付款的新支付模式。目前，用户超过60万个，使用了10500辆汽车，包括1200辆电动车。

第二，开展客户转售产品服务。宜家2012年在瑞典推出网络平台，转售客户已经用过的宜家商品，促进了家居消费者的更新换代，同时活跃了二手市场，吸引了具有环保理念的消费者。

第三，像Ainbnb一样利用闲置房屋资源。Ainbnb主要面向房东与游客。作为一家“流动空间集团”，把闲置的办公空间与需要临时办公的企业联系在一起，使闲置空间产生了效益。

第四，提供产品后服务，形成尽可能长的线上线下全服务链。库尔特·马茨勒说，要提供维修和维护服务。他特别提到“百思买”的电脑维修，对一些人来讲，旧不如新；而对另一些人来讲，更习惯于使用旧的，且维修中也有升级，还节省了资源和成本。

此外，库尔特·马茨勒还提出租借、交换问题。特别在经济危机发生期间，人们并不喜欢频繁购买，许多没用过的产品常在同龄人和同辈之间交换与相互馈赠。库尔特·马茨勒很推崇的一家奶牛租赁网站居然一改依靠出售奶酪的商业模式，把150头奶牛全部租了出去，从一季到几年时间不等，客户遍布世界。

租赁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通常可租的在租，看上去不可租的也开始租了，包括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企业、个人对个人，在第三方平台上开展自由和自愿的交易。生产资料可以租，生活资料可以租，物品可以租，服务商品可以租，空间可以租，甚至人才、人力也可以租。只要不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资源，不是违反道德法律、污染环境和一切反自然、反人类的东西，都可以在租赁的商务形式下有序地运作并分享。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玩法，分享经济生长的沃土是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的业态最丰富，需要相互开拓的领域最多，社会信任和商业信用最密集，也最有市场广度与深度。

全球共享经济鼻祖、汽车共享公司Zipcar等多家共享企业的创始人罗宾·蔡斯认为，“共享经济”不是一时流行的泡沫概念，而是因为在三个方面的强力推进：第一，产能过剩使共享具备物质可能。美国、中国这样的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产能普遍过剩（闲置），且长期封闭于部分个体或群体，为满足需求，人们通常只能购买。汽车、房屋、自行车、书籍、电子设备等，都可被纳入共享范畴，在不增加购买的情况下，可以保障更多人获得相关的体验服务。第二，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催生出易用、标准化的共享平台。中国和世界级互联网巨头企业，如谷歌等，都善用过剩产能进行革命性的分割、整合，继而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第三，形成了人人共享和合作关系。从“集体智慧”到定制化“众包”创新，再到小众成果的众筹，人们乐意在人人共享结构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一致性和质量，享受特殊和特别的服务，并为此共享自己的资源。

对于“分享经济”这个概念，我们在理论上还是有陌生感的。但是，实践是长青之树，当我们在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之时，明确提出共享的时候，也就离分享不远了。事实上，“分享经济”概念源自今天的美国也不是偶然的，美国要实现经济复苏，提升就业，不能不重视分享经济的出现，尽管这里还涉及劳动者的社会福利问题，只能在法律层面予以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分享经济模式也开始进入中国香港地区。2015年8月13日，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HKIRC）公布了名为《共享经济——香港准备好了吗？》的问卷调查结果，在1447名受访互联网用户中，82％的人希望在共享经济模式之下善用闲置资产，包括汽车、房屋等，从拼房、拼车到旅游。但是，大势之下，也有许多“灰色地带”，在方便、便宜、环保之外，也直接“挑战”着商业环境和现有法律体系，比如《旅行代理商条例》《旅馆业条例》等。因此，要想使分享经济落地生根，还有长路要走，还要有试验、试错的空间。但是，分享经济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广袤的市场。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全球核心分享经济行业（包括车辆共享、线上人力共享、影音流媒体、众筹）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未来10年的复合增速将达30％。 u/5Oh17BzMbm/gjSKrVfr4kEmVvbqtTTvKzXQrdGrIyoWybYptj00cd5ZHeGD6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