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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这么多年,人们似乎想明白了,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依靠传统的传承模式,“非遗”真的就没法传承了。时代在变,“非遗”的传承方式也在变。乡村的“非遗”,再怎么强调原生态,但乡村没有人了,甚至乡村都没有了,还怎么传呢?文化与时俱进,不是今天才有的事。过去民俗艺人及其制作品依靠市场生活,更要适应社会的变化。过去的民俗产品销售,货郎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货郎在乡村的物质交换中,贡献很大。但有了市场后,货郎也要逐渐转型,于是城市里有了杂货铺之类的商业形式,就像《清明上河图》描画的那样,各类门店一字排开,形成了商业街。行商坐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与经济形式。与时俱进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转型发展,是抗拒不了的文化潮流。

木匠原来是上门做家具的,有了市场,他就可以开一个木器店了。这样服务面扩大了,收徒传艺的方式也会跟着改变。徒弟原来是跟着师父住家里的,现在徒弟住店了,师父组织人员批量化生产,分工就加强了。这时产品精度会提高,而徒弟自立门户的速度会降低,一种简单重复的状态持续下去,逐渐形成老店,形成品牌。

我国是农业大国。1979年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口的比重几乎是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直面这个大背景。

城市化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机遇。那种抵制、哀叹的行为与心态是不合时宜的,明智的态度是积极参与。如今社会各界都在关心“非遗”传承,支持“非遗”传承,参与甚至主导“非遗”传承。在城市中,文化馆、“非遗”中心仍然是主角。但是我们发现,近年有一个机构勇于担当,积极站出来承担“非遗”传承之责,这就是城市少年宫!在上海,少年宫已在积极参与“非遗”传承且卓有成效。比如上海少年宫,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编著了一套关于节日文化传承的教程,厚厚两本,非常有实用价值;杨浦区少年宫出版了一套多卷本“非遗”教材,样式精美又注重实用,他们走在“非遗”保护的前面。

四川是农业大省。过去四川的少年宫与大部分青少年关系是不大的,因为大部分孩子都在农村,享受不到城市少年宫的教育资源。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非遗”教材,应了城市化发展的大势,体现了这个西南内陆大省的文化觉醒,也体现了“非遗”教材编撰者的情怀,他们是一群引领文化风气的先行者。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非遗”的传承,由家庭、师徒传承的模式转为集体的教学模式、课堂模式,为优秀传统文化大规模传承提供了条件;二是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传承,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课外的传承。近年国家强调“非遗”进学校、进课堂,但是真正认真去做的学校并不是很多。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可有效弥补学校教育中的问题。这些“非遗”教材,也可以为“非遗”进课堂提供直接的教材或者参考资料。

“非遗”教材的编撰是“非遗”保护的一项新任务,“非遗”教材使得“非遗”传承有了可资凭借的依据与准则。相对于师徒以及其他传承形式,“非遗”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是整个社会文化传承极为重要的形式。

与上海的少年宫有高校专业课程开发人员的主持不同,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出自“非遗”研究人员之手,前者注重教育的规律,后者更注重“非遗”的知识体系。本教材编撰者柯小杰先生、陈淑娟女士长期从事“非遗”研究,成果颇丰,本教材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力,因此这是一本既适合教学又具备文化传承精神的优秀教材。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可促进城乡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与心灵融合,为优秀的乡村文化进入城市搭建了便捷的桥梁,它是文化乡情的结晶。“非遗”教材的出版及少年宫的“非遗”传承活动,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献上了一份厚礼。感谢这些引领风气的“非遗”工作者,也感谢城市少年宫的担当。希望更多“非遗”管理者与研究者参与到“非遗”教材的编写中来,希望全国各地的少年宫像四川的乡村学校少年宫一样行动起来,为我国的文化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8年1月25日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区域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文化资源与应用等。主要著作有《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盟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主编《华东民俗文献》30册、《妈祖文献》5册等,撰写学术论文70余篇。 KpFC+ATZyiZZZh9/wtIoIYYjqX7NkRZXVAtW0C/Aie/cy7XtzdRM/5qcmPvxGo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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