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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从患者和医生两个方面提出要求。人们都希望自己具备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不生病或少生病，能得享天年，而所忧虑的是患病多，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养生，勤勉不倦的锻炼。医生都希望加强医学修养，提高医疗技术，而所担忧的是医疗技术不精和治疗方法不多。“疾多”而“道少”，说明为医之难。这就需要广求博览，精研医术，勤于实践，如此方能提高疗效，满足患者要求，而尽医生职责。
人的生命，千金不换。生命既然宝贵，医生的责任当如泰山之重。故为医者须有仁爱之心，普救众生之志，还要具备高超的医疗技术，能正确地辨证论治，善于起沉疴于冥冥之中，夺冤魂于离体之时。医生救人一命，胜于馈赠千金，故孙思邈以“千金”作为书名。参见0150条。
大医指医德高尚、技术精深的医生。含灵即人类，因人为万物之灵。凡是那些医德高尚、技术精深的医生治疗疾病时，必须安定神志，绝不允许有任何欲望和贪求，而应像明代医家李中梓所说“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视，忌心勿起，贪念罔生”（《医宗必读·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只有摒弃一切杂念，以慈善怜悯之心，志存救济，决心解脱患者的苦难，才能悉心诊治，发挥出高超的医疗技术。孙氏所论具有现实意义。
此条冠于一篇之首，开门见山，从“正己”和“正物”两个方面论述为医之道。所谓“正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要端正自己的品行，树立高尚的医德医风。如“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止和柔”，又如“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第二层含义是要“明理以尽术”，勤求博采以通晓医理，然后方能“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所谓“正物”，是指医生用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和技术手段，“用药以对病”，为患者减少病痛。毫无疑问，正己是正物的先决条件，不能正己何来正物，不能正物又岂能愈疾？
方案即医案和处方。医案是病情和治疗的记录，可作为后续治疗的依据，应该严肃认真对待。但有些医生书写医案字迹潦草，龙飞凤舞，形同天书；有的喜立异矜奇，开方处药专写别名、古名，如写玉竹为萎蕤、乳香为熏陆香、天麻为独摇草等，致人眼生不解。这种方案不利于了解病情和治疗用药，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甚至还会误事。故记录方案应字迹清晰，开列药名宜通俗易懂，剂量数字清楚，落款署名一目了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及责任心。
问诊是诊察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问诊，可了解患者的自觉症状和发病经过。尤其当患者缺乏明显体征时，自觉症状更为重要。历代医家对问诊都很重视，张景岳称问诊是“诊治之要领，临证之首务”（《景岳全书·十问篇》）。医者在问诊时应认真负责，诚恳耐心。如果粗心大意，心不在焉，三言两语便制方遣药，则难以切中病情，甚至会雪上加霜，增加患者痛苦。这是违背医疗道德的失职行为，应当坚决摒弃。
作为医生，应当有利民济世之心，有这样的医疗思想，才能勤奋进取，使医疗技术日臻高明；如果仅仅以医业作为谋取衣食的手段，就会敷衍塞责，不求进步，学术不精，知识水平自必停留于平庸和粗俗。华氏此语，强调一个好的医生首先要有良好的医德，从利民济世着想，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而不能成为只图私利的庸医。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自爱自重的医生，才值得身患重病者托付。清代怀抱奇的这句话，放在医患纠纷日益严重的今天，似乎又多了几层含义。山自重，不失其威峻；海自重，不失其雄浑；人自重，不失其尊严。自爱自重的医生对这一职业充满了责任感和神圣感，视治病救人为己任。白日临证处方，拯救苍生于疾苦；入夜则精勤不倦，以求博极医源。自爱自重的医生爱惜自己的声誉，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慎重认真，详细审问病情，小心处方用药，每遇疑难，必细参详。自爱自重的医生尊重自己的人格，待人处事端庄厚重，不失之流俗与浅薄，不会曲意迎合患者的不实想法，滥用无关痛痒的贵重药物。
“生心”，此指活人之心。“常心”指恒心。凡是做医生的，要有一颗救人之心，把患者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痛其所痛，苦其所苦，缓其所痛，除其所苦，而要持之以恒，又必须具有恒常之心。具备此“二心”的医生，方能不负济世救人的天职。参见0136条。
仁爱之士，具有博爱之心，同情、关心、爱护他人，见患者之疾苦如加诸己身，方能不避严寒酷暑，不顾饥饿疲劳，不怕舟车劳顿，一心赴救，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值得托付的。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唯有天资不凡之人，博览群书，洞晓阴阳五行，掌握五运六气变化，熟知药性寒温气味，明辨病机虚实寒热，方可圆机活法，因病立方，药到病除，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可以任用的。医生掌管患者的健康与生死，廉洁淳良的医生，不贪财货，立身清白，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悉心救治，只有这样的医生才是能够信任的。此条看似是对患者择医的指导与劝诫，其实是对苍生大医所应具备之品德与才能的高度概括。
医学是生命之学，医者的责任是救死扶伤，行医必行其德。然而，没有恒久不变的德行，仍然是做不好医生的。就医患关系而言，医生永远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决定着患者的死生。倘若医者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医德节操，即使是微小的疏忽，于患者都是“死生所系”。对医生而言，有恒德者，不分贫富贵贱，诊病处方普同一等，有恒德者，不畏寒暑风雨，一心只在济世救人，有恒德者，虚怀若谷，即使声名远扬仍谦卑好学，其医术也日益精湛。可见恒德于医的重要性！医德之难，难在一个“恒”字。
行医治病，应以病家性命为重，要求实事求是，有几分本领，做几分事，切不可己所不能强为之。有的医生医道一般，却虚荣心极强，面对疑难杂病，明明心中无底，却还要装模作样，勉强诊治，置患者的安危于不顾。这实在是缺乏医德！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实事求是应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对于有把握的病症要尽可能治好它，认不准的病症，便应坦率承认，或求教于高明，或反复钻研，以进一步提高医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是对患者负责的医生所应有的明智态度。
治疗疾病不能因为病家富裕权贵，便故意卖弄才学，开列珍奇名贵之药，使其难以寻觅求取，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功绩才能。这种做法，实在是有悖忠恕之道的。处方用药唯以病情需要为准绳，视彼富贵而乱投珍贵药物，轻则使其徒费钱财，重则延误病情。而以奇药难觅以矜炫的做法，更是不足为训。此等行径，于今尤烈，故此条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有仁爱同情之心，待患者如亲人，视其痛苦为自己的痛苦。为了治病救人，应当不避艰险，耐得饥渴、寒暑，任劳任怨，不耽搁时间，不无故推托，尽一切努力，及时救治。有此品德之人，方可为“苍生大医”。若心地冷漠，处处为自己考虑，“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不顾病家安危，对这种人，孙思邈斥之为“含灵巨贼”。习医者当引以为戒。
此条是龚廷贤告诫“医家十要”中的第十要，强调为医者须存仁义之心，对待病家不分贫穷富贵，处方施药一视同仁，万万不能重利忘义。既不可因为患者家境富裕，就开些珍奇名贵的药物，以此炫耀自己的才能，徒费病家钱财，重则延误病情（参见0138条）；也不能因为患者家境贫寒而心不在焉，而应胸怀仁义，普同一等，待若至亲，一心施救。因为医道为活人之道，医家当有好生之德，博施济众。
为医者应具备良好的医德和作风，如当着患者面不可多言谈笑，轻浮喧哗，说长道短，议论人事，炫耀声名，诽谤他医，自我吹嘘。重视医德医风历来是中医学的优良传统。此条所强调的为医须持严肃稳重的态度，正是医德医风的重要内容，是医生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诊疗风范，同时也是密切医患关系，取信于病家的先决条件。这一谆谆告诫在今天尤有教育意义。
在医病之前，行医者必先要医治自己的私心，具备高尚的医德，然后方可论医治病。不然，“私”字存心，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就不能一心一意地治疗患者的疾患。参见0147条。
世上有一种医生，技艺不精，对病家又极不负责，采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一病当前，不知详察病情，不明所治之本，所开处方，寒热温凉、升降浮沉杂合以治，奢望侥幸中病，所用药物俱是无关痛痒之品，借此掩饰其拙劣的医术。这种敷衍塞责的医风有害于病家，有害于社会，为医者应力戒之。诚然，“兼备”与“平和”并非绝对坏事。疑难复杂病证往往虚实相兼，寒热夹杂，治疗常须标本兼顾，攻补并施，非兼备难以取效。用药平和，是达到治病不伤正，避免不良反应的重要手段。如果施兼备得必中，以平和起妙用，则医道已臻化境。我们要反对的是以幸中、藏拙为目的“兼备”与“平和”，而不是必需的兼备与平和。
为医，当求心正。所谓“药自真”，意思是处方用药能够切中病机，取得较好疗效，受到患者欢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医生必须首先具备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赤诚之心和对患者高度负责的责任心，细心诊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病因、病机，妙手回春。倘若心术不正，对患者疾苦漠然置之，纵然学有专长，处方用药也未必能切中肯綮。
治病救人乃医生天职，古今皆然。但有些从医人员却不是这样。他们把医道当作牟利的手段，而置患者的健康、生命于罔闻。这些人是医中败类，自应投畀豺虎。不过，要真正成为一名好医生，也并非易事。既要有仁慈博爱之心，又须有精湛高超的医技。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医生，必须二者兼备。这除了要求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外，还必须刻苦提高医疗技艺。如此，方不负“悬壶济世”“医者仁术”的美誉。
古代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要实现救死扶伤的心愿，必须具备“专”“慎”两个条件。在学术上要“专”，专则能登堂入室，医术日精，达到高深的境界；在临证上要“慎”，慎则能明审病因病机，投药治病获取高效。胸怀救死扶伤宏愿的医生，必须脚踏实地，苦心孤诣，在“专”“慎”二字上下工夫。否则，救死扶伤之心只能枉存于心，而不能施之于迫切期待救扶的死伤者。
医疗活动的目的在于救死扶伤，活人之心乃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要求。活人与自私势不两立，不能同存于一心。自私之心一萌，活人之心顿止。因为要活人，就必须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聚精会神于救治，而置个人的成败荣辱、安危生死于不顾。否则，缰于名，锁于利，便没有心思用到患者身上。所以说，未医患者之病，先治医生之心。活人之心正是治病取效的重要保障。
有的医生在诊疗过程中，遇到比较严重的疾病，担心失治、误治后会背负恶名，影响既得利益，从而避嫌观望，不进行实质性治疗，错失诊疗的最佳时机，有可能导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温病条辨》汪廷珍序）的严重后果。这是医生患上了“轻忽人命”的疾病，应当尽快医治。清代吴瑭《医医病书·序》另有相似之言：“病者不死于病者之病，多死于医者之病，而医者又不自知其所以病，病者将愈益重其病。”足见医之病祸害之大。
如果仕途通达，便希望成为宰相；如果仕途失意，则愿意做个良医。宰相与医生职位不同，高下悬殊，但在施行仁德为民谋利上却是一致的。此条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唐代医家孙思邈此语，道出了生命无与伦比的珍贵。佛经里也有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仅揭示了至高无上的生命地位，也体现了救死扶伤的医道价值。生命越珍贵，医生的责任越重大，故云“最难却是医”。面对“至重”之人命，医者唯有心无旁骛，专意致知，探索至精至微之医理，寻觅化险为夷之良剂，以化难为易，稳操胜券，方能承担此世上“最难”之职责。
“名”医与“明”医，音同形别，意义迥异。“明医”指高明的医生，而此条所谓“名医”并非指著名的医生，而是指浪得虚名、甚至一味追求虚浮名声的医生。“明”由“日”“月”二字构成，若日月之明。准之于为医，则谙经典，精医理，悉临证，高疗效，乃是明医的不二之选。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曾痛斥“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时医。我辈当循“明医”之路，勿尚“唯名利是务”，徒有虚名的所谓“名医”。
临证治病必须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谨慎、细致地审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或逆从情况，然后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是为医者的基本要求。此条是张仲景对唯凭主观臆测、草率从事的不良医风的批判。当时一些医生，不知辨证论治，不推求医经理论，囿于师承家传医技，沿用陈旧不变之套法，临证诊察疾病，唯在口头应付，巧辩蒙混，诊视患者未及须臾，便已开就汤药处方。这种不求甚解、草率敷衍、漫不经心的医疗作风于今尤烈，它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医疗质量，且与济世救人的传统医德相悖。
《串雅》是一部整理走方医经验的著作，搜集了民间大量的秘方、验方、单方。此条是作者对行走于江湖之走方医的谆谆教诲：虽然为正统医家不屑一顾，但是也当志存高远，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尊重病患，言语恭敬。为求得信任，获得最好的疗效，在治疗前不免要讲一些让病家心安的话，但是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务必谨慎辨证，小心处方。参见0174条。
医之为道，以探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奥秘为主要目的。古代医家强调研究医学问题，考察人的生命活动、生理功能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变化等，都应着眼于整个自然界，把人置于自然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人与自然环境的内在联系，从而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本质作立体的揭示。这就需要涉及物候、气象、天文、地理、农业、历法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借以更好地研究医学的规律。医学研究的是人的生理病理，而人又具有社会属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社会环境同样给人以影响，由此亦带来了一系列医学问题。故《内经》强调，精通医学道理的人，必须上知天文，下明地理，中晓人事。医之为任，须防病于未然之时，疗病于危急之际。患者以性命委之，切切不可掉以轻心。此条意在强调医道博大精深而医者任重道远，业岐黄者不可不三思。
医学的道理是极为精深微妙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草率。作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必须博极医源，精益求精，临证时又应审时度势，谦虚谨慎，圆机应变。既善于克邪制病，又懂得固护正气。粗工则不然，处方用药心中无数，一味攻邪，而置患者虚弱之体于不顾。偶获小效，便自恃高明，继以大剂戕伐，往往置人于死地。高氏所批判的这些现象，对今天的医生仍不无警诫意义。
此条说明医术被称为仁术的原因。“仁”这一概念，最早是孔子提出来的。《论语》里很多地方谈到“仁”。“仁”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指爱护他人（见《论语·颜渊》）。“仁术”就是基于这一意思提出的，意为仁爱之术，亦即爱护他人的技艺。医术作为一种技艺，只有被道德高尚的人（所谓“君子”）掌握了，才可以用它来卫护生命，即养生，并把它由自己推及至他人，诊病治疾，济救百姓。这“济世”的行为，无疑就是“仁”的表现。因此，医生特别要注意品德的修养，以爱护他人为出发点，千万不要玷污了仁术的崇高名声。
医学关系着人的生死存亡，被誉为“仁术”，所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序》）。因此，医者必须既有精湛的医术，又有高尚的医德。实践证明，医可救人，亦可杀人。医术、药物和医者的言行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医者的知识水平、诊疗技术及医德修养等直接关系着病家的生死。人的生命肇始于天地造化，因此，每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还必须注重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对诊疗技术精益求精，对处方用药一丝不苟。
笃情，谓用情专一。医务工作者的崇高使命是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必须专一地倾情于诊治。孙思邈著不朽名篇《大医精诚》，专论医学寿世济人的性质及医家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准则，千百年来一直为医家推崇和遵循。喻氏所言，乃续其绪余，亦堪深思。参见0135条。
此条说明医家对于患者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司命是指主宰人们生命的神灵，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的《九歌》里面就有“大司命”“少司命”。据说，大司命总管人类的生死，少司命则专主儿童的命运。这里将医生比作司命，因为患者前来就诊，是生是死，全仰仗于医生。如学识渊博，技艺高超，就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倘学识平庸，技艺拙劣，就会使轻病变重，重病致死，这就不是司命，而是催命了。因此，医生时时刻刻要记住这条训诫，德艺双修，切勿以患者的生命为儿戏。
一个好的医生，总是能依据自己对患者的诊察，坚持按自己正确的认识去治疗患者，而不曲从患者有悖于医理的要求。有的医生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处方施治时，常违背自己的本意，而去顺从病家的意愿。患者侥幸有所好转，可说成是自己的功绩；没治好，也可借此说是病家的意愿所致，从而逃避误治的罪责。此条所揭示的就是后一种现象。这里明确指出，医生的“曲从”，其目的只在“邀功避罪”，所谓“良法”，实则就是失职，就是罪行。因此，任何有良心的医家都应以此为戒。
医生不仅需要有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应该有清廉淳正的高尚医德。那种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医疗本领，一心谋取病家财物的行径为人们所不齿。医生必须具有“大慈恻隐之心”和“普救含灵之苦”的坚定志向。啬术以自贵，挟技以邀财，是违背医德的渎职行为。孙氏所论，医者当引以为戒。参见0135条。
所谓“正其心术”，是指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学识不足，还可以补救，尚且不至于害人；如果心术不正，则贻害无穷。正心术，就要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倡导的，应存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救死扶伤，无论贫富贵贱，皆如至亲，每临危重病情，不瞻前顾后，考虑个人得失，而是一心赴救，不沽名钓誉，贪图财物等，如此则为“苍生大医”。
割股，割下自己的股肉来治疗父母的疾病，封建时代作为至孝的典范。此处意为医生要把他人的疾患当作父母的病痛一样地悉心诊治。宁愿自己受损，也要他人病愈的精神，是医生所应当具备的高尚品质。如果不论患者贵贱贫富、长幼美丑，皆如至亲对待，就会尽心尽力地关怀诊治，那么病愈的可能性定会大增。反之，对于富贵之家、俊美之人殷勤倍加，体贴入微，而对贫贱之辈、白发老者视如敝屣，冷若冰霜，适足以证明该医生道德水准之低下。所以说，对待患者的态度，不仅可反映出医德修养的高下，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治疗效果的优劣。
“立品”意为培养品德。《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谓树立德业，“立功”谓建立功业，“立言”谓著书立说。此语成为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三不朽”也是把“立德”放在首位。医家所要培养的品德，诚如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所言，主要体现在仁爱为怀、清廉淳正、谦虚谨慎等方面。为医者身系病家健康性命攸关之重责，理应把“立品”放在首位。
程氏乃清代名医，业医每怀普济之心，治学素以严谨著称。此条谆谆告诫医者须防误治殒命，须真识病，方能治好病。不识病而强识病，必然耽误病家。程氏此语今天尤有现实意义。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分科越来越细，穷毕生之精力，也只能在某一分支领域有所建树，谁也不可能是全能全知。因而，对不太熟悉的病证，切不可不懂装懂，妄作诊断，图一时脸面而误人性命。“谦躬退位让贤能，务俾他人全性命”，正是吾辈必须学习、仿效的高尚医德。
中国封建社会有一种偏见，认为医术是“小道”，即不值一提的艺道。实际上，医术关涉人类的生死与繁衍，决不是“小道”，而是“大道”。那么，此种偏见是怎样产生的呢？除了社会各界的某些人因热衷于升官发财而轻视技艺的主要因素之外，明代孙一奎就曾不无感慨地指出，医道被视为小道，就是因为医生自我轻视所造成的。孙氏之语虽略嫌偏激，但确实道出了当时医界某些医生不学无术、草菅人命以至引起社会不满的现实。此条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医生，应庄敬自强，锐意进取，医德要力求高尚，医术要力求精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样，才有可能彻底清除这一偏见，赢得全社会普遍的信赖和尊敬。
在品德高尚的医生眼里，看到的唯有患者的痛苦，忧虑的只是治法之欠缺。此条从医生的视角描摹为医之德、行医之难。参见0126条。
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历代衡量一个人平生作为的标准，人们也常用它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立德，指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指建树非凡的业绩；立言，指著书立说。三者又有位次之分，最高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作为一名良医，其品德行为是否够得上这三条标准呢？此条的答案是肯定的。它正确地指出：良医为人处世，不为自己崇高的名望而骄傲，不计较私利的得失，这就是立德；挽救天地所创造化育的患者生命，使危重之病迅速痊愈，这就是立功；阐发医学深奥精微的道理，撰写医药著作（聿，助词，无义），这就是立言。这段话，既是对旧时良医的肯定，也可作为今天医者行为的参照。其中最重要的是立德、立功，做不到这两点，就不是好医生。至于立言，有能力自应去立，功夫不到可从长计议。只要尽心尽力，终会得到社会与同行的肯定与理解。
技术精良，品德高尚，这是任何从事专门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具备的，而对于医生来说，就格外地重要。因为患者把最宝贵的健康与生命交付给医生，医生理应以慈爱之心殚精竭虑地予以救治。如果没有高明的医术，虽有活人之心，也难以转危为安；假使缺乏良好的医德，纵具回春之术，也不能尽心竭力。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特设《大医精诚》一篇，将医技精湛之“精”、品德高尚之“诚”作为大医必须具备的条件。孙氏对医家的谆谆告诫，我们应当身体而力行之。
一般来说，有相当地位的人，方能拥有一定的决策和行使的权力，所以要成就济世利民的事业，自然要比不在其位的人来得方便而有效得多。但是医生虽无权位，但是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具有利民济世的机缘。如果胸怀高尚的医德，普施仁爱，一心赴救，定能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作为一个医生应以此自豪，并以此自勉。
疾厄，泛指疾病。凡有病家求治，应不分地位高低、家境贫富、年龄长幼、相貌美丑、关系疏密、汉族异族、愚笨聪明，都应一视同仁，完全当作至亲对待。切不可遇显赫权贵便曲意奉迎，穷苦黎庶则草率从事，见相貌娇美者便殷勤备至，相貌丑陋者则不屑一顾，逢有宿怨者冷若冰霜，至亲好友热情有加。诸如此类，都是为医者应当具备的医德。
医生对待患者，态度应当诚恳庄重，言语应当温和殷切。有些医生却不是这样，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择手段。此条描述某些人在言语方面的丑态。他们或者用花言巧语蒙哄患者，或者用甜言蜜语迷惑患者，或者凭能言善辩欺骗患者，或者故作惊人之谈恐吓患者。都属于便（pián）佞一类。所谓便佞，就是能说会道，花言巧语。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他们有不同的花招。患者症状轻微，稍事诊疗即得痊愈时，他们用妄语巧言，谎称自己医术是如何地精湛，如何地能使病者免除一场大难。当自己诊疗失误，使患者轻病变重、重病致死的时候，他们摇唇鼓舌，耍出“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的无赖之言。当病家对其某些无理要求未能满足，他就恐吓患者，说这将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总的目的，则不外乎满足自己的私欲。医家，对此应有高度的警惕，切莫仿效此辈，贻笑千古。
此条批评业医者易犯的错误：有的人从师学医尚未卒业，就妄自施用不正规的治疗方法；把谬误的东西当作真理，随意胡说，自以为是；乱用砭石治病，结果给患者身体带来损害。医学理论博大深远，不能浅尝辄止；医疗技术精巧而有系统，不容胡作妄为。学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刻苦钻研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方能担当起苍生大医的重任。
智欲圆，思虑应圆通灵活。行欲方，行为应方正不苟。此本《淮南子·主术》：“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原谓处世为人的规范，孙思邈改易二字，用作医生修养的准则。胆大则处治果断，而不致延误病情；心细则诊察入微，而不致盲目从事；智圆则辨证精确，而不致拘泥墨守；行方则品行端正，而不致见利忘义。这实际上是从德才两个方面对医生提出的要求。胆大、心小、智圆属于才，行方属于德。明代著名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里专列《胆大心小智圆行方论》一篇，对此有较充分的论述。
行军对阵，攻御布防之间，全赖将帅运筹帷幄，调遣得法。若将不得其人，用兵无方，则兵虽多虽勇，亦犹如散沙，无异于把兵卒交付给敌人，故将不得人，必然危及国家。医之用药，犹如将之用兵。若不明医理，不谙药性，必然药难中病，无疑是以有病之身，试无用之药，非但贻误病机，反而更加药害。由于医之寒热攻补，其差不容毫发，故择医不当，无异以人试药，亦必危及病者生命。病有外感、内伤及内、外、妇、幼之别，医亦各有所长，择医之时，病家如能对自身的疾病情况，有一大致了解，属于某科，然后针对性地选择有所专长的医生，方为合辙。可见医药常识的了解，对病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庸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疼疗脚，标本不辨，无的放矢。偶然治愈一病，则居功自傲；误药致人身亡，却不言己过。脏腑不能说话，冤情向谁诉说？此为医德所不容，业医者当引以为戒。参见0155条。
面对临床虚实错杂的病证，庸医的治法一般都是单纯地补益患者的虚证，而不敢攻治患者的实证。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从药性而言，与峻猛剧烈的攻伐药相比，补益药的药性相对和缓、平稳，不良反应较轻微；从患者心理而言，多喜补而恶攻，认为补益药有益而无害，而攻伐药却会伤人气血；从庸医心理而言，由于医术平庸，怕担风险，故惧用性猛之攻剂。既然补药药性和缓、平稳，而医家又喜之，何不既求稳当之名，又取悦病家之心？况用补药后，即使病情加重或恶化，也不会显现痕迹，病家决不会怪罪，医者自可不必担当责任。由于上述原因，庸医纯用补剂而乐此不疲。长此以往，沿袭成风，致举世昏昏，虽误补枉死，冤鬼夜哭，终不悟补药之害。古人有言：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直令明于医者疾首痛心！
治国与治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庸臣当政，不谙治理国家之术，胸无富民强国之策，碌碌无为，误国殃民，河山日蹙。同样，庸医治病，不明受病之源，不审对治之方，或姑息养奸，或草率从事，以致邪气日深，元气日削，命是以危。庸臣、庸医皆是不学无术之人，无论从政、为医，或干其他事情，都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医乃人之司命，岂可让庸人充之。故为医者，须学贯古今，穷究病源，深谙补泻，精熟方药，方能普救众生，免堕误人之列。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故为医之道，最不可装神弄鬼，欺世盗名。此条批评一些医中骗子，明明胸无点墨，却恬不知耻地谎称得到了神灵的指点。明明目不识丁，却厚颜无耻地扬言得到仙人的秘传。这些拿病家性命当儿戏，只求中饱私囊的“再世华佗”，岂止行骗，每可杀人。奉劝病家，切勿上当。
温补药温阳益气，祛寒温中，用之得法，可强身却疾。但世人一般都将其视作强壮补益之品，以为服之有益无害，每每喜温补而恶攻下。一些技术较差的医生，狡黠地利用病家的这种心理，常在方中开一些参、芪、茸、附之类的温补药，来取悦病家，以掩饰自身医技之低下。庸医明知滥用温补能杀人，而乐此不疲，实为医德所不容，病家宜加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