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去喀山大学读书了 ，至少得像那么回事。

让我产生上大学念头的是中学生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一个有双女人般温柔眼睛的小帅哥。他住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阁楼上，常常见我书不离手，就有些好奇，于是我们就相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断定我有“出类拔萃的科研能力”。

“您天生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边说，边帅气地甩着鬃毛一样的长发。

我那时还不明白，其实一个家兔就可以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向我打包票：各个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棒小伙儿。当然，还说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 。叶夫列伊诺夫跟我说，到喀山可以住他家，过一个秋季、一个冬季，读完中学课程，“随便”（他说“随便”。）考几次，我就可以领到大学奖学金了，再过个五年，我就成为一名“学者”啦。一切都是那么简单，因为当时叶夫列伊诺夫也不过十九岁，还有颗善良仁慈的心。

中学期考结束后，他就回家了。过了大约两周，我也随他而去。

送我走的时候，外婆劝我：

“你呀，别老生人家的气，你老在生气，变得又挑剔又傲气！这些啊，都是跟你外公学的，你看你外公现在成啥样儿？日子过着过着就成了傻瓜，苦命的老头。你要记住一点：上帝不会老说人不是的，这事只有魔鬼愿意干！再见，走吧……”

她从松弛的褐色脸颊上擦掉几滴难得一见的眼泪，说：

“你这一出远门，我们就算永别了，你这坐不住的孩子，我嘛，日子也不多了……”

这几年，我时常离开亲爱的外婆，很少见到她，那一刻忽然预感到再也见不到这个如此亲近、如此尽心照顾我的亲人，心里很难受。

我站在船尾一直望着她，她站在那里，在码头边缘，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旧披肩的一角擦着脸颊，擦着那满是仁爱之光的黑眼睛。

我到了喀山——这个半鞑靼式的城市，住在一幢平房的小套间里。这幢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僻静小街尽头的小山岗上，与之一墙之隔的是个荒废的焚烧场，长着密密麻麻的荒草；在长着苦艾、牛蒡和马蓼的草丛和长着接骨木的灌木丛里，隆起一堆砖瓦房的废墟，废墟下有个宽敞的地窖，一些流浪狗就住在这里，死在这里。这个地窖令我难忘，这是我上的几所大学中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靠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度日。刚来他们家的那些日子，我常常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寡妇从集市上回来，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桌子上一摊，愁容满面地解决一个眼前的难题：不考虑她自己，咋个用这么一小块劣等肉来给三个壮小伙儿做一顿美味大餐呢？

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一双灰色的眼睛里凝结着一种绝望而温和的倔强，就像一头拼尽全力的母马在拉车上坡，明知道拉不上去了，但还是在拼命拉！

到她家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当她的孩子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到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到这里来干吗？”

“读书，上大学。”

她眉毛扯着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扬，菜刀切破了自己一个手指头，她吸吮着鲜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然后又立马跳起来，说道：

“哎哟，真是见鬼……”

用手绢包扎好被切的手指后，她夸奖我：

“您倒是挺会削土豆的！”

哼，当然啦，这个还能不会！我顺便跟她讲了我在船上干过的差事。她问我：

“您以为就凭这个就可以上大学啦？”

那时我还不知道啥叫幽默，就把她的问题当真了，跟她讲了我的行动步骤，经过这些一步步的努力，最后，科学殿堂的大门会在我面前打开。

她叹了一口气：

“哎，尼古拉，尼古拉……”

这时候，尼古拉走进厨房洗脸，睡眼惺忪、一头乱发，还是那么快活：

“妈妈，要是能做一顿饺子吃就好了！”

“是啊，好吧。”妈妈同意了。

我想趁机炫耀一下我的厨艺知识，就说要包饺子的话，这肉不好，分量也不够。

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大妈（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的母亲）一下子就生气了，她狠狠回敬了我几句，弄得我耳朵充血，直往上竖。她把几根胡萝卜扔到桌子上，转身出去了。尼古拉先向我递了个眼色，然后用话语解释妈妈的举动：

“她状态不好！……”

他坐到板凳上，对我说，女人都比男人要神经质些，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关于这点，好像有个瑞士大学者做过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也提到过这个。

尼古拉很喜欢教我，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向我灌输生活中必须知道的知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讲，后来，竟然把佛克 、拉罗士佛克 和拉罗士查克林 这三个人混成了一个人。我也想不起来究竟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 砍了杜莫力 的头呢，还是相反呢？这位可爱的年轻人诚心诚意地想把我“塑造成人才”，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这么做，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更好的条件来认真教我。他那种年轻人的自私、浮躁和轻佻使他看不到他妈妈是在如何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地操持家务，他那个弟弟就更看不到这点了，这是个迟钝而寡言的中学生。我倒是早就洞察了这个主妇的那套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学，亲眼所见她那套令人脑洞大开的办法，天天都能瞒天过海地喂饱自家孩子和我这个其貌不扬、不拘小节的寄宿小伙子。自然，每一块分给我的面包都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我的心头，沉甸甸的。我开始找活儿干了。每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为的是不在他家吃午饭，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荒野里，躲在那个地窖里。在那里，伴着风声雨声和猫狗的尸臭，我很快就醒悟过来：大学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要是我聪明点儿，怕早就去波斯了。我幻想自己成了一个白胡子巫师，能让每粒谷子长成苹果那么大，能让每个土豆长到一普特 重，总之，为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受苦受难的大地，我想出了不少造福社会的好办法。

我已经学会了天马行空地想象各种奇幻历险和丰功伟绩。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这对我很有益处，这样的日子可真不少啊——我就更耽于幻想了。我不期待外界的帮助，也不奢望有啥幸运落到我头上，我的意志愈发顽强起来，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就觉得自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了。我很早就明白，人是在同周遭环境的抗衡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干活儿，那里能轻易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在那里，在装卸工、流浪汉和无赖们中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铁，被塞到一堆烧得红红的炭火中，每天都给我留下灼热而强烈的印象。那些贪婪露骨、生性粗野的人在我眼前旋风似的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的愤世嫉俗，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嬉笑怒骂、对自己又满不在乎的潇洒态度。由于经历过这些，我就很容易跟他们近乎起来，希望加入到他们那个厉害、刺激的圈子里。我所读过的勃莱特·哈特 的作品和大量的“庸俗低级”小说更唤起了我对这些人的同情。

职业小偷巴什金，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是个备受虐待、患了肺病的人，他巧言令色地鼓动我：

“瞧你，咋像个姑娘似的，畏畏缩缩，难道怕人说你不守贞洁吗？对于姑娘来说，贞洁就是她的财富，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桎梏。公牛倒挺厚道老实，那是因为它吃饱了干草。”

巴什金的头发是棕红色的，一张脸刮得跟演员似的，小身材灵活、柔软得像只猫，他对我就像我的老师和监护人似的，我也看出他确实是衷心希望我成功、幸福。他很聪明，读过不少好书，尤其喜欢《基度山伯爵》 。

“这书里有目的，也有激情。”他说道。

他喜欢女人，一说起她们，总是咂巴着嘴，兴致勃勃，孱弱的身子抽搐着，这抽搐有点病态，让我感到很恶心，但我还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觉得他说的话很美。

“娘们儿，娘们儿啊！”他哼起调子来，蜡黄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一双黑眼睛闪着赞赏的光芒，“为了娘们儿，我啥都可以干。女人就跟魔鬼似的从来不晓得啥是罪孽！活着爱着，再也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啦！”

他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常常信手就为妓女们编些歌唱不幸爱情的凄婉小调来。他编的小调在所有伏尔加河沿岸城市里传唱，下面这首流行小调就出自他的手笔：

贫苦的我啊，没有好脸蛋啊，

穿得又寒酸啊，

姑娘啊，就为这个啊，

谁也不要我过门啊……

有个神秘人物，叫特鲁索夫，待我挺好，此人仪表堂堂，穿着考究，有着音乐家一般的纤细手指。他在造船厂区有一家小铺子，挂着“钟表匠”的招牌，实际上却在倒卖盗窃来的贼货。

“你呀，马克西莫维奇 ，可别沾上偷盗的习气啊！”他一边对我说，一边威风凛凛地抚摸着稍显花白的大胡子，眯起那双狡猾、放肆的眼睛，“我看出来了，你走的是另一条路，你是个看重精神的人。”

“什么叫看重精神的人？”

“看重精神的人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样说我不大合适，因为我嫉妒好多人、好多事，像巴什金那种诗歌般奇特的腔调、出人意料的比拟和话语的转换，就很让我嫉妒。记得他讲一个离奇的恋爱故事是这样开头的：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像一只树洞里的猫头鹰，待在贫困的斯维亚日斯克城的一个客栈里。啊，正值十月，秋天，雨懒洋洋地下着，风声阵阵，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拉着长调唱歌，这调子没完没了：嗷——嗷——嗷——呜——呜——呜……这时，她来了，红扑扑的脸蛋，轻盈的体态，好似日出时的云霞，但清澈的眼神却是假装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啊。’我明知她在撒谎，却把她的话当了真！我理智上很明白，可情感上总不相信她在撒谎！”

他讲话的时候，身子有节奏地摇晃着，眼睛眯缝着，不时用手轻轻触摸一下自己的心坎。

他嗓音虽然低沉、浑浊，但吐词清晰，就像夜莺在歌唱。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家伙常常绘声绘色地讲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恶狠狠地嘲笑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悄悄谈起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个沙皇当皇帝是个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属于那类“恶棍”，就是在小说的结尾，剧情逆转，出乎读者的意料，忽然浪子回头变成了豁达大度的英雄。

有时候，一到闷热的夜晚，这些人就游过喀山河，到对岸的草地上、灌木丛里，一边吃喝，一边谈着各自的心事，多半是些人生的复杂啦、奇怪的人际纠葛啦，尤其喜欢谈女人。一谈起女人来，他们就那么凶狠、那么忧伤，有时又是那么动人，差不多总是带着这样那样的情绪，仿佛他们一直看着那个充斥着各种可怕意外的暗处。在星光昏暗的黑夜，我跟他们躺在长满密密麻麻柳树丛的洼地里，度过了两三个闷热的夜晚。因为这儿临近伏尔加河，黑暗里透着湿气，船上的桅灯像一只只的金蜘蛛，往四面八方爬去；一团团火光、一根根火条往坡岸上黑黢黢的夜幕喷去——那是富裕的乌斯隆村的住宅和餐馆窗户发出的灯光。明轮船 的明轮叶片轰隆隆地拍打着河水，驳船上的一些水手在声嘶力竭地狼嗥，某个地方响起锤子敲打铁器的声音，凄凉地拖着长调，隐隐藏着谁的心事，忧愁随着歌声化为灰烬。

更让人烦恼的是听这些人的轻声絮语——他们思考着人生，聊着各自的心事，几乎没有相互倾听。他们在灌木林里或坐或卧，抽着烟卷，偶尔喝点伏特加或啤酒，回忆过去的某件事情。

“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件事。”黑夜里，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讲的故事，众人附和道：

“这种事常有啊，见惯不惊了……”

“见过”“常见”“有过好多次”——听着这些话，我觉得这个夜里，这些人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啥都经历过了，今后再不会有令他们觉得离奇的事情了。

这种感觉让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逐渐疏远起来，但不论怎样，我还是喜欢他们，依照我的经历，要是我跟他们走一条路，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往上爬和上大学的期望破灭后，我就跟他们走得更近了。在饿肚子、受气和烦恼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仅完全有能力去冒犯“神圣的私有制”，还可以有些别的罪行。但是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不让我脱离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鼓吹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书及一些低级庸俗的长篇小说，我还读了不少严肃的书籍——它们激励我奔向某种不大清晰的、但比我所见过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事物。

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了新的感触。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空地上，常有中学生来玩击木 游戏，其中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黝黑的皮肤、瓦蓝的头发，像个日本人，脸上有很多小黑点，就像擦进去很多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来灵活，说起话来机智俏皮，全身长满了各种各样的天才胚芽。而且，就像几乎所有有天才的俄罗斯人那样，他就靠着这些天分过日子，不去努力提高和开发这些才能。他喜欢音乐，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乐感，能像职业乐手那样弹奏古斯里琴 、巴拉莱卡琴（三弦琴），拉手风琴，却不打算去掌握更高雅更难的乐器。他没钱，穿得很寒酸，不过，他那揉得皱巴巴的破衬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满是窟窿的破靴子跟他那粗犷豪放的性格、干净利落的身手、不拘小节的作风倒很是匹配。

他就像一个长期卧病在床、刚刚站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才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犯人——生活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有趣，激起了他内心的躁动和喜悦——他满地跳啊跑啊，就像一只节日里点燃的花炮。

得知我处境艰难且危险，他劝我跟他住一块儿，并劝我准备去做乡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一个怪异、快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大杂院，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熟悉这个地方。这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位于雷布诺利亚德街，就像是那些饿昏了头的大学生，妓女和油尽灯枯、形销骨立的穷鬼们从房东那里夺过来似的。古里·普列特涅夫住在走廊里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单人床，走廊尽头靠窗的地方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有三个房门朝着走廊，两间房住着妓女，第三间房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这是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又高又瘦，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满头满脸都是棕红色的硬毛，脏兮兮的布片勉强遮着身子；透过布片的破洞，有些发青的皮肤和根根肋骨凄惨地露出来。

他似乎只是靠着吃自己的手指甲过日子，手指头已经几乎快要被咬出血了，他白天黑夜都在画着什么、计算着什么，不断低沉地喀喀咳嗽着。妓女们怕他，把他当成疯子，不过，出于同情，时不时会在他门前悄悄放些面包、茶和糖，他就一边像一匹疲惫的马那样打着响鼻，一边把这一包包的东西捡回房间里去。要是妓女们忘了或是因为什么缘故无法给他“布施”，他就会打开房门，对着走廊扯着破嗓子大叫：

“面包！”

他眼睛深陷在黑眼眶里，闪着狂躁者自命不凡的高傲目光。偶尔会有一个驼背小怪物来拜访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浮肿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那张阉割派教徒 的黄脸上带着狡猾的微笑。他俩把房门紧闭，奇怪地一连几个钟头坐着，一言不发。只有那么一次，一个深夜，数学家一声沙哑着嗓门的怒吼把我吵醒：

“我说——就是监狱！几何学就是牢笼，嗯！就是老鼠笼子，嗯！监狱啊！”

驼背怪物尖声嘻嘻笑起来，反反复复说着什么奇怪的话，数学家猛地咆哮起来：

“见鬼！滚！”

他的这位客人滚到走廊里，一边尖声咒骂着，一边裹紧宽大的披风。身子瘦长的数学家站在门槛上，面色狰狞，把手指头往乱发里一插，嘶哑着嗓门：

“欧几里得 ——是个傻瓜！傻——瓜……我敢保证，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他房间里什么东西哐当一声掉了下来。很快，我就了解到此人打算从数学的角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工作就死了。

古里在一家印刷厂做夜班校字工，一晚上可以挣十一戈比，要是我没及时挣到钱，我们两个一天就只能吃上四俄磅 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我没时间去打工——我还得学习。我正硬着头皮刻苦钻研各门学科，特别让我郁闷的是那些拘谨狭隘、僵化守旧的变态语法格式，我完全没法把生动而艰涩、俏皮而婉转的俄语嵌进去。好在很快我就明白，我学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就算我通过了乡村教师资格考试，我也得不到教师职位——我的年龄太小了。

古里和我睡同一张单人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他干活儿干了一个通宵，清早回来的时候脸色更加发黑，两眼红肿，我赶忙跑到小餐馆去打开水（当然，我们那里是没有茶炊的）。然后，我们就坐在窗边，就着面包喝茶。古里跟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那个笔名“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的打趣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让我很惊讶——我感觉他对生活的态度，跟对待那个倒卖旧女式衣裳并兼职拉皮条的胖婆娘加尔金娜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下楼梯下面的那个角落，可他没钱付房租，于是他就给她说笑话、拉手风琴、唱动听的歌曲；每当他用男高音唱起这些动听的歌曲，眼里就闪着讥笑的光芒。胖头胖脑的加尔金娜年轻时做过各剧团的合唱演员，能听懂歌里的意思，常常一串串的泪珠从那老不害臊的眼里流淌到她这个酒鬼和吃货的青肿脸上，她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擦掉脸上的泪水，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绢仔细擦她的手指头。

“哎呀，小古里啊，”她一边叹气，一边说，“你可真是个好演员啊！要是你模样再俊那么一丁点儿——我就可以给你找个好差事了！我介绍了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那些孤独的女人解闷呢！”

我们头上的阁楼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小伙子”。这是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个头，胸宽背阔，股骨奇窄，看上去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面的一个角被折断了一点儿。大学生脚板小巧，跟女人脚似的。

他的脑袋也很小，缩进了肩里头，上面盖着一层马鬃般的棕红头发，苍白的、没有血色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鼓起来的绿眼睛。

这个大学生不顾父亲的反对，像只丧家犬似的忍饥挨饿，想方设法，好不容易从中学毕业，考进了大学。然后，他发现自己有副能发深沉、柔和的男低音的好嗓子，就想去唱歌了。

加尔金娜看准了他这一点，给他介绍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阔太太，阔太太的儿子已经大学三年级了，女儿中学毕业。阔太太身材瘦削、平胸、身板挺直，像个士兵，干冷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眼眶里，一身黑色连衣裙，戴老式绸缎头套；耳朵上，绿得刺眼的一对耳环不断抖动着。

她时不时地，要么夜里，要么一大早来找这个大学生，我不止一次看到这个女人跳进大门，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院子。她面容恐怖，嘴唇抿得几乎看不见了，睁着大大的眼睛，绝望而忧伤地看着前方，活像一个睁眼瞎。不能说她长得丑，但从她身上能明显地觉察到那种使她变得丑陋的紧张，仿佛把她的身子绷长了，把她的脸挤变形了。

“瞧啊，”古里说，“完全是个疯婆子！”

大学生不喜欢这个阔太太，老躲着她，而这位阔太太就像一个不讲情面的债主或密探，老是跟踪他。

“我可上不了台面，”大学生干完一杯酒，后悔地说道，“干吗要我去唱歌呢？我这副嘴脸和身材，大伙儿不会让我上台的，不会的！”

“你跟那个婆娘的荒唐事赶快了结吧！”古里劝他。

“嗯，可我还是挺可怜她！受不了她，但——可怜她！要是你知道她是多么……唉……”

我们当然知道，因为有天夜里，我们听到这个阔太太站在梯子上，压着颤抖的嗓音，哀求着：

“看在上帝的分上啊……亲爱的，唉——看在上帝的分上啊！”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好些房子、马匹，向产科学校捐过几千上万卢布的巨款，但也像个乞丐，乞求男人温柔的抚爱。

喝过早茶，古里·普列特涅夫就躺下睡了，我出门找活儿干，直到天黑才回来，这时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能买些面包、香肠或者煮熟的“牛杂”回来，就分一半给他带走。

剩下我一人在家的时候，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贫民窟各处走廊和各个角落转悠，想仔细看看我的新邻居们是怎么生活的。这幢房子拥挤不堪，人们就像窝蚂蚁似的，弥漫着刺鼻难闻的酸腐气息，各处角落都有密密麻麻的黑影。从清早到深夜，这里总是闹哄哄的：缝纫机轧轧地响个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一个大学生在低沉地柔声哼着音阶；一个成了酒鬼、半疯半傻的男演员正在拿腔拿调地大声念着对白；宿醉未消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号叫——自然地，我眼前出现一个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

“干吗要这样呢？”

这群饥饿的年轻人中间，有个红头发、高颧骨、秃顶、大腹便便的细腿男人正在张着大嘴、露着马牙胡扯。因为这口牙齿，大伙儿叫他“红毛马”。他已经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了三年官司，逢人便说：

“我就算死，也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满世界去讨饭，去过三年叫花子的日子，然后，我再把打官司赢的所有财产还给他们，冲他们说一声：‘鬼东西们，咋样啊？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红毛马’，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吗？”人们问他。

“我这辈子就一心一意咬着这件事不放，别的啥事也不会干！”

他整天往州法院、参议院、自己的委托律师那里跑，常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酒瓶回来，在自己那个中间天花板都快掉下来的、地板凹陷的、脏兮兮的房间里，把大学生、缝纫女工及所有愿意饱餐一顿并喝点儿的人都叫来，闹哄哄地开派对。“红毛马”自己只喝朗姆酒 ，这种酒一旦溅出来，会在桌布、衣裙，甚至地板上留下洗不掉的暗红色斑点。他干完一杯，叫喊起来：

“你们啊，我亲爱的小鸟们！我爱你们这些老实人！我是一个恶棍、一条鳄鱼，就想咬死那帮亲戚，一定要咬死他们！真的！我也不想活了，哎……”

“红毛马”委屈地眨着眼睛，那张丑陋的高颧骨脸上流淌着醉汉的眼泪，他用一只手掌把眼泪揩下来，在膝盖上乱抹一气——他那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过得咋样啊？”他大喊起来，“饥寒交迫、破衣烂衫——难道，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在这样的生活里能学到啥呢？哎，要是让沙皇知道你们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接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沓花花绿绿的钞票，说：

“谁需要钱？随便拿吧，兄弟们！”

歌女们、缝纫女工们忙不迭地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说：

“这个可不是给你们的！这个是给大学生们的。”

不过，那些大学生并不拿钱。

“让这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气呼呼地说。

有一次，他喝醉了，把一沓揉成纸团的十卢布钞票带来给古里，他把钞票往桌上一扔，说：

“这钱——要不？我是不要了……”

他往我们那张单人床上一躺，咆哮起来，号啕大哭，弄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又是灌水，又是浇水，让他醒酒。等他睡着了，古里尝试着把钱一张一张摊平整，不过，看来还真没办法——钞票卷得太紧了，只有用水浸，才能把它们一张张揭开。

他那个氤氲、脏乱的房间窗户朝着邻居的石墙，又挤又闷，吵闹得乱作一团。“红毛马”叫得最响。我问他：

“您为啥放着大旅馆不住，要住这里呢？”

“就图个心里舒坦呗！跟你们在一起，心里暖和着呢……”

毛皮匠的儿子赞同道：

“确实如此，‘红毛马’！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要是在其他地方，我也许早完蛋了。”

“红毛马”请求古里：

“弹起来！唱起来吧……”

古里把古斯里琴往膝盖上一放，弹唱起来：

你快升起来吧，快升起来啊，鲜红的太阳……

他的嗓音轻柔，直抵心房。

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大伙儿都在若有所思地听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古斯里琴弦的丝丝细语。

“见鬼，唱得真好！”那个给阔太太姘居解闷的倒霉蛋叫嚷起来。

在这个老房子稀奇古怪的居民中，古里·普列特涅夫最有智慧，很会找乐子，就像奇幻童话故事里的喜神似的。他的心灵，涂上了各种青春的色彩，他那些妙趣横生的笑话、动听的歌曲，对世俗的辛辣嘲讽，敢于揭露生活里的粗俗虚伪——这些就像烟火一般让生活闪现出一些亮光。他不过刚满二十岁，看外表还是个孩子，但这幢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把他当作能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好帮手。好人喜欢他，坏人怕他，甚至连那个老警察尼基福内奇都常常对他露出狐狸般狡猾的微笑。

“马鲁索夫卡”大杂院是上山的必经之路，它连接着两条街：雷布诺利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在后一条街的拐角处，离我们院子大门不远的地方，就是尼基福内奇那舒适的岗亭。

他是我们这个街区的警长，一个高个子干瘦老头，胸前挂满了奖章，看起来还算聪明，满脸堆笑，眼神狡猾狡猾的。

他对我们这个新旧人员混杂的大杂院很是留意，一天里有好几次，他那瘦削挺拔的身姿出现在院子里，他不紧不慢地走着，望着每家的窗户，那目光就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在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似的。这年冬天 ，他从一套房子里抓走了独臂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俩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都参加过斯科别列夫将军 率领的阿哈尔－捷金远征军；被捕的还有佐布宁、奥夫相金、格里戈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其他一些人，罪名是企图建立秘密印刷厂。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在星期日的大白天到城里大街上克柳奇尼科夫印刷厂偷铅字。为这事，他们被抓了。有天深夜，宪兵来“马鲁索夫卡”抓走了一个高个子的阴着脸的男人，我平时叫他“移动的钟楼”。一大早，得知这事后，古里气得胡乱拨弄着黑头发，对我说：

“赶紧，马克西莫维奇，真他妈见鬼，快跑，老弟，快点……”

跟我说了该往哪里跑，他补了一句：

“可千万当心！那里可能有密探……”

这个秘密任务让我异常兴奋，我就像一只雨燕，飞快地飞到了船厂区。那里有一家黑黢黢的铜器作坊，我见到一个鬈发的年轻人，他有一双独特的蓝眼睛；他正在给一个平底锅镀锡，不过，不大像个工人。屋角的老虎钳旁，一个白头发用小皮带系起来的小个子老头正忙着打磨一只铜阀门。

我问这个铜匠：

“你们这里有活儿做吗？”

小老头气冲冲地回答：

“我们倒是都有活儿做，就是没活儿给你做！”

那个年轻人瞟了我一眼，然后又埋头弄平底锅。我悄悄用一只脚碰了他的脚一下，他吃了一惊，蓝眼睛恼怒地直盯着我，紧紧握着平底锅的手柄，仿佛要向我砸过来。可一看到我给他递眼色，就又平静地说道：

“走吧，走吧……”

我又向他递了个眼色，出了门，站在街上；鬈发年轻人伸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地盯着我看，点上了一根烟卷。

“您是——吉鸿？”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气得皱起了眉头，眼睛打量着我：

“哪个彼得啊？”

“高个子的，像教堂助祭的那个。”

“啊？”

“我说完了。”

“彼得、教堂助祭，怎么跟我扯上关系了？”铜匠问，他提问的语气让我更确信他不是铜器作坊的工人。我跑回家，很得意自己完成任务了。这算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地下”活动。

古里·普列特涅夫跟他们很接近，但是对于要他把我拉进这个圈子的请求，他说：

“你嘛，老弟，还早啊！你还得学习……”

有一次，叶夫列伊诺夫安排我跟一个神秘人物 见面，这次见面的预防措施安排得十分周密，让我隐隐感到某种很肃穆的气氛。叶夫列伊诺夫带我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 ，路上叮嘱我，这次见面一定要格外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着远处旷野里一个正在踱步的不大的灰色人影，转头看了看，悄声说：

“就是他！快跟着他走，等他一站住，您就走上前，说：‘我是新来……’”

秘密活动总是刺激而愉快的，但这次，我觉得有些滑稽：晴朗的天气、火辣的阳光下，一个孤零零的人就像灰色的草茎，在旷野里摇摆着，再没什么别的了。在那个坟场的大门口，我追上了他，这是个年轻人，有张干瘦的小脸，目光犀利，眼睛圆圆的，像鸟的眼睛。他穿一件中学生的灰色大衣，原先那种亮晃晃的扣子已经脱落，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骨质扣子，那顶已经破旧的学生帽上还能依稀看到帽徽的印迹——总之，有点儿稚气未脱，但他急于装出大人的样子。

我们坐在坟场中间的灌木林里。此人说话干瘪瘪的，一副就事论事的模样，整个人，从上到下，没一点儿让我喜欢的。他板着脸仔细问我读了些什么书，建议我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我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他警惕地环顾了一下周边荒芜的旷野，先走一步。

这个小组还有另外三四个小伙子，我是最小的，而且完全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对它的评注。我们常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 家里聚会——后来他用笔名叶列翁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写了五部书后，就自杀了。像这样任性草率地结束生命的人，我还真见过不少啊！

这个师范学院学生不爱说话，思路狭窄，说话谨慎，住在一栋脏兮兮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常常干些木工活来“平衡身心”。跟他在一起很无聊。读穆勒的书对我也没啥吸引力，很快，我就觉得我对那些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我在生活中直接掌握了它们，刻骨铭心、烂熟于胸，而且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写那么厚的一本书，用艰涩难懂的词语来说这个，这些道理，任何一个为他人的幸福和安逸而耗费过精力的人都很清楚。我极其难受地在这个充满了胶水味道的地下室坐了两三个小时，看着那些小潮虫在墙上爬来爬去。

有一次，小组的导师迟到了，我们估计他不会来了，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搞了个小派对。忽然，窗边飞快闪过老师的灰色裤腿，还没等到我们把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他就来到我们中间，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那些深奥的结论。我们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跟木头人似的，心惊胆战地等着我们中的谁会一脚踢倒酒瓶。结果导师踢倒了酒瓶，踢倒后，他向桌子底下瞄了一眼，没说一句话。哎呀，要是他结结实实地骂我们一顿还好受些啊。

他那沉默、严厉的面容和气得眯缝起来的眼睛都让我尴尬万状。我悄悄看了看同学们那羞得紫红的脸，真心觉得惭愧，觉得自己冒犯了这位导师，尽管酒不是我提议买的。

在这里读书很是无聊，我就想去鞑靼区看看，那里仁慈、亲切的人们过着一种别致的“至清至真”的纯朴生活，他们那蹩脚的俄语听起来很好笑。每到傍晚，清真寺那高高的尖塔上就会响起阿訇报祈祷时刻的声音。我想，鞑靼人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对我来说很陌生，不像我所熟悉的那种令我不快的生活。

我向往着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这种音乐直到现在都还在醉着我的心，我清楚地记得我头一次感受到劳动的英雄般诗意的那一天。

喀山附近，一艘满载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坐”到礁石上搁浅了，擦破了船底。码头装卸组带上我去给驳船卸货。时值9月，从上游吹来阵阵北风，灰色的河面激起一浪接一浪的怒涛，风狂怒地把浪花扯下，寒雨飘洒在河面上。装卸组有五十来个人，裹着粗草席或者帆布，神色凝重地站在空驳船的甲板上；一艘小拖轮喘息着拖着驳船前进，烟囱在雨中喷出一团团红色的火星子。

夜色降临，铅色的潮湿的天空渐渐暗下来，渐渐低垂到河面上。装卸工们抱怨着、咒骂着，骂雨、骂风、骂生活，懒洋洋地在甲板上爬来爬去，想找个躲避寒湿的地方。我觉得这帮半梦半醒的人是没法干活儿的，没法拯救那一船正在沉没的货物。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那个货船触礁的浅滩，大伙儿把空驳船跟触礁搁浅的船，船舷挨着船舷系在一起，装卸组组长是个毒辣的小老头，一个小滑头，一脸麻子，嘴里污言秽语，有一双鹰眼和一个鹰钩鼻，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帽子，扯着女人似的尖嗓门喊：

“伙计们，祷告吧！”

黑暗里的甲板上，装卸工们聚成黑黢黢的一堆，开始像熊似的号叫，那个装卸组组长先做完祷告，尖声叫起来：

“点灯！小伙子们，该你们露一手了！孩子们，使点儿劲，上帝保佑，开干吧！”

于是，那些笨重的、懒洋洋的、湿漉漉的人们就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就像是投入战斗一样，扑向甲板、扑向正在沉下去的驳船的货舱——吆喝着，咆哮着，说着俏皮话。在我周围，一袋袋的大米、一包包的葡萄干、一捆捆的皮革和卡拉库尔羔羊皮，就像鸭绒枕头似的轻轻飞过，一个个敦实的人影跑来跑去，用号叫、呵斥、呼哨来互相激励、打气。简直难以置信，眼前这帮如此快活、轻松、吵闹着干活儿的人就是刚才那些笨拙、沉闷的人，刚才他们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下雨和寒冷的天气呢。雨越下越大，越来越冷，风力也增强了，撕开了人们的衬衣，把衣服下摆掀到了头上，露出肚子来。在潮湿的黑暗里，借着六盏桅灯微弱的光亮，黑黢黢的人影跑来跑去，脚沉重地、咣当咣当地踩踏着驳船甲板。人们就像是渴望劳动似的干着活，就像一直期待着把四普特重的袋子在手中扔来扔去、背着货包奔跑的感觉。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孩子气地玩耍着，这种醉人的欢乐，在世上也只有女人的拥抱可以与之媲美。

一个蓄着大胡子、穿哥萨克式紧腰碎皱外衣的大个子男人，浑身湿漉漉的，——这个该是货主或者货主的代理，忽然激情四射地号叫起来：

“小子们，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成！加油干啊！”

立刻，一些粗声粗气的声音从黑黢黢的四面八方传过来：

“三桶吧！”

“好，就三桶！加油干啊！”

于是，大伙儿活儿轮转得更快了，干得更起劲了。

我也抓了一些袋子，拖过去，抛下去，又跑回来抓，我觉得我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像跳圆舞一样，疯狂地旋转起来，觉得这些人是多么可怕呀，他们不知疲倦地、快乐而不惜力地干活儿，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干，好像他们能一把抓住城里的钟楼和宣礼塔 ，随心所欲地搬到任何地方。

这一晚上，我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欢乐中，真心希望一辈子都沐浴在这种半疯半傻的、源源不断的狂喜中。船舷外，浪涛汹涌，雨点打着甲板，风呼啸着掠过河面，在黎明的灰色薄雾里，这些半裸的、湿漉漉的人们不知疲倦地拼命跑着，嚷嚷着，笑着，自恋地欣赏着自己的力量和劳动成果。这个时候，风撕开了厚重的云层，一小块蔚蓝的晴空中透出一缕淡红色的阳光，引得这群快乐的粗人们发出异口同声地咆哮。真想拥抱和亲吻这群两脚野兽，他们干起活儿来是多么聪明、灵巧，又是多么忘我而投入啊。

好像还没有什么能抗拒这股快乐而狂怒的力量所带来的冲击，这力量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能够在一夜之间用精美的宫殿和城市覆盖整个大地，就像童话里说的那样。阳光对着劳动的人们只照了一两分钟，扛不住厚厚的云层，沉了进去，就像一个孩子沉入了大海，此时，大雨如注。

“收工吧。”谁喊了一声，迎接他的是一阵劈头盖脸的骂声：

“我看你敢收工！”

这群半裸的人们冒着倾盆大雨和凛冽的大风，不停歇地干着活儿，直到中午两点钟卸货完毕。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人类世界竟蕴含着这么强大的力量。

随后，人们转到小火轮上，大伙儿一个个就像醉鬼似的睡着了。船一到喀山码头，人们就像灰色的泥流一样，涌上沙岸，去小酒馆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小偷巴什金向我走过来，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问：

“你这是咋啦？”

我兴奋地跟他讲了这次干的活儿，他听我讲完，叹口气，轻蔑地说：

“傻瓜！甚至连傻瓜都不如，你这白痴！”

他轻轻吹着口哨，像鱼似的摇晃着身体，从挤得密密麻麻的桌子中游走了。装卸工们围坐在这些桌子旁闹哄哄地大吃大喝，屋角有人用男高音唱起猥亵的小调：

嘿呀，这事就在半夜啊，

贵族太太来到小花园寻欢啊——嘿呀！

几十个嗓门震耳欲聋地吼起来，手掌有节奏地拍打着桌子：

打更的在城里巡逻啊，

看到太太躺在地上……

大伙儿打着呼哨，哈哈大笑着，闹哄哄地说着大概在人世间都少有的难以启齿的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安德烈·杰连科夫——一家小食品杂货店的老板，这家店铺藏在一条偏僻、狭窄小街的尽头，临着一条堆满垃圾的山沟。

杰连科夫的一只胳膊患有肌肉萎缩症，银色的络腮胡子里是一张善良的脸庞，有双聪慧的眼睛的他拥有全城最好的禁书和珍本书籍图书馆，吸引着喀山许多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式各样怀揣革命抱负的人们。

杰连科夫的铺子在一个低矮的偏房里，紧挨着一个靠兑换钱币吃利息的阉割派教徒的房子。店铺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大房间，这房间有个向着院子开的窗户，透进来微弱的光，从这房间穿过去就是一间拥挤的小厨房，过了厨房，在偏房和阉割派教徒的正房之间是条黑暗的过道，过道角落里有个储藏室，里面就隐着那个“邪恶”的图书馆，它的一部分图书是用鹅羽笔抄写在厚厚的本子上的手抄本，比如拉夫罗夫的《历史信札》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 的一些文章、《沙皇就是饥饿》 、《狡猾的圈套》 等，所有的这些手稿都被人认真读过，揉得皱皱的。

我头一次去店铺的时候，杰连科夫还在忙着接待买主，他向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房门的位置；我进去一看：昏暗的角落里，一个小老头正跪着虔诚地祈祷，他长得就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 。看着这个小老头，我觉得有些不妥、有点儿自相矛盾。

人们告诉我说，杰连科夫是个“民粹派”；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必信仰上帝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信仰上帝的小老头出现在这个房子里有些多余。

祷告完毕，他仔细捋了捋白头发和大胡子，打量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你是谁？哦，我想起来了，化了装的大学生。”

“为啥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

“哦，是啊，”老头淡定地回答，“就算你化了装，上帝也能认出你来！”

他去厨房了，我坐在窗边发呆，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啊！”

在通向厨房的门框里站着一个姑娘，一身白衣，蓝眼睛，浅黄色的短发，苍白的圆脸微笑着，放着光。她很像一位天使，人们常用廉价的石印油墨来画这些天使。

“您干吗害怕？我有那么可怕吗？”她声音细细地、颤抖着小心翼翼地说道，扶着墙壁慢慢靠近我，好像她不是走在坚硬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架在空中的晃动的缆绳上。这种不会走路的姿态更容易让人把她归为另类。她浑身哆嗦着，就像她的腿被打进了钢针，而墙壁灼烧了她那胖乎乎的孩童般的小手，她的手指头奇怪地不能动弹。

我静静地站在她面前，感觉有种奇怪的慌乱和极度的怜悯。这间黑屋子里的一切都不寻常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坐到椅子上，就像害怕这个椅子从屁股底下飞走似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才下地行走五天，这之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躺在床上，手脚都麻痹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萎缩症。”她笑着说道。

记得当时我很希望她的身体病态还能有另一番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身处这么奇怪的一间房子里的姑娘，显得过于简单了。这间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怯生生地贴着墙壁，墙角一隅，圣像面前，点着一盏刺眼的小长明灯，大饭桌的白色桌布上，莫名其妙地爬着长明灯铜链的黑影子。

“很多人跟我说起您，因此我就想看看您长啥样。”一阵细细的童声传到我耳朵里。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眼神仔细打量着我，蓝蓝的眼睛似乎看穿了什么。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说话，也不会说话。我一声不吭地看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和加里波第 的肖像画。

从铺子里冲进来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少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眼睛。他进了厨房，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

“你咋爬出来了，玛丽亚？”

“这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在产科学校读书，现在生病了。您干吗不说话？您觉得不好意思？”

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那只萎缩的干手插在怀里，默默地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妹妹那柔软的头发，把她的头发揉散，并问我要找啥样儿的工作。

随后出现了一个红鬈发的、眼睛微绿的窈窕女孩，她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一把抓住白衣姑娘的手，说了句：

“够了，玛丽亚！”

就带走了她。

这女孩竟对这个姑娘直呼其名，让人觉得多少有点粗野和无理。

我也走了，有种莫名其妙的激动。第二天晚上，我又坐在这个房间里了，想弄明白他们是咋个生活、靠啥生活的，这日子过得有些稀奇古怪。

那个亲切、和蔼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坐在角落里看着，偷偷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像是在请求：

“别碰我！”

他有个兔子胆，能够忐忑不安地预知祸事——这点我看得很清楚。

干缩了一只手的安德烈·杰连科夫穿着件灰色的夹克衫，胸前沾上的黄油和面粉硬得结成了树皮痂。他侧着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上露出内疚的微笑，像一个因为淘气而刚被宽恕的小孩。弟弟阿列克谢在铺子里给他打下手，这是个又懒又笨的小伙子；三弟叫伊万，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就住在师范学院，只有节假日才回家。这个三弟是个小个头儿，穿着整洁，头发梳得溜光，像个老官吏。病中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楼，她一下来，我就觉得自己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像被无形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活由跟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打理，这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有张木偶般的脸和一双恶狠狠的修女眼。她有个红头发女儿，叫娜斯佳，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她的绿眼睛一看到男人，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断地翕动。

不过，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却是那些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这一大群闹哄哄的人，成天就知道指点江山、忧国忧民、壮怀激烈。这帮人总是被报纸上的什么文章、刚读到的书里的某些论点、城里和大学里发生的新闻弄得不能自已，每晚都从喀山城的各个街道到杰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聚会，参加激烈的辩论或是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随身带着厚厚的书籍，指头戳进书页中，相互呛声，得理不让人。

当然，我是搞不懂这些争论的，我觉得，话一多，真理就会变得稀少，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肥油星子。一些大学生令我想起伏尔加河沿岸那些博学的分离教派老头子，不过，我明白，我所看到的这些人，他们的初衷是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尽管他们的本意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中时隐时现，但总算没有被完全湮没。我很清楚他们想解决的问题，我自己也希望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我常常觉得，大学生们的话语中有我无法表达的思想，这令我对这些人喜欢到近乎疯狂，就像一个被承诺将获得释放的囚徒。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木头，可以从中看出某种不寻常的东西来。

“这是个天才！”他们彼此这样介绍我，得意扬扬地，就像街娃们把捡到的五戈比铜板给别人看似的。我并不喜欢别人叫我“天才”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就是个生活的弃儿，有时候，真受够了那种给我开悟的沉重压力。我在一个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书——《箴言与格言》 ，不解书名的含义，很想读这书，就请求一个神学院的大学生借我看看。

“您可真行！”这位脑袋像黑人、鬈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大主教大声奚落我，“这个，老弟，可真是胡扯！给你啥，你就读啥呗，别爬到不属于你的地方去！”

这个“教师”的粗暴腔调深深刺伤了我。书嘛，当然，我还是买了，书钱一部分是在码头打工挣的，一部分是找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头一次买正经书，到现在还保存在我这里。

总的说来，人们对我都相当严厉：我读完《社会学入门》 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创造人类文化的作用，而精明强干的流浪汉和猎人却遭到贬低。我把困惑跟一个文科生说了，他那女人似的脸极力装出一副权威的样子，跟我讲了整整一个钟头的“批评权”。

“要拥有批评的权利，就必须信仰某个真理，您信仰啥呢？”他问我。

他甚至常常在街上看书，他沿着人行道走，书遮住了他的脸，于是就常常撞到人。他患上斑疹伤寒，躺在自己阁楼上的时候，还在喊：

“道德应该是自由因素和强制因素的和谐统一——和谐，和——谐啊，和……”

这个柔弱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而病秧秧的，加上固执地寻找永恒的真理，身体更是疲惫不堪。读书是他此生唯一的乐趣，当他觉得他让两种强大的思想和谐相处的时候，他那可爱的黑眼睛就露出孩童般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大约十年后，我在哈尔科夫城又遇见了他，那时他刚刚结束凯姆的五年流放，重新回到大学读书。我觉得他整天生活在一堆矛盾的思想中，甚至得了肺结核，临死之前，他还在尽力协调尼采 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一面用冰冷、粘连的手指握住我的手，一面咯着血，声音嘶哑地说：

“没有和谐统一，就没有生活！”

他在去大学途中，死在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殉道者，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约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人常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其中甚至还有一位日本人，是个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潘捷雷蒙 。有时会出现一个个子高大、宽胸阔背的人，此人 生着又宽又密的络腮胡子，剃着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哥萨克式紧身灰色外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的领钩。通常，他会坐在角落里的某个地方，叼着一个短烟斗，灰色的眼睛静静地审视着大家。他常常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我感觉到这个一本正经的人在暗暗掂量着我的分量，不禁有些莫名地害怕他。他的沉默不语让我很惊讶。周围的人都在大声地、滔滔不绝地、斩钉截铁地说着话，他们的话越是刺耳，我就越喜欢听。我过了很久才看出这些刺耳的话语里藏着的虚伪和令人惋惜的想法。那这位大胡子壮士在默默想啥呢？

大家都叫他“霍霍尔” ，似乎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不久，我得知这个人最近才从雅库特州流放回来，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让我对他很好奇，但还无法让我鼓起勇气去跟他套近乎，尽管我现在既不害羞，也不胆怯，相反，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渴望尽可能快地了解一切。这种性格特征害得我一生都没法只专注于一件事情。

一谈到人民，我对自己既惊讶又怀疑，因为对于这种话题我没法跟这些人想得一样。对他们来说，人民就是智慧、心灵美和仁慈的化身，是近乎神灵的、包含了所有美好、公正和伟大事物雏形的统一体。我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粗木匠、装卸工和泥瓦匠，认识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 ，而他们谈论的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他们把自己放得比人民还要低贱得多，服从人民的意志。我觉得，正是他们这些人体现了美好和思想的力量，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善良的仁爱意志，这种意志向往美好的生活以及按照某些新的仁爱法则创造美好生活的自由。

正是这种仁爱，我在此前的那些人群里并没见到，而这里，它贯穿在每句话里，闪烁在每一个目光中。

这些人民的粉丝说的话就像一颗颗亮晶晶的雨点，落在我心上，还有那些描写黯淡的乡村生活的文学作品集，也给了我不少启发。我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地、疯狂地爱人，就能在这种爱中吸取必不可少的力量，从而找到并领会生命的意义。我不再只想着自己，开始更在意别人。

安德烈·杰连科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他做生意赚的那点收入都拿去帮助那些视“人民福祉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周旋其中，就像一个教堂助祭在帮着大主教做弥撒似的，在这些睿智的读书人面前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干手插进怀中，另一只手扯起大胡子向四方捋着，问我：

“你觉得这样可好？很好吧！”

但是有个兽医拉夫罗夫跳出来标新立异地反对这些民粹派大学生，他那个奇怪的鹅嗓子一开腔，杰连科夫就吃惊地闭上眼睛，喃喃说道：

“来了个捣蛋鬼！”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致，但民粹派大学生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有些粗野无礼了，就像老爷们对待堂倌、服务生的态度。他自己倒没意识到这一点。常常是，送走客人后，他就留我下来在杂货铺里过夜，我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往地板上铺上毛毡子，躺下来，就着长明灯那微弱的光亮聊个没完。带着信徒的暗喜，他对我说：

“一旦将来凑上几百、几千个这样优秀的人，占据俄国全部显要的职位，那马上就能让生活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比我大十来岁，我看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发姑娘娜斯佳，当着众人的面，他对她说话严厉，尽量不去看她那气鼓鼓的眼睛，完全是一副老板式的命令口气，但常用爱怜的眼神目送她离去；单独面对她的时候，他就尴尬而胆怯地傻笑，不断地捋着胡须。

他那个小妹妹也常常站在角落里看着大家打嘴仗，她那张稚气的脸滑稽地鼓起，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听到特别刺耳的话语，她就大声地抽口气，就像被溅了一身冰水似的。她旁边有个棕红头发的学医的学生，威风凛凛地，像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时而悄悄地、神秘莫测地跟她耳语，时而不满地皱起眉头。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有趣。

不过，秋天来了，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周遭发生的这些事让我着迷，因此我越干越少，只有靠吃“别人的面包”来度日，但这样的面包不好下咽啊。必须得找个过冬的“工作”，于是，我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找到份工作。

这段时期的生活被我写进了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这是段压抑而痛苦的时期！但也是颇为受教的时期。

物质上的压抑痛苦就不消说了，更压抑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我一下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在我和那些我已经习以为常见到和听到的人们之间就隔起了一堵“遗忘的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来作坊看我，而我，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工作日不可能到杰连科夫那里去；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跟工友们待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从见到我的那天起就把我当成搞笑的小丑，一些人带着孩子似的天真来对待会讲精彩童话故事的人，鬼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啥，不过，自然，所讲的一切都激起了他们对另一种更为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向往。有时候，我讲得不错，看到他们那浮肿的脸上露出人性的悲伤，眼睛射出冤屈和愤怒的火光——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得意地想，我在“做群众工作”了，在“启发”他们了。

但是，当然，更多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力不从心，知识不够，不会应对哪怕是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我就像被扔进了一个黑黢黢的坑里，周围的人就像没有眼睛的虫子在蠕动着，他们极力想忘记现实，在小酒馆和妓女那冷冰冰的怀抱中消愁解闷。

每个月发工钱的那天是一定要去逛妓院的，大伙儿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的前一周就开始躁动了，这天过后，就久久地相互交流、分享各自找的乐子。他们各自恬不知耻地吹嘘着自己的性能力，极力挖苦嘲笑那些妓女，边说她们边像有洁癖似的、厌恶地往一旁吐口水。

不过，真是奇怪！我一听到这些，就感到羞耻和难过。我看见，在“烟花柳巷”里，花一个卢布就能买一个女人一整夜，我的同伴们又尴尬又内疚，我感觉这很正常；而其中一些人却相当放得开，相当肆无忌惮，我觉得这就是故意为之和装腔作势了。两性关系让我特别好奇，因此我观察得也就特别犀利。我自己还没有体会过女人的柔情，这让我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妓女们、伙伴们都在戏弄我。不久，就没人邀我去“烟花柳巷”了，他们直截了当地说：

“你呀，老弟，别跟我们一起去了。”

“为啥呢？”

“这还用问！跟你一起不爽呗。”

我钻这些话的字眼，觉得其中有某种对我很重要的东西，但并没得到更为清晰的解释。

“瞧你这人！叫你走，你还不走！跟你一起真没趣……”

只有阿尔乔姆笑着说：

“就像跟一个牧师或者神父在一起似的。”

起初，妓女们只是笑我放不开，继而就生气地问：

“你有洁癖吗？”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博鲁塔是个丰满、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鸨母，她那双良种母狗似的眼睛看着我，说：

“放过他吧，姑娘们，他一定是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小伙子一定是被未婚妻缠住了，没别的了！”

她是个酒鬼，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醉了就丑态百出，但她清醒的时候，她那对人的洞察和深思熟虑、冷静地琢磨人们行动的动机，都令我分外惊讶。

“最搞不懂的，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她跟我的小伙伴们说，“他们是这样跟我的姑娘们玩的：吩咐姑娘们用肥皂抹地板，要姑娘一丝不挂地、手脚都支撑在餐盘上，然后朝她的屁股猛地一推——看她在地板上能滑上多远？这姑娘完了，下一个接上。你看看，干吗要这样呢？”

“你撒谎！”我说道。

“哎呀，没啊！”捷列扎叫了起来，没有生气，很镇定，在这种镇定中有某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自己瞎编的！”

“一个姑娘家咋会编出这个来呢？难道我疯了吗？”她鼓起眼睛问道。

人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我们的争吵，捷列扎仍然用平静的语调讲述嫖客们玩的鬼花样，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干吗要这样呢？

听众们都厌恶地吐着唾沫，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大学生，我看出捷列扎是在故意激起人们厌恶那些我所喜欢的大学生，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是为人民谋福祉的。

“原来如此，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上那所大学的普通大学生，我说的是从郊外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神学院学生！他们都是教会的人，全是孤儿，孤儿长大了不是小偷就是无赖、捣蛋鬼！他们无牵无挂，这些孤儿啊！”

“鸨母”的娓娓讲述以及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吏和“正经嫖客”恶狠狠的抱怨，在我的同伴中不仅唤起了厌恶和敌意，甚至还有欢乐，他们说：

“原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呢！”

听着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看到这些人汇聚到这些昏暗的小屋子里来，就像城市的污水流到了垃圾坑里，在这乌烟瘴气、充斥着仇恨和怨气的烈火中烧得沸腾起来，又流回到城里各处。我看到性欲和无聊驱使着人们钻到这些缝隙里，用荒唐的歌词编造出歌唱爱情苦涩和不安的情歌，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八卦丑闻在流传，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嘲笑和敌视在不断涌现。我觉得这些“烟花柳巷”就像是一个个大学，从那里，我的伙伴们获得了恶毒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卖笑的姑娘”在脏兮兮的地板上，懒洋洋地拖着脚走来走去，看到她们松弛的躯体伴着手风琴那死乞白赖的尖叫和破钢琴那颤抖的音符令人作呕地不断摇摆。看着这一切，我不禁冒出一些模糊的、不安的念头来。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聊，想逃离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人非常郁闷。

在面包作坊里，我一提起现在有人正在大公无私地寻求自由之路，寻求人民的福祉，立刻就有人反驳：

“那些姑娘可不这样看他们呢！”

然后，他们就劈头盖脸、厚颜无耻地狠狠嘲笑了我一番，我就像一只好斗的小狗，觉得自己并不比大狗愚蠢，甚至比大狗还勇敢——我也发起狠来了。我开始明白，思考生活跟生活本身都是一样的痛苦。有时候，我心里会冒出一些对这些工友的憎恨，哀其不争。特别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的忍耐能力和令人无语的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地受那个醉鬼老板疯疯癫癫的作弄。

真是凑巧，正是在这些痛苦压抑的日子里，有一种十分新奇的思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虽说本质上跟我是敌对的，但还是深深扰乱了我的心境。

一个暴风雪之夜，似乎呼啸的狂风正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飘落到地上，把大地盖在一个个的雪堆下面；又像世界末日，太阳落下去了，再也不会升起来。就在这样一个谢肉节 之夜，我从杰连科夫家回面包作坊。我眯缝着眼睛，顶着大风，穿过漫天飞舞的灰白色雪花，往前走着，忽然，摔了一跤，扑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身上。我们两个对骂起来，我说俄语，他说法语：

“哇，魔鬼……”

这倒让我很好奇，我扶他起来站稳，他是个小个子，身体很轻。他推开我，气得直嚷嚷：

“我的帽子呢，见你的鬼！快给我帽子！我快冻僵了！”

我在雪里找到帽子，抖了抖，戴到他那毛发直竖的头上，但他一把摘下帽子，嘴里用俄法两种语言叫骂着，要赶我走：

“滚！”

他猛地往前冲去，消失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我继续往前走，又看见了他：他站在那里，抱着根路灯杆子，那路灯已经被风吹熄了。他十分肯定地说：

“列娜，我快死啦……哎，列娜……”

看来他是喝醉了，要是我把他扔下不管，那他八成会被冻死。我问他住哪里。

“这是哪条街啊？”他带着哭腔叫起来，“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啊。”

我拦腰抱住他，拖着他走，边走边问他住哪里。

“在布拉克街，”他哆嗦着，嘟囔着，“在布拉克街……那里有个澡堂，有幢房子……”

他东倒西歪，左右摇晃，弄得我没法好好走路。我听到他的牙齿咬得咯咯响：

“要是你知道……”他推开我，喃喃说道。

“您说啥？”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吐词清晰，我觉得他是在炫耀：

“要是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IsADVvDHv/n8ONbh/F/biklVqIztaCYJFrYrnA3XBfSoMY1uCvjt2BIO09X67F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