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达了巅峰时期。在盛世的推动下,清朝需要在文化上学习前朝,让封建“传统文化”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十二月,向乾隆皇帝提出了明朝的《永乐大典》丢失严重,本朝需要重新进行编纂的建议。乾隆皇帝正好也有同样的想法,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紧接着,乾隆就诏令将所辑佚的书和各省以及武英殿的所有藏书汇编到一起,共同组成《四库全书》。因此,辑佚《永乐大典》便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就这样,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导下,开始了这一项耗时十几年的巨大工程。据调查,编纂《四库全书》共调动了全国学者四千余名,以纪晓岚为首的官员三百多名,另外,还有三千八百余名负责抄写的工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一共经历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单单这一步,就用了七年之久,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结束。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乾隆皇帝对编纂工作的重视程度。为了鼓励各地进贡图书,乾隆皇帝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进贡图书达到五百种以上的,赠送《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贡图书一百种以上的,赠送《佩文韵府》一部。不要小看这些赠送的书籍,里面都有乾隆皇帝的亲笔题咏,是恩宠的象征。另外,即便是对进贡图书略少的人,也会在《四库全书》的提要中注明其姓名和家族。在朝廷的鼓励和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全国各地征书过程都相当顺利。征书结束后,共征集到图书一万两千两百三十七种。其中,南方进书远远多于北方。而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人也进贡了大量图书。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来源有六个:一是内府本,即朝廷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的藏书;二是各省采进本,即每个省的官员在所管辖的地方征集而来的图书;三是私人进献本,即各省的私人藏书家以及家中藏有书籍的百姓奉旨自动呈给朝廷的图书;四是通行本,即社会上流行的图书;五是《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摘抄出来的书;六是赞撰书,即从清朝之始至乾隆皇帝时期编纂的图书,其中包含有很多帝王的著作。
将书进行如此分类后,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官员们又会进行一次筛选。筛选的目的是选出“应抄之本”,即合格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被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本”则是优秀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要被抄录进《四库全书》,而且要另行印刷,广泛传播。余下的叫作“应存之本”,实际上就是不合格的著作,不允许被抄入《四库全书》。
当一种图书被选定为《四库全书》的蓝本后,要在总纂官的监督下,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和润色。具体步骤是:先由分校官改正错字,写出初审意见。然后再呈送给纂修官进行复审。只有纂修官认可的修改意见才能用朱笔改动,否则不能做改动。最后交给总纂官进行三审。总纂官在审阅时可以同意初审的意见,也可以认可复审的意见,抑或是有新的见解。三审过后,才可以呈给皇帝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最初由各地官员保举而来,但很快,朝廷就发现了这个方法的弊端——受贿、舞弊现象严重。很多富贵人家靠着贿赂官府为自己家族争取名额,结果导致被选中的人之中有很多书法拙劣者。为此,朝廷及时改变了抄写员的考查方法,取消了各地官员保举的权力,而是在需要增加抄写员的时候,在各地张贴告示,应征者必须要当场书写,字迹端正漂亮的择优录取。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后来又将报名者的群体限定为乡试落第的秀才。利用这种方式,先后在民间选拔了大约三千八百多名抄写员。另外,为了提高成书进度,规定每个抄写员每天的工作量是一千字,历时五年。五年期满,能抄写到两百万字的人被列为一等,抄写一百六十五万字以上的列为二等。以此类推。朝廷分别授予其州同、州判、县丞和主簿四项官职。在抄写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字体不工整的,发现一次就罚多写一万字。由于惩罚措施得当,使得《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每天都能保证六百名抄写员同时工作,这样下来,一天的总工作量就能达到六十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为了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朝廷颁布的《功过处分条例》规定,由专门的人对《四库全书》参与人员的工作进行检查,具体工序就是与原书进行比对。如果原书中有错误,参与者可免于处罚;如果原书无错误,是抄录的时候出错,每错一次记过一次。当然,如果在抄录过程中,抄写员能够找出原书中的错误并上报,就可以记功一次。校订分两批进行,最后经过高级官员检查后,装订并呈给皇上观看。由于这些规定和工序的存在,使得《四库全书》的质量得到了保证。
乾隆皇帝为了保存《四库全书》,效仿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布局方式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四库全书》的第一部抄录完毕,接着又用了三年的时间抄录完了第二、第三、第四部分别被存放在南北七阁中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这就是所谓“北四阁”。
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录完成了第五、第六、第七部,分别存放在南方的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其中,每一部《四库全书》的装订为三万六千三百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参与者们还顺便编著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本书可以看作是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工具读本。其中,《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所在,里面收录书籍四百七十三种,共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都按照《四库全书》的样式整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录了两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另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一间书屋内。
《四库全书总目》一共有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的总目录。以经、史、子、集进行分类,大分类前面还有小序,每本书的下面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文字。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鼐、邵晋涵等清朝著名学者之手,其学术价值相当高。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有二十卷,可以称得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里面有《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写得比较简单。
《四库全书考证》有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由木活字印成,它包括《四库全书》中一百多种“应刻”之书,该书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现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不同国家的语言流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