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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膺，即服膺，是从学、师事的意思。伏，通“服”。学习研究中医，既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潜心于经典著作，投身于临证实践，也须有赖于老师的教育指点。这就需要一种虚怀若谷的精神，乐于拜一切有知识的人为师，特别要向有学问的当代医生求教。唐人孙思邈就是这样，不论是切脉诊断的方法，还是处方用药之宜忌，凡是人有我无的，不远千里，也要虚心请教，终成一代大家。清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的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是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之礼，从十二岁到十八岁，先后拜十七位名医为师，后人赞叹其“师门深广”。古代医学大师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种优良学风，值得今人记取并效仿。
医乃仁术，然而要成为苍生大医，光有救人之心是不够的，更要具备济世救人之术。正如王孟英在《回春录·序》中所说：“医者，生人之术也，医而无术，则不足生人。”孙思邈认为医学是“至精至微之事”，“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叶天士更是入木三分地指出：“术不精则无异于杀人。”因此，学医之人，须知阴阳，识经络，察脏腑，悟药性，晓寒温甘辛之差别，明攻补滑涩之各异。否则用药不仅难以救人，甚则适足以杀人。
纵观我国历代名医，无不天赋异禀：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被人称为“圣童”。朱丹溪幼时，读书也能过目成诵，文章词赋，一挥即成。先天禀赋是否聪颖灵巧，是为医的基础条件。而徒有天赋，尚不可为医。作者所借助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许是关键。读万卷书，言其广博，眼界宽广，临证则触类旁通，心领神会；破万卷书，言其深透，洞悉隐奥，临证能把握要领，见病知源。只有这样既有天赋又勤奋读书者，始能为医。
我国古代医巫混一，故孔子将医师与巫师相提并论。他指出：人如果没有恒心，连巫医都不能胜任。此条强调持之以恒实乃至理。人生有涯，而学海无涯。特别是医师，不下持之以恒的苦学工夫，不积累丰富的学术经验，轻则延误病情，重则送人性命。可见为医之难，非同儿戏。故欲悬壶济世者，既要立志，又当持恒。
轻浅之疾，一般医生都能治愈，难以衡量医道高低。只有面对九死一生之危重疾病，方能显出良医本色。历代名医出奇制胜、化险为夷之治案，不胜枚举。如宋代名医史载之以一味紫菀治愈众多太医束手无策的便秘；张锐治中寒大泄而上热喉痹不能进食的患者，以紫雪丹包裹理中丸，药下而两病皆除；叶天士以一张行气的醉香玉屑方而治愈了应用常法不瘥的便血。故欲为良医者，当博览群书，撷采众长，勤于实践，方能临危不惧，起沉疴，愈危疾。
详见下条。
此条“折肱”与上条“折臂”同义，均指推拿按摩。按摩是中医学的常用治疗方法之一，此处引申为医疗实践。“三”“九”均泛指多次。“功到自然成，铁杵磨成针”。经常参加医疗实践，才能成为良医。此条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知识来源于实践的真理。对某事经历多了，经验也就丰富起来，认识也就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可见，要做一名称职的医生，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具有丰富的临证经验。
此条强调为医者须多读书。唯有多读书，辨证方能道理明畅，见识广泛，从而准确无误。就“理明”“心细”“眼明”三者的关系而言，作者认为理明所以心细，心细所以眼明。其中“理明”是前提。如何做到“理明”？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多读书”。诗圣杜甫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同样也可以说：读书破万卷，辨证如有神。
古代根据医疗水平高低把医生大体上划分为上工、中工和下工三类。对上工的具体要求是，在疾病还未形成，或虽已形成而尚未发展前，能早作诊断和防治，所谓“上工救其萌牙”（《素问·八正神明论》），而且要求达到百分之九十的治愈率。中工不如上工精良，对疾病传变发展不甚熟悉，即所谓“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唯治肝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但医疗技术要比下工高明，在治疗疾病上要求有百分之七十的治愈率。下工医疗水平较低，不能早期发现并治疗疾病，往往等到病症已经十分明显或危重时方才予以诊治，所谓“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素问·八正神明论》），因而治愈率只能达到百分之六十。
未病早防，是历代医家一直强调的指导思想。此语初见于《灵枢·逆顺》，又见于《难经·七十七难》和《金匮要略》首篇，各从针刺和方药的治例加以阐述。“未病”既是指病之未生，也指病之未盛及病之未衰，根据不同病情因势利导，或扶正，或祛邪，自可收良效。在《难经》与仲景书中，更从五脏疾病相互传递着眼，不局限已病之脏器，而注意到可能遭受影响的脏器，并及时加以防护。这种在治疗中贯穿以防为主的全局观点，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参见2504条。
高明的医生博极医理，善察色脉，当疾病微显端倪时，即能及时发现而给予早期治疗，将疾病扑灭于萌芽状态。医术平庸或低劣的医生，不善于辨察细微的证候，往往在疾病形成、病状明显之后，才发现疾病，着手诊疗；甚至等到病邪深入人体，正气亏损、衰败之时才行救治。因此误失良机，使疾病难以治愈，甚至出现死亡的恶果。参见2504条。
“上医”“中医”“下医”是将医生根据其学术水平分为上、中、下三等。“未病”“欲病”“已病”是疾病酿成前后的三个阶段。发现并治疗处于不同阶段的疾病，可以视为区分医生水平高下的重要尺度之一。医未病之病，是防患于未然，事半而功倍，自然是上等医生的高明；医欲病之病，是弭病于将萌，事功两相抵消，属于中等医生的作为；医已病之病，是疗病于已成，事倍而功半，就只能看作是普通医生了。
古人认为治国与治身的道理是相通的，“知治身则能治国”（《抱朴子内篇·地真》）。上医是指深谙治乱之道的宰相，他能襄赞国君治理天下，使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医指技术较高的医生，他指导人们各种预防和养生方法，以求防患于未然而得享天年。技术一般的医生便只能凭借药物来祛邪治病。可见，见病治病只是一种消极的措施。能见微知著，使人民臻于幸福康乐、健康长寿之境者，方能成为良相和良医。
将“医疾”与“医国”相提并论，首先说明了救死扶伤这一事业的神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其次，人身小天地。疗疾与治国，颇多相似之处。国家有政策法规，治国者当高瞻远瞩，体察民情；医家有理法方药，治病者当洞悉证候，成竹在胸。以开方用药论，便如同调兵遣将，君臣佐使各宜得其所，不使错乱。以五脏六腑论，有君主之官，有将军之官……。为医者要充分认识自己的使命，博学广求，勤于实践，庶不负“医生”这一神圣称号。
临诊治病，讲究义理之得当，而不在药味之新奇。平淡之法即符合义理之法，以紧扣病机、除病而不伤正为准则。如六味地黄丸一方，便是平淡之法的具体体现。方中六药，俱是寻常之品，但围绕肝肾阴虚之病机，以“三补”（熟地黄、山茱萸、山药）配“三泻”（泽泻、茯苓、牡丹皮），补泻并用，相辅相成，既能发挥药物功效，又可制约其不良反应。他如四君、四物、柴胡、桂枝等汤亦皆常用平淡之方，运用得当，往往能获神奇之效。有的医家不以平淡为意，一味标新立异，好用冷僻怪异之药，以矜己能。殊不知病家无处觅求，每每延误病情。还有的医生喜用峻烈险绝之药，以求神奇之功，但每因考虑欠周而出现各种毒性或不良反应，或病虽得减，正气已大伤。刻意追求神奇，效果往往平淡；步入平淡化境，方见真正神奇。
影响疾病痊愈有很多因素。如不详察病症，不明病机；不信任医生，不遵医嘱；有病不及时诊治，错过治疗良机；择医不当，病为庸医所误；不识疑难病证，胸无去病良策；不精药理，用药失当。凡此种种，都可使疾病迁延不愈。上述原因，既有属于医家的，也有属于病家的。如不审病症，不知药理，为医家之过；而不及时求治，不谨慎择医当是病家之错。故欲愈病，必须发挥医家和病家两方面的积极性。对于病家来说，既要认真择医，又须信任医生，求治及时；对于医生来说，要求在审证、识病、拟药等各个环节，有高度的责任性和圆通的处理方法，才能达到治疗目的。
“太医”即“大医”，指技术高明的医生。《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哲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渗透到众多领域，用以解释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对医学的影响尤为深远，因而素有“医易同源”之说。历代名医大家、医学造诣高深者莫不熟谙《易》学，能通过对《易》理的化裁、引申，以阐释医理。如《内经》的阴阳理论、针灸的“灵龟飞腾”、小儿推拿的“运八卦法”等，都是易学在医学中的应用。赵献可、孙一奎还根据《易经》的理论，创肾间命门说和动气命门说，颇受医界重视。张介宾曾深有体会地说：“虽阴阳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类经附翼·医易》）综观医学史，易学在中医学领域里，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都得到广泛的应用。若想使医技臻于化境而炉火纯青，便不可不深研《易经》。
对于妄自尊大，浅尝辄止，就急于施治的医生，孙思邈早就讥讽曰：“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当今医界，仍有学识浅薄之士，卖弄雕虫小技，不求深造，哗众取宠，以致遗患无穷。学医者当引以为戒。参见0211条。
《神农本草经》将药分为上、中、下三品。此处以“三品”泛指各类药物。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明博览精思是提高写作的基础。行医治病的道理与此相同。疾病是复杂的，而治疗疾病更是一项精细微妙的工作。它既需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又需有涉及多个领域的广博知识。这就要求为医者博览群书，深钻医籍，认识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规律，明了众多药物的功效、毒性及具体用法等，并善于将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唯有如此，在辨证论治处方用药时才能得心应手。如不读书或少读书，孤陋寡闻，既未掌握病证规律，又不熟悉各类药物，也就难免辨证不明，用药失当，以致可愈之病成顽疾，可救之人变游魂。可不慎哉！
读书穷理与临证看病，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兼备的基本功，缺一不可。读书力求广博，非博无以穷理。知识浅薄，则所视亦短，难究医理之根本，难识病症之本源。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指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然而，读书万卷，不临证看病，同样不能成为良医。因为书中所载，乃前人经验之总结，而时代在发展，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际，唯有通过实践才能进一步体会医学之真谛。阅历在于多多临证，运动旨在强调不断实践。
医关民命，其理至深，其责至重，故为医者必须精勤不倦，博览群书，探本溯源，穷究医理，方能为人治病。若非世传家学而欲为医，又不刻意研读，而是浅尝辄止，不学无术，及至治病之时，无所措手足，所拟方药，不仅对患者无益，反增病患，甚而害人于救治声中，其毒尤甚于用棍棒和刀刃杀人。俗谓“庸医杀人不用刀”，此之谓也。
“兵不贵多而贵精”，同一道理，医不贵多而贵良，然良医实难多得。如果不得决疑难、挽沉疴的良医，凡医纵多，也是枉然。因其难明病之症结，或轻率鲁莽，或优柔寡断，或模棱两可，或敷衍塞责，徒增纷纭之说、一端之词，致使病家疑虑丛生，无所适从，终至贻误病机。所谓“议多者无成，医多者必败”（《景岳全书·病家两要说》）。诚哉斯言！医术乃济世拯人之仁术，直接关系到人命的安危。作为医生，技术上必须精益求精；作为病家，则应择善而从，予以完全的信任，而不能动辄更医或兼请众医。
《内经》一书，文字简约，含义深广，所阐发的理论原理，均属临床实践的经验结晶，故被历代尊为“医家之祖”。《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全面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治疗及养生防病等，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后世医学发展的准绳。自《内经》以降，中医学术代有建树，各家学说流派纷呈，但追本溯源，无不根植于《内经》。故习岐黄而不读《内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弥，通“弭”，消除。从事物的细微迹兆，认识其实质和发展，好比睹月晕而知风之将起，察础润以晓雨之且至。这就是“见微知著”的意思。推论到医术，在疾患尚未产生之时，就预防之消除之，使机体毫发无损，方能称为上等医生，所谓“愚者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即是此理。而要发现“未萌”之疾，就必须全面而细心地诊察患者，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疑似之点。否则，不能见微，何以知著？
在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中，医学书籍归属方技类。其中主要有经、脉、方、药四种。所谓经，指医经，是阐述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医学典籍。如《黄帝内经》《难经》《中藏经》等。所谓脉，指诊断技法类医书，古人诊病重脉诊，故以脉诊赅括望问闻切四诊。所谓方，即方剂类医书，汇集古代医家治病之验方。所谓药，即本草类医书，记载药物性味、主治、功用以及产地、炮制等内容。“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基本上反映了中医学从理论到临床治疗的各个环节，颇切实际。
读书不是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求得知识，指导实践。修治医道更是如此。为医之人，治病为本，活命为要。参阅医书，只要含有对医道有益的见解、方法，即可汲取之、实践之、发挥之。书的价值高低是根据其科学性、实用性来评判的，并非以真伪作标准。阅读古典医籍，能知作者真伪固然有助于学术源流的研究、理论上的总结和医术的提高，但若一味以考订真伪为务，则偏离了医学的目标，舍本从末，殊不足取。古代有托名之风，诸多有价值的医书都是假名依托而成。如《本草》之托名神农，《内经》之托名黄帝，《难经》之托名扁鹊。读医书的目的乃是精研医术，提高临床疗效，凡有用之书即当为我所用，而不必汲汲于作者之真伪。
方技，泛指医药的技术和知识。“生生”，就是生长不息的意思。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存得有质量。古今中外的哲学，都在研究宇宙人生的问题。可以称之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有“生生之谓易”语（见《系辞上》）。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人生问题的精辟看法。中医药技术和知识，包括针灸、导引、方剂等，都是“生生”的工具。医者从事“生生”之崇高职业，理应掌握广博而精深的“生生之具”。
中国学术传统有所谓“由博返约”的说法，指做学问应从广博出发，积水成渊，积土成山，先夯实基础，拓宽知识面，继而由博返约，将获取的信息综合、归纳，把复杂的知识系统化，把握住知识的核心。唯有如此，涉猎的知识方能为己所用，而不为书本所束缚。中医学博大精深，且同大众的健康与生命息息相关，为医者既要博览群书，又要善于把握其中的要领，学识兼具，临证自能应对裕如。
各学科必有基础理论，中医学也不例外。只有掌握基本的理法方药，临诊时才能胸有定见。中医的基础理论主要存在于汉唐以前的经典医籍中。如《黄帝内经》反映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伤寒杂病论》在临床医学方面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物学首次系统的总结，他如《难经》《备急千金要方》等，都是理法方药的基础。有志于岐黄之道的学者，应该潜心攻读，牢牢掌握其中的要领。唯有这样，才能窥其门径，得施其道，发扬光大。从未见有不学典籍，仅仅仿效时医记住几种方药能行医的。
疾病虽然错综复杂，但并非无规律可循，只要认清病因病机，千方百计寻求相应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是可以治疗的。如果说存在难治之病，那是因为医生没有掌握有关的医学规律，或病源不明，或辨证有误，或立法用方未能切中肯綮，故一时不能取效。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许多令古代医家束手的疾病，现代医生已有较深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措施。当然，医学无止境，只有通过不断研究和探索，才能使自己逐步从“不善治”到“善治”。临床治病用药，常有或缺之时，必须寻找具有同类功效的代用品，同样能够治愈疾病。中药门类众多，其中相类功效者也不少，大可供医者选用。善用药者，不必皆选昂贵或紧俏药品，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择用某些代用品。关键是为医者必须熟谙药物品性、功效，而后方能自由选择，左右逢源。
医学是一门探索生命之秘的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浅尝辄止，不下苦功，而欲掌握高明的医术，是不可能的。有些对学医抱轻率态度之人，初入门槛，略晓皮毛，便以为医道全已了然胸中，天下无病不能治。而一旦接触临床，由于见识浅薄，学艺不精，面对复杂的病证，往往捉襟见肘，甚至束手无策，乃知治病之方寥寥。历代名医对医学的研究都是痛下苦功、深入细致的。如孙思邈为盛唐医学大家，白首之年仍“未尝释卷”，以毕生精力“探赜索隐，穷幽洞微”。即使科技发达的今天，医学领域仍然存在无数疑团，许多疾病还无法征服，所以医者务必谦虚谨慎，精勤不倦，方能有所造诣。
四子是指古代张机、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四位著名医家。汉朝的张机以六经辨证为纲，立伤寒病证各阶段的辨证治疗大法，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其所论，详于伤寒而疏于温病、温疫。金朝名医刘完素认为“六气皆从火化”，详论温热病机，倡用寒凉治法，但于内伤病证，未能详备。金朝名家李杲，十分重视脾胃与内伤元气的关系，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独具见地，但于阴虚之病，犹有不足。元代名医朱震亨，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认为“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创滋阴降火之法，补前人之不足。四位医家之论，各有侧重，各有专长。若仅守一家之言，则失之偏颇，如能集而合之，就可比较全面地掌握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而少偏失之虞。自然，四家之外，对医学予以拓宽深化的医家大有人在，程氏合四子之书即见医道之全的看法也未免有偏颇之嫌。但本条主旨在于说明任何著名医家的理论，虽有其独到之处，也都有其不足的方面，唯有不为门派所囿，集各家之长，博采兼收，融会贯通，方能得医道之全。这种实事求是，摒弃门户之见的精神，值得称道。
古代取用散药（药末），多以刀圭、方寸匕、钱匕等作为剂量单位，此处因以“圭匕”指代医疗行为。行医治病，贵乎用药精当。《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以疾病的变化繁杂多样，必须求得病本，然后针对病本施治，虽用药不多，亦每能祛除病根。若临证不知辨证，茫然无定见，则病本不明，审证不确，用药亦必杂乱而难精。如虚证应用补剂，而不辨其虚在何脏，就有补药乱投、治不中的之弊。或实证应用泻剂，而不辨其为何脏之实，则泻药杂陈，徒伤元气而病必不除。或因诊断不明确，唯以轻淡之药处方，只求敷衍塞责，或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投之，希冀借助兼备以侥幸中病等。如此要获取良好的疗效，无异于水中月、镜中花。有些医生行医一生，到了头白、齿没之年，依然庸庸碌碌而无所建树，就是因为不明辨证，胸无定见，用药庞杂不精之故。
此条提出运用攻补法的要点：用补宜先轻后重，防大补壅滞；用攻宜先缓后峻，防峻攻伤正。用补务在成功，用攻及病则已。这正是张氏集前贤经验，结合临床体会而得出的精辟之论。虚证用补法，似无疑义，但虚的程度有轻重，患者体质能否受补，此又不可不辨，用补药时不可不慎。临床上虚不受补者亦不鲜见。实证宜攻，本属常理，然而实的程度有轻重，患者体质能否受伐，此又不可不明。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经训，正说明用攻法当防止误伤正气。景岳之论提示无论攻补，均当谨慎从事。至于某些急危重症。亟需大补峻攻者，自当别论。但及病则已，务在成功的观点仍是可取的。
妇女患病，除一般男子所患的绝大多数病证外，更有崩漏、带下、胎前、产后及月经等多种病证的复杂变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礼教习俗，妇女多被压抑，心中常有难言之隐；医生囿于礼教，不能详细地进行望、闻、问、切，难以尽四诊合参之能事，因此妇人患病时的诊断治疗要比男子困难得多。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机体娇弱，脏腑柔嫩，气血未充，易为外邪饮食所伤。且病情变化迅速，却未能语言，或言事不明，故后世称之为哑科，给诊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讲，小儿之病更难治于妇人。此条以夸张之语，极言妇人病，尤其是小儿病的复杂难治。但医生如能深刻了解妇女、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掌握妇女经带胎产及小儿外感寒热惊风、内伤吐泻疳痫等病的辨治规律，则未必治妇人之病真难于男子，治小儿之病更难于妇人。
议多何以无成？因为在众多的议论中，臆测者洋洋，灼见者戋戋。医多何以必败？因为在众多的医生中，凡庸者济济，上乘者寥寥。上乘者的灼见被淹没在凡庸者的臆测之内，不能为病家采纳，其“无成”“必败”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对于病家来说，听取的议论不在于多，而在于准，聘请的医生不在于多，而在于良。即要选择真正高明的医生，切忌听信无根之浮言。这也从反面说明医者务必具有高超的医术。
《论语·述而》有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种废寝忘食、心无旁骛的为学精神，造就了无数圣贤，历来备受推崇。医之为道，何独不然？学贵乎有“得”。以“已得”为乐，以“未得”为忧。如何变“未得”为“已得”，全凭“发愤”二字。发愤是一股源源不断的内动力，源自于坚定的求学信念，是从“未得”跨向“已得”的桥梁。
衡量一个官吏才干的优劣，不是看他判断案件的多少，而是看他的判断是否得当；评定一个医生水平的高低，不是看他针刺之多少，而是看他针刺的效果如何。对其他的治疗方法也是如此。如处方用药，不是以方之大小、药之多寡来分高下，而应以对证与否，疗效好差来分“工”与“不工”。作为“良吏”和“上工”，如能“不治已乱治未乱”“不治已病治未病”，做到公断、明断和少刺、不刺，那自然就很高明了。
医术，乃指医家治病之技术。医道，是指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理论体系。术是道的具体体现，道是术的理论指导，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彰。医之有术，只是实践应用；医之有道，则如高屋建瓴，运筹帷幄。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如阴阳五行理论、脏腑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辨证论治理论等，是无数医家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正是由于医道之传，维护着人民的健康和民族的繁衍昌盛，故学医者，不可仅承家技，更须精研医道。只有掌握了医学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提高医术。
历代医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治病经验和临床效方。善学者，深究古人辨治精华，师其法，用其意，化裁其方而取效显著；不善学者，胶柱鼓瑟，硬套古人成方，治之未必有效。费氏正是前者。他按古人立方之旨，结合患者症情各异的具体情况，化裁了不少前人古方并另创新方，如由南宋医家许叔微真珠母丸化裁成驯龙汤、驯龙驭虎汤、甲乙归藏汤以及滋生青阳汤、调营敛肝饮等方，颇为后世所重。
前人凭借大量的临床实践与对疾病的认识，给某些临床症候群确立了名称，以便于后学继承。后世学医者可根据这些病名，认识疾病及其临床表现，掌握其演变规律，并运用于临床，服务于病家，使医学得以继承发扬。前人与后学认识疾病的过程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实践到理论，后者是从理论到实践。这就要求后者据名识病，认症时，一定要做到概念清楚、准确。如学习太阳中风证时，就应知道此证的表现当是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缓等。而不可与同属太阳病的伤寒相混淆。不识病名、病症，临诊时便有误治伤人之害。
医之能事在于愈病；愈病的关键，在于用药精当、施治得法；施治的得当，又全赖辨证的精确；要想辨证正确，则必须通过切脉、察色、闻声、问病四诊合参以识病。这就需要医生凭借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来审病辨证，辨别病位之浅深、病势之轻重、脏腑之虚实、气血之盛衰，然后随证立方以治，才能获取良效。脉、病、证、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此条以此四者概括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全过程。精乎此，医之能事确可谓全矣！
常言道：无偏不成家。历代医学名家在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上往往各有独擅专长。正是这些擅长，使他们得以名传后世。历代名医提出某种观点，宣扬某种学说，倡导某种治法，是因为他们从所处社会对医学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这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补偏救弊而著书立说，以冀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绝非说明他们对其他的理论和治法浅薄无知，恰恰相反，他们的医学理论和临床诊疗水平都是相当全面而扎实的。例如，张仲景虽以治外感伤寒著称，但对内伤杂病的治疗也同样十分精通，而被誉为“群方之祖”；刘河间以善用寒凉药治火热病证而取得声誉，但对虚寒证治也具独到的经验；张子和以“攻击”亦即攻邪为首务，曾遭到当时及后世医家的抨击，然其攻邪所用之法，轻、重、缓、急，各得其宜，且极重视饮食调补；李东垣以善理内伤称誉于世，但在他获得成功的医案中，并非仅仅调理脾胃而已；朱丹溪倡“阳有余而阴不足”论，旨在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人体阴精、阴液的亏损，而在丹溪医案中，以补阳、回阳之法获取显效的也不乏其例。这说明，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医家必须具备全面扎实的医学理论和技术。
张仲景制方治病，深得《内经》之旨，融理法方药于一炉，为后世医家所宗，被视为方书之祖。其精髓所在，就是突出了辨证论治的特点，以治病求本为原则，紧扣病机，切中病情，立法严谨，用药精当。制方不受病名之局限，而是随证立方，审证用药，合是证便用是方。比如，六经病虽各有主方，而桂枝、麻黄二汤，既可用于太阳病在营卫，也可施于阳明病在营卫，相互通用之妙可见一斑。
详见2582条。
自古有名望的读书人不会死守一经之旨而不求进取，苍生大医也不会拘泥于一家之言而不知变通。此语为作者针对当时医界不审证求因，而墨守前人成方，以不变之方应万变之病的陋习而作。中医之所以能拯人于危困，在于其因应化裁，变动不居。倘若不辨男女之殊，不究时节之异，不察地域之歧，不论病情之千差万别，执死方以救活人，无疑是削足适履。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讲到处方用药须“临事制宜，当识斯要”，为医者宜切记于心。中医学家岳美中也有一段不囿于经方的临证体会，或可启迪吾辈：“治重病大证，要用张仲景的经方；治脾胃病，用李东垣的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总之，只有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选方用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中医学卷1》第134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版）
中医学发展至金元时期，呈现出一种变革更新的趋向。诸多医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于是在临床实践基础上便各自研究阐发《内经》理论，创立新说。如刘完素的火热理论，张元素、李杲的脏腑辨证和脾胃学说，张从正的祛邪理论和汗、吐、下之法。朱震亨的泻火养阴理论，均自成体系，以崭新的面目一改往日平静、沉闷的学术空气，在我国医学史上出现学派林立、新学肇兴的局面，与这以前医学界缺少争鸣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金元四大医家的出现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至今未衰，并且开创了自创新说各抒己见的学术繁荣局面。
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与人类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医学作为一门渊深精微的技艺，包含着自然界各种因素对人体影响、作用的内容。一个全面掌握医学理论的医生，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必定重视用“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来指导自己的临床思路，善于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全面考虑各种问题。他必须首先探明自然界各种运动变化的根源，洞察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征兆，顺应四季气候寒、热、燥、湿的变化，再将以上诸种因素与患者的病情相互参合审视，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结论。然后凭借各种药物的功用，对证下药，自可收到治愈疾病的效果。
这一“意”字，指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与思维活动的整个过程。用之于医，就是要对疾病出现的情况，尤其是疑难病症，作出精确之分析，提出恰当的治疗方法。行医治病，贵在思考，唯有专心致意，慎思明辨，方能明察秋毫，洞悉症情，尔后投以方药，获取应有之效。就此而言，要成就一名良医，必须勤于思维，深究医理，才能随机运用，妙手回春。此语一出，后世转相引用，且多有发挥。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现象的科学，其理至精至微。欲为医者，如果不经长期勤奋学习，刻意求精，便很难深入其堂奥，洞明其真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关系到自然、社会等因素。故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备比较渊博的知识，诸如天文、地理、气象、心理、哲学等与医学有关的知识，皆应有所了解，如此方能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中，由博返约，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这里提出的“精”与“明”，“博”与“约”之间的关系，蕴含着深刻的治学之道，治医学者，尤应深刻体会，恪守不渝。
妇女的生理特点与男子有很大的不同，男子所患大多数疾病，妇女同样可患。而妇女一生经历的月经、妊娠、分娩、哺乳各个阶段，则为男子所无。治疗妇女的一般疾病，必须兼顾妇女的这些生理特点；而经、带、胎、产中发生的疾病，又有其本身独特的规律和治法。因此，古人常常发出“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的感慨。在妇产科疾病中，尤其以分娩时出现各种难产情况，即所谓“产中数体”最为险恶，最不易治。正如杨子建《十产论》所说：“生产之间，性命最重。幸而孩子易生，人不知福，万一有少艰难，则须臾之间，子母之命悬于丝发，但世人所患者，唯看生产。收生之人，少有精良妙手，缘此而多有倾性命。”作为三世业医，其本人又擅长内、外、妇科的陈自明，指出难产的治疗，是医术难中之难的“险而难”，确实是出自多年的经验体会。
一个好的医生，必须有高超的医疗技术。所谓工巧神圣，《难经·六十一难》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良医集工巧神圣于一身，对医术有高深的造诣。习医的基本功，在于望闻问切，它是医生诊察疾病的基本手段，通过四诊的综合运用，取得诊断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析思考，然后作出正确的诊断。此外，熟谙脉药方症，也是学医的重要环节。切脉、辨证，是辨证论治中的第一环。古人诊病，尤重脉诊。从四诊所得，结合审症求因，以确定病证，然后因证立法，据法选方，依方议药。这些环节均是习医者最须下功夫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在临证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三世”，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认为是指“父子相承至三世”。照此解释，本条应为：医生如果没有三代以上行医的家传，患者就不能服用他的药。现在看来，此话虽有点绝对（高明的医家并不都具备这一条件），但它强调了治疗经验的积累和承继，还是可取的。一个医生，不能仅仅只读几本医书而依样画葫芦，还应结合临床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孔颖达又列举了“三世”的另一种说法，即三世是指三世之书：《黄帝针灸》《神农本草》《素女脉诀》。所谓三世之书，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古代医学典籍。这些医书，系统地记载了前人关于理法方药的经典论述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一切有成就的医家无不反复钻研，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如果单凭自己偏狭的临床经验去行医，难免捉襟见肘。因此，医理和实践，均不可偏废。
究竟怎样才算是高明的医生？张景岳提出了一条标准：治好一般疾病的医生并不可贵，而治好疑难病的医生才是可贵的。确实，一般的疾病，病情轻微，症状单纯明显，辨证较易，治疗也多能见效，无法显示出医技的高下。而疑难病证，或证情复杂（诸如表里同病、虚实夹杂、寒热交错等），或病情严重（诸如经久沉疴、横暴之疾、意外重伤等），当此之时，一般医生往往束手无策。高明的医生则不然，他们能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独特的处方或疗法，使患者沉疴顿失，甚至起死回生，表现出高超的医技。此条说明，作为医生，不能因为治好了几个人人都能治好的病症而自我满足，而应花大功夫，下大气力，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以疑难病证的攻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此条强调为医者必须博览群书，才会有所成就。德化，指自然界气候和物候的正常变化。政令，指五运六气对自然界万物的规律性作用和外在表现。《素问》《灵枢》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就是系统地阐述了自然规律及五运六气的道理，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医生必须明白这些道理，才能因时、因地、因人辨证论治。名，指功效。德，指作用。《神农本草经》全面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医生必须反复阅读，烂熟于心，才能对症施药，治病养生。神圣工巧，指高超的医疗技术。“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难经·六十一难》）《难经》《素问》，除了论述阴阳五行、藏象气血、病因病机等基本医学理论之外，还具体分析了各科诸多病证的诊断和治法，辨析精到，思路广阔。医生只有深入研究，才能透彻领会，医术高超。杂科，指各种对某类疾病专门进行探讨的论著。这些论著往往在汲取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某类疾病的病因、病证、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并包括了著者自己临床的宝贵经验在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脉穴骨空”，指经脉的循行路线、穴位的分布、骨骼的位置等。“空”指孔穴。
中庸一词，出于《论语》。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处理事物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被认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一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也极为深刻。如从阴阳关系言，强调阴阳匀平，阴平阳秘。若阴阳偏颇、阴阳相倾，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治疗的目的是纠偏补弊，权衡以平，于是便采用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诸法，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从五行关系言，五行之间生克有序，不偏不倚，则生化无穷，于人体为健康无病。如若某一行太过，必制其所胜，侮其所不胜；某一行不及，其所不胜者乘之，所胜者反侮之。治疗方面有补不足，泻有余，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等，均为常法。从病因言，《内经》强调“生病起于过用”，过用则为淫。从治疗言，《内经》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无使过之，伤其正也”（《素问·五常政大论》）。可见，无论是分析生理病理，抑或诊断治疗，均当防止过与不及。为医者如热谙中庸之道，又能正确运用者，堪称良工。
医者治病用药的性情习惯，是个人医术修养的反映。中正和平，意思是全面地掌握疾病的证治规律，尊重客观现象，不偏不倚，不囿于一家之见，这是提高诊疗水平的关键。如果仅知寒凉，只明温热，或者唯识温补，止晓攻下，对于任何病证都采用一套固定不变的方法统而治之，这就犯了固执之偏、笼统之弊，必然不能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为医之人，仅读医书，只懂医理，是远远不够的。人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天地阴阳之理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原理相通，即所谓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季节气候的更替，昼夜晨昏的变易，地域环境的差异，乃至社会的风情习俗，以及患者的境遇地位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生理病理变化。若不明天地阴阳上下之理，便不能深入而全面地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奥秘及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素问·异法方宜论》早就详述了由于方土、气候、居处、体质的不同，而导致发病类型和疾病过程差别的内容，故要求业医者必须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明人事。
详见0229条。
此条摘引自朱震亨《局方发挥》，以将军临阵对敌、船工操舟掌舵为例，形象地说明圆机活法在业医诊病中的重要意义。医生临证治病，症情复杂多变，犹如将军面临瞬息万变的敌情，必须静心凝神，随机应变，方能出奇制胜。又好比船工驾驭船舶面临凶险的水情，必当思虑精深，灵活把握航向，才能绕过急流险滩。业医诊病需要精思熟虑，随证立方，方可应手而痊。
医家处治疾病，当精思殚虑，善于在常理法度之中加以变化，精思巧用，以获得理想疗效。治疗方法也不完全囿于针药。例如一郡守病重，华佗认为大怒可愈，乃多受货而不加治，不久便离去，又留书骂之。太守大怒，吐黑血数升而愈。此例是医者治病善能用意施巧的见证。参见0229条。
详见0229条。
业医诊病，要精心会意，勤于思维，敏于领悟，然后方能运用如神。六朝名医姚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重，梁武帝赞誉他说：“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周书·姚僧垣传》）说明精良高超的医术在于用意的绵密。反之，不究医理，不重实际，而唯凭妄测臆度，是决不能成为良医的。参见0229条。
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防治的科学，而人类的生命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并受到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医生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懂得哲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化学、数学等相关知识，唯有如此才能在医学研究工作中总结规律，把握要领，由博返约，融会贯通，得心应手。此条提出博与通、通与精、精与专、博与约之间的关系，对治学之道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医者如能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身体力行，必能受益无穷。
医道博大精深，为医者贵在精益求精。不精则不能洞悉细微，察其端绪，把握疾病的本质。学医贵在博，即要求有渊博的知识，勤披阅，勤实践，博闻强记，融贯古今，只有博才能精。学识贵在卓，要善于从前人的理论及经验中推陈致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不可因循守旧，有知无识。而欲有卓识，必赖博和精。虚心是增长见识的基础，“谦受益，满招损”（《尚书·大禹谟》），对于习医者尤其重要。生命活动中的未知数甚多，再高明的医生总有治不好的病，不虚心则难免碰壁。医学的门类很多，即使皓首穷年，也不可能样样精通，故业贵乎专，方可因熟生巧。言贵乎显，是指临证中面对错杂的病情，要能够作出中肯的诊断，分析病情合情合理，而不是茫无定见，或言不中的。立法贵在灵活，医有一定之理，而无一定之法，病情瞬息万变，非活法则无以中病。方贵在纯，君臣佐使，立意清晰，主治明确，直达病所，不可“假兼备以幸中，借和平以藏拙”（张介宾《质疑录》黄宗羲序）。治贵在巧，指的是针灸方药，应用得法，药病相当，契合病机。治疗效果贵在迅捷，以达到“药到病除”的高超境界。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若能做到上述诸条，虽不中亦不远矣。
医生有治一病与治百病之别，故有取巧与高明之异。王充以良医能治百病的本领和巧医只能治一病的本领相比，高下不言自明。所谓良医，当具有渊博的知识，能“服百病之方”，又精于临床，能“治百人之疾”。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应像王充在本篇中推崇提倡的那样，具备“且死不休”的好学精神，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汉作风，这也是良医的成才之道。
蕉，芭蕉的略称。其茎有多层叶壳，里面是蕉心。这里以剥蕉心为喻，说明探究医理必须不断深入，不能满足于肤浅的理解。中医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到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张介宾《类经·序》）。往往三言两语，义蕴宏深。今天读了，觉得已经领会；明天再读，又会感到另有深意。因此，历代有成就的医家总是一边反复研读，一边结合医疗实践，从而获得透彻的理解，并予以融会贯通。相反，草草翻阅一二遍，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得到的就只能是浮泛的乃至错误的认识，其后患是无穷的。高世栻的这番话，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值得每一个医生仔细体会。
医学是“躬行”之学，而不是“清谈”之学。《伤寒》《金匮》乃至于《内经》《难经》等经典医著，之所以能传世不朽，就是因其来源于实践。而要真正领悟个中三昧，也不能一味地从文字到文字，从医理到医理，而必须借助于临证实践。此条告诫后人，学习中医必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没有临床实践，一味空谈理论，决然成不了良医。
医生治病当掌握三大环节。首先应当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对患者作细致的观察和全面的了解，根据诊察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并采用从外测内、见证推病、以常衡变的方法判断病情，辨病证寒热虚实的性质，判定表里、气血、脏腑、经络的病变部位，从而明确疾病的具体证候类型。此即第一环节。根据具体证候，确立治疗方法，对疾病提出治疗处理的原则，如风寒感冒采用辛温解表法，肠燥便秘拟用润肠缓下法，寒凝血瘀之妇人痛经宜温经活血法等。此即第二环节。方药是直接用以治疗疾病的，立方用药有一定法度，如方有大制小制之分，有君臣佐使配伍之宜。具体证候有明确的针对性，要防止杂药凑合，有法无方。此为第三环节。虽然疾病的发生错综复杂，辨证论治的具体步骤亦很细致，但就整个辨治疾病的过程而言，识证、立法、用方确属临证三大关键。
治国安邦之道与诊治疾病之道相通相应。治政之道，重国泰才能民安之理，强调财力充盈，民风化淳。为医之道，穷扶正可以祛邪之理，注重正气内存，脏腑安和。不治已乱而治未乱，即治乱于未然，是为治国之上策；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即防病于未患，是为医中之上工。外敌来犯之时，须全力以赴，逐寇从速，安邦宁国才有望；病邪侵袭之际，当抓紧时机，祛邪务尽，正安体痊方可冀。衰敝之日不可穷其民力，富强之国可以振其威武，是为治道之举；虚损之极不可重伤其正，正盛之时可以速攻其邪，是为医道之要。凡此种种，均为“医道通治道”之例。据此，古有“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之说。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治病法论》亦谓“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可见治病与治国，其理一而其道通。
《景岳全书》为明末著名医家张介宾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代表作。洋洋百余万言，凡医论、脉学、本草、方剂、内外妇儿各科证治等，无不网罗。此书引古论今，系统全面，颇有独到之处。是以在明末直至清代中叶二百余年中，对医界及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张氏的学术特点中，善用温补方法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鉴于明代医界寒凉时弊盛行，为纠偏除弊，张氏反复强调寒凉之品易克伐阳气，大力倡言“人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类经附翼·大宝论》）。在病症辨治中，张氏也注重审察阳气的虚亏不足，并及时运用温阳补虚之法。此一特点，为后世医家所熟悉，而形成一种风气，动辄投以温补，以致误补误温者良多，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李氏有鉴于此，在肯定《景岳全书》有价值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必须了解此书观点偏于温补，研习时须加以注意。
良医往往在疾病尚未形成之时便加以预防，使人体健康而无病；圣人每每于祸乱还未酿成之际就予以戒备，使国家无内忧外患。如果疏于预防，病形已形成而予以疗治，则元气必然受损；倘若失于戒备，乱势已发生而进行镇压，则生灵难免遭殃。此“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之举，实非良医、圣人所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之论，与此可谓不谋而合。
治病需要胆量和勇敢，面对重病、危病尤应如此。因为当此之时，即使用药对症，病重药轻，也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好比用兵打仗，关键时刻，指挥员不敢用重兵决战，断不可能克敌制胜。所以，医生既要小心谨慎，又须勇敢大胆。当然，勇敢大胆并非盲目轻率，视病家的性命为儿戏，而须以精深的医术为基础。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尤其在重病危急之际，更须有识有胆，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敢于当机立断，施以重药，以奏起死回生之效。
“用食平疴”，即用食疗以治病。以食物疗疾去病，可以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患者也容易接受。比如服食羊肉能壮阳祛寒，吃海带能治瘿瘤，常吃芹菜能降血压，赤豆能利水消肿，鲍鱼能活血化瘀等。“释情遣疾”，即用心理疗法治愈疾病。中医学早就认识到精神活动与人的身心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创立了诸如顺意法、释却心因法、转移心因法、意示法、以情制情法等心理疗法，通过“释情”以“遣疾”。古人认为，能够以食疗、心理疗法治病却疾者，可称为优秀的医生。在人们对药物疗法的毒性及不良反应日益明了的今天，食疗和心理疗法尤其显示出了它们的优越性。
博通经传，洞晓医术，不仅要具备精深的医学理论，还应有高超的医疗技术，针、灸、药治法兼备，运用娴熟，方可谓之良医。如果只会运用一种治疗方法，往往无法满足治疗的需要。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云：“疾在肠胃，非药饵不能以济；在血脉，非针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针灸大成·诸家得失策》）作为医生，必须精通针、灸、药等方面的临床应用知识，临证时方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取得良好疗效。
不治已病治未病，历来被视为良医的治疗原则。因为在疾病未萌之前或微现征兆之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往往能杜绝疾患于未生之时。良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一旦发现预兆，或防治于未病之前，或灭病于始萌之时，以杜绝疾病的发生。此即“上工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之意。
医生的职业，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如果一知半解，冒失从事，往往救人不成反杀人，自然谈不上“知医”二字。医道渊博精深，不学则不能明其理，不学则不能得其精，不学则不能广其识。唯有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方才称得上知医。这应为初涉医学而轻易言医行医者之戒。
人体的生理病理，临床的各种病证，诊治的理法方药，均有一定的规律，这可视之为“常”。然天有四时之别，地有高下之分，时有古今之异，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疾病因之也千差万别，治疗更是纷繁万端。这可视之为“变”。善于变通者，方为上工。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博览医书，勤求古训，又要熟于临床，遍采众方。全面地学习前人的医学经验，还要结合自身的医疗实践，机智灵活地加以运用，而不可固守门户，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之误。
医书中记载着重要的医学理论和前人宝贵的医疗经验以及有效方药，若能认真研习，化裁运用，则可以有效地指导临床实际，提高医疗效果。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对于医书应有一个正确的、辨证的认识：既不可拘泥书本，死于句下，因为这会导致临床诊疗以古律今，遣方用药墨守成规，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临床病证；更不能将书本视同敝屣而丢弃，因为医书所载理法方药，如同工匠的绳墨规矩。不依绳墨规矩，何以成平直方圆？不准理法方药，何以诊病处方？因此不读书者更没有资格来谈论医学。
孔子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以崇尚仁爱，奉行忠恕，重视信义等为安邦、治国、正身的指导思想。故说“治世有孔子之经”。黄帝之术，指以黄帝命名的医学著述。从现存的《素问》《灵枢》看，其洋洋百六十二篇医论，已将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方制、病证、养生、针刺、运气等理论概述无遗，并以阴阳五行理论加以贯通，构成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历代医家无不以此为本，视为经典，刻意精研，探微索隐，弘大发扬，而成举世瞩目的中医学。两千多年来，已为人民的健康卫生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有鉴于此，此条即以孔子的治世之经比喻《黄帝内经》的治身之术。
治理人身疾病与治理国家通同一理。人身之病不越先天后天。先天之病在禀赋柔脆虚弱，如同国家积弱积贫，唯有通过药物治疗，并善于摄生，以增强体魄。后天之病，如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外感六淫之病，责在祛邪，犹如面临寇敌，须选将出师以驱之。若不知御敌，兀自饮醴食甘，必致敌入国门。所以病邪未除之人，不可轻易用补，以免邪气入内而病剧。对于七情内伤之病，则重在调理，不可动辄用攻。比如国之法纪不全，民风不淳，要在健全法制，加强道德教育，不宜动则诛伐。然而国治虽正，亦难免有少数不法之徒，必须绳之以法，故刑罚不可废，在治病则补中有攻；若是小寇之乱，大动干戈，则必扰民，所以补中之攻又不可太过。争战年代，固然以抗敌为重，然亦不可废止生产、不修内政，否则必然国力衰退，无力御敌，故攻中之补不可少。诸如此类，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致，处方用药，胜券可操。
医乃至精至微之事，欲得佳效，并非容易。大概而言，其难有五：世上的疾病千变万化，错综复杂，虚实有真假，寒热有掺杂，虽遍用四诊，详审病状，犹恐辨之不确，此为辨疾之难。治病须考虑天时、地域、体质等多种复杂因素，稍有疏忽，欲求全效，其可得乎？此为治疾之难。药有宜急煎或久煎，有宜温服或凉服，服药时间亦大有讲究，若不注意，药虽对症而其效难显，此为饮药之难。药有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反、相恶，配伍得当，效力倍增，相合不慎，其害不浅，而精于处方之道又非朝夕之功，此为处方之难。药的产地、采撷、储存、炮制，对于药效的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若医不识药，真伪不辨，良莠不分，处方中缺少道地药材或误入伪药劣品，辨证虽准，治法虽妙，处方虽精，亦不能收功，此为别药之难。可见，满意的疗效来之不易，其中每一个环节皆须重视。业医者必须用心精微，深入钻研，才能在医学这一精细严密的科学领域里有所成就。
治病犹如以秤衡物，须视病位之高下，察病情之轻重，灵活运用，随时变通，而切不可偏执一说。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着众多的学派之分及学说之争。然而细究其所以成为一家之说、一派之宗，亦每与这些医家所治病种不同有关。如金元四大家中的李东垣，生于战乱动荡时代，见时人疲于奔命，多致脾胃虚损，故治疗每着眼于培补脾胃之气；生于中原的张子和，目睹当时百姓喜补恶攻，甚者漫补致死而终不觉悔，遂倡导以汗、吐、下三法祛邪以安正；生于江南的朱丹溪，则见南方之民多阴虚湿热为患，却又好用辛燥之药，便力陈辛燥之弊，提出东南之人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人若只学一派，只听一说，不重辨证，无疑将贻误病机，其害匪浅。
此条主要讲“人之形气”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的关系。“形”指形体。中医认为“气”是人体内流动的精微物质，是生命的动力。所谓“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指天地变化的自然规律，阴阳的对立统一，五运六气的太过与不及。古人认为，人之形气与其所处天时状况、地理环境，甚至五行生克均有关系，同时也与寿命长短、生息化育相关。《灵枢·寿夭刚柔》指出：“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认为形气相称就可能长寿，反之则易夭折。借此提醒为医者除了须熟谙各类医学经典外，还需知晓天文地理，并且涉猎群书，乃知“人之形气”，判断病邪性质，预测疾患转归。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医者成才的第一步，必然要经历勤求博采的基础阶段，扎根岐黄，效法仲景，从诸名家的著作病案中吸收养分。此所谓“学不博不可以为医”。然而，广泛的阅读未必造就合格的医生，博而得法才是关键。一在于博而透，医道至微至奥，浅尝辄止的阅读只可观书之大意，而不能识其精妙；二在于博而约（参见0208条 ）；三在于博而活，古人之书未必能疗今人之病。古今人各有异，病非相同，施治当因应化裁，灵活变通。
详见0230条与上条。
大凡学习书法必须先从最基本的点画入手，并经一定时间的楷书临摹，掌握书道的基本知识，然后乃可出入于行草隶篆及各种流派之中，心摹手追。达到一定的造诣后，便能不受碑帖约束，纵横跌宕，融贯变通，自成一家。此所谓“初求平正，继追险绝”。治医道亦如书道。初入门者，当练好基本功，诸如《内经》《伤寒》《金匮》以及本草、方剂等应娴熟于心中，望、闻、问、切尤应刻意求工，辨证中的理、法、方、药皆不可懈怠。及至登堂入室，则应在“变”字上下功夫。面对纷繁复杂的病情，要机动灵活，察浮沉洞细微，化腐朽为神奇，以古方治今病。可见，习书学医，其理相通。不练好点画，就达不到铁画银钩、龙飞凤舞的境界；不掌握中医基本理论，同样不能圆机活法，妙手回春。
《灵枢》《素问》是现存中医文献中最早的医学典籍，为中医基本理论之渊薮，其内容十分宏富，生理、病理、诊断、治法、养生各个方面无不包括。故凡学医者，当以此为基础，以掌握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基本生理功能以及六淫、七情等致病机理。《伤寒》《金匮》原为《伤寒杂病论》一书，系汉末医家张仲景所著，其书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度，成为外感病及杂病辨治之经典。上述诸书是学习辨证、立法、选方的必读之书。金元时期是中医学术争鸣的鼎盛时期，其中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四大家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其在学术上的独特观点而自成一家。刘完素力主“火热论”，以用寒凉之剂为长；李杲创“脾胃论”，善用温补脾胃法；张从正独树“病邪论”，尤精熟于汗、吐、下祛邪三法；朱震亨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善用滋阴降火剂。综观四家，各有其独到处。业医者如融贯四家，则补泻温凉之用自可应变无穷。
医学之道，至精至微至深，故要求为医者必须焚膏继晷，苦心孤诣。阅览宜博，探究宜深，穷源竟委，融贯古今，方能得其精髓，以应变错综复杂的症情。如果浅尝辄止，初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或道听途说，觅得一方半剂，即自恃高明，视医道不过尔尔，那么，非但不能真正掌握医道，而且还可能成为不学无术的庸医，误病杀人。初入医门者不可不慎！
此条提出治学之道中的“学”与“用”的道理。初习者，贵在循序渐进，不宜急于求成。每读一书，也须知其要领，领会精神实质，不宜贪多而囫囵吞枣。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来不得半点虚假。学习并不在于读了多少书，而在于掌握了多少。初涉岐黄门径，必须先掌握中医的基本知识，然后方可浏览他书。如果对基本理论尚不能知其要，就旁及众多的临床学科，往往是舍本而逐末，适得其反。另外，学是为了致用，而用则贵在适时，不可泥古不化。中医学属于应用科学，尤须在“用”字上下工夫。要善于将古人所创立的理论原理和治疗方法活用于临床，重要的一点就是“适时”，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掌握应用古法的“火候”，灵活变通，方能出奇制胜。
工巧，巧匠，这里比喻良医。通过详尽的望、闻、问、切，充分地了解有关临床信息，根据辨证论治的法则，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疾病作出准确的诊断，拟定恰当的治法，从而取得显著的疗效，这是上工之道。如果只会循规蹈矩，不知随机应变，虽能熟背法则，亦难成良医。如果虽知灵活变化之理，但不能认真、仔细地运用“四诊”，无准确、全面的临床信息，亦难有神圣工巧之验。要成为高明的医生，既要精通辨证论治的一定法则，又要善于灵活应用，能够知常达变；同时，还必须细致、周详、准确、熟练地辨析“四诊”之所得，方能臻于妙境。
研究学问，思考问题，必须专心致志，殚思竭虑，锲而不舍，方能得其精髓，明其至理。若学不专一，浅尝辄止，唯有哗众取宠之能，实无济世利民之功，是为学者所不齿。治医与治学同理，况医司人命，关系尤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浮夸，唯有刻意精研，探微索隐，明病因病机之理，得诊法之要，识疾病之本，方剂药性娴熟胸中，临诊之时专心致志，然后治则有成。《素问·徵四失论》“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亦即此义。“思贵专一”“学贵沉潜”，业医者须当牢记。
脉学的道理十分精微深刻。习脉者往往在理论上容易懂得何脉何形，所主何病，然而在临证时却常常难以把握指下的具体脉象。许多脉象非常相似，不经细辨，难以区别。如弦脉与紧脉、浮脉与芤脉等。这些相似之脉所反映的病机相差甚远。如认此为彼，或认彼为此，将会造成误诊误治的恶果。王叔和说：“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所以，准确地把握脉象是诊察疾病的重要一环。而要准确地把握脉象，除了必须掌握脉学的基本理论外，还特别要注意多实践，多验证，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经过不断地体验，反复地比较，才能逐步积累丰富的脉诊经验。
中医学是我国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它来源于生产活动和生活实践，又经过医疗实践的不断总结与提高，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是应用性科学，实践性极强，经历的病证越多，经验越丰富，对疾病的认识也就越深刻。因而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临证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往往会出现主客观不符的问题。要想成为高明的医生，不仅应该“读得王叔和”，有精深的医学理论知识，还应该“见过病证多”，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并使理论与实践达到高度的统一。
欲登高山，不循路径难达绝顶；欲游仙岛，没有舟楫岂能扬帆？王冰深憾《素问》传本之讹误丛生，遂以登高、泛海为喻，说明访求善本的重要、注释串讲之不可或缺，以求深刻理解《素问》的义理。引而申之，医学深奥，为医者必须刻意精研医技，探微索隐，终身不辍，以高明的医疗技术为登高之径、泛海之舟，才能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
“见病知源”是行医的一种至高境界：指在面对患者时，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清楚地把握病性、病位与病之轻重缓急，知道疾病因何而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发展趋势如何，可以选择何种治疗方案，并从中筛选出最恰当的方案。甚至在人之将病而未病时就发现端倪并给出忠告，所谓“治未病”是也。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先天禀赋固然重要，后天的“积学”更为关键。不论是理论修养还是临床经验，这些学识的积累非一蹴而就，而有一个日积月累，渐入佳境的过程。就好像酒之成醴，日久方醇。
详见0273条。
大凡做学问者，必须博览群书，胸藏万卷，广泛吸取前人的成果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研究、实践，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和独到之见。然后命笔著书，阐述观点自然融会贯通，精辟透彻，可发前人之未发，对后人有所益。一些传世名著，多有磨砺数年、数十年乃至尽毕生心血而成者。可见著书之不易，亦可见著书之神圣，非热衷于功名利禄之辈所能为。如果涉猎未深就急于著书，势必捉襟见肘，错误百出，贻笑大方。若谬种流传，则为害更甚。中医文献汗牛充栋，而真正能流芳百世者，为数不多，其原因即在于此。我们现在学习中医者，应该具有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态度，方能无愧于古人，有益于来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工部的诗句，言简意赅。柯氏注释《伤寒论》而有较高成就，恐即由于此。“无半点尘”可理解为清澄透彻，毫无半点模糊之意。
此条对不学无术的庸医信口胡言、贻误病情作了无情的鞭挞。医司人命，当怀赤诚之心，对患者高度负责，应具备较娴熟的医疗技术，实事求是地分析病情的虚实寒热，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吉凶顺逆。切忌敷衍塞责，不慎重对待，相对斯须，便处方药的草率作风。“脏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意思是假如脏腑能讲话，则令江湖医生无地自容，此不仅应作为江湖术士者戒，同时说明人体多秘奥，医理很难明，作为一名医生，必须谦虚谨慎，诚恳务实，并有好学不倦的精神。
此条“标本”指医患关系。相对于患者和疾病来讲，医生和治疗技术是“标”，占次要地位；占主要地位的“本”是患者和病证。标和本无法协调，病邪就难以消除。“本”首先指患者正气，若正气不存，则医生的治疗技术再好也难以回春；其次指患者心态，若患者内心抗拒医生，不愿治疗，那么疾病也难以痊愈。医生的诊疗水平和所用治法、药物、工具及态度等，虽然属于“标”的范畴，也会对疾病的预后产生影响。此条强调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患者和医生需要相互配合：患者尚有生机，又能遵从医嘱，医生诊断正确，治法精当，疾病才能得以痊愈。
从治疗效果而言，疾病大致可分为可治之症和不治之症两大类。这两类疾病，治疗的难易分明。可治之症中，较轻微的疾病，可以不用药物，依靠患者自身的抗病功能便可使疾病痊愈。如果患了不治之症，即使频投良药，尽力救治，也只能暂时减轻一些症状和痛苦，延缓死亡的日期而已，最终仍难以救活。但是可治之症与不治之症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昔日的不治之症，今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今日的不治之症，在将来也可能成为可治之症。
疾病有轻重之别，医生的诊疗水平也有高下之分。人得了轻微疾患尚且不能误用庸医和粗工，何况患了危重疾病，就更须延请良医诊治，才有希望药石对症，转危为安。参见0295条。
待，依靠。动乱是国家的疾病，一个国家发生动乱，要靠德才兼备、临危不惧的贤人加以拨乱反正，才能恢复安定；疾患是人身的疾病，一个人得了疾病，须赖技术精湛、胸有成竹的良医予以辨证论治，才能恢复健康。贤人治理国家，良医救人性命，虽然对象、方式不同，却具有同样深刻的道理和重要性。此亦《汉书·艺文志》所谓“论病以及国”之意。
中医学具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内容博大精深。学习中医，必须精勤不倦，博览群书，同时重视吸取历代医家的学术经验，掌握其医学思想、思辨方法、治疗手段，以开拓思路，充实治疗手段。如果浅尝辄止，便沾沾自喜，骄傲自大，及至临证，便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这种不良学风是学习中医的大敌，应坚决摒弃。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要博览群书，非毕生苦读不可。正如前人所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唐代文豪韩愈曾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除苦读之外，还要勤思、多问，同时联系临床实践，才能把书读懂、读透。读书固然多多益善，还须由博返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陆士谔曾发出感慨：“读书难，读医书尤难；读书得真诠，则难之尤难。”说明学医读书并非易事，必须下苦功夫，掌握读书方法，苦读加巧读，方可窥得医学堂奥。
中医学的经典著作，有的观点看似互相抵触，实则补前人之未备，可谓各有见地，自成一家。如张仲景以六气外感、尤以寒邪为最立论，补《内经》之未备。然所论概属冬月之正伤寒，后人不解其意，而以其方通治春夏温热之症，伤者无数。刘完素识其未备，专攻春温夏热传经之变，倡导寒凉学说，并创制诸多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对后世温病学说有所启发。张、刘二人的学说看似与前人所论互相抵触，实则是相互阐说发明。正是这种循环往复的“补偏救弊”，推动了中医学术的螺旋式前进。而我们面对这些古人书，唯有多读多看，融会贯通，切勿辜负前哲一片苦心。
张仲景是一代医圣，其书足以为后世之圭臬，为医者不可不认真研读。但师其法而不必拘泥其方，临证之时，贵在灵活权变，才称得上真得仲景心意。参见下条。
临床医生特别要掌握知常达变的辨证思维方法。在临床上既忌死背条文，也忌固执经验。因为二者都有知常不知变的思维方法上的错误。仲景为医中之圣，他的著作《伤寒论》《金匮要略》被视为经典。读他的书，不在于墨守其中的一方一药，而在于领悟辨证用药的方法。《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规律是常法。掌握住常法，不仅能对许多变证融会贯通随证治之，而且还能化裁出新的方法。在临床上很少有完全相同的病证，医生的思维自然不能僵化拘泥，而应做到如此条指出的“通变”二字。在中国医学史上，大凡取得较大成就的医学家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例如孙思邈便强调“智欲圆”，就是说思维要灵活，善于变通。孙氏是较早继承仲景理论并应用于临床者，《千金方》中发前人未发之处，正是智圆的结果。
唯有得于心，对医道娴熟于胸，融会贯通，方能应于手，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唯有成法在胸，掌握理法方药的法度，才能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研究医学，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和重复，也不只是求得一药一方的掌握，而应着重于对医学规律的理解。古之名医，无不孜孜不倦，潜心医道，精习方书，探求医术，将前人之经验与自己的实践体会相结合，因而能得心应手，法到效成。
此条强调为医者要达到医术精微的境界，首先要广泛阅读诸家之言，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奋力探求。思考的是诸家之言的优劣得失，探求的是如何将诸家之言的“优”“得”施之于所面对的病情证候。唯其如此，辨证则心如明镜般通亮，一丝不爽，处方则妙笔生花，丝丝入扣。
治病必先知病，而欲知病，必须博闻强记，广泛涉猎。医学之事，最重临床实践，只有广泛地接触各种患者，才能逐步积累临床经验，提高“知病”的水平。脉理至精至微，不易掌握，即使对脉诀能倒背如流，如果不经过反复临证，难免“心中易了，指下难明”（《脉经·序》）。有谚语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只有勤于实践，不断探索，才能识别各种脉象，以诊察疾病。用药的道理也同样如此，药无情，人有情，医生必须知药性。而要掌握药性，关键在于“屡用”，用得多了，有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方能灵活驾驭，得心应手。“博涉”“多诊”“屡用”，这是学习掌握医学的根本途径。
蒇（chǎn），解决。谋，晦昧。生知，即生而知之，言天资之敏慧。标格，即标准、格局。运用当代通俗语言诠释古书字义谓之诂训，亦称训诂。古典经籍，文简而意博，理奥而趣深，加上古今异轨，历史背景不同，言语习惯相殊，研读古籍，如不借助前人的注释，即使天资聪颖，亦难以完全领悟其文理意趣。前人的训诂，犹如行走的路径，出入的门户，只有借助注释，才能深窥古籍之堂奥。以业医者论，习《素问》而不读王太仆之注，学《伤寒》而不识成无己之论，再聪慧的资质，也往往难识其文，难明其理。唯有“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明词义以通医理，方能登堂入室，学有所成。
道，即规律、事理。道者，指掌握规律的人。研究任何学问，贵在研究掌握它的变化规律；而要正确了解并掌握它的规律，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上知天文，明了日月星辰的变化与风湿寒暑的关系；下知地理，明了地域方位、高下、寒温燥湿与物候变化的关系；中知人事，明了社会地位、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对天、地、人三方面的广泛研究了解而建立起来的学说，才无片面局限之弊，并经得起反复的验证而流传久远。人与天地相通，天之日月盈亏，寒来暑往，岁运的胜复变化，对人体疾病的发生和演化有极大的影响。而地势的高下，方域的不同，物候的差异，亦直接影响人的生理体质和疾病的发生。人事境遇，尤易扰动情志和改变生活环境习惯。作为医生，必须具备较广博的天文、地理、人事知识，才能探微索隐，掌握真要，才能动则有成，取得理想的疗效。
中医学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所创造并留传下来的珍贵遗产，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就必须认真钻研古代医籍，以吸取前辈医家的宝贵经验。首先是经典著作，如《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它们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的基础，对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是广泛阅读历代各家著述及经验方书。由于历代医家学术渊源和临床经验各有擅长，他们在继承研究与探索过程中又有新的阐发，治疗方药代有创新，使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提高，并向纵深方向发展。广泛吸收各家学说中的精华，能扩展视野，启迪思路，增加治疗手段，无论对临床诊疗或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病情较轻、症状较微的疾病，普通的医生，亦即“恒医”，便能诊治。但是对于一些危急重症，则经验不多的医生往往难以奏效，甚至临证慌乱，药石错投，以致雪上加霜。此时须赖久经沙场、学验俱丰的名医（如扁鹊），方能临危不惧，处事不乱，凭借高超的医技，力挽沉疴，妙手回春。参见028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