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非遗”保护这么多年，人们似乎想明白了，如果我们还是仅仅依靠传统的传承模式，“非遗”真的就没法传承了。时代在变，“非遗”的传承方式也在变。乡村的“非遗”，再怎么强调原生态，但乡村没有人了，甚至乡村都没有了，还怎么传呢？文化与时俱进，不是今天才有的事。过去民俗艺人及其制作品依靠市场生活，更要适应社会的变化。过去的民俗产品销售，货郎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货郎在乡村的物质交换中，贡献很大。但有了市场后，货郎也要逐渐转型，于是城市里有了杂货铺之类的商业形式，就像《清明上河图》描画的那样，各类门店一字排开，形成了商业街。行商坐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与经济形式。与时俱进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转型发展，是抗拒不了的文化潮流。

木匠原来是上门做家具的，有了市场，他就可以开一个木器店了。这样服务面扩大了，收徒传艺的方式也会跟着改变。徒弟原来是跟着师父住家里的，现在徒弟住店了，师父组织人员批量化生产，分工就加强了。这时产品精度会提高，而徒弟自立门户的速度会降低，一种简单重复的状态持续下去，逐渐形成老店，形成品牌。

我国是农业大国。1979年以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口的比重几乎是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直面这个大背景。

城市化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机遇，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机遇。那种抵制、哀叹的行为与心态是不合时宜的，明智的态度是积极参与。如今社会各界都在关心“非遗”传承，支持“非遗”传承，参与甚至主导“非遗”传承。在城市中，文化馆、“非遗”中心仍然是主角。但是我们发现，近年有一个机构勇于担当，积极站出来承担“非遗”传承之责，这就是城市少年宫！在上海，少年宫已在积极参与“非遗”传承且卓有成效。比如上海少年宫，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编著了一套关于节日文化传承的教程，厚厚两本，非常有实用价值；杨浦区少年宫出版了一套多卷本“非遗”教材，样式精美又注重实用，他们走在“非遗”保护的前面。

四川是农业大省。过去四川的少年宫与大部分青少年关系是不大的，因为大部分孩子都在农村，享受不到城市少年宫的教育资源。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非遗”教材，应了城市化发展的大势，体现了这个西南内陆大省的文化觉醒，也体现了“非遗”教材编撰者的情怀，他们是一群引领文化风气的先行者。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非遗”的传承，由家庭、师徒传承的模式转为集体的教学模式、课堂模式，为优秀传统文化大规模传承提供了条件；二是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传承，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课外的传承。近年国家强调“非遗”进学校、进课堂，但是真正认真去做的学校并不是很多。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可有效弥补学校教育中的问题。这些“非遗”教材，也可以为“非遗”进课堂提供直接的教材或者参考资料。

“非遗”教材的编撰是“非遗”保护的一项新任务，“非遗”教材使得“非遗”传承有了可资凭借的依据与准则。相对于师徒以及其他传承形式，“非遗”的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是整个社会文化传承极为重要的形式。

与上海的少年宫有高校专业课程开发人员的主持不同，四川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出自“非遗”研究人员之手，前者注重教育的规律，后者更注重“非遗”的知识体系。本教材编撰者柯小杰先生、陈淑娟女士长期从事“非遗”研究，成果颇丰，本教材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力，因此这是一本既适合教学又具备文化传承精神的优秀教材。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非遗”教材，可促进城乡青少年的文化交流与心灵融合，为优秀的乡村文化进入城市搭建了便捷的桥梁，它是文化乡情的结晶。“非遗”教材的出版及少年宫的“非遗”传承活动，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献上了一份厚礼。感谢这些引领风气的“非遗”工作者，也感谢城市少年宫的担当。希望更多“非遗”管理者与研究者参与到“非遗”教材的编写中来，希望全国各地的少年宫像四川的乡村学校少年宫一样行动起来，为我国的文化传承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8年1月25日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区域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文化资源与应用等。主要著作有《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盟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等，主编《华东民俗文献》30册、《妈祖文献》5册等，撰写学术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