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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梁漱溟人生有“四不料”，如“不料由厌恶哲学而在大学讲哲学，终被人视为哲学家”，“不料自幼未读四书五经而后来变为一个拥护儒家思想、赞扬孔子的人”等等；而最引人注意的是：“不料自己几代人都生长在北京的都市，而成为从事乡下工作、倡导乡村建设的人。”
而且如前所说，梁漱溟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在学术上前途正未可限量。他这样突然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向，究竟是为什么？其动因何在？我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讨论，正可以由此开始。
于是，我们注意到梁漱溟的如下宣示：“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
，“乡村运动正是民族自觉的开端”
，我们的目的是“从乡村开端倪，渐渐地扩大开展成功为一个大的新的社会制度”
，“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
。这表明，梁漱溟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不局限于乡村问题本身，而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是要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文化”之路。因此，在他看来，把“社会重心从城市移植于乡村”
，重新发现与觉悟乡村的意义，建设新农村，“在近代都市文明之外，辟造一种（新的）乡村文明”
，乃是民族新自觉的开端与标志。而在这背后，更有着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长远思考与展望。
这正是梁漱溟的特点：他所有的思考与实践，包括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与实践，都是围绕着“中国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而展开的；而且他的任务，更准确地说，他自认的使命，就是要给中国问题找出答案与解决之道。
那么，梁漱溟所面对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呢？
1930年梁漱溟写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谈到自己1893年出生后的第二年即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体，方且神游幻境而大梦酣沉，忽地来了膂力勃强心肠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直寻上家门；何能不手忙脚乱，头晕眼花？何能不东撞西突，胡跑乱钻？”“我们许多先知先觉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亦于此加紧地、猛烈地进行了”。据梁漱溟观察，这样的民族自救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无论是康梁变法维新运动，还是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都是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追求“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近代民族国家之‘三位一体’”的体制；而梁漱溟说的后期，是指1924年“国民党改组容共以来的国民革命”，据说这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对传统西方文明的反思而出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自觉地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即“布尔西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路。而在梁漱溟看来，到了30年代，“以西方为师”与“以俄国为师”这两条道路都出现了危机。他如此描述思想界与爱国志士的苦闷与困惑：民族自救运动“前后换了不知多少方式，卖了不知多少力气，牺牲了不知多少性命，而屡试无效，愈弄愈糟，看看方法已穷，大家都焦闷不知所出。究竟我们怎么会得到这步天地？事到今日，不能不回头发一深问”。
这就是梁漱溟所面对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这就是梁漱溟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提供新的出路。”
为此，梁漱溟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
有“取法于共产党的必要”
开始的。他后来对此专门有过一个说明，说他思考问题、写文章，都是“先设身处地将别人的意见，叙述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然后再转折说出我的意见。我以往凡是批评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评俄国现行的制度，无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见，研究个透彻，说得明明白白；然后再转折到我的批评，批评其不通，批评其不行”。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因为“我原来并不曾想到著书立说、谈学问，只是心目中有问题，在各个问题中都用过心思，无妨将用过的心思说给大家听”
。也就是说，“走欧美的路”与“走俄国人的路”都是梁漱溟在探寻中曾经“用过的心思”，因此，他对前人的选择是有一个理解的同情的，他绝不以后来者的“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轻易否定与谴责先驱者。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在于非要坚持某种“主义”。他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讨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要完全放空洞，不存成见。凡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无不接受。”
这说明，如果把梁漱溟看作一个拒绝学习西方（包括欧美与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东方主义者，并不符合梁漱溟的思想实际，至少是将其简单化了。
当然，梁漱溟在吸取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坚定不移地坚持一点：无论是近代欧美的民主政治，还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之路，都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的前述两文所要论证的重点：中国仿行这两种制度之“不成功”“物质条件之不合”“精神不合”等等。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里不作详尽介绍，而只强调一点：在梁漱溟看来，最根本的问题是，近代欧美和俄国发展之路，都根植于其自身文化传统，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脱节，“与中国从来精神不合，全不能满足中国人精神上无形的要求，则我之不能学它亦可明白矣！天下原无干脆的模仿袭取，而况要组织新国家，走出一条新政治途径，这是何等需要努力的大创造！”
这里的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对一切外国发展经验，可以吸取、借鉴，绝不可以“模仿袭取”和照搬，那都是“不通之路”。唯一的出路，是立足于自己的创造；而唯有“激发一民族的精神，打动一民族的心
。这就是说，新的创造必须建立在自己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发扬的基础上。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必须走一条“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取西洋人的长处”的“中西融合”之路。
梁漱溟因此强调：我们从此再也不要想使中国也成为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今日已是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终结”，必须“从‘民族自觉’出发”，来一个民族“自救运动再发动”，他称之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应该注意的是，梁漱溟提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的中西融合”之路，不仅是一种“民族自觉”“民族自救运动再出发”，还有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他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西文化的沟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历史迫着我们往西变，同时也迫着西洋往东变。我往西变，他往东变，两方就沟通了，调和了”
；二是“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因此，他又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之论。由于“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就日见其偏，又“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因此晚清以来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只见（其）短处不见长处”，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的幼稚病
梁漱溟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的批判，并不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梁漱溟同时又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比之西洋文化，是远要“成熟”的，甚至是代表了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的。因此，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清理，到30年代正应该有一个新的复兴；他所期待与要发动的“民族自觉”与“民族自救运动的再出发”，就“超脱乎一民族生命保持问题”，他认为，“吾民族实负有开辟世界未来文化之使命”，并断言“世界文化转变之机已届，正有待吾人之开其先路”：“所谓民族自觉者，觉此也。”
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梁漱溟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又是什么呢？他也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1.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2.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他强调，“我们中国，偌大一个民族，有这么些人在一块儿生活，他总有他过日子的方法，总有他的规矩、制度、道理一套东西”，“我们相信，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是变不得的”，但又必须“待老道理的粗处浅处需要改变处，通统破坏完了，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老道理虽然近几十年在城市里遭到了较大破坏，但在乡村仍有保存；更重要的是，这些老道理本来就产生在中国传统的乡民社会里，乡村就自然成为其有形的载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选择：“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这便是‘乡村建设’。”
由此我们也就懂得：梁漱溟提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来创造新社会制度、新文化，就是要通过乡村的组织与建设，使中国传统的“老道理”得以复兴。梁漱溟强调，这是“老根复活”，是“旧生命”的“新创造”，一种“再生”，而绝不是复古复旧。
可以说，乡村建设是梁漱溟终于找到的中国文化、中国民族再生自救之路。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个人人生上的自救之路。他曾经如此“言志”：“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而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信赖于他。”
因此他放弃北大的教职，毅然到农村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为彷徨苦闷中的国人指出方向，并以行动获取信赖，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与理想。梁漱溟一再申明，著书立说，当教授、学者，本非他所愿；他要做的，是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者与实践者。
这样，梁漱溟也就为同时期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打上了自己个人的鲜明印记。从表面上看，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人，也都提出过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强调中西融合；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吸取，着眼于寻找传统与西学的联接点，比如晏阳初开掘的儒学资源，即是以其“民本主义”（“民为邦本”）和西方人本主义与现代人权、民主思想相衔接。用晏阳初的话说，就是要“保持和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哲学的宝贵财产，引进和实行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华，以此奠定现代民主中国的基础”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晏阳初等走的是一条“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乡村改造之路。而如前所说，梁漱溟恰恰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种批判性的审视，他强调的不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而恰恰是不同于西方的，而在他看来又是高于西方的儒家思想之本，即他说的“中国老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奉行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乡村建设路线。
这大概也是今天讨论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意义所在：晏阳初等的民主政治之路，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其中许多观念都已成为我们的思维定式；现在正需要从梁漱溟这里看到另一种观念、思路，另一种选择，另一种可能性，以便和我们原有的乡村建设认识，形成一个张力，撑开我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也许我们最后仍然不能认同梁漱溟的观念和主张，但他的思考与实践，却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与解决途径复杂化、立体化、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