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还是我们这里着重讨论的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都是独特而巨大的存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师级的人物。梁漱溟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做了四件大事。1917年,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因为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看中,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持为孔子说法,成为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成为他“丰富博杂一生的纲要”。 1924年,三十一岁风华正茂的梁漱溟突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曹州办学,后又到山东邹平,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乡村建设实验区与县政建设实验区,设立村学、乡学,实施广义的教育工程,如推行农业改良,建立乡建金融,整顿风俗等,如研究者所说,“其设计之精、规模之大、内容之广、细节之富、效果之丰,是令人惊异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被迫中断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转而推动爱国团结统一运动,以国民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巡视抗日后方,参与发起领导中国民主同盟,调停国共两党纷争,为和平奔走不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六岁的梁漱溟选择了“留在政府外边”做独立观察者、研究者的道路,他也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与毛泽东发生当面冲突,研究者说,这“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上属于仅此一例”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更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公开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提出保留意见。梁漱溟在50、60、70年代还写了《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梁漱溟在晚年接见来访者,谈到《人心与人生》时,特意提醒说:“我想我一生,写成这本书,是我的最重要的事情。”
在访谈里,梁漱溟对自己如此定位:“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 这表明:梁漱溟不是在学院里高谈的所谓“纯学者”,他的思想是要实行的,他是个行动者,而且是投入了自己全部生命的;他也不同于一般的实行者,他的实践是以自己的独立、独特思想为指导的,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的理性。简言之,他是以读书、思考、研究、实践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的。研究者因此说,梁漱溟“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他“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梁漱溟一生的思考与行事,冯友兰有一个概括:“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而在梁漱溟这里,这两方面又是统一的;人们评论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最有影响的人物”。正是后者,将梁漱溟与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动者,如晏阳初、陶行知、卢作孚等区分开来:他是更加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的,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最主要的特色。我们先要有这样的总体认识,然后再做详尽讨论。